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亮节，风范永存——记抗战老战士、安徽省蚌埠市老领导罗霞光同志
2026-09-15 15:44:30 来源：彭劲秀 点击： 复制链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县党政机关调到市检察机关工作。那时候想见市委书记、市长等市领导并不难，在大街、商店、小吃部或公交车上经常能够碰面。有什么事情需要向市领导反映，非常方便。
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市委老领导罗霞光。我经常在上下班的路上能见到离休后的罗老。他衣着简朴、平易近人 ，是一位德高望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光明磊落、和善亲民的长者。
参加抗日战争，经历战火洗礼
罗霞光，山东省馆陶县（今属河北省）人，1912年9月生，自幼读书，乡师肄业，曾在馆陶南徐村短期小学任教，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馆陶县人杰地灵，英豪辈出。这片红色的土地养育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抗战时期，共产党冀南三地委就在馆陶县拐渠村办公，三地委领导宋任穷、杨易辰等长期在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和抗日斗争。建国后，宋任穷曾任二野四兵团政委。1949年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4月即调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协助刘伯承接管南京。后又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1978年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为230多万蒙冤的干部平反昭雪，还对120多万人的历史错误结论作出正确的处理。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著有《宋任穷回忆录》。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杨易辰和他爱人抗日战争时期长期在冀南馆陶一带战斗，并于1942年在南拐渠村成婚，1996年，杨易辰夫妇重回馆陶看望老区人民和南拐渠村的房东和乡亲。重叙鱼水之情，倍感亲密无间。
1938年，馆陶县抗日游击大队改编为独立营，营长刘墨卿，政委罗霞光。同年11月，县独立营奉军分区命令，编入新八旅23团。馆陶县委又重建抗日游击大队，军分区派阎洪辰任大队长，罗霞光任教导员。
1941年4月，冀南行署主任宋任穷在馆陶县召开参军参战动员大会，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打败日本侵略者。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大批青年纷纷踊跃报名要求参加人民的子弟兵——23团，出现了“父母送子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动人场面。抗日根据地在斗争中得到了恢复和扩大，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主力部队23团已发展到2000余人，县大队和区分队有600余人。
1945年夏，23团编入平汉纵队。同年6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10月，接军分区命令，罗霞光带独立营罗保田、张俊岭两个连200余人，编入23团。建国后，罗霞光的老部下罗保田（馆陶县房寨镇人），1940年入伍，后升任六十九军副军长。
离开上海，来到蚌埠
建国后，罗霞光脱掉军装，转业到设在上海的华东税务总局任计划处副处长。1950年10月，调到安徽省蚌埠市工作。
罗霞光一生淡薄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调到蚌埠后，先后任市税务局副局长，1951年10月调任市民政局副局长，1952年1月调市人民政府人事科任代科长、科长。1952年10月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 兼任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54年1月任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年8月任蚌埠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并兼市财经委员会主任。1955年9月任市委副书记，1956年6月任市委第二书记等职。罗霞光调到蚌埠后，从1951年10月任蚌埠市税务局副局长到1956年6月任市委第二书记，5年零8个月，职务变动10次之多，平均6个多月调整1 次，说明当时干部的工作调整是很频繁的。
在任市委组织部长期间，罗霞光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政策规定办事，从不搞“一言堂”，更没有封官许愿、以权谋私的事。1953年在精简机构时，他把1947年参加革命的夫人王坤玉精简回家，对其他精简对象却不作强求。1956年，市委组织部趁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又将王坤玉安排到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职工。罗霞光任组织部长期间，组织部门成为干部之家、党员之家，有思想问题或任何事情都愿意到组织部谈。罗霞光部长和组织部的干部都是热情接待，坦诚交谈，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愉快。
1954年8月，市长万立誉调出，罗霞光任市人民政府代市长、党组书记。1955年4月11日至14日，蚌埠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选举杜宏本任市人民委员会市长，李斌、马骞任副市长。1955年5月，罗霞光任市委副书记， 1956年6月任市委第二书记。1954年市委书记倪柏年生病，罗霞光主持市委日常工作。
1956年，中央批准将宿县、滁县两地委合并为蚌埠地委。蚌埠地委第一书记李坚兼任蚌埠市委第一书记，王宇任市委第二书记。9月初，罗霞光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
风头中，保持头脑冷静；处理人，坚持慎之又慎
1952年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罗霞光虽然不分管这项工作，但他对当时有些过“左”的行动深感不安。在所谓打“老虎”中大搞“逼、供、信”，有人坦白贪污黄金5万两、烟土5万两，有人承认盗取救灾棉衣10捆(每捆20件)，有人交待贪污1亿元(旧币)等，罗霞光感到这样的“坦白”不符合常理，不可信，建议市领导重新进行审查。最后，罗霞光找被打成“老虎”承认贪污的人谈话，澄清了事实真相，推翻了在高压下的虚假供词，避免了冤假错案案发生。
1952年11月，罗霞光与市委书记倪柏年住市委宿舍同一排平房。一天早晨，罗霞光看到市人民法院院长鲁凡手拿一份省高院已批准的处决陈天的报告找倪柏年划行，罗霞光感到很疑惑：对处死陈天市委未曾讨论，自己毫不知情，听说是所谓“历史问题”。罗霞光认为人命关天，陈天既然是蚌埠市的干部，市委没有讨论，省高院怎么就决定处以死刑呢？于是罗霞光建议报请省高院暂缓执行，获得倪柏年书记的同意。于是罗霞光打电话给省高院花锦城院长，得到花院长同意。陈天经过复查后获得平反，无罪释放，恢复工作几十年，离休后活到八十多岁寿终正寝。如果没有罗霞光的主动搭救，陈天早就冤死九泉了。
1957年2月27日，罗霞光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期间，直接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1958年初，罗霞光从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回到蚌埠，在市反右办公室看到一摞反右材料，档案袋封面上写着一些被划右派的领导姓名，感到非常震惊，翻开看了几份，“发现内容空洞，戴了许多大帽子，都是些无中生有捏造的材料，把一些工作中的缺点加以夸大，无限上纲上线。”在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送给他看的反右材料中，罗霞光看到把市监察委员会写成“反党集团”。市委副书记王荣华当时兼任市监委书记，史坚任副书记，都成了这个“反党集团”的头目。罗霞光感到十分愤怒，这分明是有意陷害。他毫不犹豫地提笔将“反党集团”四个字抹掉。那些搞运动的人连夜向在合肥省委开会的一把手汇报，罗霞光正气凛然,不为所动。
1958年初省委扩大会议后，蚌埠开始反右派斗争。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规定了六条标准。省委增加两条即反对农业“三改”、反对党委书记就是反党。蚌埠又增加一条，即反对“城市以工业生产为中心”。这样，反右标准在蛙埠就变成九条。首先，对市委委员、市监委副书记史坚进行揭发批判，监委干部王文炳、郭立之等十多人被划为右派、右倾分子，连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同志也不放过，市监委被划为“反党集团”。此后，市委副书记、市长杜宏本，市委副书记王荣华，副市长兼市委财贸部长李斌，市委政法部长李浓云，市委财贸部副部长吴正，市委统战部长胡春华均定为右派分子，进行批判斗争。由于反右标准层层加码，致使蚌埠全市共划右派767人。很多知识分子、知名人士，如一中校长杜仲和、二中校长孟子厚，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副市长陈天任、副市长张立之也被划为右派分子。
省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有受批判斗争的同志向罗霞光诉冤，罗霞光深表同情并予以安慰。市长杜宏本和市委副书记王荣华 已被隔离审查。罗霞光感到蚌埠的反右斗争存在很大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存在打击报复的问题，把许多忠于党的好同志划为右派进行打击。市委开会批判市监委副书记史坚，要罗霞光主持会议，史坚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罗霞光开口就说:“史坚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实事求是地谈谈吧。”有些人听到罗霞光把他们已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仍称“同志”，非常反感。他们叫罗霞光去市工人俱乐部看大字报。罗霞光看到有些漫画,把被划为“右派”的同志肆意丑化，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实在令人难 以忍受。于是讲了一些对错误做法不满的言论。罗霞光回忆说：“他们开始找我谈话，要我检讨，我未理睬。”后来他们罗织罪状，以包庇右派分子的罪名，将罗霞光等人定为所谓“罗(霞光)王(荣华)杜(宏本)右派反党联盟”，均被开除党籍和撤职、降级、降薪。罗霞光从12级降为16级，他当时要养活全家9口人，生活陷入困境。王荣华被监督劳动每月只发15元生活费，杜宏本降5级下放劳动，李浓云、吴正等被劳动教养分文没有。有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被投入劳改、劳教，剥夺了他们所有的一切。有的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有的干部家属沿街乞讨。罗霞光和被划右派的市委政法部长李浓云、财贸部长吴正等同志，被下放到蚂蚁山矿劳动。在严酷的逆境中，罗霞光坚持信念不动摇，坚信是非黑白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时任蚌埠市长的杜宏本晚年在回忆录《难忘珠城风雨》中说：“有些地方的领导就是借用反右派斗争，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1958年蚌埠市委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被错划的就有我们8人; 6名市委正副书记有3人被划为右派;市监委11个人有8人划成右派，3人划右倾，可以说是一网打尽，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1958年3月至11月，蚌埠市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因进行反右斗争及大办钢铁而“休会5次，持续8个月”！一个省辖市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竟因运动“休会5次，持续8个月”， 用杜宏本的话说，“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1960年6月，王宇、陈岩调离蚌埠。9月，程光华任蚌埠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1月，罗霞光的情况有所好转，同年7月任市机床厂副厂长。1962年，所谓“罗王杜反党联盟”被甄别平反，罗霞光恢复市委第二书记职务，王荣华、杜宏本任副书记，部分被错划右派的中层干部也得到平反。1963年7月，市委取消书记处及第一、第二书记设置后，程光华任市委书记，罗霞光任市委副书记。
此前，中央曾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揭露反右倾大跃进、大办钢铁、超英赶美等存在的许多问题，批评弄虚作假、瞒上压下、吹嘘浮夸等恶劣作风。参加七千人大会的蚌埠市委副书记马骞和凤阳县的一位区长，写信反映安徽大量饿死人问题，揭开了安徽盖子。后来罗霞光听马骞说过:他们冒险揭发安徽问题后，当时坐镇安徽代表团的省委主要领导坐不住了。毛泽东主席讲他:“你不要在安徽组走来走去，叫人家有话就说嘛!你不要成为‘霸王别姬’啊!”
对于十年动乱，罗霞光在他的《我在蚌埠工作四十多年回顾》中说：“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全市随着全国、全省乱了起来。我们市委及部门领导都受到造反派冲击，各级干部大多被打成“走资派”，被戴高帽子，遭批斗、殴打和游街，有的领导干部因困惑不解而自杀，全市陷于无政府状态的红色恐怖中。”
动乱中，市委书记程光华被造反派关押几天出来后，就隐蔽在定远县农村贺喜鸿(市交际处处长)老家，直到年底才回蚌埠。罗霞光被商学院红卫兵造反派搞到市政府二楼围困四天四夜。牛传珍、张俊卿接他经怀远医院转蒙城县招待所，休息了个把月才返回蚌埠。
1967年初，全市处于无政府状态，形势极端混乱，工作无法开展，开个会都不可能。这时，回到蚌埠的市委书记程光华无奈提出到滁县琅琊山开会研究工作。他与滁县地委书记李彬通电话，李彬把会场安排在琅琊山上的寺庙开了三天会。第二天中午，商学院造反派来人把市委领导押回蚌埠关押起来，并架上汽车游街。罗老回忆说：“在持续批斗过程中，程光华、我、王荣华、王旭光4人被斗的次数最多”。
动乱时期罗霞光被多次批斗（罗老的女儿罗建华提供）
随后，在所谓上海“一月风暴”的挑动下，蚌埠市委于1月27日被造反派夺权，组成“蚌埠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一派欢呼“好极了!”一派高喊“好个屁!”掀起“G”、“p”两派武斗，后由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重新建立“革委会”。
1971年9月13日发生林彪叛逃事件后，罗霞光被调到市革委会政工组任第七副组长，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学习，先批林彪极“左”后改批极右，令人费解。
动乱后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后，党中央拨乱反正。1977年6月，中央决定改组安徽省委，万里任第一书记，开始清查“四人帮”爪牙及造反派、打砸抢分子。7月，军代表开始撤走，造反派被清除。1978年2月，罗霞光重新担任市委副书记。
1979年3月至1982年4月，罗霞光兼任市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市委统战部配合政法部门复查历史冤案，共复查9000余件。其中，全市被划右派767人全部得到改正;全部摘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类分子”的“帽子”。落实对原工商业者、起义投诚人员、归侨侨眷和台胞台属的政策，以及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等。1979年9月，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为在历次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统战人士平反。这些工作的开展，为做好统战工作，恢复市政协机构和正常活动，扫清了障碍。
1980年8月27日，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罗霞光当选为市政协主席。
1983年，罗老退居二线，1989年12月离休后任市老龄委、市关工委、市政协老委员联谊会、市老年大学以及市法学会等组织机构的名誉主任、顾问。为老年人的安度晚年、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和国家的法治建设发挥余热， 直到2012年1月29日逝世，享年100岁。罗老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晚年忆往，深感欣慰
罗霞光老人晚年回忆过往，前半生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度过的，后半生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年代度过的。他虽历经坎坷，但不忘初心，珍惜历史，放眼未来。晚年除呕心沥血写了《我在蚌埠工作四十多年回顾》外，他还写了《期颐溯忆——罗霞光生平自述》一书，这是他留给后人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战争时期，枪林弹雨，他出生入死；和平年代，他恪尽职守，死而后已；历次运动，他不仅从不整人，而且还秉持先贤“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的古训和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主动救人，竭尽全力纠正平反大批冤假错案。
罗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一生。他对自己的一生，深感欣慰。他说：“从部队转业来到蚌埠五十多年了，我离休前在蚌埠工作近四十年，由于政治思想水平限制和极‘左’路线制约，憾未做出什么大的贡献，却能积极努力认真负责完成了上级觉组织交办的各项任务。但在过去极‘左’路线下，不可避免的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聊以自慰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未主动伤害过任何人，更未造成过任何冤假错案 ; 同时，保持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一身清白，两袖清风。”（《期颐溯忆——罗霞光生平自述》第136页）
我最钦佩的是罗老的政治敏感性、高超的认知能力和为正义不计个人得失安危的勇气。他行走路过、搭眼就判断省高院处决陈天的决定存在问题，于是毫不犹豫地向市委书记提出刀下留人的意见，并亲自打电话给省高院花锦城院长，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杀冤案的发生。这要何等非凡的勇气和魄力啊！搁在一般人身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会过问这类麻烦事呢？更宝贵的是，这事并不是他具体分管负责的工作，也不是接受了当事人陈天及其亲属的申辩和求助，完全是他凭自己的正义感，冒着政治风险、不顾个人得失，为人仗义执言，主动把一个无罪、无辜的好人从死神的魔掌中抢夺回来。联想现在有不少执法执纪官员本身就滥用职权，违法违纪。对蒙冤者几十次乃至几百次寄给他的血泪申诉都是上推下卸、敷衍塞责，甚至置之不理，冷漠、冷血、冷酷到极点，与罗老的高风亮节相比，真有天壤云泥之别！
罗霞光立党为公，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罗老在《自述》中点名到姓地批评“时任市委政法部长兼市公安局长的严学政很‘左’，冤枉了不少好干部”，并举出他诬陷副局长宋明高“通敌”调离公安机关，后经复查平反调到省公安厅任处长的例子。由于此人惯于整人，口碑很差，后被组织调离政法机关。
罗霞光担任过市委组织部长、市纪委书记、兼任过市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等重要职务，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委屈、冤枉过谁。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罗霞光的一身正气和铮铮铁骨是共产党人崇高品德的集中展现，是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实践。罗老之所以敢仗义执言，甚至把自己的得失荣辱、政治前途置之度外、对那些绞尽脑汁、罗织罪状、制造冤案、构陷忠良的小人行径，罗老之所以深恶痛绝，敢于点名道姓地予以斥责，这完全取决于他那刻在骨子里的公正和善良。而那些头戴各种桂冠的坏人之所以昧着良心、罗织罪状、制造冤假错案构陷忠良和无辜好人，对证据确凿、明显的冤假错案之所以文过饰非，强词夺理、百般维护、不予纠正平反，这完全取决于他们那刻在骨子里的卑劣和邪恶。这种人的人格异化，心理扭曲，以弄权为能事，以整人为乐趣，对越是优秀的人，他们下手越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整人越狠他们越觉得自己有“本事”、有“成就感”和“愉悦感”。这类人必然都会与古往今来的奸邪鼠辈一样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自从读了罗老的《回顾》和《自述》之后，出于对罗老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感佩，此前我写了一篇《感怀》。曾任市检察院反贪局长、政治部主任的唐桂平同志看后，连续给我发了两段短信：“罗老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市领导，一辈子不整人，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做到这一步实在难能可贵！”又说：此文“应该发表出来 ，对很多人特别是执法执纪人员很有教育作用！”
每当想起罗老的音容笑貌，每当重读罗老的《回顾》和《自述》，我都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的感觉。人生短暂，不过百年，名利地位，都是过眼云烟；高官厚禄，犹如黄粱一梦。来到人间，一定要多做好事、善事、正事，即使去世多年，在世时的嘉言懿行仍然时时被人想起和缅怀，这才是人生崇高的价值所在！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抗战老战士罗霞光的高风亮节，风范永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9-15 17: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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