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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眸 青春无悔
2019-01-18 08:59:51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冯修惠,原名冯志琼,又名徐迈,广东省中山市人,1920年3月19日出生,1939 年2月入党,1940年4月参加新四军,曾在苏常太和丹北地区任县委组织部长、长江工委书记。撒离根据地后在上海、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副院长。1954年调北京,担任过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宣传组秘书,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外书组(翻译)组长。离休前任职于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从学生到新四军战士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动员和组织了广大群众。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战斗,前赴后继,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少人在党的影响教育下,在抗日教亡运动中,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作为一个青年学生,逐渐成长起参加了党的队伍,我也是在波澜壮来的。1937年上接触到党的影响,懂得些抗日救国阔的学生运动中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我到学生的道理。1938 年9月,难民收容所服务半年,经组织上决定,我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的谢学并于1939 年2月由同学谐淋仙介绍入党。当时复旦校比在租界赫路一所小洋房内。

  复且是有革命传统影响的,进步学生运动也有基础,教授中颇有些人具有正义感,有“教育救国”的思想,对进步学生运动里不支持,但也干预不多。当时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美英与日本帝国主义尚未正式宣战。它们之间的矛盾是有的,但租界表面还保持“中立”,政治环境还算“安定”。群众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涨,各党派则在隐蔽的方式下开展活动,比较活跃。

  复日学生中的政治情况还是复杂的,有抗战爆发前留下的国民党CC派、三青团、托派分子,还有汉奸、汪伪学生。他们虽互相攻击,但主要矛盾都对准了进步力量,尤其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当面打击,背后造谣,无所不用其极。因此进步群众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

  面对这种情况,复旦党支部具体贯彻执行党中央在1937年7月提出的关于组织抗日民族统-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的指示,高举抗日团结的旗帜,迅速开展了发动群众、宣传研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建立了各种学生组织,做了大量的作。当时复旦的学生组织和团体有海燕文艺社、女同字公复旦剧社、基督教学生团以及教育系会、经济系会、土木工程系会、社会学系会等各系的系会。这些学生组织的成员分属不同党派,也有不少是处F中间状态的。至于这些组织的领导权,除会计系会、土木工程系会等少数几个以外, 大多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上述学生组织还联合组成有17个组织和团体参加的全校性组织一复旦学生各 系会联谊会(或称联合会),在一-些重大的义卖、义唱、义演等劳军活动上,采取联合行动。

  我党力量占优势的海燕文艺社、女同学会、复旦剧社拥有的会员最多。它们一般开展以团结抗日为中心而又为广大青年学生感到有兴趣的诸如时事讲座、读书会、专题讨论会、歌咏、活报剧、话剧、京剧等活动,邀请校外知名人士,例如平心、莫高放(又名张英)、吴仞之等来校辅导,同时结合改善生活,搞了-些学习咨询、 争取助学金和旧书交换等等活动。女同学会还在狭小的校园内争取到一小间活动场所也就是女同学休息室。在各系上课时间不同、学生流动分散的情况下,有这么一个联系群众、开会谈话的地方,这在当时还是很不容易的。

  这一期间,各学生组织以不同的名义,参加了全市性的教亡活动。海燕文艺社组织歌咏队去“四行孤军、八百壮土”在州路营地的慰问演出,还在浦东大厦、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礼堂等地,大唱抗日歌曲,影响很大:女同学会则多次学行“义卖黄花”活动:复且剧社在荣金大戏院为劳军演出了灵彻之导演的四场话刷《生死恋》, 大大菠舞了同学们同仇党支部是用中共上海局搞得所以,学委领导参加校外学协的敌忾、生,培养了都很有气势,抗战到尽管当时复下的学积板分子,建立了骨干队伍,学生救亡协会工作,活动基地不在松团结了校内的党员不到有些活动,简称学协)的公开名义推动的。将近半数不同政治倾向的学20人,校内,但整个学生工作其中还有一些同志还发展了不少新党员。 1939年冬,由复旦女同学会倡议、复旦学生各系会联谊力量大检阅、大搏会参加的; "寒衣捐”活动是复旦各派政治斗的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这次活动是复旦党支部领导的, 通过学协领取了统一编号的捐款收据簿,拟将捐款通过香港孙人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转去新四军。全校各团体紧急动员募捐的结果,捐款数额很大。起初,校内国民党三青团中较开明分子在抗日的共同基础上,对募捐还是积极响应并参加的,但在捐款归属问题上同我们产生很大分歧。他们主张将捐款汇去重庆。于是双方在讨论捐款归属的各团体联席会议上展开了公开、激烈的辩论。代表们在会上各执已见,唇枪舌剑,辩论不休。我方代表在会上严正指出,新四军是合法的抗日队伍,处在斗争的最前线,在各个战场上牵制打击了数以万计敌人,建立了多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战功卓著, 由于政府中部分顽固分子的压制,给养不足,理应给予支援,强调要由重庆政府统一调拔。 他们则会议持续讨论了三个星期,不能解决,一些汪伪学生则在这个创器!本肆浦道政市。妄阳就坏同学之间的固的视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将捐款-分为二,一半送重庆,一半送香港,平息了争论。在斗争过程中,我们对比较并明的分于还是采取团结、争取的方针对顽固反动分子,特别是江有学生,除在正面进行说理斗争之外,在群众中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基本上达到狐立他们的目的,使他们在群从中没有活动余地。在尔后复旦开展的“反汪”斗争中,他们原形毕露,天地不容。

  总的来说,这次斗争我们还是取得了重大胜利,表现在宣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指出了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全民总动员,争取了广大中间群众,包括三青团中比较开明的分子,严重打击和狐立最反动的顽固派及汪伪学生,较好地体现了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我当时是女同学会参加联席会议、力争将捐款汇交新四军的三名代表之一。由于我在会上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复旦汪伪学生汪XX在其主编的《国风》刊物上发表题为《国共斗争在复旦》(大意) -文中,公开宣称女同学会是中共组织,冯志琼是中共在复旦的负责人,等等。为了避免敌伪迫害,保存有生力量,组织上决定我和钟国英等儿名党员撤离复旦,转学他校。

  我调去大夏大学,钟国英调去东吴大学。因受《国风》事件影响,我在大夏无法工作,入学不久在回家路上,发现税特务盯稍。他们三人一伙穷追不舍。幸而我机警地逃脱。为此,党组织指示,要我立即撤离。即新四军六师十八旅战斗1940年4月,我到达苏斗的地区工作,任常熟县委民运部长(州)常(熟)太(仓)地区兼宣传部长。

  1941年7月日伪在苏常太地区开始“清乡”。我随部队突国,辗转到达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后到如(皋)西行署,参加反“清乡”斗争经验总结学习班。学习结束后,我被分派回苏南工作,到丹(阳)北地区,也就是武(进)镇(江)丹(阳)杨(中)地区,任镇丹县委组织部长。

  1943年年初,日伪又将对该地区“清乡”。我奉命暂回上海隐蔽。我返回上海,接上组织关系,开始在中共上海局国解放。饭导下,在香港、上海等地从事党的隐献战线工作,直到全国解放。

  难忘在丹北战斗的岁月

  我于1939年2我党武装1940年年初至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入党,于1940年年初至1943年8月被派到苏常太地区工作、这一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我党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也经历了最为艰苦的岁月。

  在华北,1940年夏,日伪军在华北建立了3000余个据点、一万多个碉堡、5000余公里铁路、3万余公里公路。这种严密而便捷的军事网络使兵力有限的日伪军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把抗日根据地与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八路军被日伪军封锁在各个穷乡僻壤,生存和发展极其艰难。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华北各地进行了一一次 “百团大战”,以打破日伪军的封锁。

  在江南,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装击。新四军总部900 余人,除不到2000人在新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 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这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21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陈毅和张云逸为新四军代理正副军长,28日,新的军部便在江苏盐城重建起来。长江以北的皖中、苏南、苏北等根据地内所有新四军九万多人重新整编为七个师又一一个独立旅,由粟裕、张云逸、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谭震林、张鼎丞分别担任各师师长。从1941年至1943年,新四军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摩擦的斗争,度过了江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最为困难的时期。

  1941年9月间,我在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之后,转移到苏北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参加由原常熟县委成员组成的总结苏常太反“清乡”斗争经验教训的学习班。结束之后,我被调到中共宁沪路北特委(以下简称路委特委)领导的武(进)、镇(江)、 丹(阳)、杨(中)地区即(丹北地区)工作。我在那里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丹北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日斗争、不怕牺牲、顽强战斗的精神令我深受教育。我时刻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1941年9月间,苏常太地区反“清乡”斗争是很惨烈的。至今我记得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突围转移。 我带着20多个女同志转移到长江边,遇到各部队突围出来的不同编制的连队,总共有数百人。如何突围大家却没有致的意见, 最后决定分散突围。我决定逆向从包围圈的狭小缝隙中跳出去,可惜大都不同意,只有一个连长同意和我起行动。我们100多人迅速从包围圈一公里宽的缝隙中跳出日伪军包围圈,转移到苏北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没有和我们一起突围的其他连队战士大都牺牲了。

  1942年2月间,特委在镇江圃山座大庙中举办了一次县级干部扩大会议。特委书记陈光在大会上讲了当前党的政策和策略、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等等。在这次会的县级以上上,除了程中、赵文豹之外,我见到了丹北许多 陈云阁、 施光前、王龙、彭炎、凌菲、的干部,如陈西光的工嘴张毅、偷延靠康迪等。他们大都是出身干农村

  如私熟老师、医生,也有少数农民领袖。他们的知识分子,对日寇侵华、烧杀携掠,义愤填膺奋起抗日,在家乡组织群众,成立各种不同形式的地方武装,坚决拥护我党我军,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因为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与当地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斗争策略以及领导方法,他们能够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可以说,干部地方化是丹北地区从抗日斗争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的重要因素之一。会后,他们又匆匆离去,各自战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这一年的4月间,丹北遭遇一次日伪的袭击。日伪调动了武进、镇江、丹阳等几个县的兵力,以汽艇来回巡逻,封锁长江,并分兵从东西两面夹击,南面堵截封锁,欲- 举将我置于死地。我保安司令部奋起抗击,以少量伤亡,歼灭了一批日伪军, 还击毙了日寇名中队长, 粉碎了日伪的所谓大“扫荡”。陈光在这次战斗中虽腿部中弹受伤,仍率部胜利转移。通过这次战斗,大家深刻认识到,我与敌伪的斗争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誓死捍卫这条穿越长江南北、铁路东西的交通线。这次反“扫荡”胜利之后,我方主动出击,拔掉些故伪据点并开展 场猛烈的除奸斗争, 镇压了些屡教不改、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奸以及坚决反共反人民既为国民党卖力而又充当汉好的“双料货”和作恶多端的封建把头。这样的军事斗争显示了我军的威力,起了威慑敌人争,进一步巩固了我方群众基础。不少积极分的作用,同时也教育和激励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力子在提高觉悟加抗日斗后,踊跃参军,我们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了。

  在频繁的军事行动中,部队开始精简非战斗人员,以利部队的灵活转移。我属于非战斗人员。组织上安排我先隐蔽下来以待时机,由原杨中县长王龙带领我到杨中县一户养蚕户帮工。王称我是他的表妹,因时局不靖, 兵荒马乱,让我在她家暂住。王每两周来看我次。 平时我伪装文盲,除平时干活外,不能随便外出,我也无法了解外面的情况。我感到这样过于被动,因此向王提出,我宁愿出去参加战斗。于是我又回到镇丹县委。解放后我才知道,王龙出生于杨中县,是一个地道的地方干部,先后担任了路北特委敌工委员会主任。他自1939 年参加新四军后,一直坚持在丹北这片土地上,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我方任命为镇江市市长。他在一次前往和尚州受降时,在丹徒镇渡口遭遇大批顽化伪军,不幸被捕,壮烈牺牲,是位伟大光荣的烈士。我接触王龙的时日不多,但他在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对党忠诚、顽强奋斗、不怕牺牲、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令我终身难忘。

  1942年年初,日伪又大肆叫器要对我丹北地区进行“清乡”。丹北的党政军民也在积极作好各种迎敌的准备。其时特委书记陈光已上调区党委,继任特委书记金柯找我个别读话,任命我为长江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任务是:调查长江沿线敌伪军政人员、封建会道门的政治动向:检查过去已建立的敌伪关系对我的情况,检查已往建立的秘密交通站和秘 我感到到这个任务对于一 个缺乏战斗密党员的工作等等,, 真是过于艰巨, 力不胜任,但作为党员,的青年学生来现不它的心情接受了任务。特委随即派给我21我还是怀着志心个 ,由一位陈姓区长带队,活动的地团

  多名配有长短枪路镇江在南京之间-片狭长地带。这支队伍首先堂的战土而皇之地通是沿沪宁过敌伪控制的新丰车站, 下车后向大港、谏壁带乡村移动。队伍之所以能通过敌伪车站是因为新丰镇伪自卫团长赵乘伯及其下属早已被我争取过来。这是特委有关争取、分化瓦解敌伪军为我所用策略的具体体现。

  在到达目的地后,我们首先检查境内交通站的情况,从镇江附近乡村开始沿线渡江到达长江中的杨中县、新老洲,直到苏北的如皋、靖江。我还见到靖江县委书记金湘,联系有关事宜。在回到大港附近宿营地时,突然接到情报说,一情敌作军已利达村子附近。形势是敌强我弱。在突发的紧急牵着埋在地下,处师源了土制地雷用长绳子准备在敌人进小茅屋的阁村时拉动绳子,引发爆炸牵制阁楼上,屏住呼吸,收人。我们行人孩身于村里才当成劳的队员睡时,小村庄宿营地市同此人,烟鬼打劫了。前有一通找运我军药品的了我上,独成, 站果先下夜有庭啊,我们每天都绷紧我们立即四紧神经,个队员被 .处搜索,追问药品下落。独轮车路过准备战斗。终于抓获此人,“咩咩”过此地被天有情报说,不久他死不招认。几声羊避免了一场战斗。当地并在沿边一个鸦片晚间已然逃跑了羊川声惊醒。他随限我决定即打扫好常屈迅速推高。当队伍分散离井迷来即叫醒其他队员,并向单独睡在隔壁屋子閣楼1上的我汇报情到达前面的村庄时,已听到远远传来“八嘎”、“八嘎”的鬼子三八大盖的步枪声原来是那个选犯已带领大批日锅军将我们原来住的小村庄图团围住,但是敌人扑空了。事后听说该地离丹阳城仅四公里之遥。

  我们又迅速再次转移。大家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在如此狭小的地段里,20多个带有枪支的队伍穿梭其间,目标太大,易于暴露也不适合秘密工作的原则,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更好地完成任务,应以三四人组成的小组活动为主。我以书面向特委汇报得到批准后,立即将队伍化整为零,以游击小组的形式继续活动。尔后我则奉调回镇丹县委。

  这一年的3月初,敌伪对我进行“清乡”的活动日益频繁。形势对我们更加困难。特委通知我再次隐蔽,另外安排去处。我认为与其在当地“打埋伏”,还不如暂回上海待命,因为我在上海能接上党的关系继续工作。特委同意我的建议,并留下我在上海的地址。由于我是逃离家庭参加革命的,不愿就此回家,我留下的是我父亲的住址。我匆忙乘火车离开。到达上海后,我到了同学家并迅速接上了上海地下党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工作。

  我回沪不久,原丹北保安司令部韦永义司令由专人陪同来沪疗伤,找到我父亲家,幸好我哥哥(党员)在家,随即安排韦司令住下并通知我。我了解情况后请他们换下伪军服装,找到沪西一家私人医院翟 直浦医院疗伤。我则作为病人家属科理切.书司令伤意后我同我二哥起陪同他安全离沪。其后不久,特委又派专署会计沈力来沪,要我回丹北。经请示上级党组织之后,组织上认为需要我留沪工作,不同意我回丹北。沈力只能单独回去了。

  为此,我于7月间又单独一人沿着熟悉的路线,乘船过江阴口封锁线,转去新老洲,找到交通站,安全到达特委机关,见到众多的老战友。特委同意将我的组织关系转回上海,并给上海地下党开具了正式介绍信。

  我返回上海后,就在上海地下党领导下接受新的任务,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本文根据作201年3月提供的手稿和2050年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江南雄师》整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02 11: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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