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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归侨忆抗战岁月
2020-04-10 09:27:07  来源:中国侨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白刃:回国参加八路军抗日队伍

  我的老家是福建晋江永宁,父亲原是旅菲华侨,我也于1935年到了菲律宾,在马尼拉华侨中学半工半读。在级任老师董冰如的培养教育下,我成了他领导的“人人日日抗日救国会”的常委,参加了《救亡月刊》编辑工作。后来我又到了于以同创办的《华侨商报》当编辑部学徒,有时和记者出去采访社会新闻,有时译些电讯。当在外电里看到日寇在祖国的种种暴行时,我常常感到心潮起伏,恨不能早日回国,拿起刀枪杀敌人。

  1937年3月初,几经周折,我终于归国。在老家筹集了旅费后,从厦门到上海,在南京稍停之后又从上海到厦门。那真是:到南京,救国无门;望延安,路途遥远。回到厦门后,我考上集美初中三年级,开学不久,日寇空袭厦门。在各种进步思潮的鼓舞下,我更坚定了去延安参加八路军抗日队伍的决心。写信与董冰如老师联系,老师在复信中也叫我去陕北。

  那时福建禁止壮丁出境,当时19岁的我正在被禁之列。厦门已被日军占领,我在泉州湾乘英国船到汕头后再到香港,找姐姐资助与几个同学去了西安。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编队之后,徒步行军到延安。800里行军是我们未进抗大先上的第一课。

  行军走到耀县时,我被国民党兵盘问:为什么打起仗来不回南洋去?我说“自从‘九·一八’日本强占东三省,外国人瞧不起中国,华侨在海外很受气。有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当亡国奴?我回祖国就是为了打日本,怎能跑回去当逃兵?”

  到延安后,我们被编为抗大第五大队,因延安地域太小,要到甘肃庆阳建校。200多新生编成了两个队,我编在第一队,被选为副班长。11月初,我们开始了新的路程。从原路南下甘泉、富县,转向西走。行军途中很艰苦,起初不习惯,后来也慢慢习惯了。

  没过多久,我们维修完营房刚要正式上课时,突然接到命令,要到敌人后方去。于是1000多名同学响应党的号召,坚决到敌后晋东南去。渡过黄河,通过封锁线,摸黑找到宿营地。这里离八路军总部不远,真是个敌后办学的好地方。学校成立特科队,我调到了化学队,此外还有工兵队和机枪队。那时学校大批发展新党员,好多同学都入了党,我此后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日寇围攻晋东南,学校搬到太行山上,我被调到支队组织的临时宣传队工作。我们在平顺、壶关、陵川一带的农村里,写标语,演街头剧,说快板召集群众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群众支援八路军,粉碎日寇的进攻。后来抗大总校移到太行山,一分校奉命迁往山东,我们跟着进入鲁南,我被派到一一五司令部当参谋,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王纯流:战斗在日帝统治下的马尼拉

  我出生于菲律宾,幼时随父母回国,在家乡晋江西岑乡岑江小学念书。毕业后,于1939年返菲律宾与父亲团聚,开始是在马尼拉市溪仔婆区(QUIAPO)堂叔公家的料器商当学徒。因为亲属关系,我晚上还能到溪仔婆中西学校学习英文。1940年底,我又到华侨中学念上午汉文初中课,下午打工,是个半工半读的学徒。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法西斯将侵略的魔掌伸向东南亚各国。日寇占领菲律宾后,施行残暴野蛮的统治,菲律宾人民和数十万华侨陷入恐怖的深渊里。

  我在家乡读书时就受抗日思潮的影响,痛恨日寇的暴行,到菲律宾不久又亲眼目睹了日寇的凶恶行径,更萌生了抵抗的思想。1942年底,在与一位理发师和一群好友的交往中,我开始阅读地下油印小报《华侨导报》,这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坚定了我的抗日决心。1943年,我投身抗日地下斗争行列,加入了华侨抗日反奸大同盟属下的店员抗日反奸同盟,简称“店抗”。

  参加店抗后,根据地下组织的决定,我积极的发展《华侨导报》的读者和店抗的盟员。溪仔婆店抗的抗日活动主要有:

  一、利用“九·一八”、“七七事变”等纪念日,在大光明剧院、亚洲剧院举行简短的抗日演讲、散发传单、呼口号、向敌伪反抗示威。

  二、募捐药品现款,由地下交通输送到华侨抗日游击支队的战斗地区。选送人员到农村参加华支,扩大华支队伍。

  三、配合打杀甘心奉敌的汉奸败类行动。

  四、参加反劳役、反保甲制度、抵制瓦解伪华侨协会的斗争。

  五、在溪仔婆菜市场周围繁华地带,张贴“日军必败、盟军必胜”的漫画标语。

  1944年4、5月间,日军在各战场上节节败退,已显得力不从心。此时我们又接到新任务,要在交通要道计顺大铁桥(QUEZONBLVD)张贴署名华侨抗日游击支队总队长黄杰的日文标语,内容是盟军大反攻了,日军必败,请放下武器等等,目的在动摇日军军心。行动之前,我们先做了充分的实地勘查。某日清晨,我和蔡妈义、吴维亮、林宗明四人,以玩足球为掩护,顺利地把日文标语贴在大铁桥地铁柱上,取得很好效果。我们暗自欢喜,日军覆灭的日子不远了。

  1944年9月间,日军做垂死挣扎,大肆逮捕地下抗日分子,此时另外一个地下抗日组织——华侨抗日锄奸迫击团(简称迫击团)的领导骨干团员多人被捕,迫击团被摧残,处于瘫痪状态。在此危急关头,上级把我调去支援迫击团。起初我协助罗理实恢复地下小报《扫荡报》的出版,不久即与迫击团领导成员蔡振声、吴翰清、姚贻沙组成领导核心,开展迫击团的重建工作。

  1945年2月初,美军攻进马尼拉市,广大菲律宾人和华侨雀跃,抗日情绪高涨。迫击团亦由地下转为公开活动。2月中、下旬,百余名华侨青年到迫击团报名参加杀敌。3月初,林南敏、吴重奋、王纯流、曾国峰、洪元章带领迫击团武装队伍开赴蕊描依丝夏省(NUEVAECIJA)的仙沓斐(SANTAFE)山地,配合美军消灭日军残余部队,在我们附近亦有血干团组织的华侨武装部队。

  1952年底,菲律宾当局突然逮捕了二三百名华侨,通称为“难侨案”,政治形势转为险恶。1953年7月,我即与许青云、黄明交、李秀峰四人,离开可爱的第二故乡菲律宾,于11月辗转回到广州,投身祖国的建设。

  高天雄: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仅18岁,是一个铁工厂的工人,住在菲律宾南岛怡朗市。1935年,我参加了当地的抗日救亡协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初,经抗日救亡协会的介绍,我于2月底赶到马尼拉报名参加了菲律宾华侨慰劳团。该团全称是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于1939年初在首都马尼拉成立。它是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发动和组织的。由爱国进步人士许立、王西雄、沈尔七等亲自领导,许多华侨青年都积极报名参加。

  菲律宾华侨慰劳团团长是王西雄,政治指导是沈尔七,全团23人大多没回过祖国,对祖国的地理、气候、语言均不甚了解。但无论条件多艰苦,大家都决定回去,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献身于祖国的抗战事业。参加慰劳团都是完全自愿的,自备路费,成员们进行慰问活动后要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

  1939年6月中旬我们到达桂林,找到了八路军的办事处。桂林是我们回国后的第一站,四处都弥漫着战争的味道。7月底,慰问团到达江西上饶,那是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所在地。当时,慰劳团的处境十分困难,但听团长说叶挺军长正在上饶,不久就来旅店接见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动。下午3点钟左右,叶军长身着便服,带着一个随员,来到旅店亲切的接见了我们,他一再鼓励我们,要我们继续克服困难。

  8月初,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受到军部领导和部队的热烈欢迎。军首长项英、袁国平等亲切接见。到部队后,一切都从头学起。在军部慰问和宣传后,我们奉命赴前方。回军部后,整个团被编入军部教导总队,进行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经过6个月的学习,我们都分配了工作,有的到部队,有的到机关。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制造了皖南事变,我们团将近一半人在事变中牺牲。我们这些爱国华侨青年,是抱着抗日救国的志愿回国参战的,然而没有死在抗日的战场上,却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这些光荣牺牲的同志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来源/厦门侨声)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4-10 09: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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