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宽：记广州基督教青年会第一届随军服务团
2018-11-24 09:27:58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随军服务团的组成

　　1937年6月杪，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举办华南第一届大学生夏令会于罗浮山。夏令会主席是岭南大学青年会会长王以敦(王当时是广东基督徒学生协会主席)，执行干事是广州青年会学生部干事李圣华。广州方面赴会者有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勷勤文理学院、夏葛医学院、协和神学院等院校部分学生;香港方面有香港大学、金陵学院(女校长王世静办的)等院校一部份学生，全会共有学生六、七十名。夏令会讲员有岭南大学教授卢观伟、谢扶雅，白约翰(英国人，圣公会牧师，后任香港圣公会会督)和傅尚霖(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梁小初(广州青年会总干事)等人。所有讲员都由我前任余瑞尧约定。

　　当时赴会的学生不尽是教徒，未信教的人如已参加过青年会活动的都可参加夏令会。“七七”芦沟桥事变消息传至山中(我们每天都有报纸阅读)后，全体同学同仇敌忾，认为抗战马上要实现，每个中国人都应投身到抗战救亡工作。夏令会于是仓促结束。下山前有三位香港同学和一位广州同学来与我谈，大意说，希望广州青年会负起责任，引导教会学生参加抗战救亡的实际工作。香港青年会格于当地形势，广州青年会应该设法推动香港青年会进行救亡工作。一个同学问到我对抗战的看法和态度时，我回答说：“我一向支持学生们敦促政府出兵抗日的正义要求，并曾多次对我的学生说，抗战军兴之日，就是我投笔从戎之时。此志至今不渝”。

　　我们到罗浮山之后，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在市府内设茶会招待全体同学。曾在招待会上弹起了“读书救国论”的老调。下山后，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在越秀山上粤秀酒家设宴招待我们。记得当时系由教育厅长许崇清代表省府讲话。许的声音极细，幸我与他同席，多少听到一点。许大意是说现在军民团结抗战，希望各位同学、各界人士，各尽所能协助政府进行抗战，青年会是个民众团体，希望它更能进一步发挥它引导青年人作用。这个讲话比曾养甫的较能迎合当时青年、学生心理。

　　老实说，我当时决心组织抗战救亡的团体，与其说是当时政府官员的启发，不如说是当时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推动。许多我旧日的学生来信鼓励我，并表示愿为服务团效力。其中使我印象极深的是教会前辈伍籍盘(伍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战友)的长女伍惠亚。她知道第一届服务团不招收女团员时，竟至痛哭流涕。她那时刚毕业于岭南大学。

　　我发起随军服务团的经过相当曲折，亦曾铸成大错。现简述如下：

　　芦沟桥事变不久，日寇在上海登陆，形势日益紧张，我几次在青年会干事部会议(每周一次)建议从速组织随军服务团前往上海一带(当时称为东战场工作。当时青年会总干事李应林不赞成。他的理由是：(1)芦沟桥事件发展尚未清楚，仗不知要打多久，日军会不会入侵广东还是不可知之数，何苦劳师远行?现在组织去东战场又没有什么把握，要稍为等待;(2)我会的军人服务是国内和平时期进行的，而现在中日战争是国际性的，我们没有经验，故对此举须要深思熟虑;(3)一些具体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如经济的筹措等。;(4)是否由你李圣华亲自去领导工作?你骨瘦如柴，能顶得住吗?如果不幸阵亡，对你的抚恤费怎样支付?又如果能够给你，其他成员又如何?因此他要我慢慢来。由于李应林这番话，使问题僵持了。我决定以去留来力争。我说：“你们不干，我到外边去干。”

　　开会之时，付总干事骆爱华(美国人)默不作声。他既不表示赞同，亦没有表示反对。但他在会外却对我说：“李圣华，你还是稍为耐心等待的好，这对于你个人和青年会都有好处。”我是由骆邀至青年会工作的。骆的目的是要我准备接替李应林当总干事，因李行将就任岭南大学校长。骆劝我的机动，似乎是劝阻，但事后却在暗中支持。他托谭道景(培英校友、青年会干事)为我组织服务团。

　　1937年9月间的一天，谭道景对我说：“你的计划可能实现，事情已有头绪了。你的培英英文老师邝瞻善(最近在美去世，年九十余岁)肯为你尽力安排。他是156师师长李江的内兄，对你的工作能力极为信任。他现在156师担任后勤工作。他说如果青年会组成随军服务团，可以跟该师开赴上海战场，并由该师供给装备伙食，青年会方面只须负担团员的零用钱，每人每月十元。”我听到谭道景的话后高兴万分，认为这好办了，至于抚恤问题，我主张不予考虑。后来李应林亦认为可行，我于是马上进行组织规划工作。

　　那时我认为上海抗战经已坚持多时，生力军又源源而来，这一定可以继续坚持半年以上。我这样高地估计当时所谓国军作战能力和决心，以致错误地把整个服务计划放在军队的文娱生活上，打算在战地的后方设立一个接待所，为前线、后方的军人设立茶水、洗热水澡、看看画报、电影、听听戏曲、留声机，这样硬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军队那一套办法。那晓得即使上海阵地能长时间保持的话，我的计划也不易实施。何况在日军冲击下，兵败如山倒，我的计划更无从施行。

　　服务团出发前，经过青年会干事谭道景、张崇象、谢琼孙的协助，征集得画报数百册、留声机唱片过千张、留声机十多架、电影机、电影片也有不少，发电机则由青年会拨用，我们行装可称丰盛。

　　我在156师政训处领导下工作不久，即发现我有过于相信“国军”(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知道我所布置的工作重点不切实际。一天，一位军官对我说“蒋介石把我们从广东调来，并非说广东军队英勇善战，而是把我们送来挡煞送死，江苏附近几省不少装备比我们好得多的部队，为何不调往东战场去?!”说时露出悲观失望情绪。后来我更发现内部有矛盾，好些官兵对新来的付师长不满，说他与本师无历史渊源。当部队进驻江阴时，日机来袭，政训处的两位军官(都是大学生，因有人事关系竟得少校军衔)吓得魂不附体，戴着钢盔往床底、台底钻。这些悲观失望、内部分裂、胆小如鼠的军官怎能鼓励士兵奋力作战呢?

　　由镇江前往江阴前，156师政训处一个科长对我说：“现在上海战局有问题，你运来的物资(发电机、电影机、影片、唱片、书报)，只好暂时放在镇江，待阵脚稳定了再运去，”我听到这话，心中不安。那位科长安慰我说：“不仅是你们的物资，连我们师里粤剧团的全部物资、道具、乐器都得留下，这些物资我们都会托人照管好，请你放心。”后来我们的物资却全部丢失了，随军服务团的一个成员，说我办事大意，留下物品资敌。这是我的失算，我只得忍受这种尖锐的批评。

　　说到这里，我得插入两笔。156师政训处处长凌仲冕是一个粤剧作家，因此该政训处成员不少是原日戏班中人，唱曲唱得好，但政治思想认识并不高，如此政训人员那能训导士兵?解放后我从朋友处得知156师在广东原称“独立第四师”驻扎潮汕一带，专门对付共产党游击队的。打内战在行，一旦对外作战就不行了，敌人来到他们就闻风丧胆。但我认为军官之无能不等于说士兵没有斗志。我随军时，曾从一位名叫戚希的通信兵那听到一首士兵爱唱的抗日歌谣，歌谣唱道：“丢那妈，杀敌如杀瓜，我问日本仔你怕不怕?”我还从他处知道有些士兵的杀敌英勇事迹。他说中国抗日的物质条件极差，但仍能坚持下去，天下雨时得在战壕蹲下撑开油伞，士兵称这种形状为“炖冬菇”。随军期中，我曾回到广州述职，向广州青年会会员及香港青年会会员讲述中国士兵的生活及英勇作战情况，引起不少人的同情。

　　二、随军服务团的领导及其成员

　　随军服务团组成后，初由广州青年会直接领导。后来经过广州青年会老一辈干事的努力，香港青年会答应合作另设委员会领导，取名为“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上文所说的参加第一届华南大学生夏令会香港成员得知这事后，来函表示支持。

　　由于广州青年会会长潘叙东(泰盛布厂老板)积极协助，广州各界人士纷纷向服务团赠送物品。

　　服务团成员共十人，这些人都是各有专长的。他们系由各礼拜堂、教会学校、青年会董事会等有地位之教会人士推荐而来。服务团团员均要经过口试和审查决定才能录用。入团后，又进行两周的训练。内容有(1)请人讲述战时常识(由防空方面的军官担任)，如夜行军时应注意事项，路上白色是石头，有光是水氹，黑色是泥士等等。如遇日机轰炸，听到“嘘嘘”之声就要立即全身俯伏隐蔽(讲者未免对空袭言之过甚，把炸弹的威力说得太可怕，使听众有怀疑与反感);(2)介绍救伤及药物常识，而以前潮音街礼拜堂(原中华基督教会系统，后迁七株榕)教友李伟民医生讲解得最好;(3)李应林讲青年会的历史和服务精神，又介绍前方各地之青年会状况。此外，由张宗象准备一份各地青年会负责人姓名地址，以便有事时进行联系。现将团员姓名分列于下，团员之间以兄弟相称，并各有专职。

　　李圣华“大哥”、任团长。(原广州青年会学生部干事)

　　谢子祺“二哥”、任司库兼放映电影事宜。(原广州青年会工友，后改往中山大学做工)

　　谢道鹏“三哥”、任宣传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硕士，熟识多种方言，善于交际，服务团结束后，在香港大公报任社会服务栏编辑。抗战胜利前在南洋被日军杀害)

　　张雪峰“四哥”、任戏剧导演，擅长戏剧布景(原广州协和女子师范学校图画教员。现在北京搞话剧和电影工作)

　　汤社钦“五哥”、搞宣传。(培英中学、中山大学毕业生，曾参加在罗浮山举行的第一届华南大学生夏令会。服务团结束后，因痨病身故)

　　英伟才“六哥”、任秘书。(原当广州青年会美国干事骆爱华英文秘书，华侨，中英文俱佳。闻于解放前一度赴西北及上海工作，后回新加坡)

　　何复苏“七哥”、歌喉好又擅弹钢琴及拉钢琴，担任教唱歌曲。(广州圣经学院毕业生。60年代病故)

　　区玉珩“八弟”、唱片管理员兼负责图书画报。(东山浸信会神学院学生)

　　冼崇光“九弟”、担任救护及保管药箱，有救护常识。(浸会神学院学生，服务团结束后，入西康传教，闻已去世)

　　黄觐贤“十弟”、教唱歌。(原培英中学毕业生。服务团结束后入延安抗大。解放后入中大医学院习医。毕业后在台山行医，成为有名的外科医生)

　　全体团员中基督徒只有四名。我们当时并无宗教狭隘意识，可说“爱国一家”。服务团每天有晨会或晚会，借此保持团结，讨论问题，以利工作。即在随军出发途中，亦照常举行。

　　三、随军服务经过

　　1937年10月7日，我团随156师出发，乘火车至新街集中。8日在新街举行誓师典礼。团员身穿军服，头戴钢盔，胸章注明是“随军服务团员”，并无枪枝配给。我团是在该师政训处领导下工作，行军之时与政训处一道前进，或同乘一卡车。出发前夕，我才写信通知我爱人，免致被她劝阻。我们沿粤汉线前进，至汉口时换乘英国商船。船启行前日机来袭，因见有英国国旗不敢投弹，我当时觉得可耻，因为是中国对日抗战，却要借英国的国旗保护。我们由汉口启航直驶镇江登岸。在镇江时结识了许多青年救亡团体，因碍于语言而不能畅谈。他们的爱国热情，使我深受感动。156师政训处曾与他们举行联欢晚会，我们也参加。士兵们、救亡工作的同志们得知156师有留日学生(指政训处的李益三、刘坚两位)及留美学生(指服务团的谢道鹏)在政训处工作，极为欣羡。

　　抵达镇江后，我按照张宗象所开列的各地青年会地址及名单去访问镇江海关监督霍启谦和肖佛成(国民党中央委员)之子肖松琴。他们设宴招待，对我们表示鼓励和钦敬。席间霍先生说：“我国民气士气可用，独惜我们枪炮不如人。机械如果精良，我们大可以取胜。”他又说，其婿所乘新式缉私舰亦曾加入战斗，取得若干战果。引此以证实其论断的正确。我少时在江门北街(俗称洋关)，即已认识霍先生，他的唯武器论于我有相当影响。

　　我们由镇江到达江阴时，已闻江阴炮台炮声，并有日机来袭。我们驻地附近已被投弹。团员冼崇光之救伤药物亦用上了。自江阴起，我团每到一处，日机均来光顾。在镇江及江阴时，所遇见国民党军队中的连排长均问及我有关全国的战局如何?我说：“你们尚且不知，我那里知道?”他们说：“你们有收音机，有报纸，消息比我们灵通。我们只埋头一隅抗战，那里得知?”这种情况，我们碰到多次。当时我认为怪事。

　　我们以江阴为起点，一连步行四五晚，每晚步行约七八十里，作之字形迂迥前进，大家非常疲倦，行进时你会打瞌睡，瞌睡中还发梦呓。沿途常常远见到汉奸或间谍放火箭，为日机指示目标。一晚，我们走到一座公路木桥时，桥已中弹着火，我们迅速跑步冲了过去。又有一个晚上，我们行了几十里路，早上到达某地，日机又来轰炸。我们的驻地在铁路边，我看见日机在空中盘旋扫射，中国军队依然沿着铁路向前方开去。日机虽来回扫射，但中国军队极其镇定，毫不惊慌。行进时每隔四五尺一个人，相继前进，并无一人俯伏地上。这种现象也许出于中国士兵的胆量，也许出于行军常识上需要(因卧倒时被射中的面积比直立行走更大)。但总的说来，我总认为中国士兵和下级军官比上层军人好，有胆量。

　　我们将到无锡时遇见炮击火光，后改乘船只，因河道甚窄，航行于芦苇之中。至夜半时，政训处的人员到我们船上说：“上海战线已总退却，现在行军无定向，你们可以自由行动，沿铁路退回南京，希望我们后会有期。”于是，他们向前开去，而我们则向后转。我们只携带应用物品及干粮，轻装前行。沿途所见，极感凄凉!妇唤雏声，至今犹在耳边。我们步行了两晚，每到一站都见有散兵将人家门板拆下来烧火取暖。我们睡于近旁，但不敢惊醒他们。当他们尚未睡醒之前，我们便出发了。一天晚上，我们到达铁路旁一居民家时，房主人热情招待，晚上为我们盖好军衣，又给棉被御寒，可见一般老百姓是憎恨日本军国主义和爱国爱同胞的。

　　我们从前方回到镇江，转乘火车去南京。当时交通工具缺乏，逃难的人很多，挤不上车厢，我们只能坐在火车顶上。车过隧道时，人要俯卧不敢转动。车行一夜，辛苦至极。到南京后我又按照张宗象开列的名单去找培英同学李荣晃(现已故)，他是“励志社”办事人。他劝我赶快离开南京。后来又去找涂景元(他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梁寒操的妹夫)，他当时任下关站站长，但他早已去了武汉。时火车亦停开，这时国民党政府早已撤退了。我们在南京住了两日，那时城门半开半闭。鼓楼礼堂的伤兵服务处劝我们留下服务。我初时想留下等候156师。但团员们认为我们非本地人，人地生疏，遇事难办，因此我没有答应。于是商议返武汉，撤退时大约是在12月5日。我们去武汉坐的船是一艘英国商船。船主准许我们登船是因为我们非军士，且又是教会中人。我们来回都乘英国船，事出无奈，但我总引以为耻。

　　156师官兵的任务是掩护撤退，他们在12月2日由江阴撤回南京，奉命留守。其时唐生智宣称与南京共存亡，其实他既毫无准备，亦无决心。日军陆路从句容、汤山等地前来围城，海路则在攻破江阴炮台后又从水上进攻，南京三面受敌。12月12日，156师慌乱突围，死伤达全师人数三分之二。

　　我们乘船抵武汉时，因公私款项均已告罄，我只得住在汉口青年会等候广州来款。团员在汉口青年会照顾下下乡工作。我发信多封回广州青年会，但因战时邮递困难，故均无回音。后来托一位友人带信回穗，他们才知道我的行踪(我们随军行进之时，每至一处均有信给广州青年会，亦无收到)。当时有许多青年人想到延安，其中有我的培英学生司徒××与马师曾之弟马××就想入抗大读书，但无法前去。我和他们在汉口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约一周。有一天，我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驻汉口办事处，见到该会驻汉口的一位美国人干事(当时江文汉亦在座)，请求他们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不料他们诸多留难，谓要接到骆爱华来信才行。这使我失望与气忿，一时性起，拍案大骂他们一顿。因广州青年会实早已有信通知他们的。

　　那时汉口有几间医院收容伤兵，伤兵们晚上随街游荡，经常打架闹事，我有一次几被波及(因他们见我身穿军衣，向我奔来)。我目睹这种情况，使我对抗战前途甚为忧虑。

　　我在汉口逗留期间，曾见到156师的好些散兵。他们对我说，他们将在湖南归队整编。我闻悉之后决心南下。

　　我们离开武汉，以长沙为工作据点，和当地男女青年会办起接待伤兵工作。这时我的思想又有所转变。因我在一个民众团体的礼堂中听到徐老特立和沈雁冰等几位的讲话之故。他们明确地指出：“现在国共合作，全国人民合力抗战，抗战必胜。青年学生是我们希望所在”。

　　在长沙时我又见到156师散兵，始悉他们快将在安仁县整编。于是我们准备到安仁去。在赴安仁途中，我们登衡山游览，略事休息，作为对全体团员的慰劳。

　　约于1938年2月，我们抵达安仁县，团员们均留下。我则回广州述职，并研究将来的工作布置问题。我在广州和香港向两地的青年会所作的报告，引起到会听众几百人的兴趣，认为我们该尽力以竟全功，并主张第一届服务团结束后，继续举办第二届，至抗战胜利为止。

　　我由港返穗后，因谢道鹏、汤社钦、张雪锋已退团，乃补上刘天基、李青山、欧阳义三人。我未回至安仁时，团员已在那里办起识字班，教唱抗战歌曲，举办故事会等工作。我回到安仁后，担任教士兵做团体游戏。

　　约于是年6月间、第一届随军服务团结束安仁县工作，回抵广州。

　　我们临行之前，军长邓龙光、师长李江表示慰留，士兵对我们有依依不舍之感，政治处想留用黄觐贤，他婉言谢绝了。事后156师师部向广州青年会赠送锦旗一面，又向每个团员致送象牙纪念章一枚留念。

　　团员稍事休息后，协助青年会干事邓锦辉筹办第二届随军服务团。(邓锦辉共任三届团长，为时三年。)

　　四、补充的话

　　(一)上文我说过，1937年我向广州青年会干事部会议建议成立随军服务团，当日该会付总干事骆爱华(美国人)不发一言，私下则著干事谭道景为我筹谋，适谭与156师邝瞻善有友谊，一说即成，随军服务团因此得以成立。骆爱华为何保持箴默、不表态，我当时百思不解。及至1953年我在美国长老会、同寅会留在广州文件中发现美国领事馆所给美国在华侨民的一篇通告中，发出日期是1937年8、9月间。通告大意说：“中日间已发生战争，凡我侨民在美国政府作出决策之前，对中日双方不应袒护任何一方，或发表任何意见。个别侨民如触犯此项原则者，咎由自负，与本领事馆无关。”读了这项通告，多年的闷葫芦顿然打开。骆暗使谭道景进行活动，帮助我组织随军服务团，一旦有事发生，则可推说与彼无关。

　　过了相当时间骆爱华与另一些住在广州的英美侨民如方约翰(传教士)、包令留(岭南大学教授)等发起“一碗饭运动”，借以救济中国难民，并组织“广州外侨对华正义会”，并出同名刊物。那时谅必他已取得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同意了。

　　(二)上文提到留日学生刘坚、李益三两人的名字，未及细述他们的事迹，现作补充如下。他们两人早在芦沟桥事变前，因爱国心切，毅然回国参加救亡工作，后投入156师政训处为少尉政训员。当时156师的政训人员能和我们随军服务成员谈得上的只有刘、李两人。他们对我们成员的生活和工作，亦甚关切。

　　据我所知156师之任用刘李两位同志的理由是想他们在前线向日军广播，动摇他们的军心，当俘到日军时又可以帮忙审讯。1937年10月7日举行誓师典礼时，我们即已知有刘、李两人同行，至感高兴。当时士兵对刘李两人及我们服务团成员表示很大的敬意，说留学生、大学生都来和我们共同抗战，同甘苦，我们更应戳力杀敌。

　　刘坚同志系党员，历任广州市八中、外语学校校长，现已退休。李益三同志在广东、广州世界语协会工作。李益三同志近著文记述当日156师等广东部队抗战情况，文长达数万言，快将出版。我以先睹为快。

　　(三)1945年春夏之交，我任曲江失陷后青年会所设枫(曲江枫湾)连(连平县)救济线(沿两地间设站供难民食宿，或发给救济金)的主任，其时前156师政训处长邓飞鹏适任连平县长，旧时战友，异地相逢。邓给救济线工作大力支持，日兵流窜过境时，邓为我们在山中安排住所暂避，并派人护送。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4 09:2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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