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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清回忆:曾护送邓小平政委到第129师上任
2018-10-10 19:43:32  来源:新浪新闻  点击:  复制链接

  八路军第129师的成立

  1937年8月25日,我所在的红31军和红4军、陕北红29军、红30军、独立第1、第2、第3、第4团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部队一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385、第386两个旅、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等共1.3万余人。

  我所在的第31军改编为第386旅。原第91师改编为第771团,原第93师改编为第772团。军部自然就成了旅机关。由于编制缩减,我的机要科长职务也作了调整,开始任第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9月上旬,我又接到通知,到第129师师部任秘书处主任。

  我到师部报到后不几天,第129师便移驻富平县里庄镇,各部队改编后都在进行抗战出征前的各种准备。9月6日,第129师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全师改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石桥镇附近有片100多亩的荒地,会场就设在这里。主席台正面挂了块布,其他三面都是敞开的,围坐着一万多人的队伍。会场周围,贴了许多标语,红红绿绿,很有气氛。刘伯承师长走到主席台中央,脸色严峻,第一个带头换上了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徽的帽子。他带领全场人员,大声宣誓。刘伯承师长每念一句,我们都跟着大声呼喊一句,黄土高原上空回荡着激昂的吼声。

  在此之前,许多人对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想不通。十年内战,国共两党军队生死相搏,一下子要改编,思想上很难转过弯子。不少人怨气很大,有的甚至要离队回家,因此,思想教育成了紧迫问题。对于部队思想上转弯子的问题,刘伯承师长和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刘师长多次深入到指战员中,反复宣讲形势任务和红军改编的意义。他说:“红军改编了,我们就可以高举起抗日的旗帜,可以不打内战而达到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败侵略者。打不打日本帝国主义,是个原则,又是个试金石,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它的考验。这是顺民心、达民意的大道理,思想上应该通,不通也得通。”

  有些同志担心,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会被人家架空,并借机整垮红军。刘师长说:“这种担心是正常的,但不要紧,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实际上还是红军,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上有毛主席、朱老总,师里还有我。全国人民支持我们,国民党要搞阴谋,那是指挥不动我军的。”有些人对戴上“青天白日”徽的帽子非常不痛快,不满地说:我们从鄂豫皖打到川陕甘边区,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就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来打去,自己也成国民军了,感情上过不去。我们进行了说服教育,大家眼睛亮了,气也顺了。

  第129师东渡黄河到敌后

  此时,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国民党在华北有70余万军队,节节败退。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分析是:未来华北抗战局面,只能依靠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来赢得胜利。遂决定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进驻恒山、五台山、吕梁山等地区,形成向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四面包围的态势,有利于相互协同,扩大回旋余地,保持战略主动,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10月 6日,第129师大队人马,经过韩城芝川镇赶到风陵渡,准备从这里渡黄河。风陵渡黄河河面宽约2000米,水流湍急,老远就能听到咆哮声,极有气势,让人想起“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诗句。等我们赶到时,先遣部队已经备好一些船只、木筏和羊皮筏子,请了一批船工和水手驾舟协助我们摆渡。师首长先分开渡河,张浩主任殿后,我随他最后一批渡过黄河。

  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正在太原,与国民党协调八路军在山西的作战任务。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赶到太原与周副主席会合。我们则由张浩主任带领,在侯马站登上敞篷列车,沿同蒲路北上,到达太原。在太原停了一天,我陪着张浩主任,见到不少在山西的国民党达官要员。不久,徐向前去五台山需要参谋人员,我便带了司令部的参谋和警卫排的人员跟随去了。

  我经历的七亘村战斗

  我师东渡黄河后,刘伯承师长率先头部队第769团,于 1937年10月10日进抵五台县东冶村。这时,日军经雁门关南犯,攻陷了代县、原平,正继续向忻口进攻;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攻陷石家庄,继而向娘子关进攻,太原已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不过,日军的交通线已被我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切断。我师的任务是在娘子关地区配合友军,阻止日军向太原攻击。

  10月18日,我师第386旅和第385旅第769团进抵平定县东南地区。沿正太线西犯的日军正猛攻娘子关;旧关已落入敌手。守卫娘子关的是川军和阎锡山的部队,有数万兵力。我师部署在娘子关东南,于日军侧后寻机歼敌。我们一边侧击、阻击日军,一边收容溃散的友军。

  七亘村战斗之前,我师已打了两仗。一仗是10月19日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第769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团长陈锡联以第3营为突击队,偷渡滹沱河,隐蔽进入机场,距机群约 30米时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小时激烈战斗,将24架敌机全部炸毁,歼日军警卫部队100多人。这是第129师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0月20日,又打了长生口战斗。这两仗震撼了山西友军,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七亘村位于太行山中部,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井陉、平定、昔阳三县交汇点。太行有“八陉”,井陉就是“八陉”之一。井陉有两个大门可穿过太行山:北门为娘子关,南门就是七亘村。七亘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沟梁纵横,道路险峻,是屯兵设卡要地。七亘村边有—条不足两米宽的村道,道南是一溜大坡,高有10多米,道北则是几十米深的深沟。远远看去,这条道路好像悬在半山腰上。

  10月25日,吃过午饭,刘师长带参谋人员去七亘村观察地形。这是刘师长的老规矩,战斗前只要有可能,都要亲临实地,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带上20多名警卫人员跟去了。没想到这次很危险。

  到了七亘村附近,忽然对面传来枪声,越来越近,山谷口冲出一股日军,向我们猛烈射击。刘师长当即命令还击,打退了敌人。过了一会,又来了一架日军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大家劝刘师长早点离开,刘师长却像没事一样,仍然镇定地继续察看地形。这次出发前,参谋处长李达曾指示我,要寸步不离刘师长,一定要保证安全。我暗自捏着一把汗,死死盯住敌机动静,一旦需要,我就准备用身体挡住敌机的扫射。

  好在有惊无险。七亘村是日军第20师团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地形利于设伏。刘师长决定在这里伏击日军。

  当天下午,日军第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后续是辎重部队,1000多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师长命令第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3营设伏在路南的土坎上,任务是切断日军第20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

  26日拂晓,第772团3营进入伏击地区。第11连的阵地设在村南通向平定大道的南侧,第12连及团特务连一个排在道北坡上占领地,第9连、第10连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南侧高地。各伏击部队的位置,距大道最近的只有二三十米,远的也不过四五十米。9时左右,日军掩护部队200余人,先通过了我军伏击区;辎重部队见没动静,便跟进到了我军伏击区;其后尾掩护部队100余人,则还在东石门地区。刘师长命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在一阵机枪、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敌人大乱,仓皇向东石门回逃,又遭我军截击。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共计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30余人。这一仗,干净利落,打得非常痛快。

  刘伯承师长在七亘村的“重叠待伏”

  七亘村战斗仅过两天,我们又在七亘村打了一次伏击。师首长分析,日军西犯,急需补给,其后方辎重部队肯定需要继续西进;而一旦西进,就别无选择,只有走七亘村这唯一的道路。这就为我军再次设伏提供了机会。

  果然,28日晨,测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在100余名骑兵和 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再次出动西进。我们提前已经探知情报,又设了埋伏。日军虽有警惕,但没想到仅过两天我们会再次设伏。上午11时,敌先头部队通过我伏击区时,并没发现我们。等辎重部队进了伏击圈后,我们突然展开猛烈火力攻击。敌人这次比上次准备得充分些,掩护火力很强,一时未能将敌打乱。天不作美,战斗到黄昏,下起大雨,支援部队也没赶上参战。敌一部向平定窜去,后续部分逃回了测鱼镇。这次战斗毙敌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军伤亡20余人。又是一个胜仗。

  10月底,日军先后占领了阳泉、平定,沿正太铁路及南侧几条主要平行的大路向榆次、太原逼进。八路军总部率部从五台山地区进至寿阳以南地区,我第129师奉命率第386旅转至昔阳附近。11月初,在刘师长指挥下,又在昔阳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打了一场伏击日军的战斗。

  刘师长判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九龙关进犯昔阳,必然要经过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这一带是河谷山间地形,便于设伏。遂决定第386旅第771团埋伏在黄崖底以南风居村,第772团埋伏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11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进入我伏击区,我军集中机枪、迫击炮猛烈杀伤敌人,3次打退敌人向我阵地的冲击。此役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200余匹,我伤亡 30余人。11月4日,第769团先后两次配合第343旅在昔阳的广阳以西伏击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60余匹。11月7日,我师3个团与第115师主力又一次在广阳、户封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刘伯承师长把这三次成功的伏击战称作“重叠的待伏”。

  第129师抗日初期的这些战斗,我一直在刘伯承师长身边,耳濡目染,受益良多。刘师长的大将风度,统帅之才,让人肃然起敬。刘师长用兵足智多谋,机动灵活,富于创造性。他非常重视战前准备,把“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称作“五行”,常对我们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只有“五行”做好了,才能下决心,定计划。他还非常重视通信联络,说:“没有通信联络,就没有指挥”。当时,连日本军事家及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刘伯承“确实厉害”,是“神机军师”。1942年,刘师长50寿辰时陈毅曾写诗祝寿,其中有两句评价刘师长是“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我觉得恰如其分。

  当时,在国民党一些将领眼里,八路军就是“土八路”,只会打游击战,但游击战在抗日战场无济于事。可我军运用游击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给瞧不起八路军的国民党将领以响亮的回答。当刘师长集中了一批日军的战马、军刀和大衣、军毯,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时,卫亲自过目收下,并对刘师长指挥的七亘村连续伏击战,叹为奇迹。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山西的数十万大军却在日军进攻中,稀里哗啦向南撤退,一直退到晋南中条山、黄河以南地区,山西、河北等地已见不到国民党的部队了。11月上中旬,太原、上海相继失守,华北形势进一步恶化。

  我护送邓小平政委到第129师上任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我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从马牧村出发时,总部搞了台汽车,全部人员都坐车出发。这是两台烧木炭的卡车,日本造,质量很差,走着走着就抛锚。幸好几个司机都是老“把式”,总能对付着开动。

  离开总部时,我问总部管理人员,我身上没带一文钱,路上吃住怎么办?管理人员说他也不知道。我一时想不出办法,就匆匆忙忙上路了。

  我们一路要经曲沃、冀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的路窄窄的,坑坑洼洼,走了3天,才好不容易到了长治。这几天吃饭住房都由彭真安排,他是山西人,地方政府人员比较熟,走到哪个县,都有人招待吃住,而且吃得好,住得好,我们警卫人员省事省心。到了长治,彭真就到了目的地,不跟我们走了。这下我抓瞎了。

  我们继续坐汽车到了武乡县。武乡县没人接待,我紧张极了,邓政委的行动要保密,不能找县长。我在武乡东村找了一家地主的房子,先请邓政委住下来。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我真后悔,出发时要是从师部领点钱就好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报告邓政委,说身上一文钱都没有,首长吃饭的事不好解决。

  邓小平政委瞅我一眼,说:“我身上有钱,你同我一起去吃,其他人你找村干部商量。”

  我心里想:没有解决首长吃饭的事,怎么还能用他的钱吃饭?便说:“邓政委,你带你的警卫员去吃饭,我和其他人员找村长安排。”邓政委同意了。

  晚上,我们挤在一间房子里。大家路途辛苦,很快睡着了,我却难以成眠,想着明天怎么搞,尤其是汽车千万别出事。天还没亮,我就提前起来,看司机发动汽车。果然汽车发动不着,捣腾好多遍,司机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汽车坐不成了。

  请示邓政委后,我去县政府找马。县政府一个负责人说:“多了不好搞,只能解决四五匹。”我带回4匹马,请邓政委和警卫员骑马先行,其余的徒步行军。剩下的都是山路,不算太远,只一天时间便赶到了辽县西河头第129师师部。

  邓小平政委受到刘伯承师长的热烈欢迎,从此,刘伯承、邓小平便战斗在一起,统率着第129师这支抗日劲旅。此后不久,第129师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均取得胜利。

  (本文摘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回忆录《太行岁月》)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8-10-10 19: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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