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高须四郎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研究
2026-08-04 15:47:39  来源：胡平 何京懋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须四郎(たかすしろう，ShirōTakasu，1884.10.27—1944.9.2)，旧日本帝国海军大将，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骨干战犯。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长期服役于日本海军，早早投身军国主义对外征战部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出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指挥航空兵力进犯上海，以舰载机轰炸我国沿海城市，残害大量平民;后续担任第二遣华舰队司令，依托海上力量封锁中国海岸线，持续配合日军陆上侵华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转战东南亚海域，历任西南方面舰队等重要指挥官，大肆侵占南洋地区，掠夺资源、屠戮民众。1944 年晋升海军大将，同年病亡于东京。终其一生，高须四郎追随日本军国主义，先后参与侵华战争与太平洋侵略战争，双手沾染多国人民鲜血，是侵略战争不折不扣的加害者，历史罪责不容抹杀。

　　内容摘要

　　高须四郎(たかすしろう，ShirōTakasu，1884.10.27—1944.9.2)是旧日本帝国海军核心高层将领，海军兵学校第35期，最终军衔海军大将。作为昭和海军“英美派”代表人物之一，高须四郎兼具情报军官、航母部队指挥官、舰队司令、海军教育家多重身份。他亲身参与全面抗日战争初期上海作战、华南海上封锁作战，后历任第一舰队司令长官、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投身太平洋战争，是贯穿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过渡阶段的关键海军人物。以往中日史学界研究多聚焦山本五十六、南云忠一、古贺峰一等知名将领，对高须四郎缺乏系统性专题考察。本文综合中文档案史料、日本防卫省战史丛书、国立公文书馆原始文书、欧美海军战史文献，梳理高须四郎军事生涯脉络，厘清其在侵华战争、太平洋各大战役中的作战行动，辨析其“反对对美开战”“反对三国同盟”的政治立场与其战争罪责之间的辩证关系，剖析昭和海军内部派系分歧，揭示：即便属于海军内部“慎重派”，高须四郎依然忠实执行日本军部对外扩张命令，主动实施对华海上侵略、海上封锁、无差别空袭等军事行动，无法摆脱侵略战争参与者的历史罪责。高须四郎个案，为理解旧日本海军“派系对立但扩张目标一致”的本质提供典型样本。

　　关键词：高须四郎;旧日本帝国海军;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西南方面舰队;昭和海军

　　引言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海军逐步从区域性海上扩张转向全面对华侵略，最终挑起太平洋战争。海军高层内部长期存在路线分歧：以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高须四郎为代表的英美派，担忧对英美开战将耗尽日本国力;以东条英机、及川古志郎、丰田副武部分军官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南进夺取东南亚资源。长期以来，国内外史学界容易形成一种片面认知：凡是“反对对美开战”的海军将领，等同于“和平主义者”，弱化其侵华战争罪责。高须四郎正是纠正这一认知偏差的典型案例。

　　现有史料中，日文史料主要有《战史丛书》《日本海军将官履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海军公文;英文史料以《太平洋战争在线百科全书》《Kaigun：日本帝国海军战略、战术与技术(1887—1941)》、美国海军战后日本海军调查报告(USSBS)为主;中文史料集中于民国海军档案、华南抗战史料、上海淞沪会战海军作战记录。但是，国内外尚无专门研究高须四郎的学术论文，相关史实零散分布于海军通史、战役史料之中，存在史实错漏：部分通俗读物混淆第五舰队、第二遣华舰队作战序列，误判高须四郎中途岛作战任务，片面放大其“反战言论”而忽视其对华军事侵略事实。

　　本文依托中英文原始史料，按照生平发展时序划分阶段，重点考察：第一，高须四郎早期海军生涯、驻英情报工作如何塑造其海军战略思想;第二，全面抗日战争期间，第一航空战队阶段上海作战、第五舰队华南封锁作战、驻满海军部任职期间的侵华行动;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舰队、西南方面舰队指挥作战活动;第四，辨析其政治立场，厘清“慎重派”身份与战争罪责边界;第五，评价高须四郎在日本海军扩张体系中的历史定位。

　　第一章 高须四郎早年海军生涯与战略思想形成(1884—1936)

　　1.1 出身与海军基础教育

　　高须四郎1884年10月27日生于茨城县樱川村(今稲敷市)，旧制土浦初中毕业。1904年报考海军兵学校，1907年11月20日以第35期第10名(172名学员中)毕业，正式开启海军生涯。同期同学包括近藤信竹、野村直邦等日后海军中将、大将，构成昭和海军中坚力量。

　　入伍初期，先后乘坐严岛、明石巡洋舰执行近海勤务，历任战列舰安艺、装甲巡洋舰吾妻、筑波基层军官。1913年晋升海军大尉，配属河内号战列舰。1919年，完成海军大学甲种第17期课程，晋升海军少佐。海军大学的系统学习，奠定其舰队战术、海军战略理论基础。

　　1.2 驻英武官经历与海军航空情报活动(1919—1924，1930—1932)

　　高须四郎海军生涯最显著特征是长期派驻英国。1919年6月，奉命赴英国担任海军武官辅佐官，1920年晋升中佐;1930年12月再度出使英国，担任日本驻英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两次驻英累计四年，是日本海军少数长期深入考察英国皇家海军的高级军官。

　　英文史料明确记载，高须四郎核心任务之一是搜集英国海军航空技术情报，联络英国航空人才。他参与接洽、推动森皮尔代表团(SempillMission)赴日传授航母运用、舰载机战术，策动英国飞行员弗雷德里克?拉特兰(FrederickRutland)两次赴日本海军任职，为日本早期航母战术体系建立提供关键外部技术支撑。这一段经历，直接促使高须四郎重视海军航空兵发展，成为日本海军早期航母作战理论推动者之一。

　　在英国期间，高须四郎近距离观察英国海上霸权体系，深刻认识英美海上实力优势。这一观察，成为日后他强烈反对日本与英美全面开战的思想源头。他认为，日本工业产能、远洋补给能力无法与英美长期对抗，冒险挑起太平洋战争必将走向失败。但是，“反对对美开战”不等于反对对外侵略扩张，高须四郎始终支持日本在中国、东亚大陆攫取殖民利益，这是解读其一生行为的核心矛盾点。

　　1932年归国，恰逢日本国内法西斯激进势力高涨，五一五事件爆发。犬养毅首相被海军青年军官刺杀。海军省任命没有卷入国内派系斗争、长期驻外的高须四郎担任五一五事件海军军法会议审判长。审判过程中，高须四郎作出宽大判决，仅判处肇事者有期徒刑，拒绝死刑判决。日本舆论称之为“兼顾情理的温情判决”。晚年高须四郎反思，认为此次轻判纵容海军激进分子，间接助长二二六兵变等极端行动，终身引以为憾。

　　1.3 军令部情报负责人时期(1934—1936)

　　1934年11月15日，高须四郎晋升海军少将，出任海军军令部第三部部长。军令部第三部主管海外情报、各国海军动向研判，是海军情报最高负责人。任职两年间，持续跟踪中国国民政府海军建设、英美远东舰队部署、苏联远东海军动向，为日本海军制定对华作战预案提供情报支撑。

　　此时日本海军已经完成《对华作战方案》修订，预案明确：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依靠舰载航空兵、水面舰艇封锁中国沿海，切断海外物资输入，配合陆军登陆作战。高须四郎作为情报主官，全程参与相关情报评估，为日后上海作战、华南海上封锁预先完成情报筹备。

　　任职期满后，1936年12月，高须四郎调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迎来军事生涯转折点，正式执掌日本早期航母机动部队，即将奔赴中国战场。

　　第二章 高须四郎与全面抗日战争(1937—194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抗日战争)开启。高须四郎自战争初期便投入对华海上作战，先后指挥第一航空战队、驻满海军部、第五舰队(第二遣华舰队)，作战区域覆盖上海、长江下游、华南珠江流域、中国东北沿海，是日本海军侵华作战重要指挥官。

　　2.1 第一航空战队司令官：淞沪会战海上航空作战(1937.7—1937.12)

　　第一航空战队下辖航空母舰龙骧、凤翔，是日本最早投入中国战场的航母编队。1937年8月淞沪会战打响，高须四郎率领航母编队进驻上海外海，执行两大任务：

　　第一，舰载机对上海市区、国军阵地、虹桥机场、苏州沿线交通枢纽实施空袭，支援日本陆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登陆作战;

　　第二，封锁长江口，拦截中国船舶，打击长江流域国民政府海军舰艇。

　　中文史料《淞沪会战海军作战纪要》记录：1937年8月14日起，日军航母舰载机持续轰炸吴淞要塞、江南造船厂，攻击宁海、平海等中国海军主力巡洋舰。高须四郎指挥舰载航空兵配合第三舰队长谷川清部队，压制中国海空防御力量。

　　需要厘清史实：当时日本联合舰队主力尚未集结华东，第一航空战队是上海战场最重要的空中机动打击力量。大量针对平民区、城市基础设施的无差别轰炸，均由该战队舰载机参与实施。虽然作战命令由中国方面舰队统一下达，但高须四郎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直接负责空袭计划组织、目标分配。

　　淞沪会战结束后，1937年12月，高须四郎调任练习舰队司令官，暂时离开中国前线。1938年8月，转任驻满海军部司令官。

　　2.2 驻满海军部司令官：东北沿海殖民管控(1938.8—1938.11)

　　驻满海军部负责伪满洲国全部海上防务，统一管理日本驻扎东北的海军部队，同时充当伪满海上警察力量军事顾问。任职期间，高须四郎强化渤海、黄海北部封锁，管控东北港口，打击抗日海上运输线，巩固日本对东北沿海殖民统治。同时协调关东军与海军之间海上行动，研究对苏远东海军警戒方案。

　　1938年11月15日，高须四郎晋升海军中将，出任海军大学校长。海军大学是日本海军高级将官培养核心机构。在校期间，他结合自身航母作战经验，修改海军大学战术教程，总结上海作战舰载航空兵运用经验，向全体学员灌输“海上封锁、航空打击配合陆军登陆”的对华作战范式。同时在校内持续表达对未来对英美开战的忧虑，在校内形成“慎重派”思想阵地。

　　2.3 第五舰队、第二遣华舰队司令长官：华南海上封锁与珠江作战(1939—1940)

　　1939年9月29日，高须四郎就任第五舰队司令长官。第五舰队后改组为第二遣华舰队，隶属于中国方面舰队，作战辖区为华南沿海(福建南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湾)。国民政府对外物资补给重要通道珠江口、香港周边航线，正是该舰队封锁范围。

　　华南作战是高须四郎侵华战争最重要阶段。日军战略目标：切断香港—广州国际补给线，迫使国民政府断绝外部援助。1939年9月20日起，高须四郎组织大规模连续空袭，重点打击广州白云机场、天河机场，重创广东空军。随后舰队主力进入珠江口，进攻虎门要塞，与陈策指挥的粤海舰队展开决战。

　　民国海军档案记载此次珠江口海战：日军夕张号巡洋舰、多艘驱逐舰配合舰载机，持续进攻肇和、海周等粤海军舰艇。至1939年9月底，广东海军主力水面舰艇大多被击沉、自沉，珠江口海上防御体系崩溃。日军完成对珠江口封锁，海外援华物资运输通道大幅萎缩。

　　在任期间，高须四郎实施常态化海上临检拿捕，拦截中立国商船，搜查战略物资;持续炮击华南沿海城镇;配合日本陆军登陆海南岛，建立华南前进基地。

　　必须辨析：高须四郎曾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进驻事件中，与陆军富永恭次发生冲突。陆军擅自采取强硬行动，高须四郎一度撤回护航舰艇以示抗议。部分日本战后回忆录借此渲染其“克制、理性”，但本质是陆海两军战术分歧，并不改变其主动执行对华封锁、军事打击的侵略事实。

　　1940年11月，高须四郎调离中国战场，出任第四舰队司令长官，负责内南洋防务。至此，持续四年的侵华作战阶段结束。纵观其对华作战履历：从上海航母空袭，到东北沿海管控，再到华南全面海上封锁，完整参与日本海军三大战略方向侵华行动，是日本海军“以海困华”战略坚定执行者。

　　第三章 高须四郎与太平洋战争(1941—1944)

　　3.1 第一舰队司令长官：太平洋战争开战至中途岛战役(1941.8—1942.9)

　　1941年8月11日，高须四郎就任第一舰队司令长官。第一舰队是日本联合舰队主力战列舰集群，拥有当时日本绝大部分战列舰，按照日本海军传统“渐减邀击作战”构想，作为决战主力长期本土待命。

　　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8日爆发。偷袭珍珠港行动由南云忠一机动舰队执行，高须四郎第一舰队主力停泊濑户内海，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开战初期数月，第一舰队基本没有出击。西方学界长期讨论：高须四郎作为反对对美开战将领，为何服从命令?核心答案在于旧日本海军体制：军官职业伦理要求无条件服从大本营命令，派系分歧止步于内部建言，一旦战争开启，全体军人必须执行作战指令。

　　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高须四郎率领第一舰队主力组成警戒部队，远程掩护阿留申群岛登陆作战。该分作战行动是中途岛战役重要辅攻，目的牵制美军兵力。由于距离主战场遥远，没有直接参与中途岛海战主力交锋。日军中途岛惨败之后，联合舰队战略主动权丧失，海军高层人事开始调整。1942年9月，高须四郎调任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前往东南亚战场。

　　3.2 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东南亚持久战(1942.9—1944.3)

　　1942年9月15日，高须四郎出任西南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司令部设于新加坡，同时兼任第二南遣舰队司令;1943年9月20日起，第十三航空舰队纳入其指挥体系。辖区覆盖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西部、印度洋东部，承担三大任务：

　　维持东南亚占领区海上交通线，保障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运回日本本土;

　　对抗盟军潜艇、航空兵破交作战;

　　遏制盟军从澳大利亚方向发起反攻。

　　这一阶段是日军战略转入防御阶段。美军潜艇部队持续猎杀日本运输船队，东南亚海上运输损失急剧上升。高须四郎大力强化反潜巡逻，依托第十三航空舰队岸基飞机开展大范围反潜;同时组织船队分段护航。但日本反潜技术落后，难以扭转运输船大量损耗的局面。

　　同时，司令部组织持续对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空袭，打击盟军前进基地;协调日本陆军第25军、第16军与海军联合作战。在新几内亚西部拉锯战中，负责海上兵力投送与补给。

　　日军内部矛盾在此阶段持续爆发。西南方面舰队需要大量舰艇、航空兵力，但联合舰队主力持续投入所罗门群岛消耗战，无法给予增援。高须四郎多次向军令部、联合舰队司令部上报兵力不足，战略资源分配失衡，却无法改变整体战略布局。

　　欧美战史文献评价：高须四郎治理下的西南方面舰队，最大限度维持了东南亚资源输送通道，延长日本战争续航时间。客观上，他的指挥延缓了盟军东南亚反攻进程，加剧东南亚各国占领统治下的民生灾难。

　　3.3 晋升海军大将、军事参议官与病逝(1944.3—1944.9)

　　1944年3月1日，高须四郎晋升海军大将。此时日军海上战局全面恶化，马里亚纳防线岌岌可危。1944年6月18日，奉调返回东京，担任海军军事参议官，进入海军最高决策圈层。

　　长期热带战区服役损害高须四郎健康，回到东京后病情迅速加重。1944年9月2日，高须四郎在东京病逝，终年59岁，安葬于东京青山陵园。因其死亡早于日本投降，未被列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名单，免于战后审判。

　　第四章 高须四郎政治立场辨析：“英美慎重派”与战争罪责

　　4.1 高须四郎的核心政治主张

　　综合日本海军文书、同时代将官回忆录、英文情报档案，高须四郎政治立场可以归纳三点：

　　第一，坚决反对《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他判断绑定德国将迫使日本卷入欧美冲突，外交空间彻底丧失;

　　第二，公开反对主动对美国、英国开战。主张维持太平洋现状，避免两线作战，优先巩固在中国占领利益;

　　第三，不反对对华侵略、南进夺取东南亚资源。其分歧仅仅是“战争时机、作战对手”，而非放弃对外扩张。

　　这是理解人物最关键分界点：高须四郎属于扩张路线内的策略反对派，而非和平主义者。他反对一场他预判会失败的太平洋战争，但完全支持日本掠夺中国领土与资源的侵华战争。

　　很多通俗历史叙事存在逻辑谬误：将昭和海军“英美派”等同于反战人士。以高须四郎、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为例，三人全部强烈反对对美开战，但是三人全部亲自指挥对华军事作战。山本五十六参与淞沪会战空袭;高须四郎指挥航母部队、华南封锁作战;米内光政任第三舰队司令时期主导长江作战。派系斗争只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关于扩张路径的争吵，在侵略中国这一核心目标上高度统一。

　　4.2 战争罪责分析

　　依据现代国际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法理，结合高须四郎履历，可以分层界定罪责：

　　破坏和平罪层面：日本全面侵华决策形成阶段，高须四郎虽未居于最高决策层，但作为军令部情报主管、高级舰队指挥官，为侵华作战提供情报、执行作战计划，属于侵略战争重要参与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建言避免对美开战，但建言未被采纳后，依然忠实履行军事命令。

　　战争罪行层面：在华指挥期间，组织舰载机无差别轰炸城市、海上封锁、扣押中立国船舶，造成大量中国军民伤亡与物资损失，直接实施战争行为。

　　局限性：现有史料尚未发现高须四郎下达屠杀战俘、虐待平民的直接书面命令;相较于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这类甲级战犯，不属于顶层战争策划者。

　　由于1944年提前病死，高须四郎没有接受战后审判，但法理层面的战争责任不能因其早逝而被抹杀。不能凭借其“反对对美开战”的言论淡化其侵华罪责。

　　4.3 昭和海军派系斗争再审视

　　以高须四郎个案可以总结昭和海军派系特征：

　　无论是“英美慎重派”还是“对美主战派”，思想根基均是日本海权扩张主义。分歧焦点：先北进还是先南进、是否挑战英美、何时开战;共识是维持并扩大日本在东亚殖民霸权。海军内部路线博弈，是帝国主义集团内部利益博弈，不存在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一旦大本营做出开战决议，所有职业海军军官几乎全部服从命令，派系分歧立刻让位于军事任务。

　　第五章 历史定位与史学启示

　　5.1 高须四郎在日本海军史上的定位

　　第一，日本海军航空兵早期开拓者。依托驻英情报工作、第一航空战队指挥经历，推动航母战术实战运用，淞沪会战是日本航母舰载机大规模攻击大陆的首次实战演练，为后续太平洋战争机动舰队战术积累经验。

　　第二，日本海军“华南封锁战略”主要执行者。第二遣华舰队时期实施的珠江口作战、华南沿海封锁，极大加剧国民政府抗战物资困境，深刻影响华南抗战格局。

　　第三，连接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过渡型将领。前期重心在中国战场，战争重心转向南洋后调任西南方面舰队，完整见证日本从局部侵华走向全面太平洋战争全过程。

　　第四，昭和海军“英美慎重派”典型样本，为研究海军高层思想分歧提供重要案例。

　　5.2 史学启示

　　第一，研究日本战争人物，必须区分“反对某一场战争”和“反对侵略政策”。部分日军高层仅仅害怕战败而反对冒险，并不具备反对侵略的价值立场，高须四郎即是典型案例，警示史学研究避免简单标签化;

　　第二，应当均衡重视太平洋战争研究与抗日战争海上战场研究。长期以来国内二战研究偏重太平洋海战，对日本海军在中国沿海实施的封锁、空袭作战关注不足;华南海上封锁、长江水系海战，是抗日战争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在史料运用上，需要中日英三方史料互证。日本单方面战史回忆录常有美化自身、弱化战争罪行倾向;欧美史料侧重于太平洋战场，对华作战记录较为简略;中文档案能够有效还原日军侵华行动造成的损害，三方对照才能还原完整史实。

　　结语

　　高须四郎一生横跨日本海军扩张关键三十年。从20年代赴英国搜集航空情报，到30年代率领航母部队肆虐上海海面、封锁华南沿海，再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坐镇东南亚维持占领区海上交通线，他一步步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海军内部少数预判对美开战必将失败的将领，高须四郎拥有超越同时代许多军官的战略判断力。但是，战略上的理性，并未转化为对侵略战争的抵制。在日本军部既定扩张路线之下，他恪尽职守，全力执行对华作战命令，给中国沿海民众带来深重灾难。这一组内在矛盾，构成高须四郎人物形象的核心悲剧。

　　历史事实清晰证明：旧日本帝国海军内部的派系分歧，无法改变其整体的侵略属性。评价战时日本军政人物，不能仅凭几句反思战争的言论盖棺定论，更需要审视其实际军事行动。高须四郎的经历提醒后世研究者：必须剥离战后日方回忆录的自我美化叙事，依托多元原始史料，客观厘清每一名战争参与者的责任，完整还原第二次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相互交织的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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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8-04 15: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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