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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求索真理 耿耿此心 ——记我的父亲李明灏
2019-05-21 16:57:11  来源:李呤波  点击:  复制链接



 李明灏

  我的父亲李明灏去世已经14周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在报刊上读过他的文章,电视剧《湖南和平起义》中也有 他活动的形象。但父亲奋斗不息、追求光明的一生中,我总感到还有许多他对于人民所作的有益贡献,应该记录下来。

  父亲于1897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的一个普通农家。祖父曾是清末的一名秀才,后来在本县渌江中学任教。20世 纪中,醴陵曾出现过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我党老一辈的革命家。从父亲的青年少年时期起,有两人与他的关系甚为密切。一位是原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他是我祖母的侄儿、父亲的表弟,和我家来往颇多。 再一位是李立三,他是我祖父的高足和父亲的同窗好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与父亲还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1915年,父亲抱着投笔从戎、振兴祖国的热情,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又转入北平清河陆军军官第一预备学校。1919年,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拔至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

  1922年8月父亲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对这批回国的士官生久久闲置不用,经友人介绍,父亲回到长沙,在湖南陆军讲武堂担任教官。彭德怀当时是这里的学生。

  当时的中国,政府腐败、军阀混战、国弱民贫,受尽列强凌辱。孙中山先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一时风云际会,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纷纷奔向广州。父亲亦于1923年6月离开湖南来到广州。由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引进,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后孙中山先生派程潜建立军政部陆军讲武学校,程潜兼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我父亲为教育长。当时,父亲与革命人士来往较多,由此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这一切对于他后来所走的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自1925年起,父亲随程潜先后参加了平定广州发生的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及捣毁陈炯明逆军的第二次东征。 1926年7月,他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为程潜,党代表为林伯渠)的一位团长,率部参加北伐。在击溃军阀孙传芳部的战斗中,由于战功卓著,父亲被晋升为少将。 同年12月,程潜任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父亲当时任江右军第六军代参谋长。江右军于1927年3月攻克南京,击溃了北洋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1927年4月,父亲被任命为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当时他曾郑重地通过李隆光团长 (共产党员、李立三的堂弟)向党代表林伯渠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得到的回答是,考虑到他在党外可以起更大的作用,劝他先不要入党。

  1927年5月21日,湖南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许克祥、王东原、何键、张辉瓒等袭击了省总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四处捕杀共产党员,长沙城中一片白色恐怖。父亲当时率领十七师部分干部与官兵驻在长沙。当晚李隆光团长匆忙来到父亲住处,说有许多共产党员无处躲避,请父亲设法保护。父亲即命李隆光把那70多名共产党员带到师部躲避。父亲要这些共产党员穿上军装,派经过挑选的30多名可靠士兵在三天内分批将他们护送出长沙,向安全地带转移。另有6名女共产党则躲在我母亲的住处,由我母亲陪同送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派系斗争激烈。1928年4月,程潜被李宗仁、白崇禧禁闭于汉口,父亲接替程潜任 第六军军长。同年6月,李、白又免去我父亲的军长职务。 父亲便从此离开了第六军。

  从1929年至1931年,父亲先在南京训练总监部任监员两年,后赋闲。他到上海找到过去同学黄龙(共产党员), 要求介绍他去井冈山。黄龙告诉他,党组织希望他留在上海帮助收集军事情报。他便和党组织有了秘密联系,和他 接头的先后有十多位同志,用的都是化名,其中有聂荣臻和曾希圣。父亲曾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见到 曾希圣同志时,十分髙兴地称呼他为“老赵”,曾希圣笑着告诉他:“我不叫老赵,我叫曾希圣。”

  1932年底,和他接头的刘仁霖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党组织要他回到国民党的军事机构,并设法收集湘、鄂、 赣、皖四省的军用地图,供红军使用。父亲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回到武汉,利用老关系打进了武汉总司令部, 任少将参议。他以研究军事为理由,从他过去的学生、当时司令部的干部那里,采取各种办法收集到湘、鄂、赣三 省两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数千张,装了一大皮箱,只是安徽省的军用地图由于归南京方面管辖,没有搞到。经过用 暗号与刘仁霖联系,刘派一位女同志至汉口取走了这箱地图。她还传达了刘仁霖的意见,要父亲谨慎做好善后工作, 并寻找借口,速离武汉,免遭不测。父亲当即采取了各种措施,最后得以脱身离开武汉。后来听说武汉司令部曾发 现丢失了军用地图,但查来查去没有线索,又怕上面怪罪, 只好不了了之。这几千张军用地图在后来红军的反围剿 斗中起了极大作用。这一段历史,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

  以后的十年,父亲一直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从1935年至1943年,他曾担任成都中央军校一分校主任和湖南武冈二分校主任。其间,1939年他曾与叶剑英同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副主任。父亲在军校培养的学生前后达数万人。凡是我接触过的他过去的学生,无不对他的公正廉洁、博学多识、办学有方、与学员同甘共苦的精神十分敬佩。据我姐姐李吟芳回忆,父亲上任成都分校主任不久,一天四川省主席刘湘派人送来一个有桌子高的玻璃框罩着的金宝塔,四周挂着小铃铛,金光闪闪。小孩们围着简直看不够,而到了下午,父亲回家后就派人原封不动地归还刘府了。他离幵成都军校时,军校学生送他一块纪念金牌,上面刻有“公正清廉”字样。在武冈办军校期间,父亲还付出了许多精力,创办了洞庭中学,为学校挑选了优秀的师资,制定了正确的办学方针。在当时的几届湖南会考中,洞庭中学一直名列前茅,为提高当地附近几个县的文化水平作出了一定贡献。今日的武冈已有了很大发展。武冈人民对父亲过去在那里的作为一直是历史地给予肯定的,许多与他有关的地方现在都已辟为纪念馆。

  1943年8月,大约是为了表示自己兼容并蓄、不论亲疏吧,蒋介石突然将父亲从穷乡僻壤的武冈调至陪都重庆去担任警备司令。这自然是一次向上爬的好机会,只可惜和父亲的秉性格格不入。父亲平日的作风与为人,一贯心怀坦荡、公正无私。他爱护下属,平易近人,诤浄益友甚多,对坏人坏事则铁面无私,疾恶如仇,从不逢迎巴结, 因而得罪了不少国民党的权贵。湖北参事室参事谭定远同志在文章中提到,父亲1943年在重庆任职时,与重庆的 “八路军办事处”来往较多,他的行动被特务密获,报告了蒋介石。蒋命当时的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查实严办。谭曾在卫戍司令部的一次会议上,亲眼见到刘峙公开质问父亲的情况。1944年8月,蒋介石终于将父亲撤职。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谭定远同志的亲戚唐纵当时曾亲口对谭说过,蒋介石是因为李明灏同八路军办事处来往密切而将其撤职的。程潜的长子程博文在文章中也提到,父亲在重庆时,因将刘峙搞的“陪都防御工程”偷工减料、完全不符合要求的情况据实上报,招致了刘峙的忌恨。父亲的被撤职是很自然的。1943年4月父亲在致洞庭中学校长殷德饶先生的文中有一段话,很能概括他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时刻的胸怀,即“国家到了今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文天祥、史可法也是人,我实难于做鬼丨……此所以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父亲一生中曾四次被蒋介石撤职。他在1935年被任命为中将,直至1948年去解放区为止,仍然是个中将。他生 平几乎没有积蓄,还以自己的工资收入,培养了不少青年读书,希望他们成才。父亲在重庆被撤职之后,我们全家 住在重庆小龙坎的乡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好在父亲一生仗义疏财,对朋友的急难他总是鼎力相助,因此在我 们生活困难时,他也经常受到朋友和部下的接济。

  我记得就在抗战刚刚胜利,我们在重庆乡下生活极为拮据之时,蒋介石又来调令,要父亲去担任后勤总司令,被父亲拒绝了。他对全家说,现在如果你不想当贪官污吏,不肯同流合污,是做不了这个司令的,我怎么能去干这项差使。

  从在重庆下台以后,父亲便有了去延安的想法。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更是下定决心。他写信到南 京声明脱离国民党,被蒋介石批为“永不录用”。父亲把家安在不为人注意的九江,为的是怕特务们的骚扰。他自己 则来往于上海、北平、天津、东北等地,找寻去解放区的途径。1943年初我正在上海念高中,寄宿在学校。一天, 父亲突然来告诉我,他已找到去解放区的关系,会有一段时间不与家中联系了。从那时起直至解放,我便没有了他 的消息。他当时是去了香港,找到翦伯赞和黎澎,并通过他们认识,当时我党港澳工委副书记连贯,经由连贯与周 恩来取得了联系。在香港时他还和翦伯赞、黎瀠一起,进行了反蒋的宣传活动。

  由于周恩来的电邀,父亲于1948年夏由香港秘密经上海、天津、北平辗转进人石家庄解放区。其间他曾去武汉 见程潜先生,程当时任“武汉行辕”主任。父亲坦率地告诉程:“周恩来欢迎我去解放区,我也决心去。”程潜表示 完全赞成,并委托他代向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问好,说在适当的时候自己也要投奔解放区。

  周恩来派人将父亲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父亲很快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恩来的亲切 接见。在此前后父亲还受到叶剑英与聂荣臻等的热诚接待。 1948年冬天,彭德怀路过石家庄,也特地来看望了父亲,还送给他一件皮大衣御寒。父亲对共产党领导人礼贤下士的作风深表钦佩,对给予他的热情关怀与充分理解,感到由衷的喜悦。他感到多年来在蒋管区郁积心头的闷气一扫而光,精神上获得了完全的解放。

  1949年1月,父亲奉党中央之命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工作。3月,党中央任命父亲为华北军大第三总队队长,负 责对起义部队将校级军官的教育改造工作。

  1949年5月,父亲受党中央委派,赶赴武汉参与湖南和平解放的筹划工作。中央要他设法将毛主席致程潜的亲笔信送到程潜手中。父亲到达武汉后,中共中央中原局和第四野战军的领导把疏通湖南程潜和陈明仁的重任交托给 他。父亲与当时据守长沙的程、陈二人均有多年交往,相互信任。父亲本来想立即亲赴长沙,但中原局和四野的领 导考虑到他的安全,没有同意,而是由他派了一位可靠的亲戚从武汉秘密赴长沙,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交与程潜。 程潜见信后很受感动,表示希望四野尽快向湖南进军。当时程、陈二人虽有起义之心,但处境却很困难。国民党方 面对他们监视甚严,而且软硬兼施,并随时可能被逼驾至广州。陈明仁兵团部属的思想也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为实现湖南的和平解放,共产党组成了以金明为首的五人谈判代表团赴平江进行和谈,父亲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代 表团到达平江后,陈明仁即派专人邀请父亲一人先入长沙。

  经过组织安排,父亲只身化装潜人长沙,与程、陈2人相见。为确保父亲安全,陈明仁将父亲先安置在他办公室的套间里,后又移至他自己住所。父亲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阐明共产党对和谈的方针政策及具体安排, 又和部分部属们相见,打消他们的疑虑。双方代表团经过多次磋商、会晤,最后达成了协议。湖南和平解放终于顺 利完成,3000万三湘人民得以免遭战火。当时成立了由程潜任主任、黄克诚任副主任的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父亲 任委员兼秘书长。

  1949年9月,毛主席电邀程潜、陈明仁和我父亲作为特邀代表来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到京之日,毛主席亲至车站迎接,并在百忙中陪同他们游览故宫与天坛。10月1日,父亲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5年第一次授勋时,父亲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50年代初期,叶剑英还曾希望父亲能继续到军事院校去工作,但当时父亲颇有解甲归田之意,便自动留在了地 方,这是他后来一直引为憾事的。1950年初,中央曾有意要父亲在湖南担任领导工作。他以湖南亲友太多,不利于 廉洁而坚决要求离开湖南,并一再要求不担任正职。他认为这样便是尊重了党的领导,他当时是这样对家人说的. 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任命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政部副部长,后改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中南军政委员会撤销后,父亲较长时间地担任了湖北省副省长之职.他还曾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父亲在湖北省工作的十几年,总的来说,心情是比较愉快的。1956年以前,我有几次在假期中回到武汉,见到 每周总有一个晚上,有人通知他去开党组会。父亲并不是共产党员,可是当时担任省委书记的王任重和省长张体学 是完全把他当自己人看待的。刚搬至武昌水果湖省机关宿舍时,住宅外面十分空旷,都是荒地。父亲母亲觉得地荒 了可惜,工余之暇在房屋后种下了许多菜蔬。这还是他们年轻时干过的营生。由于菜长得很好,带动了周围的省委 家属都种起菜来。在湖北的任期中,父亲不是第一把手,但湖北每一县的山山水水都有他的足迹。他还在检査工作 时从铁路桥上摔下来,住进了医院。

  他当时年近八旬,仍以病弱之躯,在家仍埋头学习《毛选》,还不顾家人的阻拦,坚持写了数万言对国防教育基础知识的建议,报了上去。现在家 中还留有他当时学习《毛选》的笔记,蝇头小楷,字迹工整,一丝不苟。我每每翻阅,总感到从中可以见到老人对 党对人民的一片赤心。1980年父亲病逝于武汉,享年 83岁。

  父亲的一生是为祖国的富强、为社会的公正而孜孜以求、坎坷奔波的一生。他得以自慰的是他终于亲眼看到了 新中国的建立,看到了新中国走上了康庄大道。写至此处,已是深夜,仰望苍穹,繁星 闪烁。我的眼前浮现出了战争时期父亲忧愤的、严峻的面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那开朗的、慈祥的笑貌。父 亲已远离我而去了,但父亲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永远为世人所称颂,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传统美德——正直、刚毅、 清廉、敦厚,将永远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原载湖南人民出版社《武冈黄埔情----黄埔军校第二分校纪念文集》)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21-08-07 11: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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