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琼纵老战士忆往事：拆屋杀头也要赶走日寇
2016-12-01 09:31:5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冰萍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口述人陈冰萍青年时照片
我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今年已是90岁高龄。我追忆昔日烽火岁月，将我耳闻目睹的日本侵略者在我的家乡万宁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抢光、烧光、杀光)的血腥罪行公诸于世。
日寇实施“三联”囚笼统治
1939年2月10日日本侵略军从海口市登陆后，分两路向琼崖东、西两线进犯。
我家在万宁龙滚的鲤跳村。1939年8月7日上午，我和母亲欲出远门投亲逃难。刚走不远，突然听见空中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仰头观望，见三架日本军机从东南方向飞来，俯首冲向龙滚镇，疯狂扫射轰炸。接着敌机在空中盘旋迂回，轮番轰炸分界、和乐、万城等重镇，这是日寇侵占万宁县的前奏。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铁蹄踏进三亚、榆林、加积等重镇及港口后，便长驱直入进驻万宁县城及和乐、龙滚等重镇，万宁县沦陷了。
日寇占领龙滚镇后，便招降纳叛，组织傀儡伪维持会。日军和伪维持会为强化治安，限期当地民众一个月内归顺日军领取“顺民证”，否则就要毁村拆房，概杀不论。并勒令：凡要领取“顺民证”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要亲自到伪维持会登记;每人要交款20元“军用手票”或10元大洋的手续费。分明是绞榨人民骨髓，大刮民脂民膏。伪维持会并强制各村庄建立保、甲政权：每户设户长，每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保长多为敌人指定。实行联村、联座、联保的囚笼统治。
当年我还不到14岁，在村中私塾读五年级课程，日军来后无奈被迫辍学，与村中十几个男女青年逃难到山区，开始过难民生活。后来这些青年中仅有四个人坚持不回村领顺民证，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我们几个青年商量应付对策，买布模仿做假“顺民证”，以假乱真，不仔细看很难辨别。
鲤跳村一带的村民有端午节“洗龙水”的习俗。1940年端午节这一天大清早，中、青年男女都拥到村边的鲤溪“洗龙水”。正当大家戏水正欢时，看到对岸很多人慌张朝溪边跑来，边跑边大喊：“牛下田吃秧啦!大家快去赶牛呀!”这是村民放哨发现敌人的暗语。大家惊慌地蜂拥上岸，连湿衣都来不及换就拼命往山里逃。我和一个同伴沿着岸边小树林走，边走边窥探对岸的动静。
果然看到日寇和伪军的队伍突袭我们村边的端熙圩。接着听见乒乒乓乓和“轰隆轰隆”如天崩地裂的拆房的巨响声，夹着人群混乱嘈杂的叫喊声。不到半天时间，已将端熙圩一条街两旁20多间小店铺及民房全部夷为平地，居民的财物洗劫一空;拆毁的房梁、椼条及石头砖块等建材，全部集中用船载回龙滚据点，用以建筑炮楼。端熙圩变成一片废圩满眼疮痍。我家在端熙圩上的那间小店铺也在那天被毁，使家庭经济生活顿陷困境，母亲和叔公经受惨重打击。
端熙圩位于六连岭的东部，是六连岭根据地通往外线的交通要道及重要联络点，也是六连岭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物资供应站。显然日寇摧毁端熙圩，是要切断人民群众与六连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和物资援助。遗憾的是我近年参阅不少抗战史料，却不见有任何揭露日寇摧毁端熙圩的资料，此事也许已被人们遗忘。然而这确是日寇侵略罪行的铁证之一，不应被忽略和被忘记。
不能忘却的“北岸大血案”
1940年初冬，我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指引下走上抗日道路。当时我还未满15岁，在村中第一个参加“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民救会”)，不到半个月我秘密发展几个女会员，在村中成立第一个“民救会”小组，组织指定我任组长。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民救会”在村中先后发展中、青年男女会员38人，并分男女组成4个小组，在北龙乡第一个成立“民救会”，并选我为“民救会”主任。1941年初，组织调我到万宁县“民救会”工作(后调入琼崖抗日独立纵队)。
1941年6月24日，日寇灭绝人性地制造乐(会)万(宁)两县“北岸”大血案。日寇借口伪维持会一名职员(汉奸)在北岸村中被杀，怀疑北岸、大洋等村有共产党抗日分子，认为这是“皇军”统治下的大隐患，于是纠集龙滚、中原、博鳌及乐城等据点300多名日伪军，深夜包围北岸、大洋两个大村庄，挨家逐户搜查。不论男女老幼全部赶到村中广场集中，用机枪扫射。有的把一家人关在屋里纵火烧死;有的青年妇女被强奸后，用刺刀插入阴道，赤身裸体惨不忍睹。狰狞兽兵对躺在母怀中的婴儿也不放过，从母怀中抢过婴儿用刺刀捅着高高举起，狠狠地摔到地上致死;或是从小脚提起抛进熊熊烈火中焚死。
“北岸大血案”中，北岸、大洋两村死难者有400多人，被烧毁房屋40多间，财物被抢光，真正被“三光”。 这是日寇血债的铁证。解放后，爱国华侨在北岸村中建立“北岸大血案纪念碑”，缅怀亲人，启示后代勿忘国耻。
血雨腥风中的抗日之火
在日寇血腥统治下，万宁县人民过着亡国奴般的生活。日寇强迫村民天天服苦役，砍伐森林，修建公路，架设桥梁，修建炮楼;老人不例外一样要参加苦役。日寇发给每个服苦役者一张劳役卡，每月要劳役25天，凭卡印章购买半斤盐或煤油。如发现迟到或旷工半天者，不但不盖印且要加罚一天，甚至拳打脚踢。愚弄和凌辱劳工，强迫劳工在砍伐的荒坡野林或坎坷不平的地上，模仿四脚禽兽爬行;劳工如犹豫迟疑，就用皮鞭抽打或枪托撞砸。不少劳工手掌和脚板在爬行中被荆棘或树根刺破，划出一道道渗血的伤口，疼痛无比，甚至感染溃烂。日寇兽兵还肆意调戏、强奸劳役妇女;故意挑剔劳工对“皇军”鞠躬不够九十度，任意抽打耳光或用皮靴践踏。劳工每天要早出晚归，往返二、三十里，受尽苦役劳累，饥渴不堪。
我母亲是“三寸金”小脚，且体弱多病，也得与叔公轮换劳役。我触摸着她手上的伤口，看她脚底也是伤痕累累。母亲流着悲愤的眼泪对我泣诉：“妈妈的好女儿呀，这就是亡国奴的痛苦啊!”她坚定地说：“妈要是不老，也跟你去打日本鬼子。”于是，她积极支持我参加抗日工作。
1943年夏天，日讨伐军分东、西两路进行讨伐。东路向琼(东)定(安)乐(会)万(宁);西路向澄(迈)临(高)詹(县)等。同年8月1日，日军战斗机大举轰炸和扫荡加荣、加索、上城一带根据地村庄，揭开“蚕食”乐万两县的序幕。在秋冬之交，日讨伐军先后向六连岭四周纵横50多个自然村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这些村庄几乎被日寇摧残而变成焦土，人迹罕见，田地荒芜，景象极为凄惨。幸存的青壮年纷纷参军抗日，留下为数极少老弱病残者，仍坚持与敌迂回周旋，作为我军的耳目。
不久，日军先后在端熙、南牛、山后埇、丁狗、坡罗、山根、大扶、和乐、港北、龙头湾、龙尾湾、禄来、中兴、下坡、马荣仔、禄马等地，沿着公路干线修建碉堡，实际是形成对六连岭抗日根据地的包围。日寇并严密封锁和宵禁六连岭所有的大小出口，妄图围困饿死在岭上的抗日军民。在这极端恶劣的局势中，我军化整为零，运用游击战术，机智、勇敢、巧妙地与敌周旋，击破敌人剿灭我抗日武装的阴谋，保存和壮大我军主力。
1943年12月25日，叛徒带领日军围捕乐万联县“民救会”主任朱哲民。朱哲民被捕后贪生怕死，立即叛变投敌，出卖同志和组织;为敌进行公开宣传，对抗日人员诱降迫降，进一步摧残抗属。敌人千方百计、软硬兼施，企图收买和拉拢南山乡端熙村保“民救会”主任周济安。周济安向组织汇报，与组织研究谋划对敌策略。1944年初春的一天，周济安向日军虚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有20多人在车田岭活动。奸诈狡猾的日军将周济安双手反绑，让他在前面带路。当日军进入我军包围圈，周济安迅速往山坡下滑倒，乘夜幕山林的掩护逃脱。周济安滚下山时被敌人机枪扫射手臂上挂了花，部队看护立即给他止血包扎伤口。当敌人发现周济安逃跑了，才知道上了我军的当，立即开枪胡乱扫射，妄图以密集的火力掩护撤退。
我军集中猛烈的火力很快歼敌3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车田岭战斗”鼓舞抗日军民斗志，狠狠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仓皇逃生的日寇残敌恼羞成怒，第二天清晨就来到周济安所在的村庄端熙村，将周济安一家三代8口人全部杀死灭门，制造了悲惨的血案。
1944年1月29日是农历正月初五，叛徒朱哲民带日寇来到我的村庄鲤跳村，以我是抗日人员为由，洗劫没收我家所有的财产，并亲笔写信威胁逼降，限我10天内出来自首，否则“皇军”要摧毁房屋及杀人灭家。2月8日正是元宵，果然叛徒朱哲民又带日寇和伪军来拆我家房屋，将我家毁为平地，并将拆下来的木料砖石全部用船运过对岸建端熙堡垒。
在拆毁我家的第二、三天，日寇继续在鲤跳村先后拆毁北龙乡民主乡长陈救良及南洋华侨回乡抗日服务团成员林斯民的家。这是日寇在鲤跳村镇压抗属罪行的铁证。
我将当年亲历和了解的日军在我家乡万宁烧杀掳掠的罪行揭露出来，对日本现政府否认“二战”侵略罪行的行为进行反击。希望后辈人永铭历史和国耻，珍惜今天和平的环境，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而贡献力量。
(注：本文作者陈冰萍，现年90岁，是1941年参加抗日斗争的琼崖纵队女战士。)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2-01 09: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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