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组图）
2018-09-13 11:37:01  来源：中红网—中国红色旅游网 作者：周红兵  点击：  复制链接

　　瞿秋白(1899——1935年)，原名瞿双(或霜、爽)，号熊伯(或雄魄)。江苏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背景下，把上海大学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栋梁之才。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2009年，瞿秋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凄凉家世。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月29日生于江苏省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今82号)一座名为八桂堂的花园住宅内的天香楼二楼。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赓甫的住宅，这宅院内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楼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个书香门第，世代为官，瞿赓甫当时任湖北行政长官布政使。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擅长绘画、剑术、医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业，寄居叔父家中，经济上依赖在浙江做县行政长官知县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济。母亲金璇，也是官宦之女，精于诗词。她的子女中长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长子。由于瞿秋白头发上生有双旋，父母为其取名双(或同音字霜、爽)。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瞿赓甫死在湖北任上，从此瞿家的家道开始中落。瞿赓甫的遗属瓜分财产时，瞿世玮作为瞿赓甫的侄儿被迫离开八桂堂，先后租住乌衣桥、星聚堂等处，一家的生活日益窘迫。次年，5岁的瞿秋白进入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私塾启蒙读书，次年转入当地冠英小学。

　　清宣统元年(1909年)春天，10岁的瞿秋白考入常州府中学堂(现江苏省常州市高级中学)。该校校长屠元博，曾经留学于日本，是清朝末年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党同盟会会员。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瞿秋白从他那里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瞿秋白在中学时代确实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后，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弃官闲居杭州，将母亲也接到那里，并停止了对瞿世玮一家的资助。于是瞿秋白家陷入经济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庙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借债度日。民国4年(1915年)冬，因交不起学费，瞿秋白被迫辍学。母亲金璇服毒自尽。瞿秋白一家人分别投亲靠友，瞿秋白先在杨氏小学教书。次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资助，西赴汉口，寄居在京汉铁路局当翻泽的堂兄瞿秋白家中，并进入武昌外国语学校学习英文。

　　奋笔大量政论文章——传播真理。民国6年(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调外交部任职的堂兄瞿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瞿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要出身”的俄罗斯文专修馆(免费入学)，学习俄文。

　　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即五四运动，被选为俄文专修馆学生总代表，参加了北京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6月3日参加上街演讲活动，北洋政府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178人，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号，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和中南海总统府前抗议皖系军阀将领、济南军事长官镇守使、亲日本派回奸马良杀害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会长马云及其两名爱国人士即“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8月30日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释放了全部请愿代表。

　　1920年初，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后成为著名民主党派人士张嵩年又名张申府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苏俄)莫斯科采访，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在苏俄两年时间里，他作了大量考察、采访和写作，先后撰写了《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等数十篇通讯和《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的真实情况，告诉中国人民，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事业之第一步”，莫斯科已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心海中的灯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1919年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

　　1921年秋，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系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中国班是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后成为著名中国共产党人或领导人的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萧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2月，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总司令、中共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的陈独秀代表中共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21日，共产国际四大会议结束，瞿秋白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瞿秋白随陈独秀于1923年1月13日回到北京，即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他在这些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共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在此之前，瞿秋白还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这年夏，早年期同盟会员、后成为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革命家、五四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

　　第一次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起的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 。宣言确立了 《前锋》创刊号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7月，根据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击退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

　　危急关头成为领袖——力挽狂澜。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中共著名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瞿秋白负责主编出版了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

　　1926春，瞿秋白病重住院，抱病著《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共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中共创始人、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共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计划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中共创始人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实际是共产国际派遣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国、苏联政府派遣的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广州)高等顾问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及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以及秋收暴动。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至4月间的中共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但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及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时任翻译的留学生王明一伙捏造了“江浙同学会”事件。

　　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的“失踪”。

　　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共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共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操纵选举，让王明等人一步登天，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等，让主要权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及其同期的同学合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手中。此后一个时期内，米夫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王明在6月向忠发叛变后成为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提高工农文化水平——开创文教。瞿秋白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之后，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即20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的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运动。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红都瑞金，接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等职。

　　瞿秋白到苏区，就投入了火热的斗争生活。在前任创建的基础上，着手制订新的计划。他经过调查研究，亲自起草了《苏区文化教育工作计划》，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广泛征求意见，认真修改以后才作为文件印发执行。1934年3月12日至14日，他以中央教育人民委员身份出席了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各县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并作了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在瞿秋白的指导下，会议通过了《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的决议案》，决议案贯彻了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土地革命服务的方针，说明教育文化工作与当前中心工作任务“应当切实的互相联系起来”。会议动员一切学校和文化团体，切实地宣传教育群众，帮助主管机关完成收集粮食，春耕运动和整顿与扩大赤色少年队的突击工作任务，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根据地。

　　针对苏区教育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瞿秋白提出了正确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措施。他强调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紧密配合革命战争，指出：“苏维埃的教育机关必须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加强广大民众的参战潮流”。创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他说：“苏维埃的教育是阶级的教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教育。”“教育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教育才能真正赞助革命战争。”

　　他要求一切教育机关在教学过程中，要积极引导和帮助学员在学习、工作中紧密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和战争实际，提高工作能力和战斗精神。他说：“战争时代的教育，特别要注意学生的集体的社会工作——就是一切参加战争的工作，要在学生的社会活动中去进行教育，要在一切日常功课之中去教育他们的阶级的战斗的精神。尤其是成年人的教育，要经过文化团体——消灭文盲协会、工农剧社等——去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使他们在识字读书运动之中加紧参加战争的种种工作，使他们的识字和读书能直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战斗能力，使他们能够在集体的娱乐之中(晚会、演戏等等)，得到深刻了解的战争意义的教育，能够学习阶级斗争——揭破反动分子或是机关主义者的假面具，组织和发扬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他严格要求每个学生，“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的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制止一切地方观念等不良倾向，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奋斗”。

　　瞿秋白的这些主张概括起来说，就是教育必须为革命战争服务，为苏区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正确方针对中央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瞿秋白善于团结知识分子，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当时，发展苏区教育，最主要的困难是缺乏师资。如何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是个重要问题。瞿秋白明确指出：“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利用旧知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只要是“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们当做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工作。”根据他的意见，教育部门设法从白区聘请了几位有经验的老教师，并且在工作中尊重他们，发挥他们的特长。高尔基戏剧学校缺少教师，当时俘虏来的白军军官中有擅长艺术的，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就让他们当教员。学员们不欢迎他们讲课，瞿秋白劝告说：“他们有这种专门知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他们过去是白军军官，缴枪过来了，替红军做事了，仍然讨厌他们，瞧不起他们，这是不对的。”终于说服了学员们。

　　当时正处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苏区里的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活动，暗地里搞破坏;在革命队伍中，也出现了叛变现象。为了巩固苏区，各条战线都开展了“检举”运动。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瞿秋白仍然坚持：“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他说：“问题是在于苏维埃政府和党的监督必须加强，阶级警觉性必须提高。”他说，关于利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问题，最主要的是要记住列宁的话：“没有有教育的人、知识分子、专门家的一种劝告和领导性的指导，是不行的。”同样，“没‘民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的帮助和领导作用，无论如何也不行的”。他强调指出：“我们反对‘吃知识分子’主义，我们还要继续反对这种左倾的机会主义，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反对那种脱离阶级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

　　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瞿秋白对知识分子采取比较稳妥的政策，重视利用旧知识分子为苏区教育服务，才能使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不断发展和得到很大成就。

　　瞿秋白还十分注意发挥干部的带头作用。他认为，要发展苏区教育，首先要培养大批的教育骨干，要“提拔和训练新的干部，尤其是妇女干部，要养成大批教育方面的‘群众之中的实际组织者’，要建立经常的监督和检查制度的基础。”当时，苏区创办了许多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并且重视培养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由于充分发挥了干部的骨干作用，苏区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瞿秋白、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等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时苏区设立有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各种专科学校，还有遍布苏区各地的列宁小学、工农夜校、识字组、俱乐部等。据1934年3月，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的不完全统计，列宁小学有3199个，学生约达10万人;补习夜校有4562个;识字组有23286个，组员仅江西省约达12万人;俱乐部有1917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93000多人。中央苏区实行义务教育，使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发展社会教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的痛苦;设立各类专门学校，为党和苏维埃培养了许多干部。正如毛泽东所赞扬的：“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这里是一个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这里的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手里，工农和他们的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以政治上与物资条件上一切可能的帮助。”

　　瞿秋白和徐特立在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下，领导苏区人民积极开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为创造“自由的新的光明天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极力倡导大众文艺——卓越贡献。在中央苏区时，瞿秋白兼管教育部所属艺术局的工作。他极力倡导大众化文艺运动，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对苏区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提出了“大众化文艺”运动的方向，制定了有关政策和制度。瞿秋白对于苏区以戏剧为中心的文艺运动，提出了“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形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当创办第一所戏剧学校的时候，他提议以“高尔基”命名，他说：“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学校要附设剧团，要到火线上去巡回表演，鼓励士气;平时按集期到集上流动表演，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搜集创作材料。关于剧本的审查，他指出：“凡剧本，没有经过预演是不可以肯定好坏的，剧本的成功，必须经过写和预演两步程序。演一次改一次，才有好的剧本产生。”这种实践第一、群众路线的观点，是十分正确的。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使文艺沿着无产阶级的革命方向健康发展，瞿秋白为苏维埃剧团、工农剧社、高尔基戏剧学校和俱乐部制订了章程和纲要。1934年4月初，由中央工农民主政策颁布的《苏维埃教育法规》，其中就包括了《工农剧社简章》、《高尔基戏剧学校简章》、《苏维埃剧团组织法》和《俱乐部纲要》等，详细地规定了各个组织的方针任务，从而使苏区文艺运动逐步走了群众化、组织化、革命化的正确轨道。

　　第二、注意培养文艺骨干，建立了一支宏大的文艺队伍。瞿秋白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上什么工农戏剧运动。”在高尔基戏剧学校讨论教学计划时，他指出：剧校除设普通班外，应增设红军班和地方班。红军里面的文化娱乐工作与各军团剧社的活动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戏剧学校如果不为红军培养干部，就失掉了创办的重要意义。同时，他建议把瑞金云集区、长汀县和中央印刷厂的工农剧社社长调来训练，半年毕业。他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戏剧学校学员们的成长，并在百忙中给他们授课。在他的领导和关怀下，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出1000多名学员，编成60余个戏剧队，活跃在苏区各地，成为红军部队和各级苏维埃政府的文艺骨干。

　　第三、精心指导文艺创作，把文艺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瞿秋白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到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与群众紧密联系，体验各种生活。他说：“闭门造车是不能创造出大众化的艺术来的”。“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其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他还身体力行，曾几次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苏区建设和群众生活的状况，“去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以达到对实际生活的深刻体验，并订出了自己的创作计划。红军长征以后，瞿秋白亲自带着中央剧团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演出。1935年春，在瞿秋白直接领导下，中央剧团的3个分团，在江西于都小密中央分局驻地进行了文艺会演，演出了新创作的歌剧、舞剧、山歌、合唱、快板、活报等，瞿秋白参加了评议，并颁发了奖品。

　　瞿秋白还发动和鼓励工农剧社社员进行集体创作，他说：“我们没有作家、戏剧家和作曲家，可我们可以搞集体创作，可以向山歌、民歌学习，把群众中的东西记录下来……”为了帮助大家写剧本，他把自己写的许多故事，交给剧社编导改编成剧本。他说：写故事是写剧本的最好方法之一，要搜集故事，但故事要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特别是在语言上应该性格化。中央剧团演出创作话剧《无论如何要胜利》后，他召开了作者、导演和演员参加的会议，称赞这个话剧的成功，同时也指出了剧本中有些台词显得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太入耳的毛病。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欢喜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他还十分重视收集和运用民间歌曲，他说：“民间歌曲，对群众的教育更大，由于歌词是发自群众肺腑的心声，内容通俗易懂，好听好唱，所以更受群众欢迎。”

　　在瞿秋白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搞集体创作，大大繁荣了苏区的文学、艺术。1934年5月14日《红色中华》戈丽的《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一文记叙道：“我们在这次巡回表演中，与群众生活打成一片，我们开始在新的环境中，运用我们新的工作方法，模仿他，工农大众艺术的特征鲜明的标志更显著了。这次我们还在表演过程中，开始培养工农出身的作家，虽然是才开步走，但在集体创作方法中我们已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月来剧团研究组创造了8个活报，3个戏。——这当得过去剧社编审委员会数月创作的产额。”由此可见苏区文艺创作繁荣之一班。当时，创作了许多剧本和节目，如话剧：《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你教我打枪》、《摸哨》、《抢粮》、《埋伏》、《地雷》、《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游击》、《我们的队伍来了》，舞剧：《搜山》、《突火阵》、《缴枪》、《冲锋》等，还有歌剧、儿童剧、活报剧和山歌小曲。这些创作的剧本，经瞿秋白亲自选校与编辑，出版了中央苏区唯一的剧本集——《号炮集》，由他亲自写序，油印300多份，发到全苏区，还设法由交通线送到上海出版。1934年5月，在瞿秋白主持下，创办了《苏维埃文化》月刊，第一期发表了瞿秋白的文章《文化战线的红五月》，李伯钊的剧本《无论如何要胜利》和弋丽的散文《春耕戏杂记》等作品。《苏维埃文化》的创刊和《号炮集》的出版，对繁荣苏区文艺创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瞿秋白的领导下，苏区文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对于丰富苏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延安时代的文艺运动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如此迅速打开了新局面。数年后在延安，有一次萧三与毛泽东月下漫步，毛泽东还提起瞿秋白在文化方面的专长，感慨道：“怎么没有人既懂政治又懂文化呢?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苏区最后文艺汇演——红灯冉冉。中共中央决定红军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瑞金。徐特立临行前，瞿秋白把自己的一匹好马换给了他。第二天，不知就里的原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西方军总指挥而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亦同留在苏区陈毅的(本书第三卷有传)见到瞿秋白，忙着把自己的马缰绳塞到他手里，催他赶紧走。但这份好意被瞿秋白谢绝了。当晚，瞿秋白和好友政治理论家吴黎平相聚，酒酣耳热之际对吴黎平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还是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见。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

　　能够印证这一说法的是：长征开始后，为了保守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的秘密，瞿秋白继续编辑《红色中华》报，报纸仍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机关报的面目出现，社址不变，印刷厂不变，出版周期不变，直到1935年1月。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撤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守的中央分局机关从瑞金梅坑撤离至于都宽田，继续领导苏区人民牵制敌人即国民党军的主力，进行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瞿秋白未能随中央机关同行，留在中央苏区，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在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依然任劳任怨地工作，并努力将中央苏区的文艺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根据国民党军占领宁都、兴国、瑞金等县城的恶劣环境，为便于行动，瞿秋白指示把工农剧社编成部队形式，分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石联星、王普青负责火星剧团;刘月华、施月娥、施英负责红旗剧团;赵品三、宋发明负责战号剧团。三个剧团按照各自划定的区域，分散到部队、农村集市中进行演出，并约定每两个月会合一次。演员们利用话剧、歌舞、山歌等节目，向群众宣传工农政府的政策，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红军、支援前线，增强了群众对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分局机关撤到于都县黄麟井塘村。新年将近，瞿秋白通知三个剧团到井塘村集中，决定为庆祝新年进行元宵节文艺汇演。为搞好这次汇演，瞿秋白不仅亲自布置演出会场，还冒着大雨到山口迎接从前线赶来的各剧团演员。

　　1935年2月初，经过几天的忙碌和群众的帮助，一个有顶棚的舞台搭建好了。元宵节前夜，悬挂在舞台两旁的汽灯亮起来了，松柴点燃了，元宵节文艺汇演开始了。项英、陈毅、瞿秋白、毛泽覃、陈潭秋、何叔衡、刘伯坚、邓子恢等中央分局领导同近万名群众前来观看演出。尽管山雨霏霏、寒意浓浓，但演员和观众心中却像燃烧着一团火。

　　“红旗”“战号”“火星”三个剧团在热烈的气氛中，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有话剧、舞剧，还有小提琴独奏、口琴独奏和乐器合奏等。汇演持续了几个小时，观众的情绪非常激动、高涨。演出结束时，瞿秋白对演出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和意见，并对优秀节目评了奖。“火星”获第一，“红旗”获第二，“战号”获第三。

　　这次演出是在中央苏区特别困难的形势下举行的，它对鼓舞人们的斗志，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充分表现了革命者革命的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1962年，赵品三在追忆这次汇演时，写下一首诗：“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叹妙才。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回。元宵结采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蒸肠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三十年来谁记得，于都情景宛如新。”

　　汇演结束后，中央分局召开了突围动员大会。项英、陈毅等根据中央指示，将留守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分路突围。1935年2月10日，瞿秋白同邓子恢、何叔衡等一起，由一个红军排护送，从井塘村出发，经过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突围。突围中，瞿秋白不幸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元宵节井塘文艺汇演”成为瞿秋白生命中最后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这将永远铭刻在中华苏维埃的红色历史之中。

　　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傲霜雄魂。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小迳村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十四团钟绍葵的部队俘获，关入上杭监狱。4月初，鲁迅从密信剖析得知瞿秋白被俘，尚未暴露身份，就与弟周建人和瞿秋白妻子杨之华想方设法托人营救。可是，4月10日后，由于叛徒指认，身份被识破，国民党报纸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使鲁迅的营救计划成了泡影。5月9日，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并严厉苛刻的解剖自己。在被押期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数次令人和派要员，采取各种手段利诱劝降，均无功而返。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期，有人竟以《多余的话》将瞿秋白定为叛徒，1980年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

　　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后，换上了洗净的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梳洗毕，坐在方桌前，点支烟、喝杯茶，再翻阅唐诗，吟读着、思索着，则挥笔写“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的绝命诗时，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闯进房内，出示了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瞿秋白很镇定地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随即跟廖祥光来到隔壁的长汀中山公园，瞿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他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随后，缓步走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神色不变，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红军歌》。到达罗汉岭刑场后，选择一处坟墓堆上，盘足而坐，还回头微笑地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一位临场记者如实报道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如上述)。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2华里多即1公里余。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2华里，就是20米也无法走，恐怕是要被人拖行的。而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直至“饮弹洒血”，如上述)。

　　作为生理人的瞿秋白从此远去了，然而瞿秋白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影响，却是挥之不去的。

　　回顾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副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罗亦农、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而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瞿在1927年11月—1928年4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题词，高度赞扬他说：“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1955年，中共中央将瞿秋白的骨灰迁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

　　尤其值得提及是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留下6个“第一”：他是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是中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丰采的第一人;是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纳雄纳尔(Internationale)”就是根据音译过来的，并一直沿用至今;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即1923年瞿秋白作《赤潮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创办了中共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是主办人，也是主要撰稿人;是系统地给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

　　著述译作精湛广博——一代文豪。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务繁重，但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拼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许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主要作品有《赤都心史》、《俄乡纪程》、《多余的话》和译作《高尔基创作选集》、《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等。他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无论是他英勇献身革命事业的光辉事迹，还是涉及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翻译等众多领域的重要思想，都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并第一个 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

　　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的遗著《海上述林》。

　　瞿秋白的文学影响，还有其20纪20年代初接触世界语，赞成世界语的理想，并积极宣传和提倡。他在创造拉丁化新文字时吸收了世界语的优点，在拟订字母方案时采取了世界语字母作为标准。他在《新中国文字母表》一文中说：“新中国文的字母采取世界语字母做大致的标准，而加以相当的变更。这使得中国接受外国文的字眼来的格外方便。读音和写法都可以和世界语差不多相同，所以新中国文也可以叫做Esperanto化的中国文”。

　　另外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曾合作制订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通过这套拼音文字脱了盲,不但能读拼音报,还能写简单的信件。这更坚定了语言学家们对新文字的信心。不过,连年战乱，新文字的实验和推广始终没有在全国铺开。

　　作品欣赏:

　　江南第一燕

　　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算子•咏梅

　　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红梅阁

　　出其东门外，相将访红梅。

　　春意枝头闹，雪花满树开。

　　道人煨古拙，烟湿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觉晚，瘦鹤竹边回。

　　咏菊

　　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

　　哭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泪痕。

　　饥寒此日无人问，落上灵前爱子身。

　　遗书节选: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狱中题照)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1935年5月23日

　　突出贡献英雄模范——诸夏怀霜。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第一个爱人王剑虹，四川酉阳人，土家族，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学的挚友，是一位聪慧的时代女性。1923年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热爱文学，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表白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

　　第二个爱人杨之华，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时，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喜欢诗词、音乐，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引诱，堕落了。此时，杨之华已生下一女，便是“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杨之华心中的怨愤。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并与在校执教的瞿秋白相识相爱。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亲临祝贺。从此，瞿秋白和沈剑龙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剑龙送给瞿秋白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鲜花，照片上写着“鲜花献佛”四个字，意即他不配杨之华，他把她献给瞿秋白。

　　1982年3月25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瞿秋白故居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经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50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基本陈列《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在西院,《瞿秋白故居陈列》在东院。馆内是他生前曾生活过的地方，有他曾用过的井等，并陈设有他的生前所用衣物、毛笔，以及他的手稿作品、照片等珍贵物品。还有《纪念瞿秋白书画展》等专题陈列。编辑出版了《江南一燕》和《瞿秋白研究》(丛刊)，编印了《瞿秋白研究信息》，是纪念、学习、宣传和研究瞿秋白的重要基地。

　　2006年10月17日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在当年烈士就义的地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汀正式开馆。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就建在烈士就义地——长汀县城西罗汉岭下，占地59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990平方米，与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联成一体，集中展示了烈士光辉的一生。

　　瞿秋白烈士纪念馆分凄凉家世、传播真理、力挽狂澜、一代文豪、奔赴苏区、傲霜雄魂、诸夏怀霜等8个部分，展出瞿秋白烈士一生的光辉事迹，展线全长120米，展出图片200张，书籍50本，实物(复制品)30件，半身雕塑一座及创作画(国画、图画)4幅，并配备放映厅。瞿秋白烈士纪念馆，与瞿秋白烈士纪念碑、瞿秋白烈士就义地联成一体，游客来到这里，可以瞻仰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就义地，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2009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瞿秋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8 15:40:1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

下一篇：张秋人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