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武汉的抗战岁月
2026-09-24 10:22:25  来源：《文史精华》? 作者：梅兴无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2月，受党中央的委托，周恩来来到武汉，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动国共合作，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抗战。在武汉，周恩来度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岁月，留下了光辉的抗战足迹。

　　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促进抗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南京告急。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重庆，一些重要的党政军机关则在武汉办公，武汉一度成为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原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也随之迁至武汉，改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简称武汉“八办”）。武汉由此成为中共开展各项工作的重要阵地。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的工作，并组建新四军。

　　12月18日，周恩来一行来到武汉，“八办”成为中共代表团、长江局的驻地。21日晚，周恩来、博古等会见蒋介石。周恩来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以及出版《新华日报》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建议。蒋介石认为“外敌不足虑”，军事失利“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他寄希望于中共劝说苏联出兵帮助中国。双方还就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中共方面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参加，国民党方面由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参加。

　　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决定将两个机构合并，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对内称长江局，周恩来为主要负责人。

　　12月26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定周恩来和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30日，长江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中共中央对起草共同纲领非常重视，但国民党对起草共同纲领并不积极，他们不想有一条“绳索”绑住自己。所以，在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将会谈重点转到请中共帮助劝说苏联出兵援助中国抗日这一问题上。

　　尽管共同纲领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回应，但周恩来仍不遗余力地推动国共合作。根据中央精神，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国共合作的3种方式：一是国民党改造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也加入；二是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和各级共同讨论；三是维持现状，遇事协商。蒋介石最终拒绝了前两种构想，采纳了“遇事协商”的方式。周恩来在回忆这段谈判历史时说：“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

　　经过谈判，周恩来提出的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的建议为蒋介石所接受。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非常时期应设立国民参政会”。中共最后确定毛泽东、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邓颖超等为参政员。1938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中共代表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中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国共合作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那时，也有不少关于国共合作的杂音。1938年初，国民党主办的《扫荡报》等报刊发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宣传运动。2月10日，周恩来就此约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表示，并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唯愿“溶”成一体。周恩来明确回答，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认为可以研究，并说《扫荡报》的言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本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蒋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各报以后不得再刊登这类文章。

　　蒋介石既打算通过各种手段“溶共”，又想通过接纳周恩来来表明对国共合作的“诚意”。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4个部。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了副部长一职。这个职务是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3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在武汉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是用来做政治部的工作，白天在政治部上班，晚上回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日夜操劳，十分繁忙，常常通宵达旦。

　　周恩来充分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与国民党军政要员频繁交往。冯玉祥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周恩来到冯玉祥寓所与之长谈，向冯介绍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深得冯的赞许。此后两人建立起亲密的合作关系，冯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白崇禧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1938年3月前往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前，他到周恩来处请教对敌作战方略。周恩来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方针，并表示中共武装将在军事上予以配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指示八路军、新四军有关部队牵制日军，配合李宗仁部作战，为取得台儿庄大捷作出积极贡献。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后，周恩来及时把它推介给白崇禧。白崇禧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将其精神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向蒋介石极力推荐。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把这两句话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指导开展独立的游击战争积极抗战

　　在长江局的诸多工作中，不论是恢复南方各省共产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还是组建新四军并东进抗日，部署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都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十年内战期间，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基本上被破坏殆尽。长江局先后在南方15个地区重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等，使中共在国统区的党的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38年9月，长江局所辖区域党员发展到67,780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27%，为抗战和后来的革命斗争积蓄了力量、培养了骨干。

　　上海曾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周恩来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重建。他同负责重建工作的刘晓谈话时强调：上海应建立一个巩固的党组织，对保存下来的组织不能按原班人马接过来，而要个别审查清楚后，再确认其关系；重建后，上海地下党的党员，政治上必须可靠，又有隐蔽条件。刘晓根据这个指示，恢复党的各级组织，然后成立了江苏省委，以上海为工作中心，同时领导江浙两省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地区党的工作和敌后游击战。

　　1938年6月，周恩来、董必武等指导中共湖北省委成立鄂东、鄂南、鄂中特委和鄂西、鄂北中心县委。每一区域都派得力干部去发动和武装群众，筹备建立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组建新四军是长江局工作的重中之重。1937年12月，周恩来一到武汉，就同项英与先期到汉的叶挺一起研究新四军的组建问题，决定马上筹建新四军军部。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重点讨论了新四军组建问题，决定：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应迅速集中，组建新四军，全部开往抗日前线；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新四军方面，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参谋处研究作战方案供新四军参考。会后，周恩来、项英等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要求派往新四军的干部迅速到汉。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大和街26号（今汉口胜利街332—352号）正式成立，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兼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向新四军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部署新四军集结东进。在此后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分散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胜利完成了下山整编为新四军的任务，开赴敌后抗日战场。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对活动于鄂豫边的新四军4支队的工作予以具体指导。1938年初，周恩来向新四军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传达中央指示，要求他们迅速从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独立的游击战争。由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的新四军4支队8团在竹沟休整期间，周恩来指示，其行动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并向中央建议调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彭雪枫来豫，担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到竹沟主持军事工作。彭雪枫对8团进行整编，壮大了队伍。3月，8团开赴敌后抗日战场，其家属、伤病员以及部分武装留在竹沟，成立8团留守处，由彭雪枫负责。7月，周恩来特地安排武汉“八办”拨了6挺苏式转盘轻机枪送往竹沟。9月，周恩来指示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向豫东转移，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彭雪枫在竹沟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10月1日，该部奉命从竹沟出发，向豫东挺进。

　　新四军创建伊始，薪饷和军需都十分困难。虽然新四军每月预算为16.6万元，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只批了6.5万元。新四军请发1万套棉军衣，何应钦竟批：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周恩来多次找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等要员据理力争，终于将预算增至每月9万元。周恩来还同路过武汉的安徽财政厅厅长章乃器交涉，希望他能够对驻安徽境内的新四军予以财政支持。章乃器返皖后，每月给新四军补助3万元。

　　根据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需要，周恩来指示武汉“八办”为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筹集了大批武器弹 药、医药用品、军需装备和几十万斤大米、面粉，以及皮革、毛纺等。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成立后，周恩来设法给炮兵团购置了一架炮队镜和一部测距机。此外，武汉“八办”还从香港购得一批驳壳枪，支援鄂中敌后游击战争。

　　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长江局下属党组织开办了各类培训班。1937年冬，中共湖北省委委托方毅主持，在七里坪秘密举办训练班；1937年冬至1938年夏，中共湖北省委通过统战关系，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池举办了3期训练班；1938年春，周恩来、叶剑英派军事干部在武汉大学举办游击战争训练班；1938年3月，彭雪枫在竹沟成立军政干部教导队。这些培训班的学员结业后，分赴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游击区，许多学员成了新四军的骨干。

　　宣传发动全社会人民群众团结抗战

　　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后分管的第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他力荐郭沫若担任三厅厅长。1938年2月，周恩来拜访著名作家老舍，希望他出面将流亡到武汉的文化界人士联合起来，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3月27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老舍和阳翰笙等人的筹备，文协成立大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为文协成立大会总主席，周恩来等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文协成立后，电影、戏剧、美术、音乐等协会纷纷成立，拉开了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序幕。

　　4月7日，三厅发起武汉各界抗战宣传周活动，周恩来对宣传周作了周密部署。宣传周首日夜晚，举行了庆祝台儿庄大捷的火炬游行，参加的人数达四五十万，汉口一片沸腾。数百个宣传队运用歌咏、戏剧、电影、美术等形式，在武汉三镇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宣传活动，艺术家们演出街头短剧，学生们发表演说，画家们的漫画贴满街头。入夜后开始火炬游行，在长江之上、武汉三镇之间，抗日花灯火炬和几百条船组成的歌咏队，延绵数里，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整个武汉三镇的人民都被动员起来了，沉寂的江城“的确复活了”。

　　文协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孩子剧团。周恩来要求他们深入前线部队和农村、工厂中演出，发挥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作用。冼星海和其他音乐工作者在中山公园体育场，组织了一次轰动整个武汉的万人大合唱，激发了人们的抗日救亡斗志。周恩来和邓颖超还亲自到电影拍摄现场，勉励工作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拍出好的片子。袁牧之、陈波儿等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金山、王莹演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轰动全国。

　　抗日救亡宣传运动把不同政见、不同爱好的文艺界人士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既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又促进了抗日救亡团体的发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这些团体发挥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以各种方式为反抗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38年8月，抗日救亡团体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被国民党无理解散。周恩来当即给武汉卫戍司令部打电话，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们的非法行径，并以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命令宪兵马上撤走。在周恩来的关怀下，这些团体的成员有的到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有的留在武汉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在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三厅直接组织发起了献金救国运动。周恩来带头捐出一个月薪金240元。武汉各界群众积极响应，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工商业者，甚至还有擦皮鞋的小孩子、人力车夫，在短短的5天里就捐赠了100万元。周恩来、郭沫若等组成慰劳总会，统筹慰劳工作，将这笔巨额献金全部用于慰劳前方将士。阳翰笙携30万元亲自到香港购买药品、医疗器材和10辆卡车，运回后分别送至10个战区。那时前方将士患疟疾的很多，购回的奎宁及时送至前线，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周恩来对报刊宣传工作非常重视，代表中共同国民党反复交涉，争取到在国统区创办我党第一份全国性政治机关报《新华日报》的合法权利。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出版。1月17日，一伙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和印刷厂。周恩来立即同武汉有关当局交涉，要求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保证了《新华日报》的正常出版发行。在武汉外围战事渐趋紧张时，《新华日报》派出战地记者上前线采访，多次报道国民党军队的抗战事迹，登载了国民党一些领导人的抗战言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经常审阅报纸的社论和重要专论，有时还亲自撰写。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大力宣传中共抗日路线和方针，争取千百万群众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曾称赞《新华日报》“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1938年10月20日，武汉形势急转直下，报刊大多停办，《新华日报》成了武汉市民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报纸之一。10月下旬，日本侵占武汉周边地区，武汉危在旦夕。为了使报纸出版不致中断，周恩来决定分两批疏散人员、运送物资前往重庆，《新华日报》必须在武汉出版到10月25日，武汉一停刊，重庆接着出版。

　　10月24日晚，周恩来来到报社，为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口授社论《告别武汉父老》。此时，隆隆炮声已从城东北角传来，周恩来泰然自若，召集报社留守负责编辑、排版、印刷的3人说：“国民党已经撤离武汉，蒋介石也走了，但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冲锋在前，要坚持到最后的时刻才能撤退。”周恩来走出报社时，已是25日凌晨。当天下午，武汉沦陷。在汉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早几天甚至一个月之前就已撤走，而周恩来一直坚持到最后才离开武汉。

　　争取国际友人支援抗战

　　中共代表团到武汉之后，改变了中共过去与苏联以外的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周恩来等人主动与国际友人联系，为中共外事工作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为扩大国际影响，长江局设立了国际宣传组，这是中共的第一个外事工作部门，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成员有章汉夫、毕朔望等。国际宣传组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两部著作就出版了，扩大了中共及其领袖的国际影响力。

　　周恩来还开展了大量的对外交往工作，他身体力行，广结国际友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1938年春，周恩来以中共代表身份，会见了英、美两国驻华使节。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英、美等国的外交政策对中国是不利的。日军占领上海、南京，侵入中国腹地后，英、美在华利益直接受到威胁，于是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变。周恩来肯定了英、美转向援华的态度，同时指出有的国家仍采取“不干涉”的“绥靖”政策，搞“东方慕尼黑”，有诱使国民党当局向日本妥协投降的危险性。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应周恩来的要求，协调英国香港总督准许设立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帮助中共拓展了国际空间。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倡导下，美国民众募捐100万美元援助中国。周恩来在会见卡尔和美国驻汉总领事戴维斯时，表示了赞赏和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中英、中美关系。同年3月、8月，周恩来两次会见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曾任罗斯福总统卫队营长，也是斯诺的好友，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曾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地考察），卡尔逊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中记述了这两次会见，盛赞“周的才智在中国是出类拔萃的”。

　　1938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到武汉，周恩来、邓颖超专门约斯诺到珞珈山寓所畅谈。周恩来一再称赞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中外产生了积极的舆论影响，希望他再次到延安和敌后采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情况。临别时，周恩来将刚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赠给斯诺。

　　周恩来在会见采访过延安的老朋友、英国记者贝特兰时，与其一起讨论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医药援助等问题，请贝特兰将八路军、新四军的需求转达给正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宋庆龄。1938年3月，贝特兰与宋庆龄见面，他们一起筹划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医疗援助的办法。之后，贝特兰不畏艰险，为保卫中国同盟护送12辆卡车和600箱医药用品到西北地区。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特朗等都是周恩来曾在武汉会见过的国际友人。他们写下了不少客观地反映中共和八路军情况的文章，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争取到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斯特朗的《人类的五分之一》、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等书中，都有关于在武汉同周恩来交往的记述和评论。

　　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来到武汉时，周恩来曾与他长谈，希望他多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片子。伊文思在汉口一所教会学校秘密拍摄了一组关于当时在汉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影片，还赠给八路军一台电影摄影机和3盒电影胶片。后来，延安电影工作团用这部电影摄影机拍摄了毛泽东在陕北指挥人民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珍贵影片。

　　新西兰友好人士艾黎等筹集资金，把中国难民组织起来，开展“工业合作运动”，支援抗日战争。艾黎每当遇到困难时便来武汉，周恩来总是亲自会见他，帮助他排忧解难，勉励他坚持下去。艾黎后来感慨，“工业合作运动”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发挥作用，与周恩来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在武汉接待了前来援助中国抗战的外国医疗队。以白求恩为首的美加援华医疗队于1938年1月下旬抵达武汉，周恩来立即会见了白求恩。在他的亲自安排下，白求恩一行很快离开汉口，于同年3月下旬到达延安。柯棣华带领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在武汉期间，周恩来也热情接待了他们，这支医疗队到延安以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捐金献物和回国参军参战的爱国行动，周恩来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司徒美堂在美国组建“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进行了持久而大量的筹款活动，支援祖国的抗战。周恩来在武汉多次会见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人，热情赞扬他们的爱国之举，还明确指示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要他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

　　美国学者休梅克在《美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一书中认为，1937年底周恩来来到武汉后的这一时期，中共对外联系达到“高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国人“可以同汉口的共产党代表自由接触”。不少外国人通过周恩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和信任，从周恩来和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

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25年第8期      作者：梅兴无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9-24 10: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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