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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四】特别移送(8)受害者亲属的证言
2022-05-28 11:30:01  来源:黑龙江省图书馆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侵华日军细菌战揭秘

  【简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为转移国内矛盾,日本实行对外侵略国策。鉴于日本资源缺乏的状况,日本将节省资源和能源的细菌战作为国家军事战略,研制细菌武器。1932年,日本在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开始进行细菌研究。1933年将细菌研究活动从日本国内转移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先后在背荫河和平房建立研究基地。从1936年起,开始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陆续组建了细菌部队,形成了遍布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的细菌战网络体系。这种由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反人类、违背国际法的国家罪行,始终贯穿在日本长达14年的侵华过程之中。

  【四】特别移送

  特别移送,日文写作“特移扱”,是各级关东宪兵队、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和七三一部队内部使用的专有名词,是将被捕的抗日志士和其他人员,秘密移送到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而残害致死的罪恶行径。

受害者亲属的证言

  从2000年10月到2002年5月,根据档案记载的线索,专家学者经过先后艰难的走访取证,最后找到20多个日本细菌战人体实验受害者的遗属和知情人,其中11位受害者,即李厚宾、王振达、朱云岫、朱云彤、唐永金、刘文秀、安红勋、桑元庆、林向阳、王乐甫、闻德清、尚有妻子儿女等直系亲属和极为亲近的兄弟姐妹、侄子、孙子等家属。他们控诉了日军宪兵队“特别移送”的罪行:

  第一组 李厚宾的儿子李钢(李丕基)诉说

  1909年8月14日,他父亲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九连城村苇子沟屯。在虎林的抗日斗争史上有一个著名的“倒木沟事件”,大概就是在倒木沟时期,他父亲秘密加入了抗联地下组织,利用警察的身份为抗联传送军事情报。后来,他父亲被日军怀疑,调走并控制起来,又被调到密山警察队和平阳镇警察署。此后,他父亲辞职,回虎林筹钱开了一个小杂货铺。一年后,被日本宪兵抓捕。李钢说,父亲被捕时的情景他记得很清楚:“那年我8岁,刚上学,记得那天我还没起床,进来两个人我也不认识。这两个人穿着便衣,看样子是中国人,其中一个说话肯定是中国人,那个人一进屋就问我父亲:‘你叫李厚宾?’我父亲说:‘对’。‘那好,跟我们走吧,到宪兵队去一趟。’我父亲没吱声,点点头就跟他们走了。我们托人四处打听父亲的消息,当时有个叫刘文西的人在虎林宪兵队当特务,与外公家还沾点亲。于是,母亲求他看能不能替父亲说说情放出来,可刘文西却说父亲通苏,说父亲还骂宪兵队,于是把父亲就扔到狼狗圈里喂狗了。虽然不相信刘文西的话,并且也托别人打听过,可最终仍没有父亲的消息。”李钢说,他父亲被抓走时,他母亲刚29岁,怀有身孕,带着4个孩子过日子,他排行老大,那年才7岁。痛苦一直折磨着他母亲陶文秀,她根本没有心思和精力照顾孩子,因此,她的4个儿女先后因病死掉了。直到78岁那年,母亲临终也没能知道父亲的确切下落。李钢也因为父亲的伪满警察身份受牵连,参加工作后,迟迟不允许入党。直到查清李厚宾的真实身份后,李钢才入了党。

  特别移送受害者李厚彬(宾)家人合影(黑龙江省档案馆藏影印件)

  李钢照片

  第二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王振达的侄子王选财诉说

  “王明生是我二叔,王振达这个名字我没听说过,或许是我二叔参军以后自己起的吧?伪满那时候李延禄领头在我们附近沟里一带闹抗联,我二叔就是通过他部队上的人介绍,在勃利县小五站参加了抗联部队,做交通员工作。二叔经常回鸡西一带联系抗联的物资什么的。后来,把三叔也发展进去了。二叔除了负责运送粮食物资外,还往部队上介绍人、送人。有一次,我二叔去鸡西给抗联买东西时被鸡西大特务头子陈子彦发现了,不知是他跟着二叔到了密山,还是被他骗到密山,然后二叔在密山被日本宪兵抓了。后来,听别人说二叔是在密山让日本人活活扔“特别移送”受害者朱云岫到狗圈里喂狼狗了,再具体的详情我也不知道了。”据调查,王明生被捕时,他新婚的妻子金玉珍已怀有身孕。那年冬天,她上井台打水滑倒而流产。金玉珍苦苦等着丈夫归来,始终未果。直到1945年,在公公的劝说下,她才改嫁。直到现在,金玉珍提起往事,仍很痛苦。

  特别移送档案中王振达的照片

  第三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朱云彤的女儿朱玉芬诉说

  “特别移送”受害者朱云彤的女儿朱玉芬“我父亲朱云彤和我的二叔朱云岫都参加过抗联。我亲耳听祖母和大姑朱秀娴说,父亲曾秘密地交给祖母两个小红本,上面有父亲和二叔的照片,还有留大胡子的外国人的像,父亲告诉祖母说这是命根子,一定要保管好。遗憾的是,东北光复时因苏联红军进村打土匪,金家被大火烧毁了,我们的房子也未能幸免。”朱云岫的一个叔伯妹妹朱亚珍说:“当时我在密山上学,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恰巧遇到了被押送途中的哥哥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这是上哪?二哥向后努努嘴,我看见他的手倒背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这时,日本人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只是听传言好像是被日本人扔狼狗圈里了。” 朱云岫、朱云彤两兄弟被捕后,他父亲急得四处打听消息,在得知两个儿子都被扔到狼狗圈后。3天后,老人悲愤交加,离开了人世。

  朱玉芬照片

  2001年7月发布的吉林省档案馆所藏“特别移送”档案中得到证实:朱云彤、朱云岫两兄弟的名字在关东宪兵队《昭和16年度捕捉谍者处理一览表》中紧挨在一起。

  第四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唐永金的儿子唐俊明的诉说

  我父亲出生于1904年,农民,原籍奉天省,曾在伪满东安省密山县半截河给日军部队做杂役。1942年,父亲是以‘苏联谍报员’的罪名被密山县半截河宪兵分遣队逮捕的。19岁时,半截河街上有个特务叫刘耀海,与父亲还是挺好的朋友。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碰见我父亲,说他要进城去,想让父亲帮忙换一双布鞋穿,并把一双红皮鞋寄放在我家,因为他们很熟悉,所以父亲就答应了。没想到3天后,刘耀海领着日本宪兵队的人来到我家,以通苏的罪名将父亲抓走了。

  与其他被“特别移送”的人一样,唐永金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唐家托人四处打听,得知人已经没有了。有人说唐永金到了宪兵队就被灌辣椒水,后来被扔到狗圈里害死了。这种说法与李厚宾、王明生、朱云岫等人的情形是相同的,可见“扔狗圈”就是“特别移送”的隐语或代名词。

  第五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安鸿勋孙女的诉说

  小时候不知道我爷爷是怎么死的。是后来听父母亲说的,伪满时,我爷爷只身到虎头,在那里生活了20多年,一次也没回过山东老家。后来,等到我父亲长大了,和母亲结了婚,我奶奶才带着我父母来找他。可是,他们母子几个刚刚到虎头的第七天,我爷爷就被日本宪兵队给抓走了。后来不知道日本人把我爷爷给弄到哪去了,说是通苏什么的反正是让日本人给弄死了。

  第六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桑元庆的女儿桑桂芳诉说

  我父亲1905年出生,在东北沦陷前只身来到中苏边境线附近的密山平阳镇(今黑龙江省鸡东县平阳镇),当时只有20多岁。我父亲当时在平阳站稻米所工作,他在那里当‘先生’,就是会计,也就是给出粮进粮记个账什么的。提起父亲一般人都知道,反正那个时候我们家也算是上流的,吃穿都不愁。我记得父亲曾带我到平阳站区玩儿,回来时坐日本人的汽车,那些日本人好像很尊重我父亲。父亲被捕那年大概是1944年冬或1945年春天。父亲是在稻米所被捕的,然后被宪兵队带回家来搜查。他们就是要找什么东西,管我父亲要电台什么的。可以说父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地下工作者。

  第七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王乐甫女儿王桂芝的诉说

  我父亲1911年生。我10岁那年冬天,我父亲和我叔叔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我记得天冷了,都穿着棉袄。那天晚上,我们家已经睡了。我们和父亲不在一个屋子里住,只听见有人进来,完了我母亲就招呼我们姐几个说‘快起来,你爸爸和你叔叔让宪兵队给抓走了!’后来我叔叔被放了回来,我父亲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回来。我父亲被抓走离开饶河的时候有人看见。那时候饶河街上有个叫于巨川的人,每天早晨都出来溜达。有一天早晨4点多钟的时候,于巨川在街上看见我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押上车。头上蒙着一块灰毯子。伪满时饶河日本宪兵队有个张宪补,是他到我们家来抓我父亲的。他是绕河的特务头子,名字叫张家政。是他在供述中交代,说我父亲后来被送到哈尔滨731细菌部队去了。据张家政说,父亲被捕后是他和日本宪兵川崎审问的。在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之后,父亲才承认他是苏联情报人员。他们从父亲的口中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觉得没有留着父亲的必要,也就被‘特移’送东安宪兵本部转送哈尔滨杀了。

  第八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林向阳女儿林霞的诉说

  我父亲是1907年旧历七月初一生,山东招远人,15岁来到东北。父亲被抓走那年我刚9岁。1945年正月初三的早晨,宪兵队的张宪补张家政来到我家。我家是做买卖的,前边门外有个铃,来人一拉铃屋里就能听见。张宪补来时是我父亲自己出去接的。那时,我正在屋后面玩,到我进屋后,张宪补已经走了。父亲躺在炕上招呼我的小名说:‘竹兰子,我要出去一趟,你别出去,在家里待着。’我听母亲问他:‘你啥时候回来?中午吃啥饭啊?’我父亲说:‘有狗鱼,杀个生鱼,焖米饭。’我问父亲干啥去?父亲说他回来,不让我出去,说完就走了,父亲走了,我和母亲就在家里等。可等到最后父亲也没回来。” 林向阳被捕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长女只有9岁,小儿子刚出生6个月。他儿子患脑瘫,生活不能自理,现在已56岁了。几十年来,他妻子一人承担生活的重担,生活得很艰难。

  第九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刘文秀侄子刘君恒诉说

  我二叔原籍是山东省费县黑石碴村的,后来到的绥芬河阜宁镇 。二叔被日本人抓走时我还不记事儿。当时的情形都是听父亲刘文彬讲的。父亲告诉我说二叔是个喜欢交友的人,外边有不少磕头弟兄。大概是通过这些人,二叔参加了地下抗日情报组织,经常外出去活动。那时抗联部队处于低潮时期,剩下的部队都过境到苏联那边去了,后来他们有人回来联系找咱们的人,我二叔就跟他们联系上了。以后,我二叔也到苏联那边去送过情报。二叔不是在家被抓的,不知道是在哪抓走的。我们是后来才听说二叔是被日本宪兵队特别移送了。

  第十组 “特别移送”受害者闻德清侄子闻发诉说

  我二叔是1940年被东宁宪兵队逮捕的,来抓二叔的人有好几个,其中还有一个日本人,但都没穿军装。二叔临走的时候还亲了我一下,后来我才明白,因为二叔他自己知道不可能再回来了,那是最后的道别。日本人说二叔通苏,是苏联密探,就这样把二叔给‘特别移送’了,我们也是后来才听说的。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15 14: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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