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罪犯】皇族海军战争推手：伏见宫博恭王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研究
2026-07-31 16:59:25  来源：胡平 何京懋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战后，美国等国家出于冷战私利，包庇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导致战争罪行清算极不彻底，许多战犯未受应有惩处，严重违背历史正义与国际公理。历史不容忘却，更不容篡改。中国人民永远铭记那段惨痛历史。揭露战争罪犯罪行，旨在以史实警示世人：日本右翼势力迄今未对其侵略历史彻底反省，军国主义残余仍有抬头危险。我们必须以史为鉴，坚决反对任何美化侵略、为战犯翻案的错误言行。中国愿与各国人民一道，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国际正义，守护二战胜利成果与和平发展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伏见宫博恭王(ふしみのみや ひろやすおう，1875年10月16日—1946年8月16日)，日本皇族，元帅海军大将。1932 至 1941 年出任海军军令部总长，与闲院宫载仁亲王形成 “皇族双总长” 格局。任职期间推动日本退出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大力扩张海军军备，扶持主战舰队派掌控海军。他统筹指挥一二八事变、淞沪会战等侵华海上作战，推行中国沿海封锁，批准对华城市无差别轰炸，并积极鼓吹南进战略，推动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激化对日美冲突。日本战败后，受美国占领当局政策影响免于审判，1946 年在东京病逝，是负有重大战争罪责却逃脱追责的核心侵略策划者。

　　内容摘要：伏见宫博恭王，日本伏见宫第23代当主，元帅海军大将，1932—1941年担任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作为昭和天皇倚重的皇族军事代表，他与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形成“皇族双总长”格局，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海军“舰队派”核心领袖。在任九年，他主导海军军备扩张、推动撕毁国际海军裁军条约，全程参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全面侵华战争的海军战略决策，策划对华沿海封锁、战略轰炸、登陆作战，奠定日本南进政策海军战略基础，是日本对外侵略链条上至关重要却长期被忽视的核心人物。

　　现有国内外研究多聚焦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等海军将领，对于伏见宫博恭王的系统性专题研究较为薄弱。受战后东京审判豁免日本皇族战犯政策影响，伏见宫并未作为甲级战犯被起诉，1946年病死，其战争罪责长期遭到遮蔽。本文综合运用中国史料、日本防卫省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原始公文、日方战史丛书、英美战时情报与战后外交档案，梳理伏见宫的军事生涯，剖析其海军战略思想，厘清其在侵华战争、日美矛盾激化、南进战略形成中的具体行动，辨析皇族军部体制在日本军国主义暴走过程中的作用，揭示东京审判遗留的历史罪责漏洞。

　　关键词：伏见宫博恭王;日本海军军令部;舰队派;全面侵华战争;皇族军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引言

　　一、选题意义

　　1931—1941年，是日本从局部侵华走向全面战争、逐步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关键十年。陆军层面，闲院宫载仁亲王长期执掌参谋本部;海军层面，伏见宫博恭王统帅海军军令部。两位皇族分别掌控陆、海军军令中枢，构成昭和天皇直接掌控军队的制度安排。相较于广为人知的陆军皇族，伏见宫博恭王长期处于历史叙事的盲区。

　　海军军令部掌握日本海军作战计划、兵力调动、战役指挥权，区别于负责军政的海军省。1933年，伏见宫推动权力转移，实现“军令部凌驾海军省”，彻底改变日本海军军政、军令平衡格局，为海军激进扩张扫清制度障碍。从一二八淞沪事变、华北作战、八一三淞沪会战、华南沿海作战，到对重庆、南京、广州等城市无差别战略轰炸，一系列侵华海军行动均在其军令部总长任期内策划实施。同时，他强硬推动废弃伦敦海军条约，激化日美海上矛盾，持续鼓吹对英美强硬，为日后太平洋战争埋下伏笔。

　　战后，美国为保全天皇体制，豁免皇族战犯，伏见宫博恭王未受到任何司法追究，大量一手军令文件长期封存，导致国内外学界对其战争责任研究碎片化。系统梳理伏见宫的活动，能够填补昭和海军史、侵华战争史的研究空白，厘清日本皇族群体在战争决策中的角色，反思东京审判不彻底性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中文研究

　　国内专著大多在论述日本海军、淞沪会战、海军派系斗争时零星提及伏见宫博恭王，缺乏专题论文。《日本海军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收录部分军令部电报，但未专门考证伏见宫个人决策脉络。期刊论文多聚焦海军“舰队派”与“条约派”斗争，少量文章关注皇族军部，尚未完整梳理伏见宫在历次侵华战事中的指令与部署。抗日战争纪念网整理的战时海军作战史料，提供大量海军第三舰队在华作战背景资料，为本研究提供基础。

　　(二)日文史料与研究

　　日方原始核心史料：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藏海军军令部电报、大海令、海陆军事协定;《戦史叢書》之《支那事変海軍作戦》《海軍軍令部史》;川田敬一《伏見宮博恭王：海軍トップに君臨した九年》、《天皇?伏見宮と日本海軍》(文芸春秋，1988)。战后日本保守史学常将伏见宫塑造为“传统海军军人”，淡化其侵略决策责任;进步史学则指出其作为皇族，是天皇连接海军激进势力的关键纽带。

　　(三)英文史料与研究

　　英美战时驻华外交档案、美国海军情报办公室战时研判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文献。英文著作《TheRiseandFalloftheJapaneseNavy》、HerbertBix《HirohitoandtheMakingofModernJapan》(《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简要提及伏见宫皇族身份与海军权力架构，但缺乏对华作战细节考证。西方学界主流关注点集中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后人物，对1932—1941年海军军令首长研究不足。

　　三、研究方法与史料说明

　　本文采用史料实证法，交叉比对三类史料：

　　中文史料：国民政府战时档案、战史汇编、中方战场作战记录、战后调查报告;

　　日文史料：JACAR数字化原始军令文件、《战史丛书》、海军元老回忆录、宫内省相关记录;

　　英文史料：美国国务院外交档案、美国海军情报资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卷宗。

　　第一章 伏见宫博恭王早年经历与海军道路(1875—1932)

　　1.1 出身与皇族身份

　　伏见宫博恭王，1875年10月16日出生，伏见宫贞爱亲王长子。伏见宫家属于日本四大世袭亲王宫家，源自南朝崇光天皇血脉，在皇室体系内拥有极高地位。幼年先继华顶宫，1903年正式定为伏见宫继承人。明治时代确立“皇族从军”制度，皇族子弟进入陆海军成为惯例，目的是巩固皇室对军队的掌控。

　　伏见宫少年进入海军兵学校，中途一度退学，后赴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系统学习德意志海军战略，深受大陆学派、远洋决战思想影响，形成重视主力舰队、崇尚武力扩张的思维。不同于同期偏好英国海军模式的将领，德国海军思想深刻影响其日后军备路线。

　　1.2 日俄战争历练与早期军旅生涯

　　1904—1905年日俄战争，伏见宫以“三笠”号战舰分队长参战，黄海海战负伤。战后被媒体塑造为皇族战斗英雄，为日后快速晋升铺平道路。战后先后担任多艘主力舰舰长，历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海军大学校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司令。1922年晋升海军大将，晋升速度在帝国海军史上极为罕见，皇族身份是核心优势。

　　1920年起，伏见宫成为最高战争会议成员，深度参与海军顶层讨论。华盛顿海军条约签署之后，海军内部分裂为两大派系：

　　条约派(节制派)：认同国际海军限制，主张依托条约维持现有实力，避免无限制军备竞赛，代表人物谷口尚真、米内光政;

　　舰队派(主战派)：反对军备限制，要求扩充主力舰、航母兵力，主张以武力维护日本海外权益，代表人物加藤宽治、永野修身，伏见宫博恭王为舰队派最高后台。

　　20世纪20年代，伏见宫在幕后整合舰队派力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推翻条约体制。

　　1.3 昭和初年政局与皇族重掌军权背景

　　1926年裕仁即位，迫切希望强化天皇统帅权，摆脱政党、元老对军队的制约。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陆军激进势力擅自行动并取得战果，军部势力急剧膨胀。裕仁选择任用两位皇族分别掌控陆海两军最高军令机关：闲院宫载仁亲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伏见宫博恭王接任海军军令部总长。

　　1932年2月，伏见宫正式就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同年5月授予元帅海军大将。自此，日本海陆两军军令系统全部置于皇族直接掌控之下，军部暴走的体制基础正式成型。

　　第二章 伏见宫博恭王与日本海军体制重构及军备扩张(1932—1937)

　　2.1 推动军令权凌驾海军省

　　战前日本海军制度分为军政(海军省，行政、人事、预算)与军令(海军军令部，作战、调动、战略规划)。长期两者相互制衡。伏见宫上任之后，联合舰队派向海军大臣大角岑生施压，推动权力重构。

　　伏见宫主张：统帅权直属天皇，军令部作为天皇直接指挥海军的机构，地位应当高于负责行政的海军省。经过持续博弈，作战指挥权大规模向军令部转移。人事层面，大角岑生开展“大角清洗”，大批条约派将领被强制转入预备役，舰队派占据海军各级核心岗位。米内光政等温和派受到压制。这一改革，使得海军更容易脱离内阁文官约束，一旦军部形成战争决议，文官难以制约军事行动。

　　2.2 主导废弃伦敦海军裁军条约

　　1934年，伏见宫作为海军核心代表参与伦敦海军条约预备谈判。他坚持日本必须拥有与英美对等的海军吨位，拒绝接受比例限制。谈判期间不断向内阁施压，拒绝任何妥协方案。在其强力推动下，1934年末日本正式通告退出伦敦海军条约。1936年条约失效，日本开启无限制海军军备竞赛。

　　在伏见宫主导下，海军制定庞大造舰计划，规划建造大和级战列舰、新型航空母舰、重巡洋舰。大和号、武藏号建造工程正式上马。巨额军费持续挤压民生预算，日本经济持续军事化，为对外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英文美国海军情报档案1935年报告明确记录：美方研判伏见宫是日本海军内部强硬扩军政策最核心推动者。

　　2.3 对中国沿海战略布局(1932—1937)

　　一二八事变(1932年)发生时，伏见宫刚刚就任军令部总长。事变最初由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挑起。伏见宫在东京持续向前线输送舰艇、航空兵力，支持盐泽幸一作战。一二八事变虽然最终签署停战协定，但伏见宫总结经验：上海、长江流域是日本在华核心利益区，必须长期驻扎强大海军力量，随时可以实施登陆、封锁、空袭。

　　事变之后，在伏见宫指令下，日本扩充第三舰队(中国方面舰队前身)，常驻上海、青岛、厦门。军令部持续修订《对华作战方案》，明确一旦中日全面冲突，海军立即实施三大行动：封锁中国全部海岸;夺取沿海港口;出动海军航空队轰炸内陆重要城市。这套方案直接成为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海军行动蓝本。

　　第三章 伏见宫博恭王与全面抗日战争中的海军作战(1937—1941)

　　3.1 七七事变：下达大海令，海军全面介入华北战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11日，日本陆海军签订《北支作战陆海协定》。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奉天皇敕令，发布大海令第一号，动员海军力量投入华北作战。

　　按照伏见宫规划：驻青岛日本海军第10战队警戒渤海湾，阻止中国军队海上机动;海军航空队从海上基地起飞，支援华北陆军作战;封锁华北沿海港口。伏见宫在军令部内部会议提出：应当利用海上优势，切断中国南北海上交通，迫使国民政府迅速妥协。

　　当战局向华东蔓延时，伏见宫主动推动将作战重心转向上海。他判断：上海是国民政府经济核心，进攻上海能够直接打击中国战争潜力，同时吸引英美列强关注，以军事压力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3.2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顶层海军决策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前线日军指挥为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但所有大规模兵力增援、航空作战、舰队调动的最高指令全部来自东京海军军令部，由伏见宫博恭王审定。

　　伏见宫主要部署：

　　第一，紧急调动联合舰队主力舰艇驰援上海黄浦江水域，以舰炮轰击中国守军阵地;

　　第二，增派海军航空队进驻上海公大基地，持续轰炸闸北、虹口、浦东等城区;

　　第三，掩护陆军第3、11师团等部队在吴淞、川沙口登陆;

　　第四，实施长江下游水域封锁，拦截中国民用与军用船舶。

　　日方《支那事変海軍作戦》记载，伏见宫多次向长谷川清发出密电，要求海军主动扩大作战范围，不必局限于保护日侨，主动寻歼中国军队主力。会战期间，伏见宫长子伏见宫博义王以海军军官身份赴上海前线，在黄浦江作战负伤，此事被日本媒体大肆宣传，服务于战争动员。

　　淞沪会战期间，日本海军对上海居民区实施大规模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构成战争罪行。伏见宫作为海军最高决策者，对无差别轰炸政策负有顶层责任。

　　3.3 对华沿海封锁与华南作战

　　淞沪会战结束后，伏见宫军令部推进长期海上封锁战略。1937年9月起，日本海军逐步封锁从渤海到南海全部中国海岸线，禁止中立国船只向中国输送物资。

　　1938年，伏见宫批准实施华南作战计划。海军协同陆军进攻厦门、广州。广州沦陷，切断重要的海外援华通道。伏见宫在战略研判中指出：只要切断所有海上补给线，国民政府抵抗力量难以持久。同时，海军占领海南岛，作为南进东南亚的前进基地，实现“以侵华战争为跳板，向南洋扩张”的战略衔接。

　　3.4 主导对华战略大轰炸政策

　　全面抗战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队持续实施远距离战略轰炸，目标包括南京、武汉、重庆、南昌等后方城市。JACAR保存的海军军令部作战文件显示：1937年9月，伏见宫批准海军航空队实施内陆长途空袭方案。海军轰炸机从上海、舟山基地起飞，深入内地轰炸城市基础设施、居民区。

　　重庆大轰炸中，海军陆基航空队与陆军航空队协同行动。国际联盟远东咨询委员会多次谴责日本无差别轰炸平民城市。英文英国驻华大使馆1938年外交电报多次记录日本海军空袭暴行，相关行动的顶层批准机关正是伏见宫执掌的海军军令部。

　　长期以来，学界讨论战略轰炸罪责多聚焦陆军，忽视海军军令部的决策作用。伏见宫作为海军最高长官，是海军航空战略轰炸政策的最终批准人。

　　3.5 南京战役前后的海军行动

　　1937年12月南京战役期间，日本海军舰艇沿长江上溯至南京江面，以舰炮轰击南京城郊阵地，封锁长江水路，阻止中国军队撤退与平民渡江逃亡。海军陆战队参与南京外围作战。

　　伏见宫博恭王虽然没有亲赴南京前线，但军令部持续调度长江舰队配合上海派遣军作战。南京大屠杀发生时，海军在长江水域扣押、屠杀大量渡江难民。必须厘清：伏见宫没有直接下达屠杀俘虏命令，但他制定的水陆协同作战部署，客观上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创造条件。同时，伏见宫与闲院宫载仁亲王作为海陆两军皇族总长，共同构成战时天皇军事决策核心圈层。

　　第四章 伏见宫博恭王与“南进政策”及日美矛盾激化(1937—1941)

　　4.1 从对华战争转向南进的海军战略推演

　　在伏见宫主导下，海军军令部逐步形成判断：仅仅征服中国无法获取足够资源，橡胶、石油、锡等战略物资必须从东南亚获取。1938年后，军令部持续向内阁与大本营提交《南方施策方案》，推动南进战略落地。

　　伏见宫观点清晰：美国、英国凭借南洋殖民地封锁日本资源通道，日本必须抢占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海军应当提前完成备战，建设南洋基地网。这一战略思想，逐步被日本大本营采纳。

　　4.2 日德意三国同盟问题上的海军立场

　　在是否缔结三国同盟的争论中，伏见宫属于强硬支持派。他认为结盟能够牵制英美，便利日本在亚洲扩张。海军内部米内光政等将领担忧对美冲突，但伏见宫凭借皇族身份与舰队派势力，压制海军内部反对声音。1940年三国同盟条约签署，极大加剧日美对立。

　　4.3 1941年辞职的背景与深层考量

　　1941年4月9日，伏见宫博恭王辞去海军军令部总长一职，由永野修身接任。传统观点认为是正常任期更替，结合宫内史料与美方情报档案，存在更深层次政治考量：

　　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景日益清晰，战争规模、风险远超侵华战争。裕仁天皇担忧一旦对美开战失败，皇族需要承担战争最高责任。因此安排伏见宫退居二线，由非皇族将领在前台承担决策责任。

　　卸任之后，伏见宫并未退出决策圈层，担任议定官、最高战争会议成员，持续以元老身份干预海军重大决策，扶持亲信岛田繁太郎等人。他依然是海军舰队派精神领袖，影响力持续到战争中后期。

　　第五章 伏见宫博恭王战争罪责辨析与战后豁免

　　5.1 伏见宫博恭王的战争责任分层

　　侵略战争策划责任：作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主导海军军备扩张、废弃裁军条约，构建对外武力扩张的海军力量基础;参与大本营战略讨论，推动扩大侵华战争、制定南进战略。

　　作战行动指挥责任：批准一二八事变、淞沪会战、华南作战、对华沿海封锁、战略大轰炸等一系列海军作战行动，对空袭平民、海上屠杀难民等战争罪行负有上级指挥责任。

　　军部体制责任：推动军令部权力扩张，弱化文官政府对军队约束，加速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失控。

　　5.2 东京审判为何未起诉伏见宫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筹备阶段，中国、澳大利亚检察官曾经提出将日本皇族战争嫌疑人纳入起诉名单，包含伏见宫博恭王、朝香宫鸠彦王、东久迩宫稔彦王。但美国占领当局确立核心政策：保留裕仁天皇统治权威，借助天皇稳定占领秩序。

　　麦克阿瑟向华盛顿汇报认为：起诉皇族将激起日本全民对抗占领，改革无法推进。美国单方面决定豁免所有皇室成员甲级战犯嫌疑。1946年8月16日，伏见宫博恭王在东京病逝，终其一生没有接受任何战争罪行审判。

　　5.3 历史反思：皇族罪责的历史遮蔽

　　伏见宫的遭遇是东京审判重大缺陷的缩影：大量身居顶层的皇族战争推手逃脱法律制裁。战后日本部分右翼史学刻意淡化皇族在战争决策中的作用，将战争责任全部归于东条英机等文官、将领，刻意割裂裕仁、皇族军部与侵略战争的关联。

　　辨析伏见宫的生平与决策链条，可以证明：昭和体制下，皇族不是被动的象征性角色，而是主动介入军事战略、推动战争扩张的核心行动者。忽视皇族群体，就无法完整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顶层动力。

　　第六章 结论

　　伏见宫博恭王是连接昭和天皇与日本海军激进势力的关键枢纽。1932至1941年执掌海军军令部的九年，恰好是日本从局部侵华走向全面战争、走向太平洋战争的转折时期。

　　在内部，他完成日本海军权力重组，扶持舰队派，摧毁国际海军军备限制体系，掀起无限制军备竞赛;对外，全程主导日本海军对华军事行动，策划沿海封锁、登陆作战、无差别战略轰炸，给中国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持续推动南进战略，激化日本与英美列强矛盾，为太平洋战争开辟道路。

　　由于战后美国的政治选择，伏见宫博恭王逃脱国际司法审判，其战争责任长期被历史遮蔽。综合中、日、英三方史料还原其行动轨迹，可以得出清晰结论：伏见宫博恭王是不折不扣的甲级战争嫌疑犯，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重要顶层策划者之一。

　　对伏见宫个案的研究，也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认识日本侵华战争，不能仅仅聚焦前线将领与内阁首相，必须重视皇室、皇族军事集团在战争决策中的独特地位。正视被东京审判掩盖的皇族战争罪责，是完整还原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历史、树立正确历史认知不可或缺的一环。

　　参考文献

　　中文史料与著作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 臧运祜、徐勇。日本侵华决策史料丛编(军事战略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3] 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 余子道。八一三淞沪抗战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吴杰。日本海军史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6] 黄鸣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研究 [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

　　[7] 抗日战争纪念网史料编辑组。日本海军在华作战史料汇编(内部资料).

　　日文原始史料与专著

　　[1]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叢書：支那事変海軍作戦 [M]. 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

　　[2]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海軍軍令部史 [M]. 東京：朝雲新聞社，1980.

　　[3] 川田敬一。伏見宮博恭王：九年間海軍の頂点に君臨した皇族元帥 [J]. 歴史読本，2014 (8).

　　[4] 『天皇?伏見宮と日本海軍』[M]. 東京：文芸春秋，1988.

　　[5]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 海軍軍令部電報、大海令関連文書(Ref.C16120625200 ほか).

　　[6] 高木惣吉。海軍大将米内光政覚書 [M]. 東京：光人社，1978.

　　[7] 宮内省記録。伏見宮関係史料(国立国会図書館所蔵).

　　英文文献、档案资料

　　[1] Bix, H. P.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M].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0.

　　[2] Spector, R. H. Eagle Against the Sun: The American War with Japan[M]. Free Press, 1985.

　　[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2–1941[Archival Documents].

　　[4] U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Reports on Japanese Navy 1933–1941.

　　[5]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Court Records and Evidence Documents, 1946–1948.

　　[6] Hackett, B. Combined Fleet: Imperial Japanese Navy Biographies & Battle Records.

责任编辑：智轩 最后更新：2026-07-31 17:10:19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98230121(微信同号)

上一篇：【侵华罪犯】丰田副武与日本侵华战争罪责研究 —— 基于中英日文史料的综合考察

下一篇：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