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雄|国破山河在，抗战女特工潜伏敌后获颁胜利奖章
2023-10-05 09:21:22 来源：明月讲史堂 作者：谭雄 点击： 复制链接
遨游史海，总有一些惊喜不期而遇。
翻阅资料，总能看到一些认识的名字，于是将资料顺手转发给他们的后人。
笔者在国史馆查阅档案资料，当翻阅到军令部胜利奖章获奖名单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徐佩珩。其番号级职为：军令部通讯总所第十五分台军委一阶分台长。
▲抗战女兵徐佩珩的胜利奖章记录
胜利奖章，是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为表彰抗战有功将士而颁发的荣誉纪念章。2015年3月，笔者在审核湖北省一位抗战老兵的资料时，见到了这位老兵保存了70年的胜利奖章，估计他是我们关爱的抗战老兵中，唯一保存有当年胜利奖章的老兵，至少我只见过这一位。
对于徐佩珩，笔者很早就知道她事迹，她是军令部第二厅的抗战女特工，抗战期间潜伏沦陷区广州，收集和传递了重要情报。
▲抗战女兵徐佩珩
2016年，在广州，笔者有幸见过徐佩珩女兵一面，她向我赠送她的签名自传书并合影。
在广东省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领队王丰女士的介绍下，笔者联系上了徐佩珩老兵的儿子龙蒲尧，将这份记录徐佩珩老兵的抗战功勋资料转交给了他。
很早，徐佩珩就被关爱抗战老兵广州志愿者团队发现，被确认为抗战老兵，并且她在抗战中作为军令部的情报特工潜伏沦陷区的事迹也得到了宣传。
然而，有好事者不以为然，对她的身份进行了质疑。有人拿着一本军令部第三厅人事处在1945年元月编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职员录》说事，说在这本职员录上查不到徐佩珩的名字，她的军令部抗战潜伏特工身份不能得到证实。
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是缺乏常识的理解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情报机关会把自己的外勤特工名单公布于众，这是基本常识。
这份1946年的胜利勋章名册的出现，彻底地证明了徐佩珩的抗战老兵身份，更是她为国牺牲奉献的铁证。
档案无声，记录着抗战女特工徐佩珩潜伏敌后的功勋!
▲胜利奖章
徐佩珩，1919年出生于广州市夏园村。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徐佩珩从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中毕业。
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经常轰炸广州。亲眼目睹日军飞机的凶残，徐佩珩坚定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
1938年6月，获悉政府当局组织“在营模范团”保卫广州后，身为家中独生女的徐佩珩瞒着母亲，偷偷考进该团妇女连接受军事训练。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惠广战役爆发，很快广州就沦陷于日军。徐佩珩跟随模范团退入粤北地区。
1940年，徐佩珩考入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通讯系，学习通讯技术。在训练所学习期间，她努力上进，刻苦学习，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通讯技术。经过10个月的学习训练，徐佩珩从干训所毕业。
徐佩珩所在的通讯系的毕业生，工作分配地点是广东全省未沦陷的各个区县，以及广东省政府电台的六个电报机组。
1941年，徐佩珩被分配到广东省政府电台。广东省政府无线电总台设在曲江，分派到这里来的全是家乡沦陷了学员，而分派到各县区工作的差不多都是回到故乡。
分配到省府电台的徐佩珩，刚刚大病初愈，身体较为虚弱，引起上级长官对她能力的怀疑。性格要强的徐佩珩决定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在工作时，徐佩珩比谁的都用心，她的收发报，又快又准。本来按照规定，她们需要见习三个月才能独立上机，徐佩珩经过努力，一个月就完成了见习，得到了上级的表扬。
1941年，军令部通讯总所招收电讯人员，徐佩珩报名参加，被分配到桂林支台。
军令部于1938年成立于武汉，直属于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下辖三个厅，一厅掌管对日作战，二厅负责情报，三厅掌管总务。军令部第二厅，时任厅长杨宣诚，下辖五个处。徐佩珩所在的通讯总所，所长先是魏大铭，后是方砚农。徐佩珩与后方总部直接联系的电讯总台台长是于炽生。
军令部第二厅的情报系统与军统颇有渊源，但又自成一体。徐佩珩所在的通讯总所，隶属于军令部第二厅第四处。
▲军令部译电人员训练班
在桂林，徐佩珩以她熟练的电台操作技术顺利地通过了面试考核，成为军令部第二厅通讯总所桂林支台的一员，从这一刻起，她正式成为了一名抗战军人!
在桂林支台，工作相对比较轻松，徐佩珩他们每四天便可休息一天。
桂林山水甲天下，秀丽的漓江风光，让徐佩珩流连忘返。此时的桂林，属于抗战大后方。大后方慢节奏的生活，想到前方将士还在浴血抗战，想想沦陷区人民遭受的苦难，徐佩珩的心中始终有负罪感。
1942年的一天，上级突然对徐佩珩说，要抽调她前往广州沦陷区潜伏，收集情报，建立地下电台。徐佩珩经过思考，决定服从命令，回到广州潜伏。
上级为徐佩珩指派了一个助手，名叫龙学湖，海南文昌人，归国华侨，黄埔军校第17期毕业。为了以后便于开展工作，上级命令他们二人假扮夫妻。
在桂林，军令部第二厅派遣了一位上校参谋前来安排他们的工作。1942年的深秋，徐佩珩与龙学湖从桂林出发，一路坐船，到达广东肇庆。
在肇庆他们因故滞留了几个月。在肇庆逗留期间，徐佩珩考虑到与龙学湖假扮夫妻在工作中将会有诸多不便，并且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她对龙学湖比较满意，决定打破自己一心抗日救国、暂时不谈情说爱的原则，接受上级的建议，与龙学湖正式结为真正夫妻，并报请上级注册，并作为证婚人。
1943年，徐佩珩和龙学湖，经过一段惊险曲折的旅行，回到了广州夏园村，以做生意为掩护，潜伏起来。
“总台发给我们半年经费、一台收报机、一台发报机，收、发报机都是三个30真空管的小型机器，用一个小提箱即放好了，另外附带两套A电池及B电池。”
“我们把泥墙挖成半空，把收发报机和电池放置在里面，外边盖上一块涂了坭灰的木板，木板上挂上一幅岳飞的画像，画像的两边再挂上一副写着：“精忠昭日月，义勇贯乾坤”的对联。我又在画像前摆放了香炉和烛台，每天都燃香礼拜。”
“开始的时候，电台天线安置在室内，但是效果不好。后来，我破开一枝晾衣裳的竹竿，把天线放进里面后重新合拢，将两端扎紧，竹竿随意放在天井的瓦面上，再晾上几件衣服。这样，从别的屋顶望过来，那不过是在晾晒衣裳而已，经过这样一改装，发报的效果果然好了许多。”
于是，军令部通讯总所第十五分台，正式在广州夏园秘密建立，电台代号“赤坚”，徐佩珩任军委一阶(同上尉)分台长，潜伏代号是“翠萍”。
“总台来电指示我启用新的密码，并建议我买一本通达书局出版的通俗小说配合明码使用。我选定了小说《二度梅》，我想，梅花是中国的国花，代表着中国。现在中国正遭受日寇的蹂躏，梅花凋零了，但是，中国人正在奋力抗战，终有一天一定会赶走日本侵略者，到时，梅开二度，一定会更加灿烂。我每天工作都要面对着《二度梅》，正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战斗目标，不忘肩上的责任。”
这套密码的使用时先将要拍发的电文译成明码，再将《二度梅》中一段文字也译成明码，然后把两段电码混合起来，拍发时在报首指示电文中所采用《二度梅》的文字所在的页数、行数和字数，收报时，按报首指示除去《二度梅》的文字，便是要收的电文了。
由此，一道道加密电波，穿越千山万水，源源不断地将情报信息从沦陷区广州发往抗战陪都重庆。
▲笔者与徐佩珩老兵合影
为了开展工作，他们在广九铁路夏园车站附近发展了一个下线，为他们报告铁路运输的情况：记录下当天有多少列车经过，每列有多少卡，是客卡、货卡还是军卡，火车行走时是轻快还是沉重，车卡是否有帆布严实遮盖等详细情报。
一天中午，徐佩珩工作完毕，把电台藏好后，准备睡午觉。突然，从街上传来凌乱的脚步声。她听得出，这是日本鬼子的高筒皮靴踏着石板街的声音。
一阵像排山倒海般的皮靴纷踏声从巷尾的岗顶倾泻而来，这时，四周死寂，这皮靴声大得吓人，直压徐佩珩的心上。徐佩珩贴在门边的墙上，一动不敢动，几乎连气也不敢呼出。
“我的第一感觉是我们被包围了，待那队鬼子走过之后，我轻轻缩回大厅，并把厅门关上。我立即和阿龙商量，该如何应对这次险关，我对阿龙说，我们应做最坏的打算。阿龙说：’假如我们被捕了，你可推说什么也不知道，把责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我去你留。这样一来你可继续未竟的任务，二来可照应父母亲，三来你已经有孕……’ 听了阿龙的话，我喉头哽咽了。”
▲徐佩珩夫妇
事后，徐佩珩才知道这次日本鬼子是分三路包抄夏园村的，进村后，他们到处抓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1944年农历2月，他们的爱情结晶长女龙趣飞出生。女儿的出生，给他们紧张的潜伏工作带来了乐趣，徐佩珩也更加忙碌了。徐佩珩经常是一边给女儿喂奶，一边收发电报，传递情报信息。
1944年末，徐佩珩发现日寇突然下令广州珠江村一带的农民砍伐所有的果树草木，接着又以廉价招雇民工，为他们开山，碎石，铲草，填泥等等。看来，日寇是想在这里开辟一块广阔平坦之地。
“我们想方设法了解他们的目的及工作进行的情况，原来敌人是想在这里建一个军用飞机场。这情况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破坏，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于是，我们立即把这消息以及这一带的方位、地理环境等情报资料报告总台，不久，我方飞机两次飞临那里实施轰炸，那些负责工程的汉奸及工头也常遭到游击队袭击，敌人的机场终于没有修建起来。”
由于长期潜伏，他们遇上了诸多困难，最困难的莫过于电池用尽，导致他们曾经与总台失去一段时间的联系，而总台方面甚至认为他们已经失事殉国了。
“我们带来的原装A、B 电池的电量已经耗尽，为了工作不至于中断，我们便组装小电池来代替，一个A 电池要用十六个小电池串联起来，两个A电池便要32个小电池，一个B电池要用32个小电池，两个B电池共要用64个小电池，两组电池合计要用96个小电池。在沦陷区，电池是限购品，市面非常缺乏，每人一次限购两个。我们未雨绸缪，经常东家买一对，西家买一对，将小电池储藏起来。可惜的是小电池的质量不好，电量不够，自换了自制的电池后，总台总是说我们发出去的声音微弱，我们试图增加电池，力求改进，但效果甚微，诚是一大憾事。”
经费短缺也是他们几次遇上的麻烦。由于身在沦陷区，行动经费领取困难，徐佩珩几次陷入经济危机之中，都是她父母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渡过了难关。
潜伏的生活是紧张的，压力非常大，徐佩珩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终于传来了。徐佩珩收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她抱着女儿跳跃着，大喊：“我自由了。”
从1938年6月进入模范团开始，战斗了7年多，见到自己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的徐佩珩，终于卸下心中的千钧巨石，她忘情的高喊着，跳跃着。为了这一天，他们付出了太多太多。
抗日战争胜利后，军令部第二厅改组为国防部第二厅。徐佩珩和龙学湖从部队退役。龙学湖被分配到警察局任职，徐佩珩则在家相夫教子。1949年，徐佩珩夫妇回到丈夫的老家海南文昌。新政权建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龙学湖被迫流亡海外，徐佩珩回到广州，一个人独自将四个孩子养大，受尽了磨难。1990年，徐佩珩和龙学湖在相隔40年后，才夫妻团聚。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八年全面抗战中牺牲奉献的军民颁发胜利勋章和胜利奖章，其中胜利奖章颁发给有功的尉级军官和士兵。徐佩珩老兵以军令部通讯总所第十五分台军委一阶(同上尉)分台长的身份，获颁胜利奖章。
▲广东志愿者为徐佩珩庆祝生日
201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台湾当局曾经复刻胜利奖章，作为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给健在抗战老兵。
徐佩珩老兵已经于2017年去世，而她获颁胜利奖章的档案记录，是她的荣誉，是她的芳华，见证了在那个国破山河在的年代，她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
责任编辑：张雨萌 最后更新：2023-10-05 09: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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