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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评吴佩孚的“讲话”
2023-01-25 22:54:08  来源:人民网 作者:刘明钢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1月31日,侵华日军向吴佩孚施加压力,并在吴的寓所北京什锦花园举行记者招待会,130多名中外记者出席。在此之前,吴佩孚受到了来自抗战阵营及各方爱国人士的多次警告,加深了对“落水”的顾虑,再加上日军不顾一切地采取强迫措施,更使之恼火,于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甩开日军拟就的讲稿,发表讲话,向众人明确表示自己的心意。本文分析了吴佩孚“讲话”的两个版本,并引用了董必武对吴佩孚“讲话”的分析和评论。

  1939年1月31日,侵华日军向吴佩孚施加压力,并在吴的寓所北京什锦花园举行记者招待会。

  吴佩孚“讲话”的内容和含义,如今受到史学界普遍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些争论。吴佩孚这个发言如今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第一个版本这样写道:吴佩孚当着中外记者宣布中日要实现和平,必须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条没有注明出处的“史料”见诸许多文章,且这里说的所谓吴佩孚谈话的第三个条件“日本应以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显然是针对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第一次声明。1938年1月16日,近卫发表声明称蒋介石如不接受议和条件,日本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

  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不久的1939年2月5日,董必武撰写题为《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的文章,其中写道:“诱降既败,近数日敌人又在广播中大吹大擂宣传吴佩孚主张和平,出任所谓‘绥靖委员长’职。吴于一月三十一日招待新闻记者,虽其口述与日寇制就之谈话稿不同,但亦未公开否认有主张和平之通电。其态度之暧昧,大约系环境使然。这种状态,不会长此保持下去。前途所届,不外两个归宿:或者吴佩孚发挥其固有的精神,顽强不屈,弃所谓‘绥靖委员长’的伪职于不顾;抑或者吴氏甘为傀儡,听日寇搬演出场。这在最近的将来,可见分晓。国人所殷殷属望于吴氏的,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董必武还写道:“国人所希望于吴佩孚的,不过是自全晚节,不要被日寇所利用,来与抗战的政府与爱国的人民为敌……国人不是望他积极地干什么,而只是望他消极地不干什么。即不做日寇的傀儡。”

  第二个版本是这样写的:在记者招待会上,吴佩孚讲:“余受‘和平救国会’之推荐,组织绥靖委员会着手准备建立政府机关以实现和平。第一阶段当先编成作为其骨干之军队,为此,余打算首先使华北游击队归顺。若在华北巩固了地盘,则可在日华之间实行武力调停,解决事变。因为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经验,所以对此是有自信的。”吴佩孚还提出了“出山”的条件:一要有实地以便训练人员;二要有实权以便指挥裕如;三要有实力以便推行政策。在这三项内容中他特别强调要有“实权”,视之为一切之基础。吴佩孚说:“实权这个问题是最要紧的,也可以说是先决条件,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

  抗日战争时期,吴佩孚属于所谓“主和派”阵营。他在致汪精卫函中写道:“故自卢沟桥变起,兀坐故都,本所信念,日以启导和平为事。”1938年8月开始,“土肥原机关”派出少将大迫通贞来到北平,正式对吴佩孚开展劝降工作。吴佩孚提出的条件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可以“出山”;二是必须由他组织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他还说:“事变若由余来调停,大概可望得解决,如果举国舆论寄希望于余,余则可任此劳。但是,在调停之前,余须先行培植势力,足以迫使重庆政府接受调停。为此,余思招抚华北之土匪。如余发布命令,各支土匪部队将会立即汇合,如此,就易于培养军政势力。作为军、政势力之骨干的军队一旦建立,即可组织政府,扩大行政区域,取消临时政府。若蒋介石不听调停,则可把新政府之行政区域,扩至重庆,以解决事变。”

  如果将吴佩孚的两个讲话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基本相同:都同意“出山”,都提出由他出面“调停”,都提出要掌握实权。

  吴佩孚特别强调要掌握“实权”,甚至说:“日本一日不肯让出主权则余一日不能出山,把握住主权之日,即余出山之日。”

  在第二个版本里,吴佩孚还有几句话:“第一阶段当先编成作为其骨干之军队,为此,余打算首先使华北游击队归顺。若在华北巩固了地盘,则可在日华之间实行武力调停,解决事变。因为武力调停,余在国内战争中已有数次经验,所以对此是有自信的。”可当时的情况是:吴佩孚既无人也无枪,“光杆司令”一个。对此,董必武一针见血地指出:“吴佩孚是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人,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很远。他自视很高又常不满意于现状,且不甘寂寞,所处的环境更是恶势不堪。处在日寇直接统治之下,汉奸的影响,左右失势官僚及群小的包围,怎能放得过这样一位赫赫有名待时而动的老军人呢?”

  董必武还指出:“只要一上日寇的圈套,便成为它的新傀儡,假如他要求练兵,日寇在某种条件下一定可以允许他练兵,但练出兵来装备须仰给于日寇,那不是更便利于日寇以华制华毒计的实现么?那时吴将不是旧的中国的吴佩孚,而是以新的民族败类的姿态出现。又如要日寇交出政权,日寇同样可以答应。要日寇武装维持秩序的政权,那不是别种政权,正是傀儡政权,这样的政权,在日寇侵占区域内俯拾即是,如伪满、伪‘蒙疆政府’、‘上海伪大道政府’、‘北平伪临时政府’、‘南京伪维新政府’以及各地方的伪‘维持会’等,真是指不胜屈。”文章最后,董必武严正指出:“目前抗日的都是友人,附逆的都是仇敌,不管他过去的历史如何,凡甘心借日寇利用来阻碍抗战者,都一定为国人所反对。”

  据记载,吴佩孚最终顶住了日伪的压力,拒绝出任伪职。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患牙病高烧不退,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吴在牙医刀下当场身亡,时年65岁。吴佩孚去世后,国民党政府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当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发表谈话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起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25 22: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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