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三年抗战与八路军
2026-11-04 11:19:46  来源：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  点击：  复制链接

　　编者按：《三年抗战与八路军》，彭德怀著，1940年6月27日公开发表于《新华日报》（华北版）。成文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百团大战发起前夕，时值全面抗战爆发三周年前夕。文章系统总结1937‑1940年5月八路军华北敌后三年抗战战绩，以大量战报统计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同时剖析当时国内投降、反共倒退的严重逆流，阐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介绍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民生、群众动员方面建设实践。本文转录底本来源：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可参校《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06‑27影印原件。文中的民国纪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民国二十七年=1938，民国二十八年=1939，民国二十九年=1940。文中战斗统计为战时报告统计，作者原文已提示受通讯条件限制统计存在偏小可能。注：1940年彭德怀曾将此文手稿赠予在华北活动的美国友人王牧师（普霖）。

　　中国抗战已经进到了第四个年头，在结束抗战三年的时候，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抗战三年，八路军究竟做了些什么?我在这篇文章里准备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简单的答复。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谈一谈抗战三年来的国内环境——也就是八路军三年奋斗中所处的环境，第二部分具体谈一谈抗战三年，八路军到底做了一些什么?

　　第一部分抗战三年的国内环境

　　1.三年国内各方面的进步，打下了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基础：

　　一，三年抗战，我国各方面有了不少的进步，这些进步是过去任何和平时期十年、二十年所不能得到的。纵使它们还远不足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纵使在进步的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倒退逆流，然而这些进步已经打下了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基础，是不容怀疑的。

　　二，三年来进步是不平衡的。首先，进步在地域上不平衡。敌后进步快，战区次之，我大后方最差。而在敌后方，进步军队、进步党派、进步人士占优势区域进步快，顽固派“磨擦专家”占优势区域则差。其次，上层与下层进步也不平衡，资产阶级进步慢(甚至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倒退)，工、农、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进步快。政府中上层官吏进步慢，下层公务人员进步快。军队中某些高级官长进步慢，士兵及下级官长进步快。最后，进步在时间上不平衡。太原、南京失守以前进步慢，南京失守后到武汉失守时进步快，武汉失守以后进步又慢起来。某些大资产阶级分子，在敌人允许退还百分之四十九与五十一的诱降政策下表现了严重倒退。这是三年抗战中进步的不平衡。怎样把不平衡变为平衡，怎样以进步快的推动进步慢的(或是不进步而倒退的)赶快进步，这是今天极严重的历史任务。只有落后的向进步的看齐，才能巩固团结，才能坚持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三，三年抗战，有些什么进步呢?三年来最重要的进步表现于国内的统一团结。中国今天的统一团结是历史上少见的事情，这是抗战能够继续三载的主要条件。没有内部的统一团结，抗战一天也休想支持。

　　首先是国共两党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在日寇侵略不已、民族危机加深时，首先提出来团结御侮统一战线的方针，并且曾经为了统一战线的完成作了一切必要的让步。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政党是不计私怨、忠实于自己政策和民族利益的，它的态度是最光明磊落的。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宣言更指明了“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的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粉碎了造谣分子说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只是一个短期的策略的谰言。

　　但是必须了解，统一战线的完成和继续了三年，不仅仅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热望团结，同时也由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得到了国民党大多数和全中国人民的赞助。国共亲密合作是抗战胜利的主要关键，这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真理，在国民党领袖言论中，在民国二十七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中，在国民党大多数人士所表示的愿望中，都曾一再强调团结，认为团结与抗战不能分离，虽然最近在国民党领袖言论中，不象过去一样的提出团结，以致引起举国人民某些可能的忧虑。但这或者是由于一时的疏忽。我们相信这种疏忽还有可能改正。抗日的战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仅由于这种疏忽而认为国民党大多数(少数顽固派在外)对团结是漠视的。实际上不要国共两党团结的，只有汪精卫和其领导下的假国民党。

　　此外，三年抗战中，国内各阶级间也表现了高度的团结。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一向过着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但在大敌当前的今日，他们都能顾及民族的利益，忍饥受冻避免国内阶级间矛盾的尖锐，以致影响抗战。三年中没有看到任何严重的工人反对资本家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有人在说：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其实恰恰是在共产党占优势区域内，阶级矛盾在“抗战高于一切”原则下得到了合理的调解。在这些区域里，一般的实行五一或四一减租，一分或分半减息和在一定限度内工人增加一点工资，减少了一些过长的劳动时间，这正是根据“抗战建国纲领”中“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原则，与资本家地主的利益没有损害，而又相当满足了工人农民的起码要求，于共同抗战是有利的。在这些区域的政府中，吸收了各阶级的人才，除了汉奸以外，没有人被摒弃在政权之外。这证明共产党不但没有制造阶级斗争，而且用尽各种方法来加强了阶级团结。

　　三年抗战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还加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之间、地方军队与地方军队之间，以及中国境内各民族间的团结。抗战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信。抗战统一了中国。没有抗战，这样团结和统一是不可能的。

　　四，三年来的进步，还表现于民众的奋起和民意的发扬。敌寇无止境的进攻，不仅把工农基本群众和感觉灵敏的知识分子卷进了抗战，而且还唤起了许多落后地主和资本家的民族觉醒。在敌后根据地里，就连山沟里的妇女儿童也都已经动员起来，参加了抗战。这是抗战中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民众力量的充分发扬不仅是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同时是建国成功的必要前提。

　　在民主民生方面，三年抗战中也有了相当的成就。在全国总的方面和在大后方成就少，而在敌后根据地，民主民生则有了突飞猛进的开展，远超于大后方其他区域和前此任何时候。在总的方面，大者如国民参政会的召开，网罗了不少各方的人才，虽然还远不足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但总算是政治上的一个进步。这也可以说是三年抗战中的收获。三年来成绩最大的还在于国民政府曾经颁布了不少的比较进步的法令(如：“抗战建国纲领”、“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条例”、“抗战将士奖惩条例”、“惩治贪污明令”等等)。只可惜这些进步法令没有真正彻底的普遍见诸实行，只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特别是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占优势区域内，实行得比较彻底。

　　五，三年抗战中军事上也有了不少新的进步。首先表现在战略上的进步：国内大部分军队逐渐知道了运动战的意义，并且相当学会了打运动战。游击战术也较广泛的得到了应用；在今天艰苦环境下，还能坚持抗战，这是中国军队一个大进步。特别士兵和下级军官进步得更快，并且有了许多新的觉悟。此外，在干部培养方面、在军事工业方面、在空军建设方面、在机械化兵团建立方面，虽有很多缺点，但也都有了一些新的进步。

　　八路军新四军和许多其他友军坚持敌后抗战，广泛发动民众手执武器参加战争，这是三年抗战中最大成绩之一!八路军和新四军三年来的发展，是抗战过程中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重要收获。这是一支坚持抗战到底，建立新中国的必要和决定的力量。没有它们，就不能设想抗战能支持三年，更不要设想争取最后胜利。

　　六，最后，应当着重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三年抗战收获中最伟大的收获：敌后根据地的普遍建立，使敌人在广大占领面积内不能行使自己政权，不能遂行其“以战养战”的计划，而且还经常受到我们军事上严重的打击，被我们牵制了大批兵力，因而无力再举行对我大后方大规模战略上的进攻，意义是非常大的。三年来这些根据地在各方面的进步，已经树立了初步巩固基础。事实证明，敌人已无法再摧毁这些众志成城的坚强抗战堡垒。过去许多革命者的理想，过去一般人认为在和平时期尚且难能的事情，今天在敌后，在敌人不断“扫荡”和封锁中实现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潜在力量的表现。敌后根据地今天已经成为全国模范区域，渐渐具备了新中国的雏型。这是值得全国人民重视、研究和效法的。

　　中国共产党引以自慰的，是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中，它曾尽了最大的努力，并且获得了辉煌的成绩。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名字不能分开的。同时在根据地的建立中，中国共产党也巩固发展了自己。经验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有巩固的根据地。共产党的巩固和扩大，恰恰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倘若提到三年来抗战收获的话，那末三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壮大，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最大收获之一，是抗战建国成功的极大保证。只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分子，站在自私自利的、狭隘的、大资产大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才会乱言共产党壮大“不得了”。

　　2.但抗战中逆流严重存在。

　　一，进步了，而又进步的非常不够。这是三年抗战中国政治的特点。去年一二月后，投降、反共、倒退逆流，遍于全国：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中的亲日派，公开叛变了抗战。而另一部分统治阶层则对抗战前途丧失了信心，表示了极端动摇，反共倒退成为投降妥协之前的信号，成为了投降妥协的具体准备工作。

　　反共问题之所以日趋严重，在于自去年一二月后，反共进入了带有全国性、有计划性的新阶段。各种限制“异党”的原则和办法，不断的普遍的秘密流行。蒋委员长及其国民党中负责人，曾经向本党表示，此类文件之核准、颁布与实行，并未与闻。我们很难相信，在大敌当前之际，国民党领袖及大多数党员能够赞同这种亲痛仇快的举动。但根据一年半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些文件都已发生了实际效力，并且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抗战，鹿钟麟先生本年二月五日致石友三书中，竟然公开谓：“今后工作限共应与抗日并重。”事实上这只是一般磨擦专家的一种好听的说法，打算“限共”就不能抗日，两者势难兼顾。无怪乎一年余，我们没有见到鹿先生的“抗日”，而只是见了鹿先生惮精积虑的进行“限共”，这种现象已经不独河北为然，在全国范围内无不如此，不过有程度之分而已。

　　怎样限共呢?主要的是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分化共产党的力量。层出不穷的磨擦就是由此而生的。在“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中“(四)关于特务方面”直接这样写着：

　　“一、策动沦陷区本党忠实党员，打入共产党各级组织，从事内线工作，刺探其内情并分化其力量；

　　二、策动本党党员及优秀青年，打入共产党所操纵之各种民众团体及游击队，起党团作用，分化其组织并夺取其领导权；

　　一切共产党各种组织活动，应运用公开与秘密等方法及本党组织力量，予以打击与破坏，以阻止其发展。”

　　在“防制共产党活动方案”中，关于“特别区”一项下，更具体指出：“……在其外围区，尽军、政、党力量之所及，健全各种组织，培养各种力量，凝成强固之包围阵线，使共党势力无法外延发展，并逼使日益缩小而趋于消灭……”至于在实际行动方面，如朱怀冰之赴河北，在致金宪章电中，表示其来意，他直认不讳：“弟初拟运用方法，打破其组织，稍戢其野心，而纾中央北顾之忧。”自然谁都知道，这样做起一定要引起磨擦。在“消极防制共产党办法”中，也曾顾虑到这一点，但写着：“纵因此而发生磨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分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这可以明显的看出，一年余来制造磨擦的到底是谁了。

　　去年十一月以后，在“政治限共”以外，又益之以“军事限共”，去冬我因公返大后方，曾见天水行营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天行治二字第一四五五号密令。所抄发之“呈奉核准处理异党办法”。其中两项为“关于军事方面者”内开：

　　“一、密。

　　二、巩固沿边区各县，应由陕西保安处调拨保安团四团，分别布置，以两团配备于北线之定边、横山、米脂、绥德、延川一带，并择适当地点屯驻，统一指挥，以期实力推行政令，遇有事变亦易解决，至宁夏之盐池、豫旺及甘肃之环县、庆阳、宁县一线，亦应同样办理，并得配驻国军辅助之。”

　　从这里可以看出了“军事限共”之一斑。去冬我曾以此办法问行营程主任，程主任答以并不知情，但在陕甘宁边区确已受到进攻不已的威胁。不久前，国军第二十八师及保安旅，还在威胁鄜县八路军部队，谅即所谓之“国军辅助”行动了。半年来“军事限共”到处发生，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反共分子进攻未已，现又转移及华中之新四军。鹿钟麟先生致石友三函中有句：

　　“冀事已至严重阶段，应付之方，亟须筹划。现庞军奉命入冀，增强行政力量，今后工作，限共应与抗日并重。迭奉委座密示，各部应切实联系，处处戒备，确保河北地步，不可退让。又奉程主任电示，对某军可酌以武力制止等因。中枢意旨，均已明白指示……”

　　反共分子假冒“中枢”意旨的“军事限共”的决心，在这里表露无遗。这种假冒蒋委员长及程主任意旨的挑拨语句，深望中央政府加以澈查，按法严加惩处，这是为了团结为了抗战极端必需的。我们认为，当大敌凭凌之际，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而竟有计划的采取军事方针，是异常痛心的事情，是民族之最大不幸。而如朱怀冰先生者，在高树勋报告杀了八路军伤兵数百之后，竟答以“义勇精神、至堪楷模”；磨擦专家之所谓“义勇精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究竟是对谁的了。

　　诬蔑造谣，蒙蔽上峰，更为反共分子之惯技。特务机关，星罗密布，耗费巨金，不用于对付敌寇，而用于对付积极抗日之共产党及抗日人民。大后方如重庆、西安，到处皆是反共之谣言。中央政府领袖虽异常持重，不以谣诼为意，但有时真伪难辨，难免为所欺瞒。这些顽固反共分子，从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亦殊令人怀疑与痛心。例如去年张荫梧曾捏报：

　　“中共政治局去年九月十四日曾发训令一件，大意谓此次抗战，是本党树立政权之机会，我们只有在最低限度能够自卫条件之下，才能谈到牺牲，须知此次抗战，实为本党与国民党生死斗争底最后关头，国民党政权既不开放，而且到了宪政时期定名为三民主义共和国，违反世界革命潮流，要知站在党的立场上，主义的立场上，决无朋友可言，希望全体同志，体会党的意旨，站住脚步，无论到什么情形，对于内心主张，决然不能让步。”

　　这种谣言，谁有起码常识，也应该能辨其真伪，但居然有某最高政治机关，竟“转饬一体知照，切实注意防范”，岂不太滑稽了吗?从我们拾得张荫梧遗弃的存稿中，才知道这是张之秘书李某草拟的，李系一个托派分子。张荫梧这样自做自卖造谣挑拨破坏团结行动，如国家尚有法纪是应处以严惩的。

　　又如朱怀冰二月六日致石友三亲笔信中：

　　“……异党承受第三国际命令，原无所谓国家。此次抗战，不过利用此机会扩张势力，遂其赤化之野心，现其势力已成，乃乘中央抗战艰巨途中，借题寻衅，以期其势力更张而巩固，其唯一之目标，则在冀察，故弟与吾兄彼则视为唯一之障碍与对头也。以此，吾人所负之责任更为重大，兄对此问题当有同感，弟与兄在此情势之下，惟有团结力量，以与周旋，否则各个孤弱，各个击破也。中央在冀察力量，并不算小，最大之病，在不联合，不协同，如能联合协同，制异党有余……”

　　这就是朱怀冰制造谣言，纠合党羽，以便利其军事进攻八路军的供状。至于对付日寇，则信中一字未提。我知道全国正义人士，是不会相信这些无耻造谣的。但挑拨者却经常以此类谣言，破坏团结，欺蒙上峰，以遂其升官发财之私欲，而达其投降妥协之实际。民族危机日亟，爱国之士，竟日为团结御侮奔走呼号，犹恐不及，朱怀冰先生亦黄帝子孙，何竟不惜置民族于危亡之境，贻骂名于千载之后乎?

　　此种惨痛实例，实不愿多举，仅关于河北水灾，我们有不得已于言者。去岁日寇决堤，造成河北普遍水灾，仅冀南一隅，灾民即达百五十万以上，冀中冀东尚数倍于冀南，中央虽数度筹款赈济，但河北灾民未得分文。揆其原因，全系反共分子从中阻挠所致。现中央某大员携款百五十万来华北，主要为赈济河北水灾，竟又有某主席以河北环境复杂为词，居中作梗，使河北千万灾民无法得到中央救济。当去年秋天余心清先生携款来华北赈灾时，河北国民党省党部某些人于十月九日发下列一电：

　　“重庆中央党部秘书长朱钧鉴：顷闻赈委会敬证乙卯电奉院令，派安抚委员余心清，携款三十万，来冀查放，刻已抵洛等语，查余心清系韩复渠时之政训处长，当时广收平津流亡之中共及民先分子，分发各地工作，为异党树立基础，致贻鲁省今日烧掠残杀之祸。冀省异党倒行逆施，攫劫政权，视鲁加甚，余如来冀，益足助长异党气焰，请转陈总裁，将余心清早日撤回，另简干员来冀查放安抚，以维民心，职王XX……叩佳”

　　将余心清先生来冀放赈，看为“助长异党气焰”，真是匪夷所思。余先生与中共关系怎样，熟识余先生之过去者，当能知道。反共分子气量之狭窄，对同胞之残忍，于此毕见。

　　当我读了五月十三日重庆“扫荡报”关于河北水灾社论后，方知反共分子用心之良苦，原来冀灾主要原因是由“八路军苛征粮秣”所致，因此中央救灾，最好办法不是拨款救济，而是实行反共，赈款总归是要落于共产党之手的。这就是等于告诉全国人民说：不是我们阻挠赈济冀灾，而是由于赈款终归落于共产党之手，还以不发为好。也等于告诉河北人民说，不是我们阻挠中央赈济你们，而是由于你们那里有共产党，有八路军，你们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吧。反共分子之计亦大妙矣。但河北民众不是傻子，用反共为借口，而使河北千百万灾民不能广被中央德泽，以致影响抗战，河北人民是知道谁要负这个责任的——乘水决堤氾滥河北平原，以致酿成大患的是日本鬼子，企图吞没赈款破坏赈济的是为顽固分子。

　　此外谣言，多不胜数，有人说河北已经“赤化”，有人说河北已经“计口授田”，有人说“八路军集中二百万，屯二年之粮，准备暴动”，这些谣言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总的有计划的限共政策下必然产生的东西。

　　以上是我所要说的“反共”情形大概。用“反共”行动来准备投降，这是抗战中的逆流。这是目前政治形势中的最大危机。

　　二，抗战团结进步三者是一体不能分开的东西。投降反共倒退三者关系也是这样。既然“反共”自然就要倒退，证以目前全国情形果然如此。

　　政治方面，武汉失守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曾有不少的进步。武汉失守以后，不惟进步几欲停滞，且有将过去之进步实施取消殆尽之概。贪污腐化成为普遍之现象，身为一省主席，一年内小老婆讨至九个，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省后援会主任贪污至一百万元，联保主任贪污到万元以上。财政困难，民生困穷，不思开源节流，减轻民众负担，偏竭力搜括，操纵物价外汇，以致民生凋敝，物价飞涨，直接影响抗战。此类黑暗事实，不胜枚举。

　　摧残有为青年，封锁抗战民主思想，更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各地遍设集中营，拘禁残杀青年，学校直如监狱。文化方面则进步书籍，禁止发售阅读，托派汉奸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准备投降之理论书籍杂志，到处皆是。对共产党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更采用各种方法摧残破坏。

　　至于进步团体，能借故禁止者，加以禁止，不能禁止者，则用各种方法破坏，不问利否抗战。例如青年记者学会，据我想来不过是一群自由职业者团体，绝不致有任何党派背景，但某机关二十七年十二月宣字二四四三号代电中竟称：

　　“查各地青年记者学会，多为共产党分子所把持，其思想行动，与本党主义背道而驰，不惟惑乱人心，流毒社会，而且影响抗战建国前途，至为重大，亟须严密防范，切实注意。并密令本党同志积极参加，以期获得领导权，除分行外，相应电达……”

　　以已故名学者王礼锡先生为首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的前线访问团，竟亦被认为“查该团分子多系异党，当有不妥善之行动与宣传”，而令各地采取“事先布置”。

　　至军事方面，首先不能做到“有功者赏有过者罚”。摒除党派私见与嫡系杂牌关系于考量之外。军队政治工作则尽力模糊民族意识，强调“勇于对内怯于对外”之磨擦教育。兵役方面，更存在严重现象，强征、买兵，怪象百出，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与民众参战热忱。

　　这些都是国内严重存在之倒退现象，而尚远不是其全部现象。一面反共倒退，一面抗战，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反共倒退，实际上是投降妥协的准备工作。

　　三，最后，我还必须着重指出：以上这些“反共”、“反进步”、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屠杀抗日民众等现象，不是发生于什么别的和平时代，而是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下发生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众，三年来在敌寇、汉奸和顽固分子夹攻下斗争着。这种形势增加了全国进步抗战力量莫大的困难，同时也增加了顽固分子客观上帮助日寇的罪恶。

　　武汉失守以后，日寇大举从事于华北的“扫荡”，也恰在这时候“反共”、“反进步”活动改取了更积极的方式。直到今天，敌寇对华北的“扫荡”始终没有放松过一天。重复“扫荡”，来而复往，兴修交通，构筑据点，一天比一天加紧，而顽固反共分子的活动也随而趋烈，坚持河北平原游击战争，我们曾经遭受了不知多少牺牲，今天冀中敌人有三百个据点，冀南有一百三十个据点(县城市镇)，每隔二三十里就有敌人，我们没有一天不在与敌寇斗争中，但偏就在这种困难地区中，曾经成为顽固分子制造磨擦的焦点，而在今天还有人准备着前往专门磨擦。

　　对付我们的无辜民众，敌人的基本政策是奸淫烧杀，造成恐怖，镇压反抗，仅在太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正太路以南，临汾、长治、邯郸大路以北)，这一个小小区域内，三年来烧毁房子在十万所以上，民众被屠杀者六万以上，妇女被奸淫者近万人。二十七年春敌人所谓九路围攻，一次就烧了老百姓三十万石粮食。这个区域，在华北一般区域内算是敌人最少来的，其他区域更可想而知。但顽固分子在摧残民众方面，竟也与敌人起了配合作用，其著名者如去冬之晋南七县，如石友三之在冀南。

　　顽固分子纵然说的好听，但“反共”、“反进步”的活动，实际上是帮助和配合了日寇。其结果有的必然走上汪精卫的道路。这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机。

　　3.但时局危机是可能克服的。

　　时局危机虽然严重的存在着，但克服时局危机并不是没有可能。何以见得呢?

　　一，首先全国大多数人民，不愿意投降、反共、倒退。走向投降道路的不过是大资产大地主阶级一部分人，全国大多数人民，还愿意坚持抗战。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顽固反共分子，不敢把他们的反动愿望坦白地说出来，而必须用许多造谣欺骗的词句来蒙蔽人民的原因，在进行军事磨擦的部队里，不断的发生分化和逃亡，甚至士兵公开拒绝打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这难道还不足以引起顽固派万分警惕吗?中国最大多数人，包括国民党中大多数人士，不愿意投降、反共、倒退。这是抵抗逆流，争取时局好转最重要的因素。

　　特别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是国内政治一个伟大的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带有全国性和群众性的政党。它本质已经成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核心，是抗战继续坚持到最后胜利的伟大保证。

　　二，日本亡华方针的不变和态度的强硬，使一面投降，一面还愿意留些脸面的人，感到了相当的困难。

　　苏联的强大，和援华方针的不变，兴奋和加强了中国抗战的决心。中国大多数人民仍然坚持着孙中山先生手定的联俄政策。自从欧战爆发以后，更清楚的显示出：弱小民族只有联苏，才能自存。甚至如英法反动资产阶级，由于“反苏”“反共”结果不仅造成空前大战，也使法国本身陷于毁灭，使英国陷于极大困难。这一些实例教训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弱小民族，更进一步的坚定了它们联苏的决心。

　　根据以上国内国外的分析，因此我说，投降妥协危机虽然严重，但经过严重的斗争与努力的争取，时局是可能好转的，前途是光明的。主要的还是依靠全国人民自己。

　　第二部分三年抗战中的八路军

　　1.三年来八路军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

　　一，“七七”抗战爆发后的第二月，二十六年八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那时起，八路军成为了在蒋委员长总的指挥下抗日军的一部分。在三年短短时间内，八路军在华北已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绩，这种成绩影响及于全国、以至整个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只要不是别有用心，谁再也不能否认八路军是坚决为民族和人民利益奋斗到底的坚强力量。八路军所用以粉碎敌寇、汉奸、顽固反共分子的造谣诬蔑和所用以取信于举国人民的，不是动听的词句和欺人的宣传，而是三年抗战中八路军艰苦转战，浴血牺牲的这一些铁的事实。

　　二，八路军是坚决为民族和人民利益奋斗到底的军队。同时八路军是中国社会中最受压迫、最受剥削的工人和农民的儿子。也正因为它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所以八路军才能成为坚决为民族和人民利益奋斗到底的军队……八路军有这样一个政党的领导——这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代表着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它有先进的理论，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正确的政治方针。没有共产党这一政党，就不能设想有三年来的抗战，更不能设想有八路军这样一支坚强力量。八路军之所以日益坚强壮大和顺利的执行了民族的光荣任务，一面固然由于它是工人和农民的儿子，另一面也由于它忠实的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确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抗日的。中国革命本来有不同的打击对象，但在现在这一时期内，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敌人，因此抗日的任务被提到了第一位，其余的革命任务都服从于这一任务。由于顽固反共分子提出了“抗日与反共并重”(实际上只反共不抗日)的错误论调和进行了严重的分裂行动，因而引起了抗日营垒内对目前任务某种程度上的混淆。但八路军却稳定的站在自己正确的政治方针上，不单没有一时疏忽了抗日的主要任务，而且还善于把一切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尽量消弭，适当解决，以求不致过甚的影响抗日。“一切服从抗日利益”，这是八路军一切行动的最高准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绝没有因为顽固反共分子的分裂行动，而改变了它以抗日为第一的主张。

　　四，只要不是汉奸，凡属愿意抗日的人，不问属何党派阶级，都包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八路军在抗战以前曾经进行了十年反对本国封建反动势力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当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中国革命主要敌人的时候，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执行了勇敢的转变，它放弃了一切前嫌，与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和衷共济，并肩携手的进行了已经三年的抗日武装斗争。三年来八路军执行统一战线方针曾经得到了极大的成绩。这不仅由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八路军的指挥员、政工员和战斗员，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使他们不斤斤计较于狭窄的阶级利益，而决心为民族总的利益流尽最后的一滴血。

　　顽固反共分子尽管利用某些人对八路军过去的成见，肆意造谣诬蔑，但这却不足以掩盖住活生生的事实。不错，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占优势的区域，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是较前有了保障。但是也并没有危害到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只要不是汉奸，我们同样保护了他们的利益。在这些区域里的政权，是抗日民主的政权。凡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都可以参加政权，士绅参加政权工作和发表对政治问题的意见，是较以前任何时候容易并且自由的。连顽固反共分子所谓“赤化”最深的晋察冀边区，参加政权工作的共产党员也不过是极少数。试问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占优势区域以外，有那一个区域经常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征询对政治问题和政府的意见呢?试问有那一个区域县以上成立了各级参议会，普遍吸收士绅名流、当地知名之士参加讨论政府政策和施政方针呢?试问有那一个区域，曾经颁布并且认真施行了这样象“保障人权”的法令呢?试问在那一区域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参加讨论政府政策呢?倘若在别的区域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那末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占优势的区域都已经大体做到，并且发生实际效力了。

　　对待友党友军，八路军一贯执行中国共产党互助互让互相发展的政策。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占优势区域内，国民党和其它党派的正当活动和发展是公开合法的。虽然个别国民党员的危害抗战活动严重存在着：如某些国民党员(山西和顺书记长河北某些国民党负责人)的公开投敌，如某些国民党员(甚至某些负重责的国民党部)对八路军的瓦解行动和造谣诬蔑，对这些分子八路军不能不严厉反对，但这却不妨害八路军对真正执行进步抗战主张的国民党部及党员的爱护。我们认为，正是严厉反对背叛国民党的国民党部和党员，才能保持国民党本身的纯洁，才是真正爱护国民党。华北国民党为人民爱戴，工作最有成绩的首推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国共两党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着，那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刘奠基先生是边区政府的教育厅长，是边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绝不象顽固分子那样狭窄的。

　　至于八路军与友军关系方面，特别在作战中与友军配合方面。去年五月，我从河北归来，在“坚持河北抗战与巩固团结”对“新华日报”记者谈话中曾有下列一段：

　　记得去年徐州南北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我在汉口(二月间)参谒蒋委员长，承委座面询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时派队袭击津浦线，声援徐州会战?我当时即慨然答称：为了配合徐州会战，不待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

　　以后回到总部，我和总司令朱德同志商可，立即派遣强有力的支队向河北与鲁北挺进，不断袭击津浦北端，大小经历数百战，把津浦路破坏得不能通车，且坚决打击盘据河北平原与鲁北的敌伪，收复广大土地，创造了河北平原与鲁北一带的抗日根据地，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使其不能集中全部兵力适用于徐州会战。同时并派出宋、邓纵队近万人，北出北宁，破坏北平至山海关间的铁道，攻占冀东十余县，分兵袭扰山海关、朝阳、承德，威胁热河、辽宁，振奋东北人民，响应东北抗日义勇军，这难道不是战略战役上的有力配合吗?再如保卫武汉战役中，八路军在晋西、晋西北、晋冀豫、晋察冀、冀察热、冀中、冀南纷纷出击同浦、正太、津浦、平汉各线，八路军在晋北的部队，深入绥远大青山，八路军的山东纵队配合友军攻克济南城关，这难道不是战略战役上的有力配合吗?今天敌人在华作战的兵力，总共不到四十个师团，而被牵制在华北和苏北的不下十八个师团。敌人在去年四月就想进攻西北，而被我们抓住在华北迟迟未能实现。我们以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来配合主力战场，这难道不是战略战役上的有力配合吗?在抗战行将转入新的相持阶段的时候，敌人已经回兵华北，大举向各个抗日根据地“扫荡”，但我们不但不怕敌人的“扫荡”，而且吸引了敌人大批“扫荡”部队在自已的周围，为的是求得正面战场相持阶段的迅速到来，这样的忠实于国家民族，忠实于抗战的积极性，我想只要是没有成见的人，大家都能看到。

　　至于战术上的配合来说，八路军一开入山西前线，即以平型关的战捷来配合友军，来报答国人的期望。在卫司令长官所指挥的有名的忻口战役中，阳明堡飞机场，离开忻口阵地，只有数十里，停放了数十架敌机，不断向我阵地轰炸，给予我正面作战的中央军、晋绥军以很大的威胁与危害，八路军为配合友军，不惜以重大的牺牲，冒险闯入敌人戒备严密的阳明堡，焚毁敌机二十四架。以后继续在敌后活动，切断雁门关南北的敌人运输要道，迫使敌人不能不藉飞机来输送给养，一直到忻口放弃为止。当娘子关失陷，敌人沿正太线向太原猛攻时，我友军曾万钟部在旧关以西大山中苦战，重要一部为敌包围，我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闻讯，自动赶去赴援，打开敌人包围，救助友军出险。同时邓锡候军陈师一部，在寿阳附近苦战，被敌包围，在危急之际，我一一五师曾支队不顾一切牺牲，自动驰援，杀开一条血路，救出友军。骑兵第四师在武安以北地区与敌苦战，被敌重重包围，我一二九师陈赓旅长自动驰援，袭溃敌人，转败为胜。二月间敌人进攻冀南，我八路军刘师之一团为救援友军，团长陈耀元政治委员桂承同志同时阵亡，官兵伤亡数以千计。……象这一类事情，举起来实不知多少。譬如最近敌人大举进犯晋南，为了配合晋南友军作战，我们举行白晋路北段总破坏，击毙敌人二千名，使该路数十日不能通车，仅在南关一处歼敌就有六七百人，缴获极多。我很奇怪，口喊“八路军游而不击”“八路军不配合友军”的人，难道没有看见这些事实吗?

　　对友军援助方面，譬如动员新兵，这是一般军队最感困难的事情，但我们晋西北部队曾经动员大批新战士给骑一军、三十五军、十九军和决死队等。其次如供给干部，如筹措粮秣，八路军为了增强抗战力量从来没有吝惜过对友军的帮助。象石友三之流，如果不健忘，还应当记得，倘若没有八路军的帮助，他们的部队，早已没有了。

　　不幸一些曾经在困穷危难时期得到八路军援助的军队，在另一时期却转过来反对八路军。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危害抗战的行为，而且大有悖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八路军对抗战友军中这些“以怨报德”的表现深致惋惜，但并不因为这些事件的发生，而使八路军改变其对友军互助互让互相发展的基本态度。因为我们认为对前线并肩携手杀敌、共同洒血疆场的友军的倾轧甚至攻击，这是民族败类危害抗战的行为，是必然为全国人所唾弃的，因而也必然为八路军所不齿。

　　五，八路军应付个别顽固反共分子的挑衅，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原则下，根据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共所宣布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进行的。八路军始终认为，在大敌当前之际，中国人间的某些问题是可以开诚布公，诉诸全国人民，用政治和平方法解决的，无需乎采用政治军事阴谋，陷害共同抗日最力的朋友。八路军根据并坚持自己原则立场，是绝不轻启衅端的。但当顽固反共分子进逼不已，得陇望蜀，以致危及抗战利益时，八路军也绝不能漠视不顾。因为在这种情势下，倘若一味让步，就必然会损及坚决抗战的力量，损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对于中国抗战不利的。但八路军对不得已而采用自卫手段，感觉是民族的不幸，是一桩异常痛心的事情，从来没有象朱怀冰那样在高树勋残杀八路军伤兵数百之后，反认为“义勇精神，至堪楷模”!

　　尤其痛心的是，这种反共行动，大大投了日寇之所好。当磨擦剧烈之时，日寇竟在铁路线上，大开其庆祝磨擦大会。在伪报纸上，在伪宣传品上，无处不表示日寇汉奸窃幸其挑拨离间阴谋毒计之成功。每逢当反共分子进攻八路军时，日伪军都在极短促时间内和用极有效的方法配合夹攻八路军，仅在我手头所存的一些缴获文件中，便发现了许多反共分子通敌的铁证，如金宪章师独立第三旅旅长“送南阳日军转呈平定日军司令官”一函：

　　“大日本皇军司令官麾下：

　　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号召，我们是极度的赞成和拥护，但是中国的赤祸，到处滋延，这个祸根不除，贵国协助中国的计划无法实施，和平也无法出现，我们现在奉了汪先生的密令，向正太路以南地区开拔，剿除八路军，现在已经和八路军接触了数次，特函达知，并希赐教，敬请

　　军祺

　　陆军独立第三旅旅长许绍祖印

　　二月三日

　　如有敝军零星人员经过此地请为关垂。”

　　又如张荫梧部下韩祖光一函：

　　“河北民军贵部钧鉴：

　　刻本旅以受环境逼迫，本人于今日率领一部，暂住火□乡，已与吴团长取得联络，祈贵部于可能范围内与敝部密切联系，并祈与石家庄皇协军李副旅长刘团长亦取相当联络，刻吴团长已电知该部，勿令发生误会，望见信后将贵部番号，主官姓名，兵力若何，一并示知为盼。

　　特此敬请

　　勋祺

　　韩祖光印谨启”

　　在鹿钟麟先生所委尧山县政府呈河北省国民党省党部“王子耀部与八路军冲突逐日纪实”中，亦有多处通敌记载，该纪实出自鹿先生部属手中，更足证明其非虚：

　　“……

　　八月三十一日……闻王部派籍尹二副官偕日军八名，赴石家庄与特务机关商洽投日事宜……

　　九月一日……隆平敌伪在西关并贴有欢迎王子耀之标语。

　　……

　　九月三日……隆平、尧山各有日军百三十余人，于上午十时左右出发援王……

　　九月四日……悉斡旋王部投日之中心工作人员，为李延年杨兴国等二人。”

　　此外如侯如墉部在进攻八路军失败后，一部公开投敌，更为其明显一例。顽固反共分子纵欲代为掩饰，究将何以置词?但顽固到底如张荫梧者，对于公开投敌者只要其尚能反八路军，亦必加以庇护。下面是张荫梧为柴恩波投敌事致当局一电。其“曲线救国论”与汉奸论调似乎没有多少区别：

　　“齐令一明电奉悉，顷据联络员李兴仁报告，柴恩波在文安、新镇与八路不两立，同时又被倭寇重兵压迫，势甚孤单，职前率队赴冀中游击，期与之联络，卒因途远不果，现该部为保存实力及施行曲线救国计，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名虽投日，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队反正与日寇以重大打击也。奉电前因，谨复。张荫梧叩铣未军一。”

　　六，八路军既然认为一年余许多严重磨擦事件的发生，是民族最大的不幸，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本可以用光明正大方法从政治上去解决，无需采取各种阴谋或军事进攻来“限共”“溶共”；因此，磨擦将来之前，八路军一向是仁至义尽的用尽一切努力和让步，以求其不扩大、不发展，而在横逆来时，在八路军被迫不得已而采取自卫方针时，八路军也只做到促使顽固反共分子觉悟过来为止，以求其不严重的影响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这种光明磊落的政治态度，是早已为全国人民所共鉴的。只有磨擦专家、顽固分子才会造谣，说共产党和八路军制造磨擦破坏团结。

　　譬如以河北为例。七七事变以后未数月，国军即退出河北，守土官吏，亦相率离城。日寇汉奸土劣借机横行，民众不堪其扰，社会秩序极端混乱。幸后八路军东进，驱逐敌伪，次第收复各县，青天白日旗帜方得赖以复见于河北平原。倘八路军诚如顽固分子之所谓“企图攫夺政权别有用心”，则尽可在八路军恢复失地以后，据河北为己有，于八路军领导人中自简河北省主席，何必静待政府委派大员主政，后又热诚欢迎鹿钟麟先生之来冀，并对鹿先生尽一切可能的帮助呢?即在后来鹿先生为“反共”“限共”政策所误，蓄意与八路军磨擦以后，八路军亦曾派负责人几度拜访鹿先生以求精诚团结，共挽河北危局。续后我仆仆路东、路西访问鹿先生，无非欲尽力求得河北问题之合理解决，俾得有利于抗战。记得我当时与鹿先生相见时，曾提出下列之纲领八项：

　　“坚持河北抗战共同纲领：

　　一、坚持河北抗战，巩固收复失地，继续扩大占领区，缩小敌占区，配合华北及全国抗战，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为最高行动准则，而当前紧急任务则为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以彻底粉碎敌人新进攻。

　　二、为坚持河北持久战，必须充分的发动与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普遍与深入的进行民族与民主的教育，树立民主的工作作风，依靠民众的力量，争取抗战的持久与最后的胜利。

　　三、国共两党以亲密合作共赴国难的精神，为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共同奋斗，以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华民国为目的。两党同志应以天下为公、互敬互助为原则，巩固团结，严厉取缔挑拨离间，损坏两党威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一切阴谋分子。为便利解决双方一切有关事宜，在平等原则下，两党同志互派代表三人组织共同委员会，并由各抗日群众团体选派代表三人参加，该委员会主席，由三方代表本完全民主之原则轮流充当。

　　四、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开放民主改善民生之原则，促成县与专区民意机关(国民参议会)之实现，并尊重民意机关之意见。上项民意机关之产生，应完全允许人民直接选举，并保证其应有之合法的权利，与尽可能的帮助，并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实行减租减息，政府组织低利借贷，奖励生产与救济事业。切实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在物质帮助精神鼓励原则下，另定具体条规颁布之。

　　五、统一行政：

　　甲，撤消双县长双专员，对专区及各县之原有民选专员与县长，一律由省府重新加委。

　　乙，由省府明令撤消弃职及妨害统一战线之顽固分子，如张荫梧、王兆沼、王考胥，吸收河北素孚众望之前进人士，如李锡九、刘古风等，及坚持河北抗战有功诸军事领袖如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等参加省府。

　　丙，查办弃职潜逃或放弃坚持战争与领导民众职责之新河、冀县、衡水、故城等县长，奖励坚决抗战，勤奋职守，卓著功勋及杀敌成仁之磁县、隆平、武安、曲周等县长。

　　丁，遇县区主管行政人员必须更调升迁时，遗缺人选为尊重民意与慎重计，首先应由各该县参议会提出候选人，交由共同委员会审查核定后，由省府加委。

　　戊，实行村乡区县直至专员之民选。

　　六、整理经济事项：

　　甲，活动金融，整理流通券，抵制敌币伪币。

　　乙，实行节约，严惩贪污，保证实现廉洁政府。

　　丙，少种棉花多种食粮，发展合作社事业，禁绝毒品，限制奢侈品之输入与资敌之一切重要资财之出口。

　　丁、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确定征收土地营业地租及所得等累进税。

　　戊、提高各县与专区之行政职权及财政经济之统筹与管理权，以杜紊乱及充裕战费、政费。

　　七、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

　　甲，根据部队发展活动分布之现状，划定军区、分区。一般以去年十二月以前之军区与分区状况为原则。

　　乙，分划加委军区与分区司令员，统一军区与各分区境内的指挥。

　　丙，彻底整理各地方游击队，查办作战失职之游击队长官：如张荫梧、赵云祥、胡合道等。

　　八、省府明令承认河北各地由群众自己民主推选所组成之群众团体，恢复已被解散之冀、衡、故、赵、乐、藁与新河等地之群众团体，严格明示各抗日军队尊重各群众团体之独立性，并予以各种有效之帮助。”

　　以上纲领八项，试问有那一个以民族国家为自己利益的人能够拒绝接受呢?八路军之于鹿先生，自信可谓仁至义尽。当鹿先生黯然轻骑离开河北时，亦曾念及究竟为某些人的“反共”“限共”政策所误，抑为八路军所误呢?

　　对死心塌地的反共分子如石友三之流，八路军亦曾尽了最大限度的容忍。这并不是由于八路军本身力量之不足，而主要是由于八路军忠实于自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只要有一分不诉诸武力的可能者都要加以争取。直到顽固分子武装进攻不已甚至民众对之也切齿痛恨的时候，八路军才不得已采取了必要的积极的自卫方法，而且也只做到自卫为止。事实俱在，八路军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可告无愧的。

　　七，总之，八路军三年来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不仅在坚持华北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上如此，即对付磨擦问题上，八路军也从来没有一刻放松了自己的正确政治立场。没有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统一战线方针，就不能设想八路军今天的成绩，也就是说，就不能设想有今天这样坚持抗战的华北。

　　2.三年来八路军在军事上严重打击和消耗了日寇：

　　一，八路军以四万五千人名额饷项，开赴前线，三年来转战及于华北全部，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包括晋东南、冀西、豫北)、晋西北、晋西、平西(平绥路以南，平汉线以西，晋察冀边区以北的广大地区)、冀中、冀南、冀东、冀鲁边(津浦路、沧州、德州以东，旧黄河以北)、鲁西、鲁南、胶东、苏鲁边、大青山(绥远北部、陶林、武川、固阳一带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给了敌人以不断的威胁、严重的打击和消耗了敌人。三年中间，八路军曾经收复和占领了一百五十余县城，曾经袭占过济南、保定以及山东沿海许多重要城市，八路军部队经常在北平西山中出没。布告曾经粘贴到北平城内。除了日寇占领的点线据点以外，广大乡村，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手里。从绥远的大青山一直到鲁南苏北，所经过的地方，敌人是没有一处不在我八路军包围之中的。

　　八路军牵制了敌人大批的兵力。敌人在华陆军兵力，就我们五月底统计所能知道的来说(去年调回本国四个师团不算)：

　　一、华北方面

　　甲、华北派遣军：

　　山西方面：三十六师团、三十七师团、四十一师团、独三旅团、独四旅团、独九旅团、独十六旅团，约五师团强。

　　河北方面：二十七师团、一一O师团、独一旅团、独七旅团、独八旅团，约三师团半强。

　　山东方面：三十二师团、独五旅团、独六旅团、独十旅团，约二师团半强。

　　豫北豫东苏北方面：二十一师团、三十五师团、骑兵第四旅团，约二师团半强。

　　乙、蒙疆驻屯军：

　　冀察绥方面：二十五师团、二十六师团、独二旅团、骑兵第一旅团，约三个师团强。

　　丙、关东驻屯军：

　　冀东方面：南云亲一旅团(余未详)。

　　华北方面敌兵力约为十八个师团。

　　二、华中方面

　　华中派遣军：

　　湘鄂赣方面：六师团、四十师团、三十四师团、三十九师团、独十四旅团、独十八旅团，约五个师团强。

　　鄂北豫南方面：三师团、十三师团、三十二师团，约三个师团。

　　江浙皖方面：近卫师团、十五师团、十七师团、二十二师团、一一六师团、独十一旅团、独十二旅团、独十三旅团，约七个师团。

　　华中方面敌兵力约为十五个师团。

　　三、华南方面

　　华南派遣军：

　　广东方面：十八师团、三十八师团、一O四师团，约三个师团。

　　广西方面：五师团、二十八师团、近卫旅团，约二个师团半强。

　　海南岛方面：独十五旅团。

　　华南方面敌兵力约为六个师团。

　　根据以上统计，敌在华兵力，约为三十九个师团，在华北之十八个师团兵力中，除在山西之三十七及四十一师团，在豫北豫东之骑四旅团，二十一及三十五师团，仅一部不在八路军牵制之外，这样在八路军直接牵制下者约共十五个师团，占敌在华兵力百分之三十八·四，约五分之二。这里华北伪军还没有计算在内。以月用六十万元饷银之部队，而牵制近代帝国主义军队至十五个师团，即其在华兵力五分之二，天下最“价廉物美”之军队，恐无逾于此者矣。

　　倘若把新四军在华中及大江南北所牵制之敌军算在内，那末八路军和新四军，共同牵制下的敌军计共占敌在华兵力半数了。

　　二，下面的统计表是八路军自二十六年九月至本年五月底三十三个月中战斗统计。由于区域过大，交通通讯的不便，特别由于八路军下级指挥员对于战斗报告的疏忽，这个统计上的数目字只有失之过小。特别有许多游击部队是不大报告它们的战斗结果的。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加抗战三周年战斗统计：

　　(自民国二十六年九月起至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止)

　　甲、大小战斗次数九、六二五次

　　乙、斩获

　　一、人马

　　1毙伤日军一二九、四四五名

　　伪军三八、九O五名

　　骡马一六、八七O匹

　　2俘虏日伪军二七、O二七名

　　骡马九、六七四匹

　　二、武器

　　1步马枪五七、九五四支

　　2手枪七六八支

　　3轻机关枪九八六挺

　　4重机关枪一二五挺

　　5山炮四九门

　　6迫击炮一四一门

　　7平射炮七门

　　8高射炮二门

　　9飞机三架

　　10掷弹筒五O五个

　　11信号枪三一一支

　　三、器具

　　1汽车四九辆

　　2大车四、二二一辆

　　3无线电机八一架

　　4有线电话机二五八架

　　5自行车三、九二五辆

　　6望远镜八八副

　　7日本军毯二四、四七四床

　　8黄呢大衣一七、六七三件

　　9日战刀四三六把

　　10钢盔八、九一一顶

　　11防毒面具五、一七六副

　　12日伪军旗九三九面

　　13收音机五六架

　　14毒瓦斯二一二筒

　　15照像机二四架

　　四、弹药

　　1步枪枪弹一O、三三一箱

　　2炮弹一、四五五箱

　　3手榴弹三、二五五箱

　　丙、爆破

　　一、铁路次数一、二三O次

　　长径六、六二六里

　　二、公路次数四、五九七次

　　长径一八、八五九里

　　三、铁木石桥一、O五六座

　　四、火车站五六所

　　五、收电线四五八、四九三斤

　　六、砍电杆四O、二二O根

　　七、毁火车一二九列

　　八、毁火车头一二二个

　　九、毁汽车三、九六九辆

　　一O、毁铁甲车八辆

　　一一、毁装甲汽车一二九辆

　　一二、毁坦克车五一辆

　　一三、毁摩托车一四九辆

　　一四、飞机毁坏二五架

　　击伤四架

　　一五、毁山炮五八门

　　一六、毁汽船一五只

　　一七、毁民船一四三只

　　一八、毁仓库二一所

　　一九、毁矿厂三二所

　　丁、伪军反正次数一O二次

　　人数二八、四八一名

　　戊、投诚日军一九名

　　巳、我军伤亡

　　一、阵亡官兵三六、四九二名

　　二、负伤官兵六O、八三八名

　　三、中毒官兵一O、四七五名

　　庚、我军耗损

　　一、步马枪一五、四九八支

　　二、手枪二五六支

　　三、轻机关枪一四九挺

　　四、重机关枪二O挺

　　辛、消失

　　一、步机枪弹三一、五八二、九七O发

　　二、炮弹二五、O三五发

　　三、手枪弹一O九、八O一发

　　四、手榴弹三O二、六四六个

　　五、地雷一、七五八个

　　在三十三个月中，八路军共进行了九千六百二十五次战斗，毙伤日军(伪军不在内)十二万九千四百四十五人。在这毙伤的日军中有敌人的阿部规秀中将，他是去年十一月七日在河北省涞源以南之上庄子为我八路军所击毙的，阿部是中日战争中，日军方面第一个被打死在战场上的中将，他的死，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惊惧。

　　拿每月三十日计算，在这三十三个月中，八路军每日平均进行战斗九·七次，平均每天毙伤日军(伪军不在内)一百三十人。倘若说日军三年在中国战场上总的伤亡是五十万人的话，那末伤亡在八路军手中的就有此数的四分之一。事实胜于雄辩，终日造谣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亦大可以休矣。

　　根据上表统计，拿战斗次数与毙伤日军比较，平均每次战斗毙伤日军十三人多一点，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的意义。但在三十三个月当中，八路军还曾打了许多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斗。根据我们参谋处不完全的统计，三十三个月当中，八路军曾经打过下列许多战役或大的战斗：

　　一、时间：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地点：平型关重要意义：抗战后全国第一次大胜利，迟滞了敌人进攻，掩护我军退却，严重打击了敌人最著名之坂垣师团。

　　二、二十六年十月十八日：雁门关截断敌后方联络线，配合忻口战役。

　　三、二十六年十月十九日：晋北代县南阳明堡烧毁敌飞机二十四架，配合忻口战役。

　　四、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山西平定县七亘村配合娘子关战役。

　　五、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寿阳以南广阳镇配合保卫太原。

　　六、二十七年一月十日：平汉线正定至良乡总破平汉线，连克七县城阻滞敌军南下。

　　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井陉西南阳关破坏正太路，抑留敌之南下。

　　八、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晋西井沟村配合友军阻击南下之敌。

　　九、二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山西黎城以南神头村截断长邯公路，配合徐州作战。

　　一〇、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午城镇配合友军对晋西之进攻。

　　一一、二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黎城涉县间之响堂铺毁汽车一百八十辆，配合徐州作战。

　　一二、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河北昌平清源镇牵制敌人，配合台儿庄作战。

　　一三、二十七年四月十六日：晋东南武乡长乐村配合台儿庄胜利，开辟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基础。

　　一四、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绥南厂汉营香火地争取千余伪军反正，开展绥南抗日斗争。

　　一五、二十七年七月四日：冀东之迁安、遵化、丰润、平谷、兴隆、蓟县、昌黎、开平、唐山等地掀起冀东广大人民起义，摧毁十余县伪政权、建立冀东抗日联军。

　　一六、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山东济南配合保卫大武汉。

　　一七、二十七年九月十日：绥北乌兰花开辟了绥北抗日斗争。

　　一八、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汾阳离石间吴城镇配合友军阻击南下之敌，保卫晋西抗日根据地。

　　一九、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晋北广关凉峪间之张家湾击毙日军联队长正亚一名。

　　二O、二十七年十月二日：盂县北柏兰镇耿庄镇之线配合保卫大武汉南浔线胜利。

　　二一、二十七年十月五日：五台东之滑石片粉碎敌之“扫荡”，配合保卫大武汉。

　　二二、二十七年十月十日：河北涞源五安镇。

　　二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广灵以南郑家庄击毙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

　　二四、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蔚县以南日月堡粉碎敌之“扫荡”。

　　二五、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昔阳以东皋之镇阻击敌寇对晋东南之进攻。

　　二六、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山东丰县以北邵楼五楼一带。

　　二七、二十八年三月十日：冀南威县南香城固平原地区运动歼灭战。

　　二八、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冀中河间齐会镇平原地区连续运动战，是役贺龙师长中毒。

　　二九、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河北易县西大龙华反击敌寇之大举“扫荡”。

　　三O、二十八年七月六日：太谷东南之云簇镇阻击敌对晋东南之进攻。

　　三一、二十八年八月七日：山东梁山泊任村靳家口一带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三二、二十八年八月十八日：高平以北三甲镇联合友军阻击敌寇之南进。

　　三三、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山东郓城西之江船口□□开创鲁西抗日根据地。

　　三四、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十日：阜平西南陈庄粉碎敌寇之“扫荡”。

　　三五、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山东徂徕山五井开创抗日根据地。

　　三六、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七日：涞源南上庄子□□击毙敌阿部规秀中将，为全国抗战以来击毙敌中将第一人，此外尚击毙其他将佐十余名。

　　三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北平西妙峰山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

　　三八、二十九年一月十六日：江苏邳县文齐村。

　　三九、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山东济阳东北仁凤镇□□反击敌之“扫荡”，创立鲁西抗日根据地。

　　四O、二十九年二月七日：冀东丰润遵化地区之水胡庄王店开展冀东抗日根据地。

　　四一、二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北平西齐堂附近□□反击敌寇之“扫荡”。

　　四二、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山东滕县东费县西关阳寺北魏庄。

　　四三、二十九年五月五日：晋东南白晋路白桂至夏店镇配合晋南友军反“扫荡”战。

　　以上所举战役，或大的战斗，歼灭敌人数目平均每次总在六七百左右。在这四十几次中，日军伤亡总数大约在三万左右，占八路军毙伤日军总数四分之一还要多一些。在这里可以看出八路军在敌后战略方针“基本上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时机的运动战”的正确和在实际运用上所取得的效果。

　　三十三个月中，八路军共缴获步马枪近六万支，成为八路军武器主要来源。凡亲与日寇作过战的，都能知道日寇伪军作战的顽强，可以想到此六万支枪是八路军怎样以血肉换来的。在其他缴获方面仅军毯一项即获得近二万五千床。八路军中，不少整营士兵是以日本装备武器来武装起来的。

　　在破坏方面，三十三个月中，八路军曾破坏铁路六千六百二十六里，有中国最长的铁路平汉路(七百五十四英里)全长的三倍还要多。破坏公路的长度(一万八千八百六十九里)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幅员的东西横宽(九OOO里)的两倍，此外还破坏和击伤了飞机二十九架，毁汽车近四千辆，铁路机车一百二十二个。这一切给予日寇的损失是极大的。

　　但是，八路军这些成绩不是白白得到的，它之所以有这些伟大成绩，主要是依赖无数鲜血换来的，三十三个月中，有三万六千余民族优秀儿女八路军最好的战士，在战场上为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差不多有十一万个八路军英勇战士在抗日前线上光荣负了伤或中了毒。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八路军中虽然比例上只占三分之一，但是他们的牺牲数目却占总伤亡数百分之六十以上。这也具体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时还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利益的最坚决保卫者，在纪念抗战三周年的今日，我仅向我八路军中一切为民族和人类解放事业流血的同志致崇高的敬意，并向他们的家属致衷心的慰问，我敢向我们的英勇牺牲者担保，你们的血不是白流的，千百万争取解放的人类，正在踏着先驱者的血迹前进，在鲜红的血迹上闪耀着我们的光明前途。

　　三，在这里所敢请全国正义人士不要忘记的是三年来造成上面这些光荣成绩的不是别的部队，而正是那每月只领三师人饷银，被顽固反共分子骂为“游而不击”必欲消灭之而后快的部队。八路军自抗战迄今永远是三师人六十万饷根。实际上谁也知道，在华北这样广大区域里坚持抗战并且经常获得胜利，绝非四万五千人所能胜任的。八路军公开声明它必须扩大自己。今天正规军已有二十二万人。将六十万元分给二十二万人，每人只合二元七角三分。在晋东南区域，东西还不算是华北最贵的地方，但小米已经卖到六角多钱一斤，布卖到一元多钱一尺，每个战士每天吃小米一斤六两，每年要穿两套单衣一套棉农，鞋袜还不算在内。困难情形是可以想见的。

　　八路军枪支的来源主要靠得自敌人。此外还有许多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的。到今天止大约有十二万支。但是从去年十月起，八路军就没有领到过子弹。一年内领到的也只有一百三十万发。每枪去年一年平均领到不及十二粒子弹。倘若拿日军、伪军及其骡马一年来为八路军所毙伤的当八万计算，这就是说过去一年中每领得的十六粒子弹打中一个敌人。天下便宜事，大概无逾于此者矣。

　　我敢相信，只要一个人真正站在民族国家立场上，而不从党派阶级私见想问题，看到了八路军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看到了八路军三年来创造的成绩，和看到了八路军以上的困难情形，一定会这样说，八路军这样坚决的抗战力量是应该巩固与扩大的，对八路军的待遇是必须提高的，因为这样做不是独对那一个人好，独对那一个党派好，而是对民族和人民有利的。无如我在写此文时，在全国范围内正统治着一种逆流，这种逆流是要“溶共”“限共”以至“反共”，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封锁八路军的经济来源，甚至借端进攻八路军，以达其最后消灭八路军之目的，具有这种用心的人，大大缺乏中国人的气味，他们不愿意坚持华北抗战，不愿意见八路军牵制了敌人五分之二在华的兵力，不愿意见八路军三年毙伤日军十三万人，这样的人岂不是要与汪精卫殊途同归吗?

　　3.三年来八路军在华北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

　　一，三年抗战中，八路军在华北还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在与我大后方完全隔绝的敌后，想坚持长期战争，没有根据地，就是没有小的后方，想长期坚持是不可能的。由于华北各地根据地的建立，敌人政治上的统治只能及于点线，在广大地面上仍然飘扬着青天白日旗。根据地的建立严重的打击了日寇经济上“以战养战”的阴谋。依靠着根据地，中国军队和广大武装起来的人民，经常不断的袭扰敌人，拖住了敌人大批兵力，使敌人不得不停止了对我大后方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意义是非常大的。三年经验证明，不论在任何地区(山地或平原)都有建立根据地并且坚持的可能。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虽然日益残酷，但只要真正依赖民众，执行进步的正确的政策，根据地是可以坚持的。三年来，华北根据地在华北民众的拥护下，在正确政策领导下，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巩固了。

　　根据地的巩固，首先依靠巩固的政权。敌后根据地的政权是中华民国政权的一部分，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政权，并不是什么脱离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而独立的政权。在这些政权下，必须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政府法令。另一方面，根据地政权是处在敌后的政权，它有它敌后的环境，与大后方是不同的，因此敌后政权还必须采取因地制宜的某些特殊方法。这些特殊方法的采用，正为的是保证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和政府法令的坚决彻底的执行，互相间是并不矛盾的。谁要看到三年来华北根据地的成绩，谁就必然相信这种论断的正确。老实说，在敌后根据地中，执行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的程度是远超于大后方的。有些人拿在大后方流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惯技也想来敌后混一混，结果与八路军磨擦一阵，不但没有给敌人以打击，而且把根据地捣乱，捣乱了以后，狼狈回大后方去了，反说八路军不对。倘若八路军不对，为什么敌人怕八路军，老百姓欢迎八路军呢?最近居然有堂堂守土大吏在报纸上破口大骂八路军“破坏行政系统”。其实，旧事重提，破坏行政系统的是日寇，而不是八路军，日寇把华北拿去了，八路军以血肉从日寇手中夺回来，这叫做恢复中华民国行政系统，而不是破坏行政系统。说这类话的人，实际上就是反对真正执行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倘若敌后政权真如他们所喜欢的那样去做，恐怕不久日寇又将前来“破坏行政系统”了。等到那时，今天骂八路军的人或者可以到南京去做汪精卫的徒弟，而八路军坚持抗战到底，却不愿奉陪的。

　　同时，敌后根据地的政权是统一战线的政权，不是共产党的政权，也不是八路军的政权。我们共产主义者从来不懂得有所谓“一党的政权”、“一党专政”，我们只懂得一个阶级或几个阶级专政的政权。党只是阶级的一部份，是不能代替阶级的。想实行“一党专政”的，结果必然脱离群众，弄的天怒人怨，一事无成。抗日既是许多阶级的事，因此抗日的政权就应当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我想这是很清楚的。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把这一点写成了三个原则，如次：

　　“一、坚决对抗敌伪汉奸和一切明暗汪派，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团结一切抗日人民；

　　二、用民主道路，团结一切抗日阶层；

　　三、在社会政策上，一方面改善工农生活，发扬基本群众参战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照顾别的阶层。”

　　这是很足以代表敌后政权的精神的。

　　二，三年来敌后根据地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在敌后根据地内，执行了民族主义，坚持了华北抗战，发动了广大人民直接参加配合作战。更具体些，三年来在敌后根据地，我们是具体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的：

　　“(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

　　(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三年中，华北民众自卫组织已经形成了极伟大的力量，譬如晋察冀边区“凡年在十二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人民，没有疾病者，不分男女，均须参加自卫队”。自卫队中又依年龄性别分为儿童队、青年队、壮年队、守护队及妇女队。晋察冀边区仅妇女自卫队(负宣传、慰劳、看护、缝洗、锄奸、站岗等任务)就有一百六十七万九千四百人，占边区人口六分之一。中国北方妇女是最落后最不容易组织起来的力量，今天都以新的英姿参加了抗战。

　　关于群众武装配合和参加作战方面，河北平山县二十八年度政府报告提到：

　　“在一年中，计配合作战一百七十三次，动员了四万二千八百七十五人参加战斗。自动作战三百八十五次。参战者五万七千三百三十人。动员担架四万五千零九十副、九万七千五百二十六人。破坏交通二百二十四次。动员自卫队五万五千六百十八人，破坏道路二千七百八十里。……一年中干部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者十六人，大队副、中队长共牺牲三人。……”

　　这个平山县是一个二十五万人口的县，县城在敌人手中，在现在划分的十六个区中，有三个区是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在这种环境下，能有如此的成绩，可以知道在敌人后方，八路军怎样为“抗战建国纲领”上所说的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了。

　　正规军队，在不断与敌进行残酷斗争中，伤亡相当重大，三年内八路军伤亡不下十余万人。同时，八路军为了能顺利的担负起本身的任务，还必须经常扩大自己。因此“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成为敌后坚持抗战经常重要工作。所幸华北人民在敌人不断烧杀抢掠下，民族觉醒日益提高，更加上八路军关心民众利益，坚决打击敌人的英勇行动在群众方面引起了高度的信仰，所以三年来八路军扩大和补充自己队伍，并未遇到严重的困难。这也可以证明，大后方某些拉兵、买兵严重现象，不是由于民众的不愿参加军队，而是由于当局不愿进行政治动员。三年来华北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员模范作用影响下，自动自携枪支参加八路军的就有三万余人，许多指挥员都是抗战前的淳朴的农民。我们在河北省大清河以北，坚持游击战争，经常威胁平津铁路交通的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同志，抗战前还是当地一个普通雇农，今天则已经成为使日寇闻名胆寒，在群众中有高度威望的八路军高级指挥员。

　　为了“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敌后根据地还认真“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关于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除了发动广大群众进行精神、物质慰劳外，在有基础根据地内，订有各种条例，并设专门机关专司其事。在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方面，我们依据行政院“修正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办法”第十五条订立了具体实行的细则，有精神方面的慰劳与慰问，有一般权利上的优待，有物质上的优待。各群众团体还组织了代抗属耕地的代耕队。如在前所举例之平山县，二十八年度享受代耕抗属共二千八百七十七户，代耕田地九千八百八十一亩，使用代耕队四万零八百五十五个工。优待抗属工作，经过三年来的经验，有了许多的改善，由于抗属的增加，物力的艰难，和某些抗属依赖性的存在，所以目前着重于积极的发动抗属参加生产与各种可能的工作，反对专以消极办法或不问具体情形平均帮助的现象。

　　不幸正当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遵照“抗战建国纲领”和政府法令进行优待抗属不遗余力的时候，八路军官兵在大后方眷属，不仅未蒙优待，反遭到了非礼的摧残。如我们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及其部下的许多眷属，去年在虢镇竟被驻军围攻拘捕。当时正冀中敌寇“扫荡”加紧，我将士浴血苦战之时，像这样做法，怎样能“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呢?

　　三，在敌后根据地内，还执行了民权主义。民权在抗战中的重要性是人人知道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民权，而且为着民权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全国和国民党中大多数人士也是如此的。二十七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曾经指出：“抗战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民力之发展，与民权增进相为因果。”我们认为是异常正确的。不幸好听的宣言，竟只成为纸上空文，两年来我们不仅没有看见宣言中这几句话的正确执行，反而发生许多“背道而驰”的现象，这实在是人民的不幸，也是抗战的不幸。

　　但在敌后根据地里，却从上到下改革了政治机构，具体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中：

　　“(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

　　(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倡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

　　(十六)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其财产。

　　地方国民参政机关，在华北已逐渐建立。譬如在冀南去年“九一八”成立了冀南参议会，在二十几个县中成立了县参议会。参议员的产生是完全经过民主选出的。此外，有些地区还有各级行政会议，广延各地名流士绅，讨论政府的政策和设施。在人民参政方面，所有各级政府(村、区、县、专员)原则上都由十八岁以上的公民不受党派、阶级、性别、信仰、财产、教育差别的限制普遍平等选出的。在各地区进行的程度还不一致。在冀南所有专员都是民选的，县长民选出的亦有二十余县。在晋察冀边区村选举本年旧历年已经改选了第二届。按晋察冀村政权组织法，在村民大会开会期间，村民代表是最高立法与行政机关。村民代表会由村公民每十五人中，选举代表一人组织之，名额无限，任期一年。村公所下设调解、财政、生产、教育四委员会，由村民代表会中之代表互选兼任之。由于人民无民主传统，文化的落后以及战争环境等等原因，在选举前必须用各种方式，进行深入的宣传、动员，发动广大人民参政热忱，否则选举出来的是不能代表真正民意的。在村选举中，河北平山参加的超过全体选民百分之八十，易县、涞源、唐县、定县参加的占选民百分之七十左右，山西五台、定襄、盂县参加的占百分之六十至九十。这种结果是较之过去素有民主长期传统的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毫无逊色的。而且在选举中从没有贿选舞弊的卑污事情。选举深入程度，可自妇女当选人数中看出。平山被选为村代表之五千三百七十五人中，有妇女三百四十四人。涞源妇女当选为村代表者一百八十六人，唐县当选七百妇女中有二十八个是村副。同时，代表选举，不受年龄限制，譬如山西代县村政权领导机关中有百分之八十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

　　三年来敌后实施民主政治经验，粉碎了在一般人间流行着的：人民知识程度太低，不能行使民权的错误论调。看到敌后选举由选民参加人数和选举结果，就可以了解得很清楚。平山县八百五十二个民选村长副中，有差不多四百人是不识字的，但他们管理村政却比任何过去有知识的士绅管理的好。我在这里并非颂扬无知，而是说因为人民知识程度低而便说不能行使政权，这是不愿给人民以民权的托词，是根本错误的。我赞成和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中“加速地方自治条件”的提出，但是我认为“地方自治条件”中的主要条件是立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给人民以实行民权主义中所提出四权的机会，以训练人民行使民权，而不是一面口里喊着“民权主义”，一面却静待着人民知识的提高。这实际上是不愿执行民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至少可以这样说，今天在华北共产党八路军占优势的区域不仅完成了地方自治条件，而且地方上的人民已经能够自己治理自己了。

　　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了最“简单”“合理”、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权。如在晋察冀边区的县政府内，连县长审判官以至伙伕勤务员都加在一起，不过五十余人，日用经费八百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最高，每月十元，伙伕勤务员零用费最少，每月二元。虽然这里县长的待遇不坏，比我们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但比较起某些其他区域的县长的收入来，恐怕要差着一二十倍以上了。这些县长一般的是“忠勇奋斗，为国牺牲，严守纪律，服从命令”的模范。许多游击县长，背着小包袱，穿着老百姓衣服，到邻敌各村去检查工作，行使职权。他们的工作效率是惊人的，甚至敌占区人民的田赋、公粮，他们都能加以征收。许多英勇县长，为了忠于职守流尽最后一滴血。其中如山东临清县长赵剑影与敌作战，因伤被俘，在敌人法庭上，誓死不屈，表现了无上的民族正气。去年会晤鹿锺麟先生时，在我提出之“坚持抗战共同纲领”中，曾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第十五项有“查办弃职潜逃或放弃坚持战争与领导民众职责之新河、冀县、衡水、故城等县长(这些县长不是民选的而是鹿先生委任的——作者注)；奖励坚持抗战，勤奋职守，卓著功勋及杀敌成仁之磁县、隆平、成安、曲周等县长(这些县长是人民自己选举的——作者注)”之意见。我认为这是万分应该的，不料竟未邀得鹿先生的同意。仅仅这样一件小事也可以证明真正执行“抗战建国纲领”的是我们，而不是那些口喊八路军违反“抗战建国纲领”的人了。

　　贪污现象在根据地内并不是完全绝迹，但由于我们认真执行了蒋委员长惩治贪污明令，经常与贪污作斗争的结果，贪污一般的不是太严重的现象，倘若与大后方比较，简直更是不值得一提了。目前根据地内已经从消极的反贪污进而为积极的开展节约运动，这是在新的更艰苦环境下，对于巩固根据地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关于政权问题一些值得提出的事情。其次在民众运动方面，在敌后也具体的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中：

　　“(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三年来对于开展民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曾经有过不同的方针。有一些人主张一党或者几个人“包办”民众运动，有些人主张“包而不办”。我认为，不管是“包办”，或者是“包而不办”，都是开展民众运动的障碍。真正开展民众运动：

　　一、首先必须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第二个六项，“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二、政党不能命令或“包办”民众运动，如果一个政党打算在民众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必须靠自己政策之正确及其党员之积极模范作用，以便说服民众服从其领导。

　　三、政府须于可能的物质条件下，斟酌民众团体之实际情形，予以物质上之协助，但必须承认民众团体之独立性，不得干涉其内部问题。

　　四、民众团体有依法监督或弹劾政府之权力。

　　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民众运动是不会认真开展起来的。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民众运动一般的是符合了这些条件，在有长期基础根据地内，有组织的群众占全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强，就连山东这样后来建立起的根据地也有了相当坚强组织的群众。在晋察冀边区(冀中、平西在内)，根据去年年底统计，农会有百余万会员，为人民中最有权威的群众组织，所收会费即可以供本身之用，不必依赖政府的补助。此外，此区工会有五万余会员，妇救会有二十四万会员，青年组织有十六万一千会员，儿童团仅路西即有十一万余团员。总计起来，连牺盟文救会等团体都算在内，晋察冀边区根据去年年底统计，共有二百九十万有组织的群众，这些人都能经常过组织生活，进行日常工作。若拿一千万人口计算，那末在这区内有组织群众，就在十分之二以上了。

　　其次我们还特别注意于保障人权。我们切实遵守了军政部陷法戊衡关于保障人权的代电所称：“关于人民权利，约法及民刑各法，均有规定。抗战以来，政府因时制宜，复颁有各种法规，各军政机关应依法办理。如有违法滥权侵害人民权利情事，除由人民依法告诉、告发、诉愿外，主管机关应注意监督随时纠正。”

　　最近在华北许多根据地内，更颁布了明令，村区政权及民众团体，无权捕人，县长无权杀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对于保障人权之重视了。不意一个多月以前，在西安居然有人狂吠八路军“逮捕及残害公务人员及无辜民众”。实际上，逮捕及残害无辜民众的倒不是八路军所在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偏偏是骂八路军的大人先生们所在地的西安。在那里，有全国最大的集中营；在那里，青年及进步人士时常被逮捕残杀。难道这位先生忘记了自己在这摧残人权方面还有主使或放任之嫌吗?倘若必说，这种逮捕及残害公务人员及无辜民众事件发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那末这所指的是顽固反共分子，是朱怀冰，是石友三，而不是八路军。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在顽固反共分子手下，无辜被逮捕残杀的何止数千。晋南七县事件，公务人员被拘捕、非刑残害者数百人。朱怀冰为了枪毙一个无辜共产党员冯拴的，不惜违犯国法，将姓名籍贯改换，并且转谕磁邯警备司令部：“获办异党分子，不究其党籍问题……应依照汉奸惩治条例论罪，决不姑宽。”石友三在冀南逮捕及残害民众为日常事情。在巨鹿，无故扣押某村民众五六十人；在威县，强奸某村许多妇女；在南宫，将村长拖在马尾上跑。难道这不是摧残人权吗?但从未闻“主管机关”之“注意监督”和“随时纠正”呢!

　　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还执行了民生主义。抗战期间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适当的改善民生，这是为了深入动员群众，奠定抗战胜利和建国基础所必需的。中国国民党二十七年春在其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也曾明白指出“民生主义之实行，当于抗战期间求之，且当于此求得抗战之胜利，决非俟抗战胜利之后，始从事于民生主义之开始。”这是完全正确的。敌后根据地三年来在民生主义方面的成绩，不外认真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中的：

　　“(十七)经济建设，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

　　(十八)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奖励合作，调节粮食，并开垦荒地，疏通水利。……

　　(二十)推行战时税制，彻底改革财务行政。……

　　(二十二)巩固法币……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

　　首先，我们要谈到减租减息。减租减息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改善人民生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国农民历来呻吟于高地租及高利贷下，这种情形重重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抗战期间，既然无法求得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那末适当的减租减息，以提高农民参战热忱，在地主有钱人方面，所费无多，对抗战则受惠无穷，这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所以敌后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主要是为了抗战的利益，其基本精神是根据于国民政府的法令，不是什么实行共产主义。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的“修正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第一条中这样写着：

　　“本边区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调剂群众利益，改善人民生活，特根据中华民国土地法及中华民国民法债权物权篇之规定制定本条例。”

　　怎样减租呢?在大多数地方是照原租额减收百分之二十五。在晋察冀边区还根据中华民国土地法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在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下这样写着；

　　“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二五减租后，地租仍超过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应减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依其约定。……”

　　怎样减息呢?在同条例第五条上这样写着：

　　“债权人之利息收入，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年利率超过百分之十者应减为百分之十；不及百分之十者，依其约定。

　　……

　　第二款，现扣利、高利贷一律禁止。高利贷者应受刑事处分。”

　　一般敌后减租减息的根据和办法大都如此。在某些彻底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已经表现出土地积极分散的现象。将来地主、高利贷者的资金势必投入工商业里面去。这说明了减租减息，不仅有利于抗战，而且彻底实行的结果，还可以帮助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向前发展。

　　其次，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还废去了过去的苛捐杂税，以冀南说，去年夏天曾经取消了十八种牙行税，今年又取消了印花税与营业税，最近还准备着取消屠宰税和牲畜税，烟酒税则因禁止烟酒入境，实际上亦被取消。不料正当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根据“战建国纲领”精神取消苛杂之时，石友三却在冀南设立税局，添增许多异想天开的捐税：如理发税、砍木税、出产税等等。这也说明了，真正实行“抗战建国纲领”减轻人民负担的到底是谁呀!

　　去夏日寇水淹平原，河北灾情奇重，顽固反共分子阻挠中央救济，直到今日，河北人民未被分文德泽。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了救济灾民，特发行救灾公债九十方元，设立灾民收容所，举行赈灾各区，颁布法令减免灾民租息。同时，还根据“抗战建国纲领”，设立平粜局“调节粮食”，并以工代赈“疏通水利”。水利工程相当浩大，需款估价约需五十三万元，现已开工多日。冀南平原经常在敌“扫荡”下，腹地内敌人据点有一百三十余个，而能在短期内实行如此巨大救济工作，这是非常值得大后方高唱我们“只知加重人民负担”的衮衮诸公加以研究和注意的。

　　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敌后还有一个伟大的成绩，就是根据“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项，推行一种战时税制——累进税。这是战时最适宜的一种税法，因为它最便于“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抗战建国纲领”第二十五项)，合理负担(有的地方叫做公平负担)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累进税。过去有人误解合理负担是一种临时的并且可以不定期的摊派办法，这是不正确的，并且已经及时纠正了。现在合理负担的征收已经由政府规定每年定期一次或两次，所征总数目也有预先的规定。过去有的地方征收合理负担采取过于简单的方式，而且只注意在资产方面，这也是不正确的，也及时纠正了。目前征收不仅计算每户每口平均资产的数量，而且还主要的依靠每户每口平均收入的大小来规定应摊的份数。有人了解，合理负担专与富人作对，这也是不正确的。加重有钱人担负是根据“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原则而有一定限度的。譬如在晋察冀边区征收村合理负担办法中规定着，就是再富有些，“每人应征之数，最高不得超过本人收入百分之三十五”。

　　各地的救国公粮也是依照累进办法征收的，首先估计全区的产粮数目，然后定出征收的百分数目，譬如去年晋察冀边区是按全区的产粮总数目百分之四征收的。重庆某大报五月十三日社论，竟谓八路军征收公粮，超过全县产量，对这种反共情报专家的造谣，实在是无法理喻的。至于征收方法，晋察冀边区去年是这样：每人平均一年收入一石四斗以内者不收，超过一石四斗至一石五斗者收百分之一，超过一石五斗至一石七斗者收百分之二，超过一石七斗至二石者收百分之三，超过二石至三石者收百分之四，以下每增一石，加收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十为止。(该区每石计重三百二十斤)。征收情形在各区域内，一般的能顺利进行，并很快的完成计划的。有的地方群众甚至时常询问，催促早日征收，因为他们认为交出了以后是完了一种国课，对抗日是有利的，心就可以安下去了。西安某先生大骂八路军“搜括民财民食”，说得纵再动听些，也掩盖不住这些铁的事实。倘若八路军真如反共分子说的那样，那反共分子倒用不着再多操心了，日寇的“扫荡”和民众的仇恨就足以消灭八路军而有余，还用“溶共”“限共”“反共”做什么呢?

　　我们在敌后根据地的货币政策也成为顽固反共分子的众矢之的。其实我们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保护法币抵制伪币。为了抵抗敌伪的吸收法币和倾销伪币，我们在有些地区发行了一种法币保护币，以法币为基金。发行后，收了极大的效果。法币及其保护币在群众中保持着高度的信用。法币不流出，伪币也无法打入，而我们的保护币在某些地区竟直接打到敌占区据点中去。记得中央政府曾经明令各地出地方纸币，我想与我们的意见是相同的。有些人骂我们“破坏金融”，我看真正破坏金融的是那操纵外汇、发国难财以致使得物价腾贵民不聊生的人，而不是八路军。

　　我们的贸易政策是对外统制，对内自由。统制的办法是采用一种正确的税收政策，同时调剂各根据地商品之对流。河北棉花是日本轻工业主要原料，在冀南我们命令只准种过去的百分之二十，并绝对禁止输出资敌，结果天津日纱厂停工百分之四十。为了根绝仇货，粉碎敌寇经济阴谋，我们也采取了各种具体的办法。许多政府在命令中明白规定，除油墨、钢板、蜡纸及一切军用品、药品外，其他日货一律严禁输入，并印发日货表及成立日货鉴别委员会，收了很大的成绩，没收了许多奸商偷运的日货。西安有人骂我们“贩卖仇货”，我们倒没有贩卖，而是相反的抵制了仇货，真正贩卖仇货的偏偏全在西安发言人之左右。

　　敌后今后执行民生主义的方针，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的、长期坚持并准备应付比较今天还艰苦的环境的观点上。因此积极的提倡生产建设，培养民生是一桩极重要的工作。今春各处开展了广大春耕运动，军队帮助耕种，并严禁支差浪费民力。今年开荒结果，还没有统计。去年仅在晋察冀一区即开荒三万余亩，开渠数百道，灌田十余万亩，实行了“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的“开垦荒地，疏通水利”。手工业方面，如冀南之成立土布生产合作社，制炼硝盐，如晋察冀边区之制造麻织物、纸张、油墨、蜡纸、钢板、火柴、牙粉、肥皂、药品及无烟清油等，均有成绩。但是必须提出，今天敌后的生产建设工作，还是非常不够。为了坚持敌后长期抗战，这是目前必需用大力突击的一环。

　　五，在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首先具体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中的“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育”。这种改造，主要是在小学教育方面。但小学教育发展情形是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最有基础的根据地，如晋察冀边区，表现了入学儿童较战前的增加(最显著的如平山县：过去原有县立小学一处，现有二处；过去有初小一五四处，现有二一三处；过去没有巡回学校，现在设立了二十处；过去学生为七六三五名，现在为一一四〇三名)，但在别的根据地内，有的地方入学儿童没有显著的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克服这种不增加的现象。但在社会教育方面，在所有根据地内都有了飞跃的发展。民众学校、冬学在各处开办起来。河北五县统计，入冬学的共有十一万余人。其中妇女非常多。在华北较大村子里，一般都设立了救亡室(或称民族革命室)、识字牌、新闻牌。报纸刊物销行数量相当大。“新华日报”华北版销行近三万份(因交通困难，主要销行于太行山一区)。我们所能收到的华北各种报纸有一百八十四种，定期刊物三十八种。

　　在“抗战建国纲领”中所提出“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训练妇女”及“训练青年”方面，敌后根据地内曾有不少成绩。惟理、工、医实用人才感到非常缺乏。在根据地草创时期，或者不甚需要，但当根据地必须深入建设的今日，技术人才问题，也成为迫切问题之一。在军事政治人才方面，我们抗日军政大学除总校外，还有几个分校。容纳了不少优秀青年，还有华北联合大学主要是政治训练。此外各地区、各军队、各团体都按自己需要成立各种短期训练班，人数是很可观的。

　　目前敌后教育严重问题，是一般人过分忽视正规教育，以致将来发生文化脱节危险。我们准备着明年在华北根据地内设立一个正规大学，吸收中学程度以上知识分子，认真设立文、理、商、工、医、农等科系。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每个根据地内，设立至少一个高级中学，每个专员区设立至少一个初级中学。同时，必须在各处设立男女师范学校。特别吸收妇女知识分子，培养师资。我们认为这不仅直接有利于根据地之进一步巩固，而且也是为了奠定建国基础所必须立即实行的事情。

　　六，以上略述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情形。根据上面所说，三年来华北根据地可以说基本上是已经巩固了，今后的工作是进一步的深入的建设。全国人民，特别是根据地的人民，必须认清坚持根据地是一件长期的工作，将来的环境可能(并且差不多一定的)比较今天还要艰苦，因此今后一切建设都必须作久远打算，一切建设，都必须从安定民生，发扬民力出发。

　　三年来根据地的发展，表现出很大的不平衡。这固然由于成立的先后有别，但主要的还不在此，主要的在于那里磨擦事件发生的多，那里根据地就不容易巩固。晋察冀边区三年来磨擦比较少，根据地也就比较巩固。在我上面所举的例子里，乐于引用晋察冀边区的数目，这就是因为在那里巩固的程度已经可以产生比较准确的数目字。冀南不久以前还存在着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双村长、甚至双税局长、双小学教员。束鹿一县有五个县长(一个伪县长，邵鸿基、张荫梧、赵云祥各委一个县长，再加上一个抗日县长)。试问在这样情形下，进步政令怎样执行呢?但是最近还有人正在打算派磨擦专家来此专从事磨擦，不知到底是如何居心呢?

　　八路军三年来创造出来的成绩，以上提出了一个大概。八路军三年来对中国抗战和中华民族有了相当大的贡献，这是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八路军并不以现有成绩为满足，它将继续努力，巩固与扩大抗日力量，更进一步的完成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付予的任务。它对于三年来关心八路军的朋友(无论国内人民、旅外侨胞或国际友人)致以无穷的谢意，并且热望着更多的鼓励与帮助。八路军誓以更多的成绩，回答这些友情的瞩望。八路军始终自信，八路军自身的坚强与发展，是抗战胜利，建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保证，它的利益是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先进人类的利益一致的。

　　*本文为彭德怀同志所写，根据馆藏品刊印。彭德怀元帅丰碑永存/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1-04 11: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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