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口述历史：从投笔从戎到悬壶济世
2016-07-09 09:04:47 来源：桂林日报 2015年6月16日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老兵黎克忠
刚踏进他的家门，一股书香气息扑面而来，来不及仔细欣赏墙上挂着的书画作品，老爷子就非常热情地招呼我坐下，从诗词和书画爱好开始，我们聊了起来。
黎老在逃难途中饱受日军的凌虐并差点做了刺刀下的亡魂。他至今清楚地记得抗战期间日寇入侵广西，他们举家避难贵州，沿途亲眼目睹日寇铁蹄下国破家亡，百姓流离失所，横尸山野的悲惨场面。逃难途中的所见所闻，使黎克忠强烈地意识到真正已经到了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期望学有所成以后报效国家。他说，当时那种情况下，反正书是肯定读不成了，当时已经是国破家亡。抗日战争那个时候，我们心里的满腔热情和现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完全不同的。
在军中，黎克忠和战友们刻苦训练，听从指挥，多次受到领导的好评，有时候也会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他人服务，有些黄埔老同学至今生病还会找他帮忙医治。
黎老家中世代行医，他在中医的内、妇、儿科方面均有研习，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58年到桂林中医院当医生，多年来，他作为中国中医学会会员、中国唯象中医学研究会会员、桂林市中医学会理事一直在为发扬光大中医而努力，所撰写的论著、论文多次获奖。退休后，黎老开办了自己的中医诊所，继续为社会服务。黎老除了精通中医外，在书法、绘画上也颇有研究，作为广西及桂林市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其书画作品先后在桂林、北京、台湾等地展出并获奖。他热心黄埔事业，热情接待每一位海内外黄埔同学及友人，致力于振兴中华的黄埔同学会宗旨。
从2008年7月黎老当选为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至今，他始终铭记“亲爱精诚”的黄埔校训，不忘关抚贫困黄埔老同学，同时领导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以黄埔情缘为依托，秉承“弘扬黄埔精神，共促两岸统一”的宗旨发挥着余热。最近，他又被桂林市刚成立的“海外联谊会”聘请为顾问。虽已年逾九旬，闲不住的黎老依旧在续写着悬壶济世、丹青绘山河的厚重人生。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班主任很有些古诗知识的基础，我就向他学律诗、绝句。因为年少的时候有了一点古文功底，到部队以后就受益了。
我家里是广西临桂县庙头塔山大队马家埠村的，因为和全州县的庙头重名，后改为庙岭了。
我家里世代行医，从清朝咸丰年间祖上行中医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六代。我当兵前父母健在，父亲在桂林市观音阁开了一个带药铺的诊所，母亲在家务农。我家里有三兄弟，两个姐姐，我在家里排行第四。
抗日战争爆发那时，我正在读高中。民国33年(1944)，日本鬼子快入侵到桂林，大疏散开始，家里准备先搬到临桂五通镇暂避。我堂哥先去那边租好了房子，我哥哥黎克镇是黄埔军校14期炮科毕业的，参加过衡阳大会战，知道仗打得很惨烈，可以讲国军在衡阳城内的守军是全军覆没。报纸上都登了，方先觉将军在电报里和蒋介石讲“来生再见”，抱着必死的决心死守衡阳。
衡阳沦陷几个月了，还没见参战的哥哥回来，当时家里以为他肯定战死了，七月半的时候就给他烧包(桂林话，意思是祭品)。
没想到他10月份回来了。他讲当时战场上死人太多，他是藏在死人堆里才躲过一劫，日本鬼子也不晓得哪些死哪些没死，等日本人走了以后，他就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为什么搞那么久才回到桂林呢？因为他走错了路，他白天不敢走，晚上才敢走，路上挨饿上两三天是正常的。回家以后，他和我们讲在五通这个地方哪里躲得了，衡阳大会战中衡阳那种平原大地都守了47天，像桂林山水这么多，守起来起码要几个月，到时候周围的老百姓不晓得要死多少。衡阳周围的老百姓死得很惨啊！日本鬼子在那里烧啊、杀啊、抢啊，强奸了不晓得好多人。所以他讲桂林周围是无论如何待不得，一定要向贵州方向走！
这样我们全家就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先前想躲到临桂五通的念头。我大姐一家带上小孩，加上我们一家老少开始向贵州逃难，计划走到都匀去。
一路上到处都是难民，简直就是没有空隙。那种景象，惨啊！一路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死人，不晓得有好多，有饿死的，也有挨日本飞机炸死的。我们晚上经常没有东西吃。马路两边的人逐渐少了，当地人也都跑得差不多了，到了晚上，我们见到空房子就住进去，有时候里面摆着两三具首尸也照样睡，你想找干净的地方几乎不可能。
一家人走到广西上思的时候，日本人撵上来了。
当时我们正在休息，我哥哥因为打过鬼子，他一看就晓得是日本鬼子来了。
“日本鬼子追过来了！”他一声大喊。
我、我哥哥、我外家哥哥几个人拔腿就跑。因为和日本人只有二三十步的距离，父母亲那些老的就只好站在那不动，他们想要跑也来不及了。
我外家家哥哥阳松林也是黄埔军校14期骑科毕业的，我们三个人分开跑，日本人就端着枪在屁股后头猛追，就差十几二十步就追上了。人哪里跑得过枪子？我想，一开枪不就完了。拼命跑了一段，没见开枪，我心里还有点纳闷。我跑到一个大园地，钻过一片刺蓬以后连滚带爬翻下高壕地，一摸脸上，给刺蓬划得全是血。回头没见有人追来，估计他们是不愿钻刺蓬，当时鬼子主要是为了抓夫帮他挑东西。
当时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他不开枪，心里只是觉得事情有点古怪。
跑过田垌，一个人进山里面躲起来，我心里想，这下难搞了，一家人都走散了，就在山里面等吧，过了一段时间，我哥哥找来了。因为他是看见我往山上跑来的，就顺着这个方向找到了我。再过了一下，大概两个小时以后，日本人已经离开了，我老远听见有人用我们的家乡话喊我的奶名，原来是嫂嫂来找我们。全家凑齐以后，决定改走小路，大路是肯定不能走了。沿途就惨了，一路上每天都挨抢一两次。那些人拿起刀啊棍啊，拦路抢劫，也讲不上是土匪还是当地烂仔，反正见人就抢。
小路上一起走着的难民大概有两三百人。我们走着走着，才发现我外家哥哥没跟过来。
后来，他在贵阳找到我们以后，我们才晓得他走到下司镇一条死胡同里头，挨日本鬼子抓到做挑夫去了。他讲为什么日本人当时不开枪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子弹了！当时有一个挑夫，走路的时候踩着一块石头跌了一跤，装子弹的箱子被摔开了，里面滚出一堆石头来。我外家哥哥一看当时的情形，就晓得日本鬼子没有子弹了。既然已经没有子弹了，为什么还要抓夫呢？主要是为了壮胆！为了遮人耳目。这件事情可见日本侵略者大大的狡猾。
“当时日本人追你们的时候如果有子弹，你们早就没命了！”我外家哥哥讲。
我外家哥哥又是怎么逃脱的呢？因为他晓得日本鬼子已经没有子弹，胆子就大起来了。住在独山那一晚，日本人把枪架在中间，自己围成一圈睡觉，旁边围着被抓的挑夫。我外家哥哥找了一个靠门的位置假装睡下，等日本人睡着以后，就半夜伺机偷偷溜出来了。
日本人后来到了独山，就退了。
我们一家人终于全部到了都匀。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到达都匀。
我有一个本家叔叔是贵阳炮校毕业的，在炮校后勤部当上校主任，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转移到贵阳，他刚好打转回来都匀看一下。
碰巧，我们两兄弟在都匀街头东看西看找吃的，溜达的时候刚好遇上叔叔。他看见我们以后大吃一惊，讲你们怎么变成这个鬼样子了？我们讲在一路上什么都挨抢光了，都快要下雪了，我们身上只剩下一套短衣短裤，钱啊，衣服被褥啊什么都挨抢光了。
叔叔看着我们发愁，就讲，那先这样吧，老大先去炮兵学校做个副员，是个闲职嘛，捞碗饭吃先。然后问我，炮校眼下正在招生，你愿不愿意考军校？我讲怎么不想？如今这个情况哪里还有选择，只剩下投笔从戎这条路了。于是，我就在贵阳考进了炮兵学校。
之前的炮兵学校就在都匀。我们就读第20期，实际上是代替成都本校培训，都匀炮兵学校只有单独的炮科。
我们在那进了军校以后，分配的时候上面讲，现在暂时很苦，预先给你们思想上有个准备。怎么苦法？老师讲，虽然讲是军校，连营房没有！
接着把我们搞到离贵阳70公里处，一个叫开阳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很苦的地方，终年阴雨不断。为什么喊开阳，就是那个地方先是自古都看不见太阳的！据说后来来了一个比较清廉的县太爷，为人处世深得民心，他来了以后，天老爷开恩，老百姓总算是看见了阳光，于是那个地方就被喊“开阳”。
当时我们是三个中队，我们住在一个破庙里。下雨的时候，上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床上也随时会被淋湿。吃的是什么东西呢？买菜基本上没得钱，你好比讲一个中队一百多人，那现在的情况来讲，可能只要十把二十块钱，百多人能吃到什么？所以根本就没东西吃。经常就是几片叶子甚至纯粹就是一碗清汤，吃的是糙米，还严重不够。吃饭那是要讲究战略战术的，怎么吃法呢？你想再舀第二碗可能就没得了，所以头一碗舀半碗，两家伙吃完就赶快舀第二碗，第二碗就堆起来了，这样才能勉强充饥。
以前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捐款，不像现在。怎么捐法？在讲台上面摆一个篓子，大家都上去捐，大家把钱啊手表啊往里放。名字都没有登记的，捐完以后统一往上面交。
因为是炮兵学校，所以比黄埔本校学的还多，野战炮、榴弹炮、山炮、战防炮、十五榴等等都学过。还要学一些特殊情况下发炮，比如在黑夜中，看不到目标，但是要训练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找准位置，闭着眼睛找密位，误差不允许超过五密位。我曾代表所在的中队参加比赛获得了一等奖。
这样在开阳搞了一年。到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学校就搬到了贵阳，具体地点喊什么我们晓不得，只晓得喊“十三公里半”。包括毕业以后我们都不晓得那个地方喊什么，后来同学们之间讲起，都是讲我从“十三公里半”出来的。那个地方距离贵阳市区十三公里半，我们的驻地，据说原来是一所小学。
我们就自己在那里修建、整理营房。
民国36年(1947年)6月，在“十三公里半”一年半毕业以后，我分到第63军(广东部队，军长林湛)炮兵营(营长徐为偕)，在营部当少尉助理测量员。当时选人的标准是要求人要长得高大一点的，因为要搞测量，所以要求数学基础也要好一点。当时我的数学成绩不错，就留我在营里，还有两个同学分配到连里和排里了。
1947年，我军校毕业以后要去第63军报到，途中经过桂林的时候家里为我操办了婚事，结婚四天以后就离开了，因为要赶去报到，屋里当时就讲，你结了婚马上走就是。
当时第63军驻扎在安徽芜湖、当涂一线，我们受命驻防在当涂县。
炮兵由于一般和敌方隔一座山、一座岭，基本上是看不到敌人的。所以炮兵要配备观测所、观测员，测量员就跑到前面山包上，找一处既可看到己方又可以看到敌人的地方，然后测量距离多少，角度多少，把测量的结果测算出来以后提供给阵地，阵地根据测量员提供的数据校好角度对准目标，设置好方向盘，然后发炮。每个炮兵连都有一个原点，可以拿一棵树，也可以拿一个宝塔做原点，对好原点和目标以后，在上下左右调整，战场上要求测量员算得快。当时从整体的精密程度看，还是德国的光学仪器好。
淮海战役期间，在那前前后后待了一年零四个月，后来我们一路走，到民国37年(1948)11月份，部队开到苏北窑湾，一个小镇区上，我们彻底被打垮了，被林彪部队俘虏。
解放军把我们集中起来送到苏北埠宁“解放军官教导团”受训、学习政策，学习了大概三个月这样子。其他人也不晓得去哪了，副营长因为职位比我高，就送到别处去了。
三个月以后，愿意回家的，就给你路费。我就回来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桂林解放了。
因为我在抗战前对医药就有点基础了，那时候放假回来整天跟着药铺的师傅跑，那些药我早就全部认得，怎么用药怎么治病基本上也有些懂了，只是在医学理论上不懂，回来以后，我父亲还开着诊所，就跟着他专心学医。
1952年年初，政府在灵川定江圩集中所有社会上的中医考行医资格，我考及格以后就开始在定江开了个诊所。原来我们那个乡不属于临桂，属灵川定江所管，后来不晓得哪一年拨给临桂的。我不久就担任了定江乡中医学会学术组组长。
1955年8月，我搬到桂林十字街“曹保元”药铺坐堂。这个药铺可以讲行医的个个都想去坐堂，十字街码头好啊，当时是一个在那当药师的老乡介绍我去的。
一年以后，东康联合诊所要我当医生。我不想去。我刚来桂林，一贫如洗，连床铺都是借的，想搞点钱，有了经济基础再说。“曹保元”地点好，还因为我治好了一个原来他们没有治好的病人，从那以后有了口碑，生意就更加好了。
桂林的医生当时有“六大寇”把头，他们联合起来要撵我走，就找到我们的店主任，说黎克忠是乡下来的，又没得执照，你为什么要收留他？经理回答，你们没有权利管我们，我们要用谁是我们的自由。
后来，他们又要我进东康联合诊所。我和经理讲，不要理睬他们，桂林那么多没有执照的“白条子”他们不撵，凭什么撵我走？我是有正规执照的，只不过是没有桂林的执照，更何况他们是学会，根本就没有行政权！
卫生局中医科的科长赵健(音)和另一个同志又来磨了我一个多月，大概意思就讲现在要搞合作化了，你总不去是不行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联合诊所是要所有医生都进来的啊。1956年4月份，我就进了东康联合诊所。
后来中医学会改选，他们见我确实有一定能力，就喊我当了桂林学术组组长，一直当到退休。1958年10月21号，成立桂林市中医院，我是第一批进入中医院的。
到1963年，他们把一些不需要的人辞退，又成立了联合诊所，我就留在中医院一直到1986年退休，在中医院这几十年来可以讲是桂林所有的中医教学，没有我没参加的，在职中医进修理论提高课是我上的；荔浦县在职医生集中学习，我一个人上了8个月课；自治区里面批准的医士班，高中毕业学四年的教学大纲是我制订的，大概十二门专业课，我一个人教了六门。
按规定我是1986年12月30号到退休年龄，实际到了1987年4月才让我退。
2004年，广西还没有黄埔同学会，我的同学在广州喊我去那参加活动，从那一年起，我在广州参加了四年黄埔军校校庆。
现在我为什么能够和台湾等有关方面联系得上呢？主要就是当兵那时候打下的基础。因为不管在开阳也好，在贵阳也好，整理营房的时候，抄抄写写完全是我和一个喊李文乾(音)的同学负责。其他人当时羡慕得要死。为什么？那时候出操都是穿草鞋，穿一双袜子。鞋子没得穿啊，个个的脚冻得要死，拿针扎都不晓得痛。而我们两个人负责整理营房，在屋里抄抄写写，经常不用出操就不用挨冻。
李文乾后来在大陆撤退台湾的时候，他跟着郝伯村一起过去了。因为在一次战斗中，郝伯村负伤以后是李文乾背下战场的，郝伯村到台湾当了“国防部长”以后，就让他当了办公室主任。再后来郝伯村去做“行政院长”，李文乾又跟着去当他的办公室主任。因为当年和这个同学有比较好的渊源，这些年我在做祖国统一工作的时候方便了许多，联系上以后，我们每一年都向台湾有关方面寄送贺年卡，建立了友好关系。郝伯村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写了一幅空心的寿字，在里面画上桂林山水，再以“伯村”两个字作了一副对联镶在“寿”字两旁，送给郝伯村，他不久就亲笔回信表示感谢。后来郝伯村的儿子郝龙斌当选台北市市长，我画了一幅荷花图送给他，荷花属君子之花，出淤泥而不染，我在信里写到“希望你在台湾做一个好官，为人民谋福利”，这个意思他们一看都心里明白了，然后都会亲笔回复。现在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贺年卡来往。
我们的黄埔军校同学组织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台湾方面他们喊“黄埔四海同心会”，我们的后代前年专门去台湾参访，那边招待还不错。后来“广西同乡会”的人到桂林参访，我也画了一张松鹤图赠送给他们，画松鹤是寓意两岸同胞骨肉情深，天长地久都不分离。他们专门送了一坛台湾的酒和土产、锦旗给我们。两岸双方这样的友好往来也在逐年进行，当地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的联谊工作，给我们“黄埔军校同学会”的经费也逐年增加。这些年有台湾、湖南等地相关人士来桂林参访，市委统战部都派员热情接待。
2008年6月16号黄埔军校校庆，桂林黄埔军校同学会改选的时候我当选为会长。
我1957年参加了农工民主党，算是老党员了，现在中医院第一批党员里也只剩下我一个，其他人全部都走(去世)了。
黄埔二十期的同学李文乾，去年写信过去他还回了信，现在算来又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我们在大陆的同学也在逐年减少。桂林的黄埔生开始的时候有160几个人，现在只剩18个。二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准确，有些同学没有联系上，你像全州的黄海潮，桂林保卫战时逃出七星岩的幸存者，我是在桂林晚报上面看到他的消息以后，才去全州县找到他。找到他的时候，接过慰问金，他硬是流下了眼泪，因为过去的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去过问过他，他一直都是讲不出话，抬不起头。当时他讲，这个封包我不用，等我死的时候，我要带进棺材里头！我就是没有饭吃我都不用它。从那以后，黄海潮年年都从全州县上桂林来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校庆。还有一些同学是本身不愿意参加“黄埔军校同学会”的活动，怕惹事。像去年去世的梁辉，之前一直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直到我当了会长以后，去动员了好久才来，他开始不想参加什么组织，怕惹麻烦。我讲，不会有什么事，整个形势已经有转变了。
后来，我当了桂林市政协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两届都是常委。前年，我又参加了桂林市科普演讲团医药分团专家组，现在还去给有关单位讲课，主要讲“老年保健与长寿”。最近，桂林市刚成立的“海外联谊会”聘请我为顾问。
现在家里面的小孩都蛮孝顺，我结婚以后育有二男一女。
当兵那些年，感触也不大，一下就过去了。整天都是行军打仗，转来转去的，一下在当涂，一下在蚌埠，一下又到了苏北埠宁这些地方。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09 09: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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