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开创
2026-10-29 15:56:50  来源：党的文献 文/王双梅  点击：  复制链接

　　1935年12月,中共在瓦窑堡会议上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但当时红军地处西北一隅,加上国民党的封锁包围及严重军事进攻,如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国统区人民中广泛传播,在全国造成抗日救亡运动的强大声势,配合红军在西北的工作,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团结抗战,成为摆在党面前的迫切而重要的任务。为此,瓦窑堡会议一结束,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加强对北方局的领导,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前往天津出任中央驻北方代表,其任务“主要的是党的新的路线在实际环境中具体运用”。1936年3月初,刘少奇到达天津,开始领导北方党组织贯彻执行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在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的具体指导下,在北方局广大干部和党员的努力下,中共在华北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工作,无论在思想政治路线上,还是干部的具体工作方法方面都基本扫清了障碍,克服了脱离群众的“左”倾偏向,广泛团结群众和各阶层的爱国分子,使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发来指示信,充分肯定刘少奇到北方局以来的工作,指出:“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刘少奇化名）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首先,在华北出现的新局面中,其重要方面是在华北比较早地取消“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这就消除了中共同国民党当局的严重对立,在社会各界逐步掀起停止内战、全民族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高潮。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取消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口号。刘少奇对这一指示非常赞同并迅速转发,他在致中央的报告中说:“本来我早就感觉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问题。关于取消反蒋口号,我们早看到国际月刊季米特洛夫论抗日白区工作两口号的文章,并根据这文章在党内宣布了取消。”根据这一精神,刘少奇在此前已指示北平党组织改变同国民党当局对立的政治态度,指导北平学联把“打倒宋哲元”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抗日”,并发表《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派学联代表面见宋哲元,希望他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宋哲元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转变态度,表示自己“决不作汉奸”,还派北平市长给学生讲话,表示政府抗日的态度。由此,北平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权利。北平学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军第29军的军事集训和演习,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派遣学生代表慰问。这些活动促使29军官兵的爱国情绪高涨。10月下旬,日军在丰台地区进行军事演习后,29军也随即组织军事演习。当29军官兵穿城而过时,刘少奇指示北平党组织“动员数万民众夹道欢呼”。这些工作“影响到整个军队抗日的情绪,并改变了他们对群众运动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北平先于全国实现了各界民众一致抗日的局面。

　　其次,刘少奇指示中共领导的北平学联,改变过去同学校当局和教授对立的情绪,提出“师生合作,一致救亡”的口号,争取许多学生参加到“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中来。到1937年4月刘少奇回延安参加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时,“民先”组织已发展到七八千人。另一方面,也争取了许多教授、学者加入到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行列中来。许多教授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甚至过去对共产党有误解的张东荪也改变了态度,积极提议“由华北各党各派代表组织一参谋总部,经常协议抗日问题”。1936年10月,北平各大学教授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陶希圣等66人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当地驻军讨伐外力。这一宣言发表后,北平学联、天津学联,天津教授张东荪、罗隆基等发表宣言响应,并广征签名,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

　　再次是努力推动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工作,通过这一组织进行大量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华北“各救”是1936年春在北平成立的以学生和上层知识分子为主,包括工人、农民、商人和妇女等各界参加的,实际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半公开抗日救亡团体。刘少奇指派中共地下党彭真、张友渔、杨秀峰等参加。据张友渔回忆,彭真在华北救国会议上曾代表北方局和少奇同志阐述当前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并对救国会工作有所指示。为了组织各种不同的爱国者,杨秀峰、张友渔和徐冰等主办《时代文化》等各种刊物,大家出钱,大家写稿。他们还采取聚餐会的形式,集会讨论抗日民主问题, “参加的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左派,有主张抗日、民主的无党派人士,还有国家主义派。”党通过这些适合形势发展需要的组织形式,发动群众请愿、游行,进行宣传鼓动,并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掀起全国抗日救亡高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大力推进对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秋,随着日本在平津、绥远活动的加紧,中日之间的形势日益紧张。对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成为中共统一战线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任务。刘少奇按照中央指示,加紧对华北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派北方局情报统战机构华北联络局的张友渔,通过华北政务委员会高级参议刘治洲和29军副参谋长张克侠等同宋哲元接触,争取他联合抗日,制定积极应对日本武装侵略的军事行动计划。张友渔还在张克侠主办的29军参谋训练班讲解《日本问题》的课程,宣传抗日救亡。同时,刘少奇派出山西籍中共党员南汉宸、华北联络局王世英,利用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的关系,向山西军阀阎锡山转达共产党对时局的看法,同阎锡山初步达成3条协议,即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另外,他请经党营救刚从北平军人反省院出来的薄一波等人,利用自己在山西的关系,到山西借阎锡山急于组织群众、抵抗日本之机,戴着阎锡山的帽子,接办官办抗日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以此发动群众,有力地进行抗日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一工作后来收到巨大成效,为中共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山西抗战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外,刘少奇还利用在北平的有利条件,派人同四川的地方军阀刘湘、广西方面的李宗仁以及国民党中央取得联系,推动他们进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工作,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扩展到华北以外的地区。他还指示北方局始终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发动广大群众方面,动员数百民先队员深入农村、工厂,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使广大群众了解组织起来抗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些工作为抗日战争爆发后建立平西、冀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一定的准备。

　　由于刘少奇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华北党组织不仅在很短时间内在统一战线工作、群众工作、兵运工作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掀起全国抗日救亡的高潮和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抗战爆发后中共与八路军在华北抗战和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文章来源：节选自《党的文献》2005年第6期，作者王双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10-29 15: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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