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与华北抗战
2023-02-22 14:57:58  来源：参考网 文/王双梅  点击：  复制链接

　　凡到过黄河三门峡的人，对那滚滚激流中耸立的 “中流砥柱”，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就如同这黄河激流中的 “中流砥柱”，在国内外凶险复杂的局势中，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定力，在不同时期适时提出不同的战略目标和政治口号，极有成效地组织和唤醒了亿万炎黄子孙，用灵活机动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打击日本侵略军，并建立广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在一定程度上把相当地域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形态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有力地促进和支持了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使抗战成为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胜利地反对外国侵略的全民族战争，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转盛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华北的抗战是这一真理的完美诠释。在国民党军队经过一定抵抗后大踏步撤往河北南部和河南，甚至渡过黄河之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迎着日军侵略的铁蹄插入山西敌后，先后开辟晋察冀、晋绥、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及八路军迅速发展成为这个地区的最大政党和最强军队，使之成为全国抗战中的一个 “特殊局面”。其中作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就是这 “中流砥柱”群体中的重要领导者，为华北抗战 “特殊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方局前期工作奠定华北抗战的群众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主要领导力量。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仅剩2万余人，后经过东征西征作战又发展到3万余人。数量如此少的部队如何对付在政治、军事和物质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山西这块四面环山、号称 “华北脊梁”的抗日前线地区。任弼时指出：“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同样，“我则依托山西宽阔而复杂的地形条件，不仅便利于防阻和迟缓敌之前进，且利于我们部分地消灭敌人。”①《任弼时选集》，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为此，中共中央于1936年春派刘少奇以 “中央驻北方代表”的名义前往平津，恢复和领导华北党组织贯彻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好准备。

　　1936年3月，刘少奇到达天津。他以自己在十年内战时期所积累的丰富白区工作经验，适应民族矛盾已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在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组织的干部中，大力肃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思想残余，在华北率先取消 “抗日”与 “反蒋”并提的口号，指示中共北平市委改变同国民党当局对立的政治态度，指导北平学联在抗日游行中把 “打倒宋哲元”的口号改为 “拥护宋哲元抗日”的口号，并发表 《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取得第29军官兵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由此北平学生得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权利，从而影响全国逐步形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对此，刘少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本来我早就感觉到反蒋与停止内战两口号矛盾的，我早和同志们讨论过这问题。关于取消反蒋口号，我们早看到国际月刊季米特洛夫论抗日白区工作两口号的文章，并根据这文章在党内宣布了取消。”②《一二九运动》，104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他还以陶尚行、莫文华和K.V.等笔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刊物上，以观点明晰、语言平实、说理性强的特点，大力宣传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对有些人对共产党的质疑进行释疑解惑，扭转了前十年因中共 “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印象，有效促进了中共威望的提升。由此，他成功地指导北方局实现了遵义会议后党在白区工作的转变，创造性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迅速恢复和发展壮大了党组织，使北方局党组织在抗战爆发前已发展到5000余人，并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 “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建立了党领导下的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些党员和进步青年像种子一样，组织大批宣传队、戏剧队、歌咏团和下乡工作队等，使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乃至全国迅速活跃起来。就是这些组织力量，在卢沟桥事变后响应北方局的号召，从平津撤退，“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从而奠定了八路军发展壮大的坚实群众基础。正如中共中央曾指出的：“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 (刘少奇化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灿烂的伟大前途”。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6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特殊决策”与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

　　进行抗日准备工作不仅要广泛动员发动群众，还要准备相当数量的领导骨干做中坚力量。由于此前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政策和中共的 “左”倾错误，中共党的组织力量损失严重，绝大多数骨干或被国民党杀害，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 “服刑”，中高层干部十分缺乏。刘少奇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 “我们在白区除开保存了党的旗帜而外，其他的东西是很少保存下来的”，“仅仅在河北还保存了一个省委组织，若干城市与农村中的地方组织和数十个中下级干部。”④《缅怀刘少奇》，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这显然与将要进行的艰苦抗日战争不相适应。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刘少奇在得知国民党北平监狱中还关押着相当一批党的骨干力量之后，就同北方局组织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批骨干力量营救出来，以免像东北那样在日军进犯后被杀害。经请示中央决定后通过一系列内线工作，把这一批同志陆续营救了出来，并派往华北各地乃至全国，极大地加强了党对华北各地的领导力量。

　　由于采取这一特殊决策的影响，就接续产生了因果效应，造成在山西实际形成一种不同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的 “特殊统一战线”，成为形成华北抗战 “特殊局面”的重要条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国、共两党通过派出一定人员进行不定期的会商来进行的，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没有统一战线的合作纲领。而在山西除了这一形式外，还形成两种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和合作纲领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一种是由于八路军力量的强大，由中国共产党推动，在晋北、晋西战区成立的由八路军、阎锡山政府人员和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 “战地动员委员会”;另一种就是 “带着阎锡山的帽子”，由阎锡山担任名义会长的 “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 (简称牺盟会)和山西抗战开始后，由薄一波向阎锡山建议、刘少奇积极支持成立的 “抗日决死队” (简称决死队)。这两个组织名义上都由阎锡山领导，实际工作则由薄一波、杨献珍为首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进行实际领导;决死队虽由阎锡山的军官担任军事领导人，但由共产党员担任的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在太原失守后，由薄一波等共产党员起草，通过阎锡山政府公布了 《山西抗日救国纲领》。这实际是一种类似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具有共同组织形式、共同纲领的 “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为华北抗战 “特殊局面”的形成提供了基本保证。

　　这种形式在山西之所以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失败而成为 “成功的一着”，就是由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始终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了主动权。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治山西20多年，在守土抗日方面具有一定积极性。刘少奇认为，阎锡山虽然是一个封建性很强的地方军阀，但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就是好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这里的关键是不与阎锡山政府当局对立，避名取实。他指示中共山西省组织采取这样的方针：“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尽可能利用 ‘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①《刘少奇选集》，上卷，262页，人民出版社，1981。。他多次召集薄一波等人研究工作，指示他们 “不要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确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足以控制局面，合作才能持续下去。”②《缅怀刘少奇》，87页。他还给牺盟总会的负责干部包括非党干部公开作关于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报告。他亲自起草 《山西农民会章程》，以牺盟会的名义发布，用阎锡山可以接受的语言，装上实际能够武装训练群众的内容。特别是他积极支持薄一波向阎锡山建议组建新军决死队，这支名义上是阎锡山的队伍，实际是由中共党员掌握着相当权力的特殊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军队，分布在晋西、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地，以后陆续扩充为4个纵队，5万余人，在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深夜的争论与最早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著作

　　1937年8月底，八路军出师华北。为了防备日机轰炸，先后分三批出动。先是第115师从韩城渡过黄河，从侯马沿同蒲路北上;继而120师跟进。第129师则在9月底出动。到9月21日下午，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八路军将领也到达太原。周恩来作为同阎锡山方面联络的中共中央代表已于9月5日到达太原。

　　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的北方局同八路军总部各位将领及中央代表周恩来，在太原成成中学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战争形势和八路军的行动、发动群众、扩大八路军以及如何保卫山西、太原的问题。刘少奇在会上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认为抗日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军的主要斗争方式，提出 “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担负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③《刘少奇选集》，上卷，255页。。对于保卫太原，他认为由于当前敌强我弱的形势，太原是保不住的，中心应是发动群众，党员干部应脱下长衫去农村组织游击队。与会的一些八路军将领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认为华北不至于全部沦陷，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顽强的正规战，可能抵挡住日军前进。因此，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进行，应强调以运动战保卫太原。对刘少奇提出的扩大八路军10万人的任务，他们也认为这是做不到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这会给国民党以刺激，引起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对刘少奇关于形势的分析，认为这是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他们觉得没有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的必要，八路军应主要采取 “运动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实际是8月下旬在洛川会议上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争论的继续。

　　刘少奇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在对理论和形势问题的分析上是一个有独立见解且原则性极强的人。参加革命近20年来，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少同中央和许多同志争论过，由此他常被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但他认为争论清楚问题对革命发展有利，所以虽受许多挫折但这一秉性仍坚持不改。尤其是事关抗日战争战略方针的原则问题，有关党、军队乃至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他认为必须搞清楚。他虽然没有参加洛川会议，但他从实际出发，根据自己这一年多在平津前线的实践和思考，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高度契合一致。他同持上述意见的同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从下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2点，开了整整12个小时 (5、6六点时，朱德同周恩来中途离开，到太和岭阎锡山的军事指挥部会商)。①朱瑞在延安整风会上的发言，1945年3月12日。

　　由于当时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中央代表周恩来，在组织上各自独立，互不隶属，会议没有完全能够统一思想。当然，大家的大方向和出发点毫无疑问都是一致的，都希望更有利地打击日军，更有利地发展壮大八路军。只是由于各自的经验而导致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在认识上有差异而形成这一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这在历史大转变的时刻是在所难免的，经过大家争论，对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八路军的作战原则和确定党的中心任务，具有极大的助益。

　　这时，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前方局势。他连续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的指示同刘少奇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华北军分会仍于10月8日发布 《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分析平型关战役后的形势，指示八路军各部：要 “用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争取歼灭深入晋境之敌，巩固山西，实现反击敌人，改变华北战局之可能是存在的。这种前途的争取成为我们当前最中心的政治与战略上的任务”，《指示》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的观点是 “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是认为 “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对此，毛泽东同张闻天于17日来电指示： “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最终，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在毛泽东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上。

　　经过这一番争论，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原则初步考虑成熟。10月16日，他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这是党内论述抗日游击战争最早的一本著作。这时，虽然毛泽东的电报指出了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但抗日游击战争究竟如何具体进行?由于战争进行的时间还很短，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毛泽东在当时对其具体内容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论述。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新形势下，摆在全党面前的新问题，需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并结合战争实践来解决这一问题。刘少奇率先发表的这本著作就是他对这一问题的勇敢探索。

　　在这本著作中，刘少奇系统地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前途、条件及各种政策进行了精辟分析和阐述。他开宗明义就指出：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民族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已经提到武装斗争的阶段了。这是一个对日抗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站在抗日前线的是抗日的军队和那些武装起来的人民。他非常具有历史使命感地指出：“在今后的抗日斗争中谁想表演他重大的作用，谁就必须武装起来，参加武装的抗日斗争，并站在武装斗争的最前线去。”②刘少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1937年10月16日。他分析武装斗争的形式，论证游击战争成为当前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他认为，武装斗争主要有三种方式，即正规战争，游击战争和武装暴动。在全中国来说，中国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是正规战争，在华北当时也主要还是正规战争。但是由于抗日的正规战争中存在着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因此，华北的正规战争已遭受相当严重的失败，大部分土地和主要的城市与交通要道已经沦于敌手。而且这种正规战争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还不是很快就能纠正。另一方面，八路军由于力量所限，还不是华北正规战争中的主力，人民群众的武装也还没有广大地组织起来。这样，华北的正规战争还会继续遭受一些严重的失败。在这种形势下，“游击战争就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在华中华南，中华民族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还是正规战争)

　　在实事求是地透彻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刘少奇明确指出：“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华北人民抗日最有效的方式。一切愿意在华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的人们，都不应该放弃或逃避游击战争。如果真能在华北动员数十万以至数百万人民武装起来，从事与坚持游击战争，那末，这一件事实在政治上军事上就有着下列伟大的意义与光明的前途： (一)牵制日本极大的兵力于华北，在战略上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二)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以便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三)围困日本侵入内地的军队而最后消灭之，部分地收复失地。(四)给华北人民以斗争的出路，给汉奸以打击，暴露投降者的可耻面貌和民族失败主义者的错误，给某些可能的对日妥协企图以极大的牵制。游击战争将告诉全世界：华北人民为保卫华北的每一寸土地而血战到底。(五)在游击战争继续扩大与胜利的过程中，将转变到以正规战争为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最后驱逐日军出华北。”①《刘少奇选集》，上卷，81～82页。这里实际提出了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的思想。

　　刘少奇批评一些人对在华北发展广大游击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估计不足，对游击战争的前途表示怀疑的思想。他肯定地指出，“今后的游击战争，是有着胜利的前途，也必须胜利”。他客观分析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和胜利的可能，分析日军在华北作战的优点和弱点。指出：敌人虽有优良装备，但华北地区广大，敌军不能在广大乡村到处配置兵力;我们武器、军事技术虽低劣，但我们能够到处得到人民的帮助。他在这里所概括的敌我双方的优劣条件，虽然没有后来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中所论述的那样经典，但其基本方向和思想是一致的。他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如果在华北能广大的发展游击战争，能遵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与正确的政策，那末敌人愈加深入中国内地，他的后方联络就愈加困难，延长数千里的铁路公路交通，到处都有游击队去破坏和截断，就要逼使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保护交通联络线，就可围困深入内地的敌人，便利主力去消灭这部分敌人，收复被敌人占驻的一些地区。游击队能够对付超过自己数倍的优势敌人，并能打胜仗。”他充满信心地指出：“在华北数十万正规军不能战胜的敌人，但华北数十万游击队是能战胜的，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是有着光明前途的。”②《刘少奇选集》，上卷，84页。

　　刘少奇还根据自己多年在白区工作和苏区群众工作的经验，详细论述了抗日游击队要坚持游击战争，不仅要有正确的战略战术，还要有正确的政策。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要取得人民充分的有组织的帮助，才能隐蔽自己，了解敌情，并从人民中取得给养与补充;二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与意志，才能取得人民充分的帮助;三要有很好的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实现官长与士兵的平等待遇。 “因为游击战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斗争，士兵已经不是为了没有饭吃要赚几元钱来当兵的，而是为了救国与抗日来当兵的。他们光荣，因此士兵就不能再受打骂与虐待”。他还根据近年来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充分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抗日武装部队的组织和改造问题。他认为，“如果华北沦陷于日寇手中，决心反抗日寇的不会只是共产党，其他一切有民族意识和抗日决心的党派、军队与人民，都会拿起枪来，参加游击战争”，“这自然是很好的。但这也说明华北的抗日武装部队将是很复杂的，极不一致的”。刘少奇估计了将来抗日游击队大体会分为八类，有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原在华北抗战的各派军队，人民中自发组织起来的，以及在地主指导下的民团和土匪会道门等。为了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军，他提议所有在华北抗日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组织抗日联军，他诚恳地指出：“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不独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一切友军的胜利与发展。共产党愿意公开自己一切成功与胜利的经验，以完全诚恳坦白的态度，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帮助各种抗日部队的改造，使一切抗日武装都成为强有力的战斗部队。”当然，共产党对各友军的错误与缺点，也会不隐讳地进行批评，并反对南京中央政府及某些地方当局禁止人民自由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方针，主张让人民武装起来。“在抗日战争中迫切需要到处组织武装部队，也迫切需要各种武装部队的联合、集中、合并与改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详细论述了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和建立抗日政府的问题。他指出：“应该建立巩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里建立有工作能力的领导游击战争的抗日政权。”鲜明地揭示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以及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三者内在的统一关系，指出： “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就不能长期坚持。在华北日军虽然占领着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但各省边区山地及广大的乡村，日军是不能到达或不能经常武装占领的。在这些区域中就应该建立抗日根据地，作为游击队活动的后方。”他明确指出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原则，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人民的抗日政权”，“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等，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此，首先应该召集这些区域中各党、各派、各民众团体、各武装部队及原来政府的代表与民众大会选举的代表举行会议，选举这些区域中临时政府的委员会，其职务是执行政府一切职能外，还要筹备正式政府的成立，起草政府的组织纲领，办理各级政府的选举。待民选的政府代表大会召集后，产生正式政府。这种政府实行民主制度，实行普遍、秘密投票的选举。这种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它接受中央政府的法律与命令，同时它又是地方自治的政府，是地方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其基本任务就是普遍的武装人民，动员人民参战;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善人民的生活;肃清汉奸，取缔一切阻碍与破坏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行为。这些原则把抗战同推进政府的民主改革结合起来，对于在抗日救国战争中推动中国的社会解放，进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被尔后的实践所充分证明。

　　刘少奇还根据中共洛川会议提出的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原则，详细论述了抗日民主政府所应该实行的财政经济、农民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教育和民族等各种政策。3个月后，他又根据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发表了这本著作的姊妹篇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由于当时党内主要领导人的精力都集中在八路军的作战方面。毛泽东虽然在指导八路军战略展开的过程中，已提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但对其具体内容还没有来得及阐述。刘少奇由于身处抗日前线，实践的迫切需要和党内不同意见争论的促进，以及他本人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的积累，促使他写出了这部中共党内最早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系统论著。它一经发表，就迅速被印成小册子，作为当时中共和八路军举办的各种培训班的教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开创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

　　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反之也同样如此。由于刘少奇在理论上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各方面政策有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考虑，因此他在领导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在配合八路军进行战略展开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方面就十分得力。这一时期，刘少奇工作异常繁忙。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积极调集北方局的精兵强将，迅速前往晋北、晋西、晋东南等。据当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派赴华北根据地的干部到北方局来接头、开会、谈话的很多。刘少奇同志和一些干部谈话，一谈就是一晚上。”①采访彭德谈话记录，1985年1月15日。尤其是太原失守后，他更以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开始了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阶段。他不失时机地为北方局起草 《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 《决定》针对中国政府的权力在敌后地区出现暂时断裂，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失去信心，悲观绝望情绪相当严重的情况，深刻指出：“目前在华北，旧的政治机构已被日寇破坏，而日寇与汉奸的政权还没有在广大的乡村与大多数小的城市建立起来”②《刘少奇选集》，上卷，94～95页。， “在这些地方，我党公开直接动员与武装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已经有了。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参加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以配合华中华南的正规战争，推动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其军队的改造”，“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应以华北最大政党的资格出来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武装部队。在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改造与建立各县、区、乡政府。”各地党组织应即公开，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加强中共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当然，他也同时强调指出：“我们应尽可能取得同盟者更多的帮助”，“是要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进一步地发展我党的独立自主”。①《刘少奇选集》，上卷，95～96页。

　　刘少奇同周恩来、朱瑞、彭雪枫和薄一波等一起研究，根据山西的地形划分了游击队作战区域，推动阎锡山把山西全省划分为以五台、平定、洪洞、曲沃、长治、晋城、岚县为中心的七个游击行政区，每个中心区派牺盟会的政治主任一人，管辖四五个县，指导和联络各县加强战争动员工作。并以牺盟会干部约千人去动员新兵，武装民众。②刘少奇致张闻天电，1937年10月11日。与此相应，他们又划分了中共方面的军区与军分区，委任了各区军事负责人来系统的计划与布置这些区域的工作。

　　对晋西北，刘少奇指示由贺龙的第120师政治部作省委，并交给他们一批干部，去利用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他们很快便在左云、右玉和平鲁等县发展起一批游击队，并领到阎锡山拨给的枪支。随着战区的扩大，刘少奇还不失时机地指示贺龙、关向应等：在晋绥已被敌人占领的地区，原来的县政府被摧毁或人员逃跑投降的，“建立或改造当地的政府成为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日政权。”他并详细指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具体步骤和任务，特别强调要由上而下，大大发展地方党组织，“在各县首先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建立全县各乡村党的支部。”③《刘少奇选集》，上卷，92～93页。由此第120师地方工作团和当地党组织率先开始进行政权工作，有些共产党员担任了县长，并在各县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

　　对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晋察冀三角地区，刘少奇先是派出山西省委组织部长李葆华率相当数量的一批干部奔赴那里，成立以王平为书记的冀察晋临时省委，以八路军政治部及战地动员委员会的共同名义，去动员同蒲路东和正太路北的各县民众，武装他们，发展游击战争。④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37年9月27日。不久，便在五台、定襄、繁峙、代县和阜平各县，组织了从40人到700人不等的十几支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大部分都有枪支，干部是从八路军中选派的，这为不久后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成立奠定了基础。⑤刘少奇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7年11月1日。太原失守后，他又从临汾加派黄敬率一批干部赶赴晋察冀地区，由黄敬出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并成立与各个军分区领导范围相适应的特委;县以下各级党的组织也先后建立起来。他指示：“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一)立即普遍进行区乡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民选;(二)由当地武装部队、各党派团体代表组织临时县政府委员会，好的县长可为主席，(三)立即筹备边区政府的建立，名义可称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主席即以宋劭文担任。”⑥《刘少奇选集》，上卷，90页。他并为聂荣臻他们拟出政府组织机构及所实施政策的原则。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938年1月11日，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阜平成立。这在全国是一个首创，对于鼓舞沦陷区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为插在日本占领区的一把尖刀和晋察冀边界地区一千多万人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堡垒。

　　在日军还没有侵占的晋中、晋南地区，刘少奇以中共山西省委为主，利用阎锡山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在汾河流域动员组织群众。他并加强山西省委的领导力量，派出他的秘书林枫担任山西省工委副书记，调赴许多从平津撤退到太原的中共党员和民先队干部，深入各县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与自卫军，并经过牺盟会组织领到枪支。⑦刘少奇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7年11月1日。对于晋东南地区，刘少奇于11月14日派出彭真，由临汾经沁源赶赴武乡，组织军政委员会，加强中共对晋东南地区的领导。他并请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及第129师同薄一波率领的决死第1、第4两纵队加强联络，鼓励他们留在晋东南太岳山区进行游击战争。由于这时薄一波已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 (不久后改为专员)，这里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主要是利用旧的政权形式，改造旧的县级政权。也就是由薄一波 “行使第三专署专员的权力，对各县县长分别采取重新任命或替换的方式，改由共产党员担任”①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25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在此基础上，利用阎锡山所颁布的一些具有进步内容的法令，以第三专署的名义颁布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等条例，使晋东南地区发动群众，改造政权有了合法的依据与有力的武器。再加上中共地方党组织和八路军与牺盟会通力合作，“把发动群众，巩固政权，扩大武装作为工作的中心”，很快晋东南地区就掀起了一个民众抗日运动的高潮。

　　对处于汾河下游的晋南地区，刘少奇和北方局也在 “赶紧布置”。在这里，由于阎锡山的政权尚存，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培训干部。由于前一时期的工作，“在山西全省发展游击战争空气很高，形成广泛的运动，到处要求我们派遣动员、组织与军事干部。”②刘少奇致张闻天电，1937年11月12日。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这时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干部的缺乏。”③《刘少奇选集》，上卷，257页。因此，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临汾开办许多一星期毕业的训练班，训练结束后立即分派到各地去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尤其是开办了培养游击战争骨干的八路军 “学兵队”，先后培训了七八百人，为晋南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组织基础。他还亲自主持党训班，为晋南各县建立党组织培养干部。同时，北方局领导机关的人员也尽可能分派下去，连技术人员也分派下去。此外，还召集一些可能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告诉他们工作方法，检查他们的工作，交给他们任务，使各地方的工作人员迅速成熟起来，担负当前的任务。这样，晋南各县也很快发展起来。

　　在组织发动群众过程中，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他根据自己多年从事群众运动的切身经验，提出 “让工人农民吃饱饭好去救国”的口号。他指出：“为了广大的发展与充实群众的救亡运动，并发动广大的群众走上民族革命的战场，坚决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的经济斗争，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只有广泛的发动工人、农民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才能引导最广大以至最落后的群众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才能更加充实抗日救国运动的内容。”④刘少奇：《为发动华北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而斗争》，1937年10月10日。他认为，抗战期间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去抗日，并不等于说工人农民就应忍受资本家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反之，适当地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工人农民才能有力量参加抗日救国。他指示各地：“要同时采用抗日救国的政治口号与改善生活的经济口号去动员与组织群众”，“要使经济口号与政治口号联系，让穷人吃饱饭，好去救国。”⑤刘少奇给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电，1937年10月22日。

　　确实，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实践中，作为一个战略区的领导人来说，有理论准备与没有理论准备，这两者之间的效果是大不相同的。刘少奇由于有明晰的理论作指导，他就能够把毛泽东提出的宏观的战略原则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方法、步骤，使华北尤其是山西各地的党组织，进一步明确了抗战工作的发展方向。“在领导上、计划上、原则上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如何具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从而使各级党组织有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全党都知道怎样办法”，⑥《刘少奇在皖南事变问题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5月。“他们在形势的飞跃中，自己也飞跃，没有浪费一点时间”。⑦刘少奇：《六年敌后工作总结的经验报告》。这样，北方局就领导地方党组织密切配合八路军各部，在征兵征粮和战地工作方面给予八路军以极大帮助，为八路军神出鬼没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迅速发展壮大提供了充分的人力和物力保证。

　　到1938年2月，华北四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基本建立，并先后粉碎日本侵略军大规模的多路围攻，初步发挥了牵制敌人，支持正面战场的重大作用。蒋介石和阎锡山都多次给予嘉奖。毛泽东这时也满怀信心地向美国合众社记者宣布：第八路军现在共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冀西南、晋西南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①《毛泽东军事文集》，171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毛泽东在9月下旬提出的 “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的目标，经过刘少奇等北方局和八路军将士等的辛勤努力，已经实现了!

　　较早提出平原游击战争理论

　　刘少奇在华北抗战中，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重要贡献，这就是他比较早地提出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和建立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理论。日军在占领华北和上海、南京之后，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集中兵力向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联结点的徐州进攻，企图打通津浦铁路，把华北和华中战场连接起来。国民党政府给予了顽强抵抗。为此，日军从华北抽调主力南下，使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一时兵力空虚，给已在山地初步站稳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平原地区发展带来良机。中共中央由此做出在华北敌后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决策，刘少奇在延安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具体指导华北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展开，并从理论上论述了在平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

　　中共中央在洛川政治局会议上制定的基本军事原则是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其中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基本的要求是 “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而没有提出在平原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派正规部队前往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但随着日军侵略范围的扩大，战线移向平原地区，建立平原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逐渐提上议事日程，需要在理论上发展和完善洛川会议关于八路军战略原则的决定。刘少奇和周恩来在初期布置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工作中，就完全包括了华北平原地区。但那时还没有从理论上，即从八路军整个战略原则的高度提出问题。当时刘少奇曾指示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驻冀中的原东北军两个营，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同冀中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这一实践，为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平原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1938年3月11日，刘少奇和杨尚昆从晋南前线联名致电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提出发展河北平原地区游击战的问题。提出： “太行山脉、冀晋边各得力游击队，似应更多的到平汉路以东去行动，更大发展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如有可能，目前即组织一支得力游击队到山东去。”以这些实践为基础，加上刘少奇这一时期对华北工作的总结，就使他在党内比较早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在平原是否可能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

　　刘少奇一向非常重视总结工作，每当一项重大工作告一段落时，总要及时总结，反思哪项工作做对了，哪项工作做错了，努力把实践经验从理论上作出概括和说明，同时吸取经验教训，指导下一步的工作。他的许多理论文章和重要思想都是这样做的结果。1938年3月中旬，中央调他从晋南前线回到延安后，他就对半年多来在华北敌后的工作加以总结，并到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作报告。3月21日，他到抗日军政大学做 《华北战区工作的经验》报告，系统总结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华北抗战工作。在回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时，他明确提出了在平原地区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思想。他说：平原 “虽然地形条件便利敌人不便利我们，但有其他条件也能坚持游击战，也能建立根据地。在华北我们看到日寇并没有兵力把冀鲁大平原都占领。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日兵并不多，不够分配，全中国的坚持抗战，使日兵大都到前线去，后方更加空虚，所以在平原坚持几年的游击战争与建立不大稳固的抗日根据地还是可能的。” “只要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好，有好的军事家游击战家的领导，有好的群众组织与武装，我们是可能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所以在今天，不管山地也好，平地也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最广泛地发动华北民众走上抗日战场，拿起武装和日寇拼命，并建立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与日寇长期战斗!”

　　这就在党内比较早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在平原地区是否可能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一个月后，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共同发出了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电，正式做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决策。指出：“(甲)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扩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乙)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①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938年4月21日。这一决策发展了洛川会议关于八路军战略方针的决定，进一步解决了在全国和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原则，对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长期坚持并走向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940年春，毛泽东指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平原。”也就是说，依托山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固然非常重要，但这基本属于后方，是解决立足脚跟的问题;深入广大平原，广泛组织民众进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才能最终打破日军掠夺中国资源、继续进行战争的企图，并给山地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援。反过来，山岳根据地又可为平原的部队提供兵力转移、休整和培训干部的场所。这种相互依靠、相互支援，就有力地形成对日军占据的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更有力地钳制敌人，真正解决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使华北抗日游击战争长期坚持并走向胜利。这一重大决策使中共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进一步臻于完善，并促使中共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向河北平原和山东敌后发展。

　　据此，刘少奇又具体指导了北方局党组织在河北平原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他同聂荣臻经过电报往来协商后，把对建立根据地有了一定经验的黄敬调到冀中，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统一各县党的领导;同时成立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作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派出的办事机构，由吕正操任主任，下设三个专区，各专区成立专员公署，逐步健全县、区、村各级政权机构和建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文化等各界抗日救国会。刘少奇还从延安派来一批抗大和党校的干部，充实到各县各部队中。在中共的领导下，冀中各地开展破路拆城、改造平原地形的运动，使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陷入困境，而便利八路军的伏击作战。在冀南，刘少奇着重抓了建立晋冀豫边区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他认为这个地区是连接山西和山东、控制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工作十分重要，第129师已在这里活动。他和毛泽东商量后，决定 “由朱瑞同志负责组织冀鲁豫边区省委”，并成立冀南抗日游击军区，下分五个军分区。之后，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一步步开始了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期间，刘少奇还具体组织领导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冀东人民大起义，逐渐创建了冀热辽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烈火在整个华北发展燃烧，成为支持八年胜利抗战的 “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对于这一时期的华北工作，后来刘少奇在总结敌后六年工作时，指出：“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②《刘少奇选集》，上卷，263页。

　　一个懂得敬畏英雄的民族，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才会有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参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时，所强调指出的，要牢记老一辈革命家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继续前进!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3-02-22 15: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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