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兵徐若冰的战斗生涯
2018-12-22 15:54:48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我1917年3月5日出生在号称福州第:富商的徐家，6岁在家中的私塾启蒙，7岁到福州霞江开智小学上学，10岁到上海尚公小学上学，住在外婆家，小学毕业后，入上海务本女中读书。1932年 “一.二八”战争爆发。我离开上海回福州，考入福建省立第一-中学， 因参加福建事变中的罢课活动被学校开除。我又重回上海，入私立华东女中，1935 年高中毕业，在私立五州小学和华东中学附小任小学教员。

　　我姨夫林钧和小姨杨英都是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帮助和教育下，我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接触工农群众和进步教师，思想得到较大的提高。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当时我在福州度暑假，立即回到上海，参加了一个难民收容所的工作，并下定决心去参加八路军。

　　淞沪作战中，中国军队有一部分伤兵进入租界。 上海各界纷纷成立伤兵医院，接收伤兵。蚁社(- 一个进步的社会团体，领导成员中有共产党员)借用南京路大陆商场的华华中学校舍成立了十九伤兵医院。华华中学校长就是林钧。我在十九伤兵医院参加救治伤员工作。11月，上海战事吃紧。上海各界会商后，决定把留在租界内的伤兵从海路运送去浙江，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承办，具体事务由乐时鸣办理。乐时鸣决定在十九伤兵医院动员批人员参加转运 工作。我当时的想法是在上海伤兵运送完毕后，利用红十字会的交通工具远去陕北，投奔八路军，就同意参加红十字会工作。12月，乐时鸣带第批人员去宁波。在轮船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终身伴侣乐时鸣。

　　从_上海往宁波运伤兵的事，日方似有察觉，因之运出三批后，工作被迫停止，准备改向温州运出。于是我们转移到丽水，在当地积极进行抗口救国的宣传活动，演街头剧，教唱抗日歌曲，办识字班，进行义诊。我是这些活动的积极分子，思想觉悟得到很大的提高。

　　1938年4月，我们基本上结束了伤兵转运工作，转移到皖南岩寺附近，驻歙县城南的古关村。5月，我随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部分同志到了南昌。

　　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热情欢迎我们到来，帮助我们在办事处附近找了一所民宅住下来。 办事处的领导黄道、陈不显和李家庚等给我们讲课，讲三年游击战争和抗战形势、统一战线政策等，使我们大开眼界，受到很大的教育。8月，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南昌，我们除参加九江前线的救护运输活动外，继续以上海职业青年救国服务团的名义，在办事处的领导下，参加江西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活动。11月我们以庆祝蒋介石52岁寿辰为名，组织募款义演，由乐时鸣出面主持，演出丁玲的《重逢》一剧，我演女主角。

　　我们先是听到九江日军有进攻南昌的消息，救护委员会命令驻南昌的人员、车辆后撤去吉安。但乐时鸣反复考虑:西去后将远离新四军，前途难测，违背参加革命的初衷。他断然决定秘密出走到新四军去。他带着我和其他同志共10余人，带着三辆新车和一辆轿车， 于12月21日凌晨从吉安秘密出发，经南昌时才向黄道报告，请他通知军部，一天急行当晚赶到皖南岩寺。我们到达岩寺后，传来军首长的指示，车辆可以暂存岩寺，但乐时鸣必须立即去上海办好车辆捐赠的手续。我不想再回上海去，就从岩寺去云零军部参军。经军政治部批准，我进入教导总队八队(女生队)学习，成为了新四军女战士。

　　新四军教导总队八队是专为培训女同志而设立的女生队，队长于晶，指导员王仪，与教导总队部同驻中村。我进八队后，穿上军装，打上绑腿，扎上腰带，英姿飒爽，非常兴奋。我先在八十二中队，不几天调到八十-中队。学员的生活作息正规紧张，凌晨起床出操，然后漱洗早餐，集队明歌，上课，还要放哨站岗。训练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操练为辅。政治课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统一战线， 由薛暮桥、冯定、罗琼等讲课。军事课除操练队列外，也学习单兵和班的技术、战术动作。文化水平较低的学员还要进行文化补习。我可以不参加。我虽然身体较弱，但精神振奋，很快适应了这紧张有序的军人生活。

　　其时，教导总队迅速发展，新成立了青年队，亟需教员。我因文化水平较高，又有小学教员的经历，1939年4月就被调到训练处任文化教员，专驻青年队，除教文化课外还要负责队里的文娱板报等活动。从此我开始长达两年的文化教员工作，历任三队、五队、六队文化教员。我工作积极负责，埋头苦干，取得较好成绩，同时积极参加训练处和总队俱乐部的活动，工作生活丰富多彩。但因出身商业资本家家庭，我一直未能入党，直到1940年1月，我才由张孤梅、张西雷(张太雷之女)介绍入党，候补期三个月，4月转正。

　　1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严令皖南新四军军部立即北撤，并调集大量军队准备进攻。尽管军部领导对北撤路线、日期尚在犹豫，但北撤行动开始进行，将非战斗人员分批先遣去江南，渡江去苏北。当第五批也是最后批出发前两小时，教导总队领导临时决定令我随队出发。我立即背起背包，匆匆上路。我们沿兵站线东进，几天后走到溧阳县境，听到军部遭围攻的消息。从溧阳向北要通过敌占区，我们被分成儿十个小组，10余人一个小组，化装穿便衣，分路北上。我所在小组共口人只有我个女同志， 走金丹武地区(长荡海和漏湖之间的扶长地区)北上在这里我差点被伤车抓走，是家姓薛的人家用女儿顶替我， 我才脱险。

　　我们行维续前进，在陵口附近，趁黑夜，坐木脚盆用绳子拉，渡过了运河，又悄悄跨过铁路到丹北，波江北上。到盐城，我到抗大五分校报到，任政治干事。

　　我虽然兴奋地投入工作，但很挂念乐时鸣。薛葬桥特地打电报去江南部队查问，确知乐时鸣仍然在苏南二支队。我要求调到苏南去工作。领导上批准了。于是我又穿上便衣，只身南下。

　　1941年4月1日上午，我听说宜兴闸口镇附近有部队活动，就到闸口来寻找部队，突然在大街上与乐时鸣迎面相逢，真是喜从天降。

　　旅首长对我寻亲远来，表示欢迎，就分配我到政治部宣教科任干事。我没有战斗部队宣教工作经验，便分工负责干部教育工作，也还拿得起来，和袁文德、田芜、夏希平等儿个干事，也很快熟悉了。

　　29日，旅部住到漏湖边的官庄。在一个大户人家的灶屋里，我和乐时鸣结婚了，没有贺客和喜酒，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几天后，旅部住在和桥镇附近，才有机会从镇上叫来几个菜，我们请罗忠毅司令(当时大家还习惯称旅长为司令)吃了一杯喜酒。

　　是年秋，苏南成立文化界联合会，并成立火线剧社，廖海涛政委为社长。乐时鸣被推举为副社长。为庆祝火线剧社的成立，乐时鸣写了-一个名为《前路》的独幕剧，由我演主角，一时传为佳话。

　　11月28日，发生塘马战斗。驻在溧阳西北塘马村的十六旅旅部遭日军步骑炮兵3000 余人三面围攻。罗忠毅和廖海涛亲自率部与敌血战，不幸英勇牺牲。旅部与区党委机关人员千余人东撤至长荡湖边的清水渎，处境危急。组织科长王直召集各支部书记，号召:“共产党员要带领群众与鬼子血战到底，宁愿跳长荡湖，也不当俘虏。”我是政治部支部书记，立即召开支部大会传达，进行动员，准备作最后的拼博。日军因在戴家桥遭到阻击，停止进攻。入晚我们安全突围脱险，转移到溧水地区。一时旅部无首长，机关F部情绪波动。所幸谭震林师长迅速赶到旅部，宣布自兼旅长和政委，严格批评了个别干部的不当言论和行为。部队和机关的情绪迅速稳定了下来。接着新任命的首长陆续到位，政治部干部也作了一些调整。我为谭震林的几次会议讲话作记录，凭借自创的速记方法，整理成文，谭震林很满意。后因乐时鸣在宣教科任科长，我不便在宣教科工作，调卫生部任政治干事，不久，调区党委党校学习。

　　1943年4月，国民党调集12个团1.5万余人，在两溧(溧阳、溧水)地区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活动地区缩小，处境困难，只能以营、连为单位分散活动。旅部和区党委机关实行精简，区党委党校停办。我被分配去句容四区、二区区委任组织科长、区委副书记，后担任句容二区区委书记坚持内线斗争。

　　10月日军重兵向南进犯。国民党军队网风微造。日军连续占领溧阳、郎溪、广德、长兴等县城。两溧地区沦为沦陷区。我军立即集中部队，收复两溧地区。12月， 我调到课水县任新桥区区委书记。县委书记是李坚真。 她是参加红军长征的30个女同志之一。溧水原是我军的活动地区，群众基础很好，新任三个区的区委书记都是女同志(另两个是田文和梅章)。在李大姐的领导下，工作很快恢复和开展起来。

　　我到任后，不常和区长、区小队在起行动，而是一头扎进贫雇农民住的窝棚区，发动和组织最贫苦的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和反恶霸斗争。我热情很高，工作成效显著，但生活艰苦，过于劳累，染上了慢性肺病，身体虚弱，两年后才逐渐恢复。

　　1944年8月，我调到广德任二区区委副书记，因身体不好，处于半休息状态。

　　1945年2月，乐时鸣和我同时调苏浙公学，分在两个队学习。7月，苏浙公学的学习结束。一纵队返回两溧地区。我被分配到苏浙日报社任编辑。8月，日军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10月，江南部队渡江北撇至苏北。我回到部队，在纵队教导营任教育干事。

　　1463月纵队进驻高都， 扩编为华中野战六师6月，等介石发动的内战开始，苏中部队准备观市军开人品战状态我随家属伯到设在淮交近邓的后方面站，苏中七战七捷战役尚未结束，始三年解放战争的后留生活。 渡过黄河， 在黄河北岸渤海后留就北撤去山东，接着北去，地区的王判镇安顿下来。10月起，我先后任六师留守处宜传股副股长、三野总留守处宣教干事、妇干校副政治协理员。后留的生活和工作表面看来是平静的，但家属们的心情却是紧张烦躁的，都担心着前方亲人的安危，一有前方来人或传来什么信息，都急着探问。我面抚育孩子，一面忙于工作。之后，后留迁到曲阜。

　　1949年2月，华野六纵队改称二十四军。10月，我被分配在教导团任政文教员。

　　1950年7月，我经军部批准，转业到上海市公用局任教育科长。其时乐时鸣已调任七十师政治部副主任，驻在平湖。我因生孩子到七十师师部休养，被任命为师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又回到部队工作。

　　1952年8月，二十四军奉命准备入朝参战。9月，部队出发。在师部工作的几位领导干部的家属都就此转业去地方工作。军部指令我去后方留守处任政治处主任，去仍设在山东曲阜的后留报到，又开始后留的工作和生活。与以前不同的是，我身为领导干部之一，深感责任重大，就安下心来，积极工作。后留工作的重点是稳定家属们的思想情绪，这是我职责内的工作，把家属们的学习抓得很紧。行政上的事，只要我认为不对的地方我也敢管。部队在朝鲜作战时有伤亡，幸好没有团以上干部伤亡，没有影响在后留的家属们。

　　1953年8月，朝鲜停战了。我打报告请求转业。经军部批准，我转业到上海铁路局，任真如通信讯号学校教导处主任兼总支部书记。

　　1954年暑假，我调到苏州铁路中学任校长兼党支书1956年7月，我从苏州调到北京铁道部党校工作。从1956年7月到199年12月我在铁道部免校工作长达13年之久，初任党校学员都免总支刷书记，任体总支书记，1961 年起改任政治经济教研室副主任。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作为当权派，受到大字报的揭发批判。

　　1969年7月，我到宁夏黄羊滩党校“五t”干校。到年底我从干校回来，随乐时鸣调到山西大同工作。在大同，我任市生产指挥组副组长。

　　1972年5月，乐时鸣升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家人回到北京，在八大处军区大院里住下来。八大处只有一路到动物园的公交车。我请求北京市政府分配我到动物园附近的园林局工作。市政府同意了。园林局拟安排我任局党委副书记，我很感谢，但回绝了。我认为自己年龄已大，又不懂业务，还是做些具体工作好。园林局准备让我任组织处长，但我觉得因为我而变动原处长的职务，这样不好，自愿当副处长。局的领导虽觉得对我有些“委屈”，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

　　1982年12月，园林局为我办理了离体手续。我以行政13级、享受局级待遇离休，时年65岁。离体后，我仍积极参加离休干部支部的活动，连任几届离体于部觉支部委员，1991~ 1994年、1997~ 1998年被评为局机关优秀党员。1998年我家被局党委评为五好文明家庭。1999年我获得北京市城建系统“老干部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和北京市委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评定的“老干部先进个人”的荣誉称号。

　　(摘自2008年出版的《江南铁军)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02 11: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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