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军旗上的“八一”二字——兼论1948—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设计中的组织与把关作用
2026-08-03 14:24:26 来源：王光霞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军旗上的“八一”二字，是毛泽东提出的核心设计元素，而周恩来则是这一设计从构想变为庄严旗帜的全流程主持者、组织者与把关人。“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本文以1948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酝酿、设计、审定与颁行为线索，系统梳理周恩来在提议启动、亲自主持设计、细节把关、推动落地四个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揭示其在“八一”军旗诞生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并以此纪念周恩来逝世50周年。
【关键词】：周恩来；“八一”军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设计；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周恩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1949年６月15日，发布军旗、军徽样式命令中的附图
《人民日报》1949年6月15日第1版（头版）
2026年，是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周恩来不仅参与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还在解放战争后期主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的设计与颁行工作。军旗上那两个庄重的“八一”二字，凝结着他对人民军队历史逻辑的深刻把握，也体现着他将毛泽东的构想转化为全军规范标识的卓越组织能力。
学术界以往多聚焦于毛泽东对“八一”二字的决定性指示，而对周恩来在近一年半时间里细致入微的主持、审核与把关工作论述不足。本文依据《关于军旗的决议》、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及军委作战部档案，还原周恩来在“八一”军旗诞生全流程中的历史作用。
一、周恩来早年对“旗”与“徽”的思考：从“赤色的旗儿”到“禾穗画到国徽上”
周恩来对旗帜与标识的重视，早在青年时期便有深刻体现。1914年2月，他在南开学校《开学感言》中记述“五色旗飘翔于天空”，1915年在《尚志论》中推崇“竖自由旗之华盛顿”，1916年更在《征蒙论》中提出“建独立之旗”。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在《学生根本的觉悟》一文中呼吁：“我们学生每逢出外演讲，或是大队游行的时候，人人手里拿的小旗子常有破除阶级的字样。”
1922年3月，得知觉悟社社友黄爱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被军阀杀害，周恩来悲愤写下《生别死离》：“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这首诗不仅是对烈士的悼念，更是青年周恩来对“赤色旗帜”这一革命符号的最早诗意呼唤。
1942年冬，在重庆宋庆龄寓所欢送董必武回延安的茶会上，周恩来抚摸着农民送来的两串禾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我们要把禾穗画到国徽上。” 这一心愿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定型时得以实现——国徽周围正是谷穗和齿轮，象征工农联盟。从早年呼唤“赤色的旗儿飞扬”到后来主张“禾穗画到国徽上”，周恩来对军队标识与国家象征的思考，始终贯穿着鲜明的工农底色与革命逻辑。
二、提议启动：把“统一军旗”提上中央日程
1948年初，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即将向全国进军。此时全军虽有统一的红色旗帜意向，但无正式规定的军旗、军徽、帽花与臂章，部分部队仍沿用国民党党徽作帽花，或自行使用红五角星，造成标识混乱。
在这一背景下，周恩来提议将设计统一军旗、军徽问题提上中央日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研究决定，1948年2月21日，由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指示电，面向全军征集设计样式。征求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及中央工委、中央后委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指出在我军更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的情况下，作一正式规定已感到有此需要。这份征求设计的电报发往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及野战军前委，明确指出：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均尚无正式规定……望于一个月内外提出你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帽花、臂章的具体意见。”
此举正式拉开了“八一”军旗诞生的序幕。周恩来不仅启动了征集程序，还明确了由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样旗的汇集与综合工作，指定黄镇牵头组成设计组，成员包括张清化、江右书等，从组织上保障了设计工作的专业性与连续性。
三、亲自主持：领导设计、审核与遴选
中央军委明确由周恩来主持军旗设计工作。他对设计流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领导：
（一）组建专业团队
周恩来指定懂美术、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黄镇（军委政治部研究室副主任）牵头，联合军委作战部一局张清化、江右书等组成设计小组。至1948年冬，全军征集到数百份图案，设计组预选出30多种方案制成小样册。
（二）分层审核机制
周恩来看过小样图册后，建议精选出十几种，呈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审定。这一“预选—精选—中央审定”的三级审核机制，体现了周恩来严谨的组织方法。
（三）传达核心精神
当毛泽东提出“军旗上要有‘八一’两字，表示南昌起义是建军的日子”后，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核心精神转化为可执行的设计指令：星和字用黄色；旗杆要有红黄二色旋纹；顶部装红缨枪矛头并饰红穗；象征人民军队的工农本色与武装斗争由来。他还细致交代了旗面红色的主体地位，使“八一”二字不仅是一个日期标记，更成为党领导军队的历史符号。
四、把关细节：确定“八一”与五角星的摆放及字体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原则通过“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的决议后，“八一”与五角星的相对位置、字体选择成为关键细节，周恩来对此反复推敲：
（一）两种样旗的会场审议
周恩来指示作战部制作两面样旗挂于七届二中全会会场墙上供委员审议：五角星右侧为“八一”，置于左上；五角星在中央，“八一”置于星内。绝大多数委员倾向第一种方案。
（二）字体选择的务实考量
“八一”二字最初设计为楷体。周恩来考虑到战时各单位制作难度与规范性，同意改为“齐壮的等线体美术字”，既庄重醒目又便于全军统一制作。这一改动看似细微，却体现了他从实战出发的务实作风。
（三）科学定位的“方格等分法”
他亲自过问“方格等分法”的拟定，科学解决了五角星和“八一”二字在旗面上的精确位置问题，确保全军制作的军旗在比例、位置上高度一致，体现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严格要求。
五、推动落地：制作样旗、演练仪式与全军颁行
周恩来不仅在设计环节把关，更推动军旗从图纸走向全军：
（一）标准样旗与纪录片
他指示按选定方案制作绸料标准样旗，并组织华北军区部队演练授旗仪式，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苑摄制纪录影片，呈中央审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香山双清别墅审定样旗与影片，决定于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当天公布。
（二）全军颁行命令
1949年5月30日，周恩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名义致电各野战军、各军区司令员及政治委员，颁发军旗、军徽样式700份，明定6月15日全军正式启用，并要求政治机关广泛教育，阐明军旗含义。
（三）正式公布与媒体呼应
1949年6月15日，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并致词。
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当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布命令，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的式样。军旗样式——“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旗面横直比5∶4，靠旗杆上方缀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两字。
《人民日报》第1版（头版）刊登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的命令全文，以及新华社短评《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等相关内容。该短评指出：“军旗和军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缀着‘八一’两个字。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烂的星光照耀着中国。”
六、延伸：军旗与军徽在“八一”二字处理上的细微区别
为完整呈现这套军事标识体系的设计逻辑，有必要辨析军旗与军徽在“八一”二字摆放与字体上的区别如下：军旗为五角星外加“八一”二字，置于靠旗杆一侧的左上方，“八一”用齐壮等线体美术字（等线体），呈黄色；军徽为镶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二字于五角星中央，字体为宋体汉字。
这一区分源于七届二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军旗的决议》后拟定的三种送审方案的分流：军旗采用方案一（五角星外加“八一”置于左上），军徽循方案二（“八一”竖排置于五角星内）的思路深化设计。中央书记处审议倾向上述方向后，周恩来指示作战部按此制作样旗样徽，并分头征求在北平的中央委员及民主人士意见，最终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审定，使军旗适于旗帜飘扬的视觉识别，军徽适于帽徽、臂章等静态标识。
结论：军旗上的“八一”二字，灵魂由毛泽东赋予，形态由周恩来铸就。从1948年2月提议启动，到1949年6月15日全军启用，周恩来用近一年半的时间，以周密组织、严谨审核与细节把关，让这面绣着“八一”二字的红旗，以最庄重、最规范的形态插遍全中国。
在周恩来逝世50周年的2026年，重述这一过程，不仅是对一位伟大学者的纪念，更是对人民军队正规化、制度化建设初心的回望。毛泽东赋予了军旗“八一”的灵魂，周恩来则用组织与细节，让灵魂有了最庄严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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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8-03 14: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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