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1939年的国军：要重视训练，也要学习领袖著作
2019-08-17 16:21:40 来源：原创： 康康 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2018-01-08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军素质的不如敌人，主要的是在训练方面比不上敌军，并不是装备方面比不上敌军。”
“委员长在党政训练班所讲的几本小册子，各校应即采作精神教育的教材，切实的讲习。”
——何应钦，1939。
蒋纬国在检讨抗日战争的“中期战役”(武汉会战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认为依照历次会战及其结果统计，战力上，国军8个到12个师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有许多，两军士兵之间在训练水平上的重大差距无疑是重要的一点，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即认为：“对敌失于训练太差，对共失于政工太差”。此时，国军士兵的训练水平究竟如何，国军各级将官又有什么什么想法与计划呢?本期将介绍《军事教育会议纪录(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一书，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军事教育会议纪录》一书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编印于1939年7月。该书封面于左上角印有“机密”二字，可反映其性质。这本会议纪录记录的是军训部召开的第二次军事教育会议，此时恰逢各军校主官在重庆受训完毕，故而召集各校主官召开这一会议，上一次则是在湖南祁阳召开。该书主要由训词、各军校等机关的主官报告、提案摘要与审查决议几项组成。军事教育，主要针对的是军校教育与部队训练，本文将以训词为中心，主要介绍其中的部队训练部分。
训词一项包括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人的训词。蒋介石指出目前不惟士兵训练不足，军官更是知识不足——“最近我在党政训练班的几次演讲，有许多是与军事有关的，我所讲的都是普通东西，这些普通东西，我们当军官的就有大多数人不知道。”此外，并结合自己为党政训练班编撰的小册子，强调精神教育之重要。
围绕蒋介石所著小册子的各种提案
陈诚则谈到，冯玉祥刚告诉他：“许多部队中最大多数的士兵，打了好几年仗，连步枪上的表尺都不懂用，连测量距离也不会，拿起枪来只是胡乱扳放。”因此，陈诚认为，在提高军队素质方面，“今后军事教育应以兵为主要对象，官还在其次。”具体怎样做呢?陈诚指出，首先应该统一军事教育内容。而今的现实，则是全国的军事教育内容存在不少纷歧，“譬如在德国留学的，回过来教的是德国那一套，日本回来的是日本那一套，而把中国的实际情形丢在脑后不管”。
这一认识的确是合乎实际的，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亦回忆到，一方面，我国的军事教育长期抄袭他国，不合乎本国实际：“德国军队的编制是根据其自己的情形而定，日本亦复如此。我国过去只知抄袭，条件不同，自然不会合适。”另一方面，军阀割据的现实导致了不同军队之间军事教育内容的不一致：“马步芳用的老式操典，连礼服都是北洋时代的”，使用此种老式操典，便会如滇系军阀卢汉在台儿庄会战时一样，用散开队形，日军则火力很大，我军太密集，导致伤亡很大。而相较马鸿逵，马步芳还算是更听从中央的了。因此，在提案中，许多都围绕着统一军校教材等项进行讨论。
白崇禧指出，他发现一般经历过实战的军官，多半都以为“‘血的经验’，是教育上的原则，也就是作战的方法，对于军事教育的典范令，多以为空洞不能合乎实战”，他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是“军事教育的失败，不能使国家颁发的军事教育的基础典范令的精神，贯彻到一般军官脑海中去”，同时也是负责军事教育的当局没有做到学术合一(指军事教育中的学科与术科)。对此，应该做到“学理与操演，都合乎典范令，到了实战时的施行，自然也就合乎典范令了，因为一个人的血的经验，也不出乎典范令所载”。
反观八路军和新四军，其军事训练则体现了高度的实用性。聂荣臻曾对军事训练进行了详细的要求，指出应该“取消过多的制式教练”，并“要边讲边做在野外实习”。同时，针对日军的特点，他提出“要特别着重刺杀、投掷、射击教育”。对于敌我士兵体能上的巨大差异，并指出要“着重体育游戏，如掷铁球等，来锻炼腕力。”新四军则结合作战地形与敌军的特点，努力学会夜战、河川战、反骑兵战、平原战等各项，并更是“抓住了应急的实用这一方面，所以三天新兵即能打仗”。具体而言，由于作战多在平原开阔地，粟裕指出：“部队白天运动，敌人容易看到，他有准备，我们伤亡必然大。”所以平原战与夜战的训练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并不能说白崇禧忽视实战。他也批评过马鸿逵部太看重器械表演，包括所谓的“三大动作”(举重、单杠双杆、木马)，而指出他们应该以战术修养为主。但是这仍与八路军、新四军的高度实用性存在一定距离，当然，后者的高度实用性则是以革命战争年代正规化程度不够为代价的。
白崇禧亦指出“国军现在最大的缺点，是轻视训练”。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是因为训练未发生力量，亦即训练与人事没有关系，因此应该使得一个部队的训练成绩的考核，便决定了这一个军队人事的升降，并且世界各国，如苏联、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皆是如此。而今的局面却与这一制度恰恰相反：“中国军官的习惯，一出学校，便抛开学术不问，只是等候年资，所以他的年龄和他的学术，成了反比例，年龄愈大，官位愈高，学术愈落伍”。
在政治工作方面，白崇禧指出，尽管“为适应作战需要，军事训练时间，不得不较多”，但是，“政治训练时间的分配必须适当，亦不能太少”。有意思的是，徐永昌却认为“军事学校训练现不足，而在此短短期间复杂以政治教育，此政治不能得其助反为害于军事训练，盖每缘政治教育滋长其嚣张与紊乱，其病在政治工作不对外而对内，纪律则由政治教育以坏，由革命教育以坏”。这也反映出了政治工作在国军内部进行的艰难。
战前曾任训练总监的何应钦则强调抗战以来，军队训练的进步。战前军训部尚未成立，军事教育由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负责，该部“除了编印书籍以外，很少做别的工作，部队的校阅更谈不上，那时的军队教育是敷衍了事不切实际的。”军训部成立以后，何应钦认为，特别是部队教育方面的进步，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部队的校阅、检验、以及巡回教育班的成立。然而，部队训练上仍然有很大的不足，他指出：“我军素质的不如敌人，主要的是在训练方面比不上敌军，并不是装备方面比不上敌军。”
左为蒋介石训词，右为何应钦训词
此外，何应钦亦在精神教育方面呼应蒋介石，称“委员长在党政训练班所讲的几本小册子，各校应即采作精神教育的教材，切实的讲习。”耐人寻味的是，何应钦在训词中数次谈到国军的装备并非不如日军，“全国军队的最大多数，都配备了足够的最新式最精锐的兵器，有的部队所用兵器较敌军还要好些。”究竟是实情如此，还是因为装备此时难以提升，惟有训练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升才这么说呢?同时，此时国军将官对于军事训练有这些看法，在以后的几年里，国军是否又有相应做出一些改变，以及成效多大呢?欢迎大家来平台上看其他史料来回答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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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2-12-22 10: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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