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在近代中国国运转折的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所有历史学家在论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乃至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时,都有一个绕不开的历史事件,那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不只结束了国共内战局面,也同时开启了中国全面实现抗日战争的大逆转。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中国人民感到了民族危机,各种人士、各方政治势力都向国民政府呼吁、进谏,希望国民政府放弃内战,枪口向外,但彼时国民政府一心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纲领,使得日军以“九一八事变”为开始的侵华行为,一步步导致中国沦陷的国土越来越多,而民族存亡,也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政论主题。东三省沦陷过程中,张学良带领的东北军按照国民政府指示撤离东北,放弃抵抗,三十万大军调往西北,恰恰相反的是,红军用旗帜鲜明的北上抗日政治宣言,引起长征路线上沿路人民的支持和有爱国情怀的人士的同情,这成为了发生“西安事变”的主要诱因,今天我们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仍有许多启发和价值。
一、“西安事变”是国际势力角力的结果。
从对“西安事变”研究的众多资料分析,事变看似偶然,但却是一种必然。这不仅有众多国内政治势力都希望一致抗战的内在因素,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因素。日本的一系列侵略行为,不但危及中国人民,同时也影响到美国和前苏联当时在中国乃至全球未来的利益。虽然反法西斯联盟在当时还未真正形成,但日、德的行为和野心已经被众多国家看穿,他们看到日、德在世界势力扩张的企图,所以逐步从当时的地缘利益谈判转入到地缘战略遏制。例如,“西安事变”发生后在抓蒋放蒋的问题上,如果从红军和白军的对抗层面出发,杀蒋当然有利于红军,但这样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必然将会处于分裂状态,并难以形成统一的调动与日军作战,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国民党和以苏联为背景的共产党,都不可能摆脱和忽视国际势力的影响。在当下国际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文化、经济之间的关系已是深度关联,所以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因此,“西安事变”的妥善解决,对当下应对国际关系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二、“西安事变”是国内局势突变的结果。
“西安事变”看似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主,却也是国共两种军事势力较量的结果。张学良的三十万大军从东北撤到西北,东三省丢失,当时整个社会舆论对张学良造成极大的心理压迫。撤退虽然是国民政府的决策,但从作为一名军人的角度出发,让他无法接受,也无法向国人交代。其实,从张学良易帜这件事情上来看,他是有着民族意识的人,不只是其父被日军杀害这么简单,他曾多次向国民政府建言应当放弃内战,尽快实现全面抗日,但都被严厉拒绝,这才让他放弃了对国民党结束内战的幻想。杨虎城当时也是从西北军走出的将帅,也是最早取得国民政府信任的西北军事首领,所以才将其委派至陕西主持军政大事,虽然如此,但在要求消灭红军这个任务上,国民政府又对他不信任。此前,张、杨均和红军进行过交战但都没有取得胜利,所以他们知道和红军进行作战,他们如果失败,在国民政府那里就失去了支持。所以,从后来的历史资料也可以看到,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也是面对红军实力强大和国民政府坚决不先抗日的绝望之举。
三、“西安事变”是中国在危及时刻的人民必然选择。
“西安事变”看似是张、杨二位将军的个人主导的兵谏行为,却是人心转化成势能的激变。“九一八事变”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日军的真正野心,向往抗日的热血青年都斗志昂扬但却无出路,红军的政治纲领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但国民政府却一心进行内战,这让身处在军事战争前沿的中国人民心寒。在此背景下,“西安事变”成为了一次民心的宣扬,是民族利益下的决断,民心民意成为了一切政治事件的星火。很多历史中的大事件,看似是偶然,却都有深刻的社会基本因素隐含其中。从前苏联解体,从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终结,从利比亚卡扎菲的灭亡,再到孟加拉国、叙利亚的政变,不管原因有多少不一样,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民心的丢弃。
四、“西安事变”在抗日战争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安事变”是我们西安人永远要牢记的历史事件,也是我们应该学习深思的历史文献。“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不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共产党的历史中,都是定位最高的事件,它实现了中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实现了全民抗战的目标。西安也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大后方提供了人财物的保障,八路军和新四军也在抗日战争中逐步壮大,这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作为西安人,学习这段历史,立足当下工作,传承“西安事变”的文化力量,结合西安当下发展的新形势,确立工作目标,着眼全球视野,以民族复兴为基础,努力提高西安区位优势和竞争力。
五、“西安事变”持续为我们指引方向。
西安在六十年代就被确定为三线战略地位,随着当下工业发展的形势,西安军事装备研发制造的地位更加突出,除了文化科技的基础转好,面对当代军事技术的巨大变革,西安的航空航天工业园区的地位突出,加上地处内陆且位于国土中心的地理位置,也有独特的优势。渭北工业园集群的确立,航空城体系的完备,西安已担负起国家航空事业的引领者的重任。近几年发生的国际军事冲突可以看到,现代战争已成为航空力量的竞技场,制空权成为军事力量的最大载体,无人机等航空器成为主导力量,航空技术已成为战术的中枢和系统运行的主体,而相伴随的新科技在航空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让科技工作者看到了科学研发的方向,也让业内人看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同时也让国家确立了未来的工作任务,还使得西安在航空产业发展上不断强化工作措施。
一是科技主导,人才主导,国企主导。科技的发展能够在航空产业中体现,所以,航空产业要把科技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没有科技主导,就没有优势,也没有力量,也不能和对手进行博弈。而人才是实现航空事业突破的先决条件,航空产业不但要求人才的精尖,还要求能力的复合性,在人才方面做好布局和产业规划一样重要。作为国企,将是我国航空事业的主力军,这不仅只是人财物的配置,也当今先进技术实现国家层面项目的必有条件。
二是要做好研学产融合,军民企融合,跨界合作融合。当今世界,各个学科交错,许多科研也处在交互之中。从国际和国内一些科技成果看,均是由科研、学校以及产业团队开展密切合作的结果,航空事业更须在研发中整合科研、学校、企业的优势,互补不足,彰显长处,使研发处在流畅的运转中,充分利用军企的基础和民企灵活的工作思路,实现技术互相切合,加速推进和完成相关项目的实施。应用技术在终端,是复合体,但在生产方式上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那么跨越式合作就成为了突破的路径,也是当今合作模式的必然,在航空事业中,国际合作已成常态,这是资源配置、成本节约的最好选择。
三是不断创新服务机制,创新管理方法,创新发展路径。工业园区在航空事业发展中不单是管理者,还是内在的动力机,也是领导者和组织者。面对企业,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把服务企业当成使命,解决企业面临的众多问题,把主动服务提高到更高水平,妥善解决企业诉求和问题,面对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把企业生存和发展放在首位,把企业利益放在中心,把管理的思维放在企业的需求上,而不是单纯的管理层面。面对当前的航空产业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应该创新良好的服务路经,加速园区综合实力的提升,园区地位的体现在于企业层面,要把工作着力点放在企业的发展和壮大上,帮助企业能收益能发展,这应该是工作的优先选择,这也是工作布局的基本面,这更是确立工作思路的不二路径。
在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时,我们不只缅怀先烈,回首往事,更应该立先烈于心间、树民族大义于意念,把自己当下的事业放在民族兴亡中,把自己的工作放在国家发展中。“西安事变”不仅在当时惊动世界,惊醒国人,更使得国运转变,无数中国人民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个人在国家发展和变化中受到影响,而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却跟个人的选择息息相关。作为一名西安人,要牢记这段历史,这是牢记民族和国家的最鲜明的题材,也是激励我们积极奋进的最好素材。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5-12-20 10: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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