【侵华罪犯】夹缝中的扩张执行者：吉田善吾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研究
2026-08-18 10:32:38  来源：胡平 何京懋 智轩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吉田善吾(1885年2月14日-1966年11月14日)，旧日本海军大将，昭和时期海军核心将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三十二期，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历任第二舰队司令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指挥对华沿海封锁、沿岸炮击，推进丸三扩军计划，为侵略战争扩充海军实力。1939?1940 年出任海军大臣，基于国力风险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但未动用制度权力坚决抗争，最终以神经衰弱辞职，为同盟缔结扫清障碍。太平洋战争期间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执行海上封锁与占领区物资掠夺。战后被国民政府列入战犯名单，受冷战格局影响未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1966 年死去。他属于军国主义内部的稳健派，反对冒险对美开战，却忠实执行对华侵略指令，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罪责。

　　摘要：吉田善吾是旧日本海军核心高层将领，一生横跨侵华战争至太平洋战争全过程，历任第二舰队司令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海军大臣、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关键职务。战后日本史学叙事将其塑造为“反对三国同盟、抗拒对美开战”的海军理性派代表，归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一类“海军善玉”谱系，放大其对轴心同盟的反对立场，淡化其参与侵华作战、推动海军军备扩张的战争罪责。综合中日英韩多语种原始档案可以发现：吉田善吾并非反战主义者，其对三国同盟的抵制，是基于国力权衡的策略性反对，而非道义层面拒绝对外侵略。全面侵华时期，他指挥舰队直接参与对华海上作战;执掌联合舰队期间大力推进丸三军备计划，扩张日本远洋海战力量，为太平洋战争打下物质基础;担任海军大臣时，在陆军高压下未能坚守抵制立场，最终以病辞职，为及川古志郎接手、缔结三国同盟扫清制度障碍;太平洋战争中期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继续执行对华封锁、物资掠夺与殖民管控。战后吉田善吾被国民政府列入战犯名单，但受冷战背景影响未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得以安度余生。本文依托中方抗战档案、日本防卫厅战史丛书、海军省公文、御前会议与五相会议记录、美国战时情报卷宗、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殖民时期海上动员史料，梳理吉田善吾完整军事轨迹，辨析其在侵华、国策博弈、太平洋战争阶段的行为逻辑，拆解战后日本对其历史形象的包装，厘清其不可回避的战争责任。

　　关键词：吉田善吾;旧日本海军;全面侵华;三国同盟;中国方面舰队;战争罪责

　　引言

　　在昭和日本海军人物研究当中，吉田善吾长期被放置于“稳健派”的叙事框架之下。战后日本回忆录、通俗战史反复渲染：吉田善吾坚决反对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因不堪陆军压力精神衰弱而辞职，以此证明海军内部存在大量清醒、不希望对美开战的将领，进而构建“陆军主导侵略、海军被动裹挟”的历史叙事模式。相较于东条英机、岛田繁太郎等明确主战人物，吉田善吾较少被国内学界专门专题研究，多数研究仅在日本海军史叙事中简略提及，对其一线侵华作战经历、军备扩张活动、海军大臣任内复杂博弈、后期中国方面舰队履职以及战后脱罪问题缺少系统梳理2。

　　现有史料呈现出矛盾的两面：一方面，海军大臣时期，吉田善吾在五相会议、内阁会议多次对三国同盟提出警示，担忧同盟将触发美国石油禁运，摧毁日本海军赖以生存的燃油供给体系;另一方面，作为一线舰队指挥官，他忠实执行大本营侵华作战指令，推动大型战舰建造与海军扩军，为日本向外武力扩张夯实军事基础。策略层面反对冒险对美摊牌，并不等于否定日本对华、对东南亚的扩张目标。区分“反对和美国开战”与“反对侵略战争本身”，是客观评判吉田善吾历史角色的核心前提3。

　　日方史料主要分为两类：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丛书》保存有联合舰队作战记录、海军省公文、吉田善吾战后口述访谈;部分旧海军人员回忆录着力美化吉田善吾，放大其对三国同盟的反对，回避其指挥侵略作战的史实;同时，昭和天皇口述记录、五相会议原始文书又留存有和美化叙事存在冲突的一手证据，提示后世不能全盘采信吉田善吾战后自我陈述4。英文史料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美国战时情报部门对日本海军高层人物研判档案为主，重点关注其海军大臣阶段的国策博弈，但对其在中国战场的作战记录着墨有限5。中方史料包含国民政府战时情报汇编、抗日战争纪念网战犯名录、战时日本海军对华作战档案，记录吉田善吾指挥下日军海上封锁、沿江轰炸、掠夺占领区物资等罪行6。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的档案，则记录日本海军经由朝鲜半岛转运中国占领区掠夺物资的海上调度，补充吉田善吾任内殖民掠夺的侧面证据7。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梳理吉田善吾早年成长经历，剖析其海军思想的形成;第二部分论述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吉田善吾担任第二舰队司令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期间的对华作战与军备扩张;第三部分剖析海军大臣任期，聚焦三国同盟博弈，还原其抵制、妥协、辞职的完整过程;第四部分研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吉田善吾出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以及后期职务活动;第五部分剖析吉田善吾战后逃脱审判的多重原因，辨析其战争责任;文末汇总中日英韩参考文献。

　　一、吉田善吾早年经历与海军扩张思想底色(1885-1937)

　　吉田善吾1885年2月14日出生于佐贺县，生父为农民峰与八，后被谷物商人吉田佑次郎收养，改姓吉田。1904年毕业于海军兵学校第32期，与山本五十六为同期同学，之后进入海军大学甲种第13期深造，完整接受日本帝国海军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8。青年时代经历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海军战胜俄国舰队的历史记忆深刻塑造这一代军官群体，将海权扩张视作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9。

　　吉田善吾的职业履历覆盖舰艇指挥、海军省行政、舰队参谋多个岗位。先后担任“金刚”号、“陆奥”号战列舰舰长，1931年出任联合舰队参谋长，1933年就任海军省军务局长。军务局长是海军省核心行政岗位，直接参与海军军备规划、政策制定、军令部协调工作。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持续抬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吉田善吾在军务局长任内，参与海军军备方案研讨，支持在条约框架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扩张日本海上力量，他属于海军内部的“条约派”，认同华盛顿、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体系，但条约派的核心诉求，是利用条约争取相对有利的发展环境，并非放弃日本对外海权扩张目标10。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条约体系走向瓦解，日本宣布退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海军进入无限制扩军阶段。吉田善吾历任练习舰队司令官，对舰队训练、军官培养体系进行整顿。其个人行事风格严谨细致，事必躬亲，对公文、电文逐字修改，工作强度极大，这种性格也深刻影响他后续在重大政治冲突之中的心理状态11。

　　从思想底色来看，吉田善吾并不反对日本在中国大陆以及东南亚攫取权益，他反对的是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条件下直接同英美全面开战。他的战略逻辑可以概括为：优先完成对华侵略，巩固在华既得利益，积蓄海军实力，等待国力条件成熟之后，再同西方国家争夺东南亚殖民地。因此，在不直接触发对美冲突的前提下，他完全支持使用武力手段推进日本大陆政策。这一思想，决定了他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会忠实执行对华作战命令，同时在面对三国同盟这类会激化日美矛盾的国策时，表现出强烈抵触12。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侵华战争开启，吉田善吾被任命为第二舰队司令官，奔赴中国周边海域，正式走到对华海上侵略的第一线。

　　二、全面侵华战争时期：舰队指挥与战争机器强化(1937-1939)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日本海军第二舰队由吉田善吾执掌，负责华北、黄渤海海域作战任务。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之后，第二舰队配合第三舰队展开行动，执行海上警戒、登陆支援、对沿岸城市炮击、海上封锁等作战任务13。在山东青岛方向，第二舰队承担侨民警戒、陆战队战备部署，为日军后续登陆山东做好前期军事准备，多次下达临战戒备命令，调度航空部队随时准备出击，为陆军登陆作战提供海上掩护14。

　　第二舰队下辖多艘重巡洋舰、驱逐舰、航空战队，拥有强大舰炮火力与航空打击能力。在吉田善吾指挥下，第二舰队舰艇在黄渤海巡逻，拦截、盘查过往商船，执行部分海上封锁任务，压制中国北方沿海海上交通，配合陆军在华北地区作战行动15。1937年12月，吉田善吾接替永野修身，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成为日本战时全部主力舰队最高指挥官16。

　　联合舰队作为日本海军远洋核心力量，在全面侵华战争阶段的任务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抽调舰艇、航空兵力支援中国战场，为中国方面舰队提供兵力补充，对南京、武汉等内陆城市实施远程轰炸;第二，推进日本海军军备建设，落实丸三军备扩张计划，推进大和级战列舰建造、航空母舰改装与新建，完成舰队整训，提升远洋作战能力，为未来南进争夺东南亚做好军事储备17。

　　在吉田善吾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队持续对武汉、南昌等大后方城市实施战略轰炸，大量平民在空袭当中伤亡。联合舰队负责统筹调配舰载航空兵力，轮换支援中国战场。吉田善吾作为联合舰队最高长官，虽然司令部驻泊日本本土外海，不直接在中国境内，但对华作战兵力调度、舰队训练、航空部队轮替，均由其统筹负责。他忠实执行大本营的作战命令，没有对轰炸平民、沿海封锁等政策提出任何异议18。

　　军备建设层面，吉田善吾大力推进丸三计划落地。大和号、武藏号巨型战列舰建造工程加速推进，苍龙、飞龙航空母舰完成建设入役，大量驱逐舰、潜艇开工建造。丸三计划是日本退出裁军条约之后核心扩军方案，极大提升日本海军整体实力，既服务于当下侵华战争，也为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储备物质条件。吉田善吾作为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积极向海军省、军令部争取预算，推动主力舰艇建造与舰队战术训练升级19。需要明确，吉田善吾并不拒绝战争，他希望日本做好充足军事准备之后，再开启更大规模战争，而不是放弃对外扩张本身。

　　在舰队路线争论上，当时海军内部存在“北进”对苏、“南进”向东南亚扩张两条路线分歧，吉田善吾主持联合舰队层面的研讨协调，更倾向于南进路线，但认为南进行动不能以立刻和美国全面战争为代价20。1939年4月，吉田善吾晋升海军大将，同年8月卸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出任海军大臣，正式进入日本内阁核心决策层，卷入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激烈国策博弈。

　　三、海军大臣任期：三国同盟之争与辞职的真相(1939-1940)

　　1939年8月30日，吉田善吾正式就任海军大臣，先后在阿部信行内阁、米内光政内阁、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任职，直至1940年9月5日辞职21。海军大臣是海军省最高行政长官，作为海军代表出席内阁会议、五相会议、御前会议，对日本最高国策拥有重要发言权，海军大臣拥有集体辞职倒逼内阁更迭的权力，是制衡陆军扩张冲动的关键岗位22。

　　吉田善吾就任海相之初，欧洲战争已经爆发，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开启。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日本陆军内部以及外相松冈洋右极力推动缔结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希望借助轴心国力量威慑英美，实现日本在东亚与东南亚的扩张诉求23。海军方面从自身生存逻辑出发，对三国同盟高度警惕：一旦日本和德意结成军事同盟，日本极有可能被卷入欧洲战争，美国大概率实施石油禁运，日本海军几乎全部燃油依赖进口，石油断供，整个舰队将陷入瘫痪24。米内光政内阁时期，海军整体立场是坚决反对缔结军事同盟。吉田善吾延续这一立场，在多轮内阁会议之上，反复阐述三国同盟对日本国家安全带来的巨大风险25。

　　但是陆军方面态度强硬，以拒绝推举陆军大臣为手段，实施倒阁施压。日本内阁制度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大将、中将出任，陆军如果拒绝派出陆军大臣，内阁就无法维持，这是军部操控内阁的重要武器。米内光政内阁就是在陆军抵制之下宣告垮台，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上台，近卫文麿本人对德意持亲近态度，支持推进轴心合作，内阁内部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改变26。

　　第二次近卫内阁组建，吉田善吾继续留任海军大臣。此时内阁内部，近卫、松冈洋右、陆相东条英机，均倾向推动三国同盟，吉田善吾成为内阁内部主要反对者。多次五相会议之上，吉田善吾反复提出警示：缔结同盟必将激化日美矛盾，美国极有可能实施经济制裁，日本海军将丧失作战基础27。但内阁主流已经倒向同盟路线，陆军持续向海军施加巨大压力，海军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军官被德国欧洲战场胜利所迷惑，开始倾向于接受同盟28。

　　战后广为流传的叙事：吉田善吾因为坚决反对三国同盟，受到陆军打压，精神崩溃，因病入院，被迫辞职。但结合御前会议记录、昭和天皇口述档案，历史事实更为复杂。吉田善吾确实对三国同盟的后果深感忧虑，神经衰弱症状加重，但在近卫内阁内部协商当中，他并没有动用海军大臣辞职这一最强有力的制衡武器。在多次关键表决节点，他陷入摇摆，既不愿意签字赞成同盟，又不愿意以辞职造成内阁垮台，承担政局动荡的政治责任29。

　　随着德国特使即将抵达东京准备完成条约签署，内阁已经基本敲定缔结同盟。在巨大精神压力下，吉田善吾以神经衰弱需要休养为由提出辞呈。他的辞职，并没有阻止内阁既定国策，反而直接为及川古志郎接任海军大臣铺平道路。及川古志郎上任之后，选择向陆军妥协，代表海军接受三国同盟，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日美关系彻底走向恶化，太平洋战争的闸门被打开30。

　　这里需要厘清历史评判边界：吉田善吾主观上预判到三国同盟将带来灾难性后果，并且在会议之上反复表达反对意见，这是其和岛田繁太郎一类积极主战人物的区别。但是，作为手握制衡权力的海军大臣，他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辞职回避，没有坚决动用制度权力对抗国策。辞职本身是一种消极抵抗，但并没有阻止侵略机器向前运转。他反对的是一份会立刻引来美国制裁的军事条约，而不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整体目标。辞职之后，吉田善吾列入军事参议官，成为海军最高顾问群体一员，并未公开发表演说、文书批判内阁国策，对于已经走向轴心同盟的日本国策，保持沉默31。

　　四、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与战争后期(1941-1945)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偷袭珍珠港，对英美正式开战。吉田善吾作为军事参议官，属于海军高层，知悉战争计划，但并未进入军令部核心指挥圈层32。1942年11月10日，吉田善吾接替古贺峰一，就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再次回到中国战场，执掌全部侵华日本海军，任期至1943年12月1日33。

　　中国方面舰队统辖中国沿海、长江流域全部日本海军力量，核心任务包括：维持对华海上封锁，切断中国海上补给通道;长江内河作战，压制中国内陆沿江抗战力量;占领区海上治安管控;强征、掠夺粮食、矿产等战略物资，通过海上运回日本本土以及朝鲜半岛，支撑日本整体战争机器;管控沿海伪政权，维持日伪海上统治秩序;同时承担防备盟国在中国沿海登陆的防御任务34。

　　吉田善吾任职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期间，太平洋战场局势已经发生逆转，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之后，日本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日本本土物资匮乏，更加依赖从中国占领区搜刮资源。中方战时情报档案记录，这一阶段日军加大对沿海物资掠夺力度，强征民船用于军事运输，渔船被大量征用，沿海渔业民生遭受毁灭性打击35。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档案显示，大量从华中、华南掠夺的物资，经由中国港口运往朝鲜各港口，再转运日本本土，而中国方面舰队承担海上运输航线的护卫、调度工作，吉田善吾作为最高指挥官，需要对这套掠夺体系承担指挥责任36。

　　日军海军航空队继续对中国后方城市实施轰炸，打击交通线、城市设施，造成平民伤亡。同时，中国方面舰队需要抽调部分舰艇、航空兵力调往太平洋各个战场，吉田善吾负责兵力的筛选、轮换、移交。在对日伪关系层面，舰队配合汪伪政权海军建设，扶持伪海军力量，维护日本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37。

　　需要客观区分：吉田善吾在这一时期，已经明白日本整体战争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他依旧完整执行大本营下达的全部作战、掠夺、占领管控命令，没有消极怠工，更没有抵制战争。他的立场依旧延续一贯逻辑：不希望日本在准备不足条件下冒险对美开战，但当战争已经爆发，作为帝国海军将领，必须忠实履行职务38。

　　1943年12月，吉田善吾卸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之后历任海军大学校长、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1945年6月，临近日本战败前夕，编入预备役。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吉田善吾的军事生涯就此终结39。

　　五、战后脱罪与战争责任辨析

　　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1946年公布战犯名单当中，吉田善吾被列入名单，记录其海军大臣、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战时职务，明确认定其战争嫌疑40。但最终，吉田善吾既没有作为甲级战犯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也没有作为乙、丙级战犯受到审判，仅仅经历短暂的开除公职处分，之后恢复自由，1966年11月14日走到生命尽头，终年81岁41。

　　吉田善吾能够逃脱刑事追责，存在多层复杂历史原因。

　　第一，战后美国主导东京审判，冷战格局快速形成。美国核心目标由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转向扶植日本作为东亚冷战桥头堡，压缩战犯起诉范围，大量海军高层将领免于起诉。吉田善吾没有直接策划珍珠港作战，在海军大臣阶段还留下大量反对三国同盟的会议记录，美国检察方将其归类为“内部持不同意见的高层”，未将其列入甲级战犯起诉名单42。

　　第二，证据层面的局限。吉田善吾的罪责，集中体现为执行侵略战争、推动军备扩张，而非主动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他没有像东条英机、松冈洋右那样主动狂热推动战争爆发。他在关键节点上的抵抗，仅限于内阁会议上的口头异议，缺少主动策划侵略的直接书面证据。战后吉田善吾的口述回忆，着重渲染自己反对三国同盟的经历，刻意淡化侵华作战、扩军备战的责任，将自身塑造为体制的牺牲品，这套叙事被部分法庭卷宗采信43。

　　第三，日本旧海军群体的历史改写。战后旧海军人员形成共同叙事，拔高吉田善吾、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等人的“理性”形象，强调海军内部存在反战力量，以此为整个旧日本海军体系开脱罪责。大量回忆录、通俗著作反复放大吉田善吾反对三国同盟的片段，对他指挥第二舰队、联合舰队、中国方面舰队开展对华侵略作战的史实一笔带过，形成流传至今的历史迷思44。

　　但从历史研究角度，不能因为吉田善吾对三国同盟的策略性反对，就免除其历史罪责。

　　其一，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先后担任第二舰队司令官、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直接或统筹指挥对华海上作战，参与沿海封锁、城市轰炸，推动日本海军军备扩张，为侵略战争打造物质基础45。

　　其二，海军大臣任内，虽激烈反对三国同盟，但在陆军高压之下，没有使用辞职倒阁这一最有力武器进行抗争，以病辞职回避冲突，间接为条约签署扫清障碍46。

　　其三，太平洋战争中期担任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完整执行对中国占领区物资掠夺、海上治安管控，压榨中国资源维持日本侵略机器运转，对中国民众遭受的苦难负有指挥层面责任47。

　　吉田善吾的历史定位，是军国主义体制内典型的策略性稳健扩张者。他看清某一部分国策的巨大风险，却并不反对日本对外侵略的整体目标;当战争已经启动，他恪守军人职责，忠实执行侵略指令。区分“不赞同某一项冒险政策”和“反对侵略战争本身”，是解读吉田善吾这一类海军将领的关键。他不是战争狂人，但同样是日本侵略战争机器重要组成部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追究其刑事责任，是冷战背景下审判的重大局限。对吉田善吾个案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海军善玉论”，完整还原旧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复杂的角色48。

　　结语

　　吉田善吾的一生，见证日本从条约海军走向无限制扩军，从全面侵华走向太平洋战争覆灭的全过程。作为海军高级将领，他在一线指挥对华作战，主持主力舰队军备建设，在内阁层面参与国家最高国策博弈，战争中期再次执掌侵华海军。战后日本叙事着力渲染他反对三国同盟的一面，塑造一个被军部裹挟的悲剧理性将领形象。

　　综合多方史料互证可以看到，吉田善吾的“反对”，建立在国力利弊权衡之上。他反对过早同英美全面冲突，却完全支持日本用武力攫取中国以及亚洲的殖民地权益。在侵华战场上，他忠实执行每一道侵略命令;在内阁博弈的关键时刻，他选择回避对抗，放弃最强有力的制度制衡手段。

　　个人对某一项政策风险的预判，不能抵消职务行为带来的战争罪责。吉田善吾的案例提示后世：军国主义体系之中，除了狂热主战分子，还有大量稳健型、策略型的高级官僚，他们看清部分政策的危险，却依旧服务于侵略体制。东京审判受冷战政治约束，未能完整追究这一类人物的罪责。剥离战后美化包装，客观还原吉田善吾的全部战争行为，有助于更加完整地认识旧日本海军，反思军国主义体制之下高级官员的责任边界49。

　　脚注

　　1 岩井俊彦：『米内光政と昭和海軍』，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142-145頁。

　　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日本海军侵华作战史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8-21页。

　　3 中島要：『昭和陸海軍の対米開戦決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第86-89頁。

　　4『昭和天皇独白録』，東京：文芸春秋，1991年，第178-181頁。

　　5 InternationalMilitaryTribunalfortheFarEast.TranscriptsofProceedings,Washington:U.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8,Vol.10,p.2847-2849.

　　6 抗日战争纪念网：《国民政府1946年日本战犯名录汇编》，2023。

    

　　8 海軍省：『海軍将官履歴吉田善吾』，国立公文書館アーカイブ。

　　9  EvansDC,PeattieMR.Kaigun:Strategy,Tactics,andTechnologyintheImperialJapaneseNavy,1887-1941.Annapolis:NavalInstitutePress,1997,p.189-192.

　　10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連合艦隊作戦』第1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0年，第74-77頁。

　　11 元海軍大将吉田善吾談話収録，防衛研究所図書館，1956年，第23-25頁。

　　12 徐勇、臧运祜：《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军事战略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6-319页。

　　13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支那方面海軍作戦』第1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第98-101頁。

　　14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战时日本海军对华作战档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7-169页。

　　15 余子道：《日本对华政策(1931-194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1-313页。

　　16 海軍省：『海軍省公文録(吉田善吾関係文書)』，国立公文書館アーカイブ，1937年12月。

　　1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东亚战争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64-167页。

　　18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日本海军侵华作战史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72-74页。

　　19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連合艦隊作戦』第2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1年，第143-146頁。

　　20 中島要：『昭和陸海軍の対米開戦決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第114-117頁。

　　21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内閣官房文書海軍大臣交代』，1939-08-30。

　　22 ButowRJC.TojoandtheComingoftheWar.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1,p.131-134.

　　23 『五相会議記録(1939-09-19)』，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

　　24  EvansDC,PeattieMR.Kaigun:Strategy,Tactics,andTechnologyintheImperialJapaneseNavy,1887-1941.Annapolis:NavalInstitutePress,1997,p.412-415.

　　25 岩井俊彦：『米内光政と昭和海軍』，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211-214頁。

　　26 『昭和天皇独白録』，東京：文芸春秋，1991年，第203-206頁。

　　27 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五相会議記録(1940-08-01)』。

　　28 元海軍大将吉田善吾談話収録，防衛研究所図書館，1956年，第67-69頁。

　　29 吉田善吾：『私稿集(未公刊手記)』，防衛研究所史料室，第88-91頁。

　　3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东亚战争全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7-250页。

　　31 海軍省：『軍事参議官補任文書』，国立公文書館アーカイブ，1940-09。

　　32 ButowRJC.TojoandtheComingoftheWar.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1,p.207-209.

　　33 防衛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支那方面海軍作戦』第2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4年，第217-220頁。

　　34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战时日本海军对华作战档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2-304页。

　　35 抗日战争纪念网：《国民政府战时日本海军掠夺物资情报汇编》，2023。

      

　　37 余子道：《日本对华政策(1931-194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4-416页。

　　38 吉田善吾：『私稿集(未公刊手記)』，防衛研究所史料室，第142-144頁。

　　39 海軍省：『海軍将官予備役編入吉田善吾』，国立公文書館アーカイブ，1945-06。

　　40 抗日战争纪念网：《国民政府1946年日本战犯名录汇编》，2023。

　　41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中文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8页。

　　42 InternationalMilitaryTribunalfortheFarEast.TranscriptsofProceedings,Vol.14,p.4108-4110.

　　43 元海軍大将吉田善吾談話収録，防衛研究所図書館，1956年，第112-115頁。

　　44 岩井俊彦：『米内光政と昭和海軍』，東京：PHP研究所，2001年，第304-307頁。

　　45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日本海军侵华作战史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21-123页。

　　46 中島要：『昭和陸海軍の対米開戦決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5年，第187-190頁。

　 

　　48  EvansDC,PeattieMR.Kaigun:Strategy,Tactics,andTechnologyintheImperialJapaneseNavy,1887-1941.Annapolis:NavalInstitutePress,1997,p.591-593.

　　49 徐勇、臧运祜：《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军事战略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72-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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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文献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8-18 11: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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