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先烈请进课堂——董必武与辛亥革命记忆的建构与传承
2026-09-16 14:54:28  来源：王光霞  点击：  复制链接

　　1941年10月10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刊出社论《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作者董必武。

　　三十年前的这一天，一个二十五岁的湖北青年在黄州闻听武昌起义，毅然剪去辫子，连夜赶往武昌。三十年后，这个人以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身份，为这场革命写下纪念文字：

　　七七抗战，我国系进行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这是实践和继完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已获胜利的民主主义。为了争取这一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须动员全民和团结各种抗日力量，这就要实行民主，这也就是把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未能实现的民权主义付之实现。

　　“已获胜利”与“未能实现”——这六个字，浓缩了董必武对辛亥革命的全部态度。从1911年剪辫赴武昌，到1941年撰写纪念社论，再到1961年以国家副主席身份在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高呼“辛亥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董必武一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经历了从“亲历”到“育人”、从“参与者”到“传承者”的多重转换。

　　一、从“恨死当官人”到“走列宁的道路”

　　要理解董必武为何是辛亥的“反思者”而非“庆祝者”，须回溯更早。1886年3月5日，董必武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家庭，1903年十七岁考中秀才。促使他放弃科举正途的，是三件刺痛他的事：1892年麻城教案，意大利传教士强奸妇女被义士李金狗、徐全福打死，官府却向教堂赔款并将义士绞杀，他由此“仇洋人”；1903年黄州应试，廪生饶汉菀因不满门卫搜身被湖北提学使蒋式芬打死并抛尸灭迹，考生鸣冤遭镇压；同年他到省城乡试，仅因在衙门口向里观望便遭衙役毒打，从此“恨死当官人”。

　　三件事共同指向的不是某个坏官，而是法律本身的失效。1905年秋他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受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负责人刘静庵影响，阅读大量反清书刊，但始终未加入任何秘密革命团体。在校期间他两度领导学生维权：1909年为毕业文凭率同学赴省咨议局说理月余，迫使提学司收回成命；1910年再度据理力争挫败考试刁难。一个尚未受过法学教育的青年已学会用规则抗争——这比他赴日学法律早了四五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正在黄州中学教书的董必武剪辫赴武昌，参加保卫刘家庙、三道桥的战斗；12月初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官。他在理财部的三件事最能看出特质：主持订立“库存金银丝毫不得动用”的库款制度并拟定新税条例；以特派员身份赴黄冈募捐时拒坐轿子、步行前往；查明新知事“贪污”实为用于革命队伍，顶住士绅诬告如实复命。立法、守法、执法——辛亥枪声未息之际，他已在创建新的典章制度。1912年他积极拥护南京临时政府法令，并由此对法律学科产生浓厚兴趣，两年后东渡日本考入日本大学法律科。

　　辛亥之后是幻灭。他结识同乡李汉俊，通过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认识到“中国革命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行不通，必须走列宁的道路”。这句话是理解他此后全部辛亥论述的钥匙：既有参与者的自豪，更有失败者的痛切。这决定了他既不会否定辛亥，也不会止于辛亥。

　　二、讲台上的先烈：武汉中学、湖北一师与黄麻起义

　　1919年8月，董必武从上海回到武昌，办报计划因资金搁浅，遂集中精力办学。1920年3月，私立武汉中学正式招生。

　　他以“朴诚勇毅“为校训，亲自教授两个班的国文课，采用白话文教学——湖北中学国文课用白话文，自武汉中学始。他不用陈腐的统一教材，自编文选，选用具有人民性、革命性的优秀诗文；设法为学生购买《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湘江评论》等书刊，邀请李汉俊、钱亦石、恽代英到校演讲。因办学投入多收费少，他甚至将身上仅有的一件皮袍脱下典当以作经费。

　　这所学校的分量，要用两个数字来说明。其一，中共一大前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九名成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黄负生、刘子通五人系武汉中学教师。其二，1927年11月爆发的黄麻起义，总指挥部十名领导人中，潘忠汝、王志仁、汪奠川、王秀松、刘文蔚五位毕业于武汉中学。董必武还亲赴黄麻地区播火：1922至1923年间三次回黄安宣传，1925年6月创办《黄安青年》并写发刊词，同年秋到麻城宋埠宣讲；又从1922年暑假起派学生回乡办夜校，教给他们接近农民的四条方法——先看房子找贫苦农民、先闲谈不空泛宣传、帮农民办好事、斗争先小后大。

　　而真正把先烈“请进课堂”的，是他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的任教。据人民网《革命大潮中的红色师范》记载：1923年，董必武到湖北一师任训育主任，兼授国文，“授课的班级摒弃了陈腐的内容，另新编教材，有秋瑾、徐锡麟的诗文，易卜生的剧本，莫泊桑的小说等”。 1924年，他讲的第一堂国文课就阐述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直到1925年10月，他才离开教育界。

　　这条记载的分量在三：其一，它明确点名秋瑾、徐锡麟，而非“人民性诗文”的泛称；其二，先烈诗文与易卜生、莫泊桑并列，意味着秋瑾是被作为兼具文学性与革命性的经典作家来教的，而非政治点缀——先烈不是被供在纪念碑上，而是被请进了文学课堂；其三，湖北一师培养的是未来教师，把秋瑾诗文郑重选入师范教材，意味着这种传承不是一次性演讲，而是通过一代代师范生向更广处扩散。

　　这便澄清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它证明的是董必武对辛亥先烈的主动传承，而非先烈对青年董必武的实际影响。二者方向相反，性质不同。

　　三、从《辛亥革命三十周年》到“烈士永垂不朽”

　　1941年10月10日《新华日报》头版社论，是董必武对辛亥革命最系统的公开论述。同日该报刊出《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治”，使中国革命进入“明确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制度的阶段”。董必武的社论则从“已获胜利的民主主义”与“未能实现的民权主义”两端立论，把抗战与民主明确规定为辛亥遗志的接续。

　　二十年后，1961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他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讲话，结尾高呼“辛亥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同年8月31日，他写下《写在〈辛亥革命回忆录〉前面》组诗：“倏忽经过五十年，盈虚消息迹斑斑。清朝帝国龙旗号，投与江流逝不还……三座高山压力重，人民团结势居优。进行革命新民主，才使中华得好休。”龙旗投江是肯定，复辟南柯是教训，“敌我常常未弄清”是自我检讨，“进行革命新民主，才使中华得好休”是超越。

　　综观这三处论述，董必武的辛亥观呈现清晰的三层结构：肯定其推翻帝制之功，指出其反帝反封建之未完成，确认其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来接续与完成。

　　四、传承的边界：什么可以确证，什么不能

　　在董必武与辛亥先烈关系的研究中，近年出现一类需要审慎对待的建构。本文以秋瑾、陈伯平、陶成章三人为例辨析。

　　三次“错过”。1907年7月陈伯平在安庆军械所战死、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时，董必武是武昌文普通学堂的学生；1912年1月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遇刺时，他已在武昌任理财部秘书官。三人活动于浙、皖、沪及日本，董必武早年行迹限于湖北；组织上三人属光复会，董必武受湖北日知会影响。现有文献中未见任何直接交往记载。

　　“组织链条”不成立。有叙述称陶成章系共进会会员，进而串联“光复会—共进会—武昌起义”链条。经核查，此说无文献支撑：陶成章是光复会实际领袖，1910年且与章太炎重组光复会、与同盟会公开分裂；武昌起义由湖北本地的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发动，与光复会分属不同脉络。

　　“精神催化”说存在时间倒错。董必武接受民主思想的直接渠道是清楚的——文普通学堂的氛围、宋教仁等人的交往、日知会刘静庵的影响；而秋瑾、陈伯平1907年牺牲时他尚在学生时代，陶成章1912年遇刺时他已在军政府任职，革命思想早已成型。以先烈之死去“催化”青年董必武，是倒果为因。

　　那么可以确证的是什么？其一，对先烈整体的尊崇有据——1941年社论、1961年讲话与组诗。其二，主动将先烈纳入教育传承有据——湖北一师课堂上，秋瑾、徐锡麟的诗文与易卜生、莫泊桑并列，交到下一代手里。其三，先烈的精神气质与董必武存在同构性，可以比较：陶成章奔走五省联络会党，“四过家门而不入”，明言“打天下的人不一定要坐天下”；董必武典当皮袍办学，自称是“一块补补丁用的布头”，在回信中严词拒绝亲属谋私——“现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必须为人民服务，除了法律规定的职权外，任何人没有特权。”

　　但必须指出：这种契合是“同构”，不是“传承”。陶成章的苦行源于墨家式的自我要求与光复会“功成身退”的组织伦理；董必武的朴诚则源于早年对旧法制败坏的切身体验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党员的纪律要求。思想资源不同，历史语境不同。

　　核心的方法论边界是：把“董必武记忆先烈”（主动的、有据的）与“先烈影响董必武”（被动的、无据的）分开。前者是史实判断，后者是价值推论。把两者分开，不是削弱先烈的意义，恰恰是让这份意义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结语：1912年1月14日凌晨，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遇刺。同一时刻，二十六岁的董必武在武昌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为如何使用清朝总督署遗留的库款而拟订章程。一个倒在革命成功后仍未消散的暗影里，一个刚刚开始他在新政权中的法治实践。他们终生未曾谋面。

　　但三十年后，董必武在《新华日报》上为辛亥先烈写下纪念文字；而更早一些，1924年前后，在武昌一间师范学堂的国文课上，他把秋瑾、徐锡麟的诗郑重地写在黑板上，与易卜生、莫泊桑并列，交给台下那些将成为教师的青年。

　　这大概就是传承最朴素也最有力的形态——不是塑像，不是纪念碑，而是一首诗被选进教材，被一代又一代人朗读。董必武一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最终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他没有停留在被先烈感动，而是把先烈请进了课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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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珍贵！《新华日报》历史文本中的“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N/OL]. 新华报业网.

　　[7] 董必武：写在《辛亥革命回忆录》前面[N/OL]. 中国台湾网.

　　[8] 陶成章之孙讲述祖父革命史：奔走筹军饷身后惟祖宅[N/OL]. 中国新闻网, 2011-10-08.

　　（作者：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9-16 14:5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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