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恭绰：【仁者之勇】
2024-02-26 09:20:44 来源：华文出版社 点击： 复制链接
叶恭绰(1881年11月24日-1968年9月16日)，字裕甫(又作玉甫、玉虎、玉父、玉符)，一字誉虎，号遐庵，晚年别署矩园，室名“宣室”。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祖籍浙江余姚。 [3]中国近现代学者、书画家、社会活动家、收藏鉴赏家。
叶恭绰生于书香门第，清末中举人，曾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留学日本。1912年任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后任中央银行董事。1920年至1922年任交通总长，被视为旧交通系的骨干。任内促建交通大学，并被选为校长。1923年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长，翌年又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1927年后历任关税特别委员会委员、国学馆馆长等职。1929年参与组织中国营造学社，创办《词学季刊》。同年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香港组织发起中国文化协进会。1942年移居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沪返穗，1948年再次移居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委，第三、四届全国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1968年病逝。
叶恭绰精于文化学术、考古、书画，搜集古代文物至为丰富。因藏书丰富，而与李盛铎、傅增湘、罗振玉并称“民国四大家”。在民国年间，其文化影响仅次于蔡元培，故一时有“民国第二导师”之誉。他最早发现和维修云冈石窟，保护毛公鼎与南京栖霞山石刻，重刊金代藏经，晚年捐献大量藏品。著有《遐庵词赘稿》《遐庵汇稿》等，并辑有《广箧中词》《全清词钞》等。
人物生平
名族出身
叶恭绰于清朝光绪七年十月初三日(1881年11月24日)辰时出生在北京城内米市胡同，其祖父叶衍兰当时在京官拜军机章京。叶恭绰籍贯广东广州府番禺县，其先祖叶梦得定居浙江余姚，故余姚为祖籍。到乾隆年间，叶恭绰的六世祖叶谦亨才入广东为官，遂迁籍于番禺。因此，叶氏属于“捕属”人，即由外省落籍广东者。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叶恭绰遇到广东人、浙江人、北京人，均称“老乡”。
叶恭绰是叶衍兰的第三子叶佩琮与原配俞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因为二哥叶佩玱没有后代，所以叶佩琮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遵父命把虚岁十一岁的叶恭绰出继给叶佩玱。
叶氏家学渊源深厚，时人称“番禺人文之盛，素著东南，而潘氏、叶氏尤为名族”。叶恭绰秉承家学渊源，熏习有自，少年时即向名师授业。当列强入侵，国难频仍，少年叶恭绰便关心时务，“醉心”新学，志在“经世”，养成“未尝一日废书不读，兼好采访询问”，探讨问题的习惯，在中外史地方面，用功尤勤。至于诗词、文章，则属家传，更是不在话下。
求学时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叶恭绰应童子试，作《铁路赋》，为张百熙所赏识，以第一名录取为府学生。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肄业于京师大学堂。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后，曾在上海广雅书局任主编评事。
涉足交通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任湖北方言学堂教员并兼上海《时报》湖北访员。 [3]还曾在南路高等小学任教。
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叶恭绰兼两湖师范学堂之普通中学教员。同年捐官为通判。是冬，清廷创设邮传部，任职邮传部文案处，后任路政司科长、主事、郎中等职，曾致力于从比利时商人手中赎回京汉铁路路权。
宣统元年(1909年)，升任邮传部承政厅副厅长、厅长。
宣统二年(1910年)，升任铁路总局提调，7月派往欧洲游学兼任考查材料事务。
宣统三年(1911年)9月，任铁路总局代局长。辛亥革命时，任内阁议和处参议。
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5月任北京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同年任中华全国铁路协会副会长，曾撰写《中国铁路之过去与未来》。
民国二年(1913年)，仍任交通部路政局长，7月兼代次长。9月，被授予二等文虎章。
民国三年(1914年)6月，任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次年(1915年)6月，因涉嫌与津浦铁路舞弊案有关，被停职候传四个月。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帝制，叶恭绰任大典筹备处会办。
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叶恭绰去职。
民国六年(1917年)7月，张勋复辟，皖系的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讨张，任叶恭绰为讨逆军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负责筹集军饷。复辟乱平，叶恭绰被任命为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长兼邮政总局局长。
民国七年(1918年)10月，认为西原借款不应牵涉交通事业，遂辞去交通次长职。是年冬赴欧美、日本考察，翌年(1919年)冬回国。
民国九年(1920年)初，任劝办实业专使，8月任靳云鹏内阁交通总长。
叶恭绰为北洋政府时期深谙铁路交通事业的人才、旧“交通系”的重要成员之一。在交通总长任内，废除中国海军部与日本缔结的无线电信条约，另与美国非德拉公司缔结新约。
民国十年(1921年)3月，交通部将原北京邮电学校、交通传习所、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合并，组建交通大学。叶恭绰以交通总长兼校长，至5月辞校长兼职。同年12月，叶恭绰任梁士诒内阁交通总长。梁内阁受奉系的张作霖支持，因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极力抑制直系首领吴佩孚，并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把胶济铁路改为中日合办，遭到直系的吴佩孚极力反对，引发第一次直奉战争。最后，奉系失败，叶恭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去职，被迫流亡日本。居神户期间，阅读了不少的日文书籍。
南下北上
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叶恭绰前往广州，孙中山任其为大元帅府财政部长，又兼理广东财政厅厅长，未几辞兼职。同年7月，因建设部长林森未到任，由叶恭绰任建设部代部长，并为统一广东财政委员。后任广东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1月，受孙中山委派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洽商讨伐直系事宜。12月，任广州大本营财政委员会委员。
民国十三年(1924年)4月，叶恭绰兼广州政府盐务督办。8月，任中央银行董事。9月，去财政部部长职。10月，去盐务督办兼职。曾奉孙中山指示，北上从事“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活动。11月，任北京段祺瑞临时执政府交通总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9月，兼关税会议特别委员会委员。11月，去交通总长职，闲居于天津。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张作霖为对抗北伐而组织的安国军政府成立，叶恭绰任财政讨论会副会长，后任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会评审员。
专心文艺
民国十七年(1928年)，安国军在与北伐军作战中连连失利，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毙后，安国军政府解体。
民国十八年(1929年)，叶恭绰与朱启钤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与朱祖谋、夏剑丞、冒广生等组织词社，又与龙榆生创《词学季刊》。同年，兼故宫博物院常务理事、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
民国二十年(1931年)12月，孙科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任命叶恭绰为铁道部部长，翌年(1932年)1月去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国学馆馆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0月，倡建上海市博物馆。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2月，被聘为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委员会委员，并主笔撰写《中国书画学之概述》;又被选为中国红十字会监事。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文化协进会，并主办广东文物展览会。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叶恭绰发起编印《广东文献丛编》。
民国三十年(1941年)，辑刊《广东丛书》。12月下旬，香港沦陷，他移居九龙。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在日方监视下迁居上海，以诗画自娱，闭门谢客，拒受伪职。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编辑刊印梁鼎芬的《节庵遗诗续编》。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叶恭绰由上海到达广州。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叶恭绰移居香港。
晚年时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叶恭绰于1950年由香港经广州到达北京。
1951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3年，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之一，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同年10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参与制定《常用字分类简化表》等;兼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中央普通话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1957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停止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职务。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
1968年8月6日，叶恭绰病逝，终年87岁。
1979年，改正了1958年将他划为右派的错误。1980年3月政协为他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遵其遗嘱，骨灰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仰止亭旁。
主要影响
教育
民国七年(1918年)至民国八年(1919年)，叶恭绰先后游历了日本和欧美各国，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文化教育及政治经济状况，认为“瞻彼外国大学之功用，诚有足令人兴奋者”。他认识到学校的任务一方面是培养人才，一方面要“精研学术”，“尽力致用”。只有把这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是“工业学府之天职”。他反对学非所用，主张学以致用。他认为“中国理论中之教育与职业不合，以后欲图发展，非职业与教育充分相联不生效力”，“中国教育往往与实用不符，前此学生于进取之途不无稍误。今此种观念虽已销灭，但教授之法仍有不合于世界潮流及实际应用者”。
叶恭绰是一位交通救国论者，但他对教育却十分重视。叶恭绰认为“吾国欲生存发达，必有赖于下列诸条件，即统一完成，行政完整，军备紧缩，教育普及，实业发达是也”，并进而指出“国家实力之展拓，以交通之发达为基，而一切事业之设施，尤以人才之适用为先着，是交通与教育二者，倚伏相同，关系至密”。“近年以来，我国交通事业迄无发展，深求其故，实由专门人才缺乏，不敷应用。而专门人才之所以缺乏，则实由现有各学校学制之不能统一。学制不能统一，即教授不能适应，而所造就之人才，仍不能适如实际上之需要”。他认为“似此情形，自非妥筹良策，改弦更张，不足以资整理而图进步”。
因此，民国九年(1920年)8月，叶恭绰首次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后，即以“交通要政，亟需专材”为由，着手改组部属学校。交通部当时有部属学校四所：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叶恭绰提出“以南洋为中坚”合并成一所学校，首次定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工业学校改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改为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简称交大沪校)。
筹备改组初步规划后，叶恭绰委派交通部次长徐世章“筹办交通大学事宜”，沈琪、陆梦熊、凌鸿勋、关赓麟等十四人帮同筹办，并于民国十年(1921年)初组成交通大学筹备处开始办公。2月，叶恭绰将呈报批准的交大筹备处所拟《交通大学大纲》予以公布，共14章38节。该大纲对定名、校址、经费、学制、学程、董事会、校长、主任和教职员之任用、校长和主任之责权、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事务处等分章逐节作了规定。《交通大学大纲》第6章还规定董事会董事的资格，交大筹备处据此推举叶恭绰与严修、唐文治、陆梦熊、关赓麟、凌鸿勋等十七人为董事，组成交通大学董事会。董事会负责规定教育方针、核定学科与规章、筹划经费、监督财政、推举校长等，这既是学校领导体制上第一次实行董事会制，校长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又是叶恭绰的“久远之图，宜免受政潮之影响”。3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董事会议上，选举叶恭绰为校长。
叶恭绰长校之初，主张针对交通事业的需要，设置学科，培养人才。他为此精心筹备，曾与美国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暨法国巴黎大学均有接洽，拟双方合作，改进中国之工程教育，并由双方各出巨款，以为实行之准备。后来，这些打算及措施，均因政潮的影响及大学的重新改组而未能实行。
叶恭绰在办学实践中深深认识到：“我国实业之不发达，由于处境使然者半，由于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而实业学校之不能尽学术上之贡献，为充分之援助，亦不无多少之关系。”“欧美各国实业之振兴，多由国立及私立之研究局、试验所及各学会之协助，故能新理层出，利用日宏，其重视研究之精神，几引为工业学府之天职。环顾我国，瞠乎其后，则比较完善之大学，讵能放弃责任，自封故步。”所以在大学组成之初，他就有创设研究院的打算，把研究学术，服务于社会，看成是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叶恭绰的这种培养人才与研究学术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正是当时国外教育发展新趋向在国内教育界的反映，也是中国高等教育急需提高质量的内在要求。
叶恭绰长校期间，倡导交通救国，为交大的改组并校和排除各种困难，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对学校办学思想的转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教研结合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学校对学科和课程设置作了调整和充实，仿照国外教育对学校学科及其内容进行了仔细厘定。设有经济部、理工部、专门部及特别班，另设预科，为大学各科之预备。为了培养专门人才，在每一学科中，分设门类是这一时期学科设置的特点。他还加强理化基础，提高课程程度。增加设计类课程，加大设计能力的培养训练。课程设置愈趋完善，使学生负担异常沉重，学生四年要专习四十余门课程。同时因为科目过于繁杂，课程间的衔接与配合难以合理，影响了教学计划的科学性与合理性。随着叶恭绰教研结合办学思想的初步确定，教学制度也开始相应发生了变化，教学环节与教学管理日趋完善，“求实学、务实业”的传统进一步得到发展，形成了严格的教学管理及朴实的学风。在教学上以工程教育见长，保留、继承和发展了本校的特色。这些为上海交通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成为近代理工科大学初步奠定了基础。这段时期科学研究活动开始兴起，师生共同开展学术研究，有的进行实验测试，借以辅助实业;有的编写各类专著;有的撰文推广科学技术;学术交流及学术演讲活动也蓬勃开展，为中国高等学校进行科研工作开创了一个先例。
交通
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清廷创设邮传部，调充文案处文案，从此之后，叶恭绰便与中国新兴的交通建设事业结下了数十年的因缘。截至清亡，叶恭绰已经历升为该部铁路总局局长。民国建立，改设交通部，叶恭绰任路政司司长，继任交通部次长、署交通总长、交通总长。从而成为北洋政府时代“交通系”之主要骨干。叶恭绰在北洋政坛浮沉期间，颇有一些事情值得称述。
早在民国初年，叶恭绰为筹划设立全国铁路总公司，深切感到交通事业亟需蓄艾储才，遂于民国六年创设各路扶轮学校，两年后更创立交通大学三校，民国九年设立各路职工学校，广延专门人才。同时，陆续选派优秀学生赴国外留学，从此奠定了近代中国交通教育的基础。
至于收回铁路路权，叶恭绰更是功不可没。清末民初，全国各大铁路干线多由外资所建成，当时收赎各路及借款缔约，叶恭绰几乎无役不从，侃侃折冲，焦唇殚虑。而历年铁路外交中的失策，叶恭绰补苴罅漏，为国家挽回了不少利权。尤其是民国九年乘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一役，决胜运筹，充分展现了叶氏机警果决的办事能力。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当即电令正在日本避祸的叶恭绰回国赴粤往助，委以财政部长之要职，不久兼署建设部长、兼任税务督办。虽然时间只有一年馀，叶恭绰就奉孙中山之命北返，以联络张作霖、段祺瑞，而消失于南方政坛，但因其曾任北洋政府要员，此举便足令不明真相的时人咋舌。其实，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任全国铁路督办时，已对叶恭绰的“交通救国论”及其工作能力深所赏识，知道他与北洋政客并非一路，方才有此一举，并不仅仅是因为两人乃广东同乡之故。
文物
文物收藏思想
叶恭绰性喜收藏古籍和文物。他的鉴藏爱好得自家传，收藏、审美趣味深受祖父叶衍兰的影响。
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叶恭绰进行的艺术收藏不再是纯私人性质的赏玩，而是将书画文物作为历史文献看待。叶恭绰将艺术品的创作者与藏家进行对比，认为藏家以“精神、劳力、资财”进行“搜求、购置、藏护”，甚至比创作者更为辛苦，获取藏品之后的“观赏、效法、夸耀”是徒劳无益的愚行;他还将传统的收藏行为与保存文物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认为收藏“实则保存传统文物，凡人民皆应有所事”。他认为：“我国人对于古物之收藏，其动机多由于玩赏，而非研究，故古物之出土，往往不详其时地及四周状况，致一切连属关系之痕迹，末由追求，价值因之顿减，此实为最大憾事。”
同时，叶恭绰“整理乡邦文献”的行为，也是对孙中山提倡乡邦文化的一个呼应，收藏“遗民忠烈”的艺术作品，同样与家国命运紧密相连，这也为叶恭绰的收藏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
所收藏品
叶恭绰的收藏包罗广泛。他继承了叶衍兰收藏的六分之一左右，包括明赵左《雪窦山图卷》、清张见阳《仿米山水小卷》与罗聘《鬼趣图》。他成年后也花了大量财力，收藏稀世珍宝，如西周毛公鼎、晋王羲之《曹娥碑》等;收藏了大量乡镇专志、清人词集、清人传记、名僧翰墨、文物图录，如清人词集有5000余种，《全清词钞》有3196家。 [14]其藏品类型主要分为五类：
1.
书画名迹。叶恭绰的藏品，早期巨迹包括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高闲《半卷千文》，宋元名作如宋徽宗《祥龙石图》卷，梁楷《布袋和尚》轴，文彦博《三札卷》，黄庭坚《伏波神祠诗》卷，王诜《蝶恋花词》卷，陈容《夜饮书楼诗》卷，赵孟坚《春兰图卷》，赵孟頫《胆巴碑》卷，鲜于枢《手写老子》卷、《雪庵和尚书草庵歌》长卷，周伯琦《篆书宫学国史二箴》卷等，无不精妙。
2.
闺秀翰墨。幼年时，叶衍兰收藏中的闺秀笔墨曾经令叶恭绰目眩神迷，其成年后也开始收集本地闺秀的灵墨妙绘，所藏品目自谓“以明末清初为最夥”，见于著录者有宋代朱淑真《璇玑图》卷、元代管道昇《墨竹卷》和《十八尊者图》绣片、明代薛素素《竹兰卷》、邢慈静的白描《大士卷》、马湘兰的《画兰卷》及《兰石》、明清之交黄媛介的《山水》小册、李因的水墨《花鸟卷》、清代王韵香的《空山听雨图》册(叶衍兰旧藏)和《兰花卷》、清代新止夫人绣纱《花卉卷》。书法有明代歌女张二乔摘选《明末南园诸子送黎美周北上诗》卷创作的诗文书法，明清间蔡玉卿手书《孝经》。
3.
乡邦文献。因袁世凯复辟失败，叶恭绰为了洗刷自己先前的袁党形象，开始收集乡邦文献(吴中、广东)。在《矩园余墨》中，叶恭绰写道：“每诵明清间载记所述仁人义士艰难筹策及慷慨捐生，而卒于大局无补诸况，令人陨涕。”这可以说是他的自况之语。启功曾评价叶恭绰，并作《楝亭夜话图》跋语，特意提到了书画鉴赏中，“若只是以神妙能三品从赏玩的角度，其实未足，更重要的是可以见乡贤的行谊，才是上上之品”，这也是对其收藏的赞誉。
4.
金石。除最有名的毛公鼎外，叶氏旧藏的青铜器有三四十件，其中有8件曾著录于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图录》之中。在他收藏了端方旧藏的王莽量器之后，就开始广泛搜求王莽时期制作的器具，其所藏宣德炉亦有近百具。
5.
佛教艺术。郑逸梅在《艺林散叶》里曾记一笔：“叶恭绰喜藏佛教图书文物，实则彼并不信佛。”但叶恭绰曾自称“奉佛四十载”，并加入佛教协会、在上海修筑“法宝馆”储藏佛教文物。不过他对佛教艺术品的观点是：“余好藏方外书画，非止以信仰故。盖识田所蕴，与众不同;且手眼攸殊、炉锤别具，斩关夺隘、翻海移山，皆视作寻常，故不为时习所囿。”
因藏书丰富，叶恭绰与李盛铎、傅增湘、罗振玉并称“民国四大家”。他曾将大批珍贵古籍和文物捐献给图书馆、博物馆。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将地理类藏书等906种3245册捐赠上海合众图书馆;珍藏的文物或捐赠，或出售，尽归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等有关文化机构收藏。如《鸭头丸帖》归上海博物馆，《楝亭夜话图》归吉林省博物馆。新中国成立后，他及家人曾于1960年、1962年和1971年先后三次将所藏书画、织绣、铭刻类文物20件捐献故宫博物院。
艺术
叶恭绰除早年致力于交通事业外，生平于艺术、书画、诗词、文物鉴藏无不精通。他致力艺术运动五十余年，至老不倦，是中国现代书画大师，20世纪著名文人、收藏家，重要的美术活动家和组织者。
书法
叶恭绰的书法精湛绝伦，“气魄沉雄，风姿挺劲，一扫三百年来的呆滞衰弱风气”。与之交往甚深的后辈启功评其书云：“天骨开张，盈寸之字，有寻丈之势，谓非出于异禀，不可得也。”他早年在家庭的熏陶和自己的努力下，奠下了良好的书法基本功，最初以颜真卿、柳公权为宗，先后临习了《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诸碑，进行了正统的唐楷训练，后对家藏《胆巴碑》真迹临摹甚勤，笔法取赵孟頫，却淘汰了赵书的柔媚甜俗，一变而成挺拔刚劲。其书结体取自褚遂良《大字阴符经》，在谨严中求变化，并掺入些许险笔。此外，他还受康有为碑学思想启发，精研《广艺舟双楫》，一度笃好碑学，从先秦两汉刻石到六朝墓志均有涉猎，在学习中提出了“书法应当以篆、隶为根本……学书应以出土木简，汉、魏、南北朝石刻和晋、唐人写经为基础”的理论。这一时期，“他主张写碑，而不赞成临帖”，还重视从最新的考古发现和时人书法创作风格中汲取精华，尤为难能者是他对近代名家书风均有客观的认识和独道的见解。居闲时，叶恭绰与张善子、张大千、吴湖帆、陈巨来、郑孝胥、傅增湘、张伯驹等来往密切，经常通过各类雅集活动，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于活动中见到了众藏家私人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进而提升了其自身的审美情趣。
随着视野开阔，叶恭绰中年以后逐渐认识到帖学书法必成复兴之势，故将注意力再次转向帖学，作书多以行草面目示人。他钟情于宋黄庭坚草法，并以此确立了自己的方向，由于常年文化之积淀和学养之侵袭，使其草书发生了质的飞跃。总体而言，叶恭绰的草书在继承“二王”传统之上，将褚遂良、赵孟頫与北朝碑刻相结合，以黄庭坚体势加以舒展，最终形成了一种体势雄肆、碑帖兼容的行草书风，此风既有碑之稳健，又有帖之灵动，于厚实凝重中充满了放纵的自信，书作中时现碑派之险笔，并辅之以清新隽永的书卷之气，使其书格远超于常人之上，一派古典新生之风采。对于其书法，画家黄苗子曾回忆道，叶恭绰在“六七十岁以后，更是得心应手，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特别是二尺以上的大字，写得神采飞扬，气势饱满;一直到八十多岁，写小字还是手不发抖，通篇精力充沛，结构浑成。”
民国时期，叶恭绰因其在书法上的卓著贡献而成为帖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出身政界，富收藏，善交友，勤著述，诸多身份和优势把他的书法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和同时期帖学名家相比，叶恭绰书法在格调上较沈尹默更高雅，在笔法上比溥心畬更为随意，在气势上精悍过于白蕉，所以其书风可雄瞻二十世纪帖学书坛。因此，当郑孝胥投向伪满后，遂有论书者遂将叶恭绰推为国内书法第一。
绘画
叶恭绰的画多绘竹梅松兰，尤善画竹，多取元人神韵，秀劲隽上，直抒胸臆。画就辄题诗词。全国性美术展览及书、画团体无不参加。
诗词
叶恭绰是卓有影响的人物。他兼擅文学、书画、收藏，精于赏鉴，词学业绩尤胜。他的词学渊源于曾祖叶英华和祖父叶衍兰的家学以及谭献、文廷式、朱祖谋等清末民国时期的重要词人，在词学思想上经历了与常州词派先离后合的过程。中年以后，叶恭绰致力于清词汇辑、编选和评述，除编纂《广箧中词》之外，也曾协助朱祖谋编纂《全清词钞》，并在朱祖谋去世后主编并最终完成《全清词钞》的编选。
为弘扬传统文化，叶恭绰刻印了很多典籍，尤笃于师友风义，文廷式、罗瘿公、潘兰史、曾习经等人的遗作，均系经他整理出版的。
叶恭绰在梳理清代词史的同时，也将自己对清代词史的认知以评点、专文以及讲演等方式表现出来，并以清词为词体变革之基础，大力提倡以“诗乐合一”为基本特征的“歌”来传承词体，主张融合中西新乐，创制在句式上自由灵活、在内容上迎合时代的新体乐歌，以承续韵文文体变革之规律，适应时代之风会。叶恭绰的词学兼有新旧两种特色，在词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
建寺弘法
民国初年，欧阳竟无继杨仁山居士遗志，主持金陆刻经处，校勘刻印佛经。1918年，开始筹设“支那内学院”，苦于经费无著。到了1921年，始得叶恭绰联络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等发起组织院董会，并由叶恭绰等联名呈请北京政府，请予以拨款补助。叶恭绰并与熊希龄、梁启超等以彼等在北京政界之影响力，经北京的财政部与教育部会商，咨文江苏省政府，由江苏财政厅拨出基金十万元，补助内学院成立，并每月由国税项下拨款一千元，作为经常费。由于有了这项经费来源，支那内学院始向内务部、教育部备案，于1922年正式成立，开学授课。后来并开办法相大学特科，使内学院成为佛学研究重镇，追本溯原，叶恭绰等支持维护之功，实不可没。
1918年初春，叶恭绰与在京佛教居士蒯若木、蒋维乔、江味农、徐蔚如等发起讲经会，推徐蔚如南下宁波观宗寺，迎谛闲法师入京讲经。谛闲三月进京，在江西会馆讲《圆觉经》，七月讲经圆满，叶恭绰以北方佛法不振，希望请谛闲留在北京办一佛学院，培育弘法人才。谛闲以观宗寺工程未了而辞谢，叶恭绰与蒯若木居士各致赠香仪一千银元，其他居士亦各有馈赠。谛闲以此款，把观宗寺附设的佛学研究社改组为“观宗学社”，自任主讲，扩大招生名额，培育人才。后来，观宗学社人材蔚出，如倓虚、常惺、仁山、宝静、戒尘、妙真诸师，都毕业于观宗学社，而弘法于中国各地。
1931年夏，叶恭绰与一位陈飞青居士，同在青岛避暑，鉴于青岛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各种教会都有，唯独没有佛教寺院。适有他的同乡陈研卿、梁少廷二居士，想在青岛成立一处念佛会，找到叶恭绰，希望他出面向地方政府要一块土地。于是叶恭绰约集诸位善信及青岛地方上有力量的人士，在交通大楼开筹备会，倡议修佛寺，他并当场首捐一万元，在场人士也附和认捐。后来，叶恭绰在外埠又捐了一笔钱，并请青岛市长胡若愚拨了一块公地，修佛寺的事就成了定居。叶恭绰并推荐早年曾随从谛闲到北京的倓虚法师，到青岛负责佛寺的兴建，这就是青岛湛山寺的起因。
佛学贡献
1930年，朱子桥在西北放赈，于西安城内的卧龙寺和开元寺，发现了宋版的《碛砂藏》，叶恭绰在上海，与沪上居士发起影印。其间克服种种阻碍，终于1935年，影印出宋版藏经五百部，在版本文献史上有极大的贡献。叶恭绰一向重视佛教经典文物的保存，早在1923年，他在北京即发起影印日本的《卍字续藏》。1932年，由于查访西安发现的《碛砂藏》的缺册，在山西赵城县的广胜寺中，又发现金代的藏经，叶恭绰即与时在北平的周叔迦居士等共同发起，将金藏中有关法相唯识的典籍六十四种，选出来影印，名之曰《宋藏遗珍》。
叶恭绰在上海时，于上海赫德路佛教净业社的社址“觉园”内，成立“法宝图书馆”，专供佛教学者研究佛学，这亦是他重视佛学研究的功德。
抗战胜利后，叶恭绰由上海回到广州居住。1948年，以时局动荡不安，迁居香港。他已年近七十，闭户隐居，不见外客。在青岛住持湛山寺的倓虚老法师也到了香港，在国内时局的剧变下，许多青年学僧也逃到香港避难，以人地生疏，食宿无著，有的被诱入基督教在道风山设立的“宗教研究院”。倓虚有鉴于此，找到叶恭绰商酌，决定成立一所僧校以收容之。僧校成立，定名为“华南佛学院”，叶恭绰与王学仁、黄杰云、楼望缵、林楞真诸居士担任护法董事，支持佛学院的经费。
1953年六月，他也参加了“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大会，当选为佛协理事。
历史评价
1980年3月政协为叶恭绰举行追悼会，悼词对叶恭绰的总评价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
茅以升：“叶先生在教育、美术、文学、建筑各方面，都有超人的造诣和独特的创造。同时，伟大的人格更感化了不少的青年。”
张中行：“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有才;才的附带物是不甘寂寞;稀有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言谈举止中，具体说是，文气古气之中还带有时多时少的官气。”
轶事典故
保护毛公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叶恭绰准备避难香港。临行前，秘密将珍藏的7箱文物寄存在公共租界英商美艺公司仓库，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他的姨太太潘氏为侵吞财产，大兴讼事，并向日本宪兵队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消息。叶恭绰闻讯，急电侄子叶公超去上海主持讼事，并谆谆嘱托：“毛公鼎不得变卖，不得典押，决不能流出国土。”毛公鼎终于没被日军掠去。后来此鼎为发国难财的商人所得，抗战胜利后交“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处理。上海市政府聘叶恭绰为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委员，并从军统局领回拨交南京中央博物院保存。
与孙中山
叶恭绰性格正直豪爽，胸怀宽厚博大。他原为前清重臣，又出任北洋政府之交通总长，后来竟追随孙中山，主政重要部门，这在民国政治史上可算是不多见的奇事，这主要在于他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当孙中山去世以后，叶恭绰撰写挽联道：“人道先生未死;我唯知己难忘。”后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仰止亭”，以表达他对孙中山“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据说叶恭绰的遗愿是葬在仰止亭旁。
与毛泽东
早在20世纪20年代，叶恭绰的书画艺术就已享誉海内，当时年轻一辈如徐志摩等，都曾以索得他的字画为快。他也能作得一手好诗词。对于叶恭绰的名望，毛泽东早有所闻。叶恭绰知道毛泽东喜爱旧体诗词，1952年初，曾写信并附萨镇冰的一首诗给他，不久又寄了自己所作的词二首。同年5月，他又与柳亚子、李济深和章士钊联名写信给毛泽东，要求保全并修葺北京城内明代名将袁崇焕的祠和墓。毛泽东接信后，立刻把此信转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并在信上批示道：“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然后，过了约十天，毛泽东又给叶恭绰写了一封回信，说明此事已转告彭真，叫他们以后有关此事的问题，可与彭真直接联系，全信如下：
誉虎先生：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顺致敬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过70岁生日时，叶恭绰又有幸与毛泽东会面交谈。当时毛泽东只办了两桌酒饭，除了自己的亲属之外，外人只请了四个，他们是：叶恭绰、章士钊、程潜和王季范。叶恭绰当时已是82岁高龄，依然兴致勃勃地赴了宴。
人际关系
关系
姓名及生卒年
简介
先祖
叶梦得(1077-1148)
宋徽宗时曾任龙图阁直学士，南渡之后隐居于浙江湖州，其后人又迁居余姚。
六世祖
叶谦亨
乾隆年间在广东为官，遂迁籍于番禺。
高祖父
叶坤厚
号简堂。与顺德县诗人张锦芳、黎简合称“后三子”。
曾祖父
叶英华(1802-1865)
字莲裳，号梦禅居士。清中叶的著名词家，著有《花影吹笙词》《小仙游词》《斜月杏花屋诗》。
祖父
叶衍兰(1823-1897)
字南雪，号兰台。咸丰六年(1856年)进士，官至云南司郎中、军机章京。晚年致仕回粤，主讲于广州越华书院。与沈世良、汪琮并称晚清广东三大词家，在金石、书法、绘画方面亦有很高修养。有《秋梦庵词》《海云阁诗》传世。
生父
叶佩琮(1855-1903)
叶衍兰三子。字叔达。
生母
俞氏
安徽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人，刑部湖广司广西司主事俞政之女。叶佩琮的原配。
嗣父
叶佩玱
叶衍兰次子。字云坡，号仲鸾。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曾参与整治黄河，后在江西任知府。
长兄
叶恭紃
号道生，后名道绳。任江西九江府同知。
庶弟
叶恭徽
叶佩玱妾室所生子。
侄子
叶公超(1904-1981)
中国近代外交家、文学家。
注：叶佩硷的妾室简氏和江氏先后生育了六个孩子，除叶恭徽外，叶恭绰还有五位庶妹。
主要作品
叶恭绰著作甚丰，主要有《遐庵诗》、《遐庵词》、《遐庵谈艺录》、《遐庵汇稿》、《序跋一辑》、《交通救国论》、《历代藏经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园馀墨》、《叶恭绰书画选集》、《叶恭绰画集》、《太平洋会议前后中国外交内幕及其与梁士诒之关系》(叶恭绰口述，俞诚之笔录)等。另编有《全清词钞》《五代十国文》《广箧中词》《清代学者像传合集》《广东丛书》等。
责任编辑：黄雪 最后更新：2024-02-26 09: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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