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升隆事件——兼论抗战新闻烈士的牺牲、纪念与记忆
2026-09-08 16:44:33 来源：王光霞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1938年10月23日发生的“新升隆”轮惨案，是《新华日报》办报史上最惨痛的一页，也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新闻界牺牲最为集中的事件之一。周恩来与该事件存在四重关联：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负责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是武汉文化战线西撤的决策者与部署者；作为码头送行者，他“能多装一人就尽量多装一人”的指示直接改变了此次航行的载员结构；作为日机轰炸的情报目标，他因未登船而幸免于难；作为追悼者，他与叶剑英合撰挽联，参与塑造了这一事件的集体记忆。本文在梳理事件经纬与周恩来四重角色的基础上，对登船日期、敌机架次、殉难人数、伤亡总数等关键数据分歧作出考辨，主张以人民网党史、新华日报社史及地方党史的口径为准；并进而从“影像证史”与“纪念空间的政治记忆”两个维度，讨论该事件如何由一场惨案转化为抗战精神遗产。文章认为，新升隆事件的研究价值，不只在于厘清周恩来与这一事件的具体关联，更在于揭示中共在抗战中“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行的战略自觉，以及新闻烈士纪念如何从事件记忆上升为国家记忆。
关键词：周恩来；新升隆事件；《新华日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抗战新闻烈士；集体记忆
引言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进入最后阶段。这座自南京失守后实际承担“战时首都”职能的城市，正处于日军三面合围之中。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迁都重庆。在军事撤退之外，另有一条战线同样紧迫——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社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简称“八办”）的人员、设备与文化物资，必须从武汉安全转移至重庆，以便继续出版、继续发声。
10月21日 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22日，这支队伍的最后一批人员登上租用的民用小火轮“新升隆”号西上。次日下午，轮船在湖北省嘉鱼县燕子窝（今洪湖市燕窝镇燕子窝村）江面遭日机轰炸扫射，沉入长江。《新华日报》16位记者编辑、“八办”9位同志共25人殉难，另有数十名随船难民遇难或受伤。这是中国新闻史上一次极为惨痛的记忆，也是日军侵华暴行的又一铁证。
在这起事件中，周恩来的身影以四种方式出现：决策者、送行者、险些的遇难者、悼念者。既往研究多将新升隆事件作为《新华日报》社史或抗战新闻史的一个节点来叙述，对周恩来与该事件的具体关联缺乏系统梳理，对事件本身的若干关键数据亦存在口径不一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厘清周恩来与新升隆事件的四层关系，考辨主要史实分歧，并提出两个可进一步深挖的研究维度，以就教于方家。
一、事件经纬：从武汉弃守到燕子窝沉船
（一）撤退决策与租船始末
1938年10月，武汉局势急剧恶化。据《新华日报》社史记载，此前南京撤离时曾因交通工具匮乏而付出沉重代价，叶剑英据此建议提早准备西撤运力，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随即安排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具体落实。
李克农通过统战关系，租下泰昌公司的民用小火轮“新升隆”号。该轮1909年建造，总吨位仅334吨，是一艘普通的内河客货两用船。选择民用小火轮而非军船，既是当时运力紧张下的现实选择，也含有以民船身份降低遭袭风险的考量——事后证明，这一考量并未奏效。
10月22日下午，李克农任大队长、《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任副大队长，率“八办”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工作人员共100余人，连同报社大部分印刷设备溯江西上。同行的还有周恩来的副官王炳南及其德国妻子王安娜、白求恩医疗队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等国际友人。据《新华日报》方面的记载，其中报社工作人员为55名。
（二）燕子窝的半小时
按照“夜行晓宿、躲避敌机”的部署，新升隆轮10月23日晨抵达嘉鱼县燕子窝江面后靠岸疏散，人员上岸隐蔽，待傍晚再启航。下午3时半许，未见日机踪影，人员陆续返船。
就在此刻，4架日机突然从长江对岸低空掠来，直扑新升隆轮。目击者、燕窝镇永乐村村民孙克林回忆：“当时，我和一个小伙伴在江边放牛，忽然发现日本人的飞机在新升隆轮顶上盘旋，投炸弹。敌机又轮番低飞，用机枪扫射，新升隆轮在火焰中往下沉，船上不少人往江里跳，我们村附近的群众从水中抢救一些人上岸。”
轰炸与扫射持续约半小时。燃烧弹击中前舱，浓烟滚滚，船体在烈火中缓缓下沉。手无寸铁的报人、战士与难民在弹雨中奔突。经事后寻找清点，共80余人伤亡。《新华日报》潘美年、李密林、项泰（女，胡绳胞姐）、程德仁、罗广耀、陆从道、李鉴秋、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许厚银、易竟成、李元清16位记者编辑，“八办”9位同志，共25人不幸遇难。
（三）牺牲者的面孔
25位殉难者中，有数位的经历尤为令人动容。
项泰，女记者，著名理论家胡绳的胞姐，牺牲时年仅22岁。据记载，轰炸中她先为报社勤务员胡宗祥落水而大声呼救，又为一位负伤同志包扎；待日机向驾驶台投下第二批炸弹、轮船燃烧下沉之际，她才纵身跳向船外，因船身离岸尚有十米左右，不幸被江水吞没。1996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胡绳专程从北京来到燕窝，吊唁姐姐，写下《哭岱姊》一诗。
李元清，年仅13岁，报社练习生。他原是小报童，因不堪剥削找到报社，说：“到你们共产党的报馆来工作，不受剥削与压迫，还要做抗日的工作，我还要求什么呢？”一次机器故障，他主动做夜工，胳膊被玻璃割伤血流不止，第二天吊着膀子仍来卷报，说“我不帮忙，他们怎么做得了呢”。这个瘦弱却责任心极强的孩子，还没长大，就永远沉入了长江。
潘美年，《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之弟，翻译兼资料员。兄长潘梓年在惨案后亲手掩埋弟弟的遗体，带余部徒步赴渝。
孙世实，年仅20岁，清华学子，中共湖北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孙本文是中国社会学泰斗。轰炸时他正照顾重病战友李声簧，找到木板后先把战友推离险境，自己却因延误中弹牺牲。其未婚妻韦君宜写下《哭世实》：“以优裕家庭的子弟而抛家弃业勇往直前，最后为工作而涉险，死于敌手，这是我中华优秀青年所必有、所应有的节操！”孙母吴钜儒泣血回忆：“世实救火救人忘记了自己……他是共产党教育出来的好儿子。”
（四）从沉船到复刊
惨案发生后，李克农忍住巨大悲痛集合幸存者，尽最大努力做善后工作。同日，李克农与潘梓年决定：继续向重庆转移，把《新华日报》办下去。
洪湖百姓冒险救人。武汉大学学生王纪槐与当地群众救起30多名幸存者，安置两日，又雇牛车送他们至渡口脱险。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天，幸存者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重庆版与仍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实现无缝对接，10月25日两地同时印发了第287号《新华日报》——“中间没有一天停刊”。
二、周恩来的四重角色
（一）决策与部署者
惨案发生时，周恩来身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主要负责人二职，是武汉抗战文化战线撤退的总指挥。从接受叶剑英建议、指示李克农落实运力，到批准租用新升隆轮、确定“夜行晓宿”的航行方针，撤退方案的各个环节均由其拍板。
这一部署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把“办报”视为与“打仗”同等重要的战线。印刷设备随船西运，意味着中共在武汉失守后仍要保有公开出版的舆论阵地。事后看，新升隆轮装载的不仅是人员和物资，更是中共在大后方继续发声的能力。
（二）码头送行者与那句名言
周恩来本只是到码头送行。据人民网党史记载，见大批买不到票的难民涌向船舷，他当即指示：“西迁的难民都是我们的同胞，帮助他们逃离日本鬼子的杀戮，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能多装一人就尽量多装一人。”
他亲自上船清点人数、腾挪位置，说“我们带更多的同胞到大后方去，就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积蓄力量”。临别又叮嘱李克农、潘梓年：夜间航行、白天休整，途中务必注意安全。同志们宁愿挤一点，也尽力满足难民的要求。
这句话后来成为这起惨案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其悲剧性在于：船正因为多载难民而超载，也正因为装卸和等待延误了启航——中共党人出于救助同胞之善意所作的决定，客观上使这艘船在燕子窝江面多停留了关键的时间。然而，若因此质疑这一指示，则是以后见之明苛责前人。恰恰相反，它揭示出中共在危难之际与民众共命运的伦理选择：不是先保全自己，而是尽量多带一人。
（三）险些的遇难者
据党史记载，日伪特务获得情报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将乘此船西去重庆，因而专门组织了这次轰炸。这一说法在多个来源中反复出现，虽细节互有出入，但指向一致：新升隆轮遭袭并非偶然的战场误击，而是有针对性的定点清除。
但周恩来当时并未上船。10月24日深夜，他还在汉口《新华日报》馆口述最后一篇社论《告别武汉父老》，逐字校正清样；25日凌晨报纸开印后，才与印刷工一一握别，在炮声中最后撤离武汉，27日抵达长沙。
那篇社论里“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的宣告，与两天前沉入江底的25位同志，构成了同一个时刻的两面：一面是“一定要回来”的信念，一面是“再也没能到达”的牺牲。历史在这一刻呈现出它最残酷也最有力量的对位。
（四）悼念者与记忆的塑造者
1938年12月5日，《新华日报》在重庆演武厅社交会堂举行“《新华日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追悼会”，重庆各界四五千人（一说五千余人）参加。当天报纸由通常的4版增至8版，其中5个版是追悼专刊，报头两侧刊出“殉国烈士精神不死”“踏着烈士血迹前进”“完成抗战建国事业”“为死难诸烈士复仇”“抗议日寇非人暴行”“血债应该用血来还”等标语。
中共中央挽“气壮山河”，毛泽东挽“为国牺牲”，朱德亦敬献挽联。周恩来与叶剑英合撰挽联：
江上焚舟，空负乘长风破巨浪之志；后方殉国，同于执干戈卫社稷而亡。
这副挽联值得细读。“乘长风破巨浪”用宗悫典，本指少年壮志；“江上焚舟”则将其逆写为壮志未酬的悲怆。下联“后方殉国，同于执干戈卫社稷而亡”，是全文最关键的一句判断：它明确把这些记者、编辑、报童的牺牲，与前线将士的阵亡等量齐观，从而在价值层面完成了对“文化战线也是战线”的确认。这一判断，比任何论述都更有力地宣示了新闻工作者在抗战中的地位。
邓颖超发表长诗《敬悼新升隆轮二十五位死难烈士》（原题《光辉不磨的伟大史迹》），写道：“失去的是他们的肉体，永生的是他们的事业精神。”“摧毁了我们的城市和江轮，但再也摧毁不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一致！”董必武、吴玉章、吴克坚、日本反战作家绿川英子、印度救护队代表巴苏医生、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十余人在会上讲话，表达悼念与各党派团结抗战的决心。董必武在会场高呼：“一定要学习他们英勇牺牲的精神，继续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
三、史实分歧与考辨
新升隆事件虽经多方记述，但若干关键数据在不同来源中存在出入。这些分歧若不厘清，易致以讹传讹。现就主要项目考辨如下。
新升隆事件主要数据分歧一览
关于地点表述，需特别说明：事件发生在嘉鱼县燕子窝，今属洪湖市燕窝镇燕子窝村。这是行政区的历史变迁，并非两个不同的地方。今人叙事中“嘉鱼”与“洪湖”并用，易生混淆，论者应注明沿革。
关于“16人”与“25人”的差异，需作辨析：部分早期文献（如《新华日报》殉难烈士纪念册的某些版本）只计报社人员16人，此为一说；但更完整的统计为25人，即报社16人加“八办”9人。邓颖超悼诗原题即作“二十五位死难烈士”，可视为权威佐证。
关于周恩来是否本拟乘船，须持审慎态度。“日伪据情报专为周恩来而来“的说法流传甚广，但严格说来，这属于基于间接材料的推断，尚缺日方原始档案的直接印证。论文中宜表述为“据党史记载，日伪特务获得情报称……”，而不断言其为确定事实。
四、两个可深挖的研究维度
（一）影像证史：作为视觉史料的惨案记录
新升隆事件留下一批特殊的史料——影像。
据记载，王炳南与王安娜因在岸上茶馆等待煮熟的鸡蛋而躲过空袭，得以幸免。他们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了轮船遭轰炸、燃烧下沉的惨况，留下日军屠杀的铁证。此外，幸免于难的苏联塔斯社记者舒宗侨在其日记中记下了亲身经历，成为重要的第一手文字记录。
这批材料的价值，远超事件本身。在抗战视觉史的研究视野中，由亲历者现场拍摄的轰炸影像极为稀缺——它们既非事后追摄，也非宣传机构的摆拍，而是暴行正在发生时的直接记录。将新升隆事件的影像置于抗战视觉史脉络中考察，可追问的问题是：这些影像在当时如何被用于国际宣传与对日控诉？它们在战后审判与历史记忆中发挥了何种作用？影像的“证据性”与“情感动员”功能，如何在新闻烈士纪念中彼此强化？
这一问题，也与抗战时期战地记者群体研究直接衔接。新升隆轮上的殉难者本身就是新闻工作者，而记录他们牺牲的，同样是新闻工作者。记者拍摄记者的殉难，构成了抗战新闻史上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环。
（二）纪念空间的政治记忆：从沉船地到纪念园
新升隆事件的纪念，经历了一个从“事件记忆”到“空间记忆”再到“国家记忆”的层级递进过程。
1987年，原洪湖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安葬地修建纪念碑与烈士公墓，邓颖超题写“新升隆轮遇难烈士永垂不朽“碑词，陆定一题写墓碑词，原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题“为抗日救国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纪念碑高8米。1996年，胡绳专程赴燕窝吊唁姐姐项泰并作《哭岱姊》。1998年，燕窝镇政府将纪念碑从江堤外滩移至新升隆小学内，建起占地近3000平方米的纪念园，胡绳题写校名。2019年，燕子窝村在村部辟出小型纪念馆。该纪念园1992年被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成为荆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纪念园内还安葬着1998年抗洪牺牲的烈士。两代丰碑相望——1938年为抗击外侮而死的报人与战士，与1998年为保卫家园而牺牲的抗洪英烈，长眠于同一片江畔高地。这一空间并置产生了强大的象征张力：同样是长江，同样是为他人而死的年轻人，同样是与水的搏斗（一次是水上的轰炸，一次是水的泛滥）。纪念空间的这一层叠，使新升隆事件从一次具体的历史惨案，升华为关于“牺牲”本身的连续性叙事。
此外，2023年以来，社会各界关于打捞“新升隆”轮残骸的呼声持续高涨。2023年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8周年纪念日——长江水文化联盟在武汉召开“新升隆”轮打捞工作推进会，提出“让沉水的英烈遗骸回家、让受损的英雄'新升隆'轮出水”。这一诉求的意义，不只在于考古与文物保护，更在于：沉船作为“未完成的悼念”的物质载体，其打捞与否，直接关系到这段记忆能否以实物形态进入公共历史教育。若论文涉及此节，宜同时说明：打捞涉及航道、水文、文物保护等多重技术难题，且距事件已逾八十五年，船体保存状况存疑，应持审慎乐观态度。
结语：回到最初的问题：周恩来与新升隆事件的关系，究竟应如何理解？
本文认为，四重角色中以“送行者”一层最富张力，也最易被简化。他那句“能多装一人就尽量多装一人”，既是人道主义的当场决断，也是中共党群伦理的集中体现；它使这艘船超载，也使它成为一艘“与民同舟”的船。而“险些的遇难者”这一层，则揭示出历史的偶然：若周恩来当日登船，中国抗战史或将改写。但历史不容假设，值得记住的恰恰是那个没有登船、留在武汉口述最后一篇社论的身影——他选择与印刷工一一握别，在炮声中最后撤离。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新升隆事件的研究价值有三：其一，它印证了中共在抗战中“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行的战略自觉——周恩来那副“后方殉国，同于执干戈卫社稷而亡”的挽联，正是对这一战略自觉最凝练的表达；其二，它是日军侵华暴行的铁证，也是战时新闻工作者群体牺牲的缩影；其三，从1987年的纪念碑到2022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沉船地到纪念园再到打捞呼吁，它展示了集体记忆如何经由空间化、制度化而进入国家记忆的谱系。
长江不语，而牺牲者有名。那个13岁的报童李元清，那个20岁的清华学子孙世实，那个把木板推给战友的女记者项泰……他们本可以活着看到胜利。但他们选择了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心怀家国的普通人——记者、编辑、战士、报童。而铭记他们，正是历史研究最朴素也最根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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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稿明确"16名《新华日报》报人＋9名八办人员"口径）
[12]于鸣. 一笔血账[N]. 新华日报, 1938-12-05（追悼专刊）.（记敌机"先九架、后四架"飞来，为"架次"分歧的重要原始记述）
[13]追悼本报保卫大武汉殉难同志[N]. 新华日报（社论）, 1938-12-05.
[14]章汉夫. 血债，要以血来还！[N]. 新华日报, 1938-12-05（追悼专刊）.
[15]吴克坚. 悼模范的战士[N]. 新华日报, 1938-12-05（追悼专刊）.
（作者系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9-08 16: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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