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期间广东的鸦片
2018-04-02 10:31:43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许耀震

沦陷期间广东大开烟禁，贩运鸦片是日伪专利，招商承投，成为伪政府的一大饷源，承投经营者亦大发横财。我由始至终（1940－1945）在所谓禁烟局任稽查（检查员），耳闻目见。现将见闻忆述，着重介绍贩毒机关和主要部门的情况。为了史料求真，撰文时又向当日同事查访核对。 　　 福民堂和售吸所 　　广州沦陷于1938年10月，在汪伪政府成立前，由彭东原、吕春荣等组织“广东治安维持会”，临时执政，经费的一个来源是鸦片烟饷。烟饷招商承投，为一个叫陈思齐的台湾人以月饷50万军票投得全省专利权。陈少时在广州广雅中学读书，战前毕业返台，投靠日人，随日军来广州后，有中国通之称，成为日本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长矢畤的亲信。能在大群汉奸争夺中取得鸦片专利这块大肥肉，可见权势之大了。陈得专利权后，随即开设了一间亦官亦商的贩毒公司叫“福民堂”。福民堂是全省唯一“合法”的毒品大本营，1939年3月开张，资金由陈及烟商王某人以及王的妻舅区某等人以小股埋大股方法筹集。陈思齐自任总经理，王某人任副理，占用十三行路华南银行原址为堂址，二楼办公，楼下作煮烟工场。 　　福民堂的经营是：从东北采购烟土，到广州煮炼成烟膏出售，烟土委日本的军用船运来，多是“大连土”、“热河土”，每件100两，状如枕头，名为“枕庄”，在该堂楼下工场加工。工场规模不小，分三部分：煮烟部，有铜镬30个，煮烟师傅20多人，每日生产烟膏2000－2600两；入盅部，秤烟入瓦盅，销售广州市，有女工60多人；制罐部，机制铜罐，入罐销市外各地，每罐一两，用“孖金钱”商标，有工人20多人。 　　自有福民堂后，全省开设了售吸所（广东人称为烟馆，是供烟民吸食的营业场所）不少，广州更是雨后春笋，一下子开了70多家，多在靖海、惠福、太平等闹区，一时烟馆林立，也有设在偏僻地方的。售吸所分甲乙丙三等，甲等可开烟灯16支，乙等12支，丙等8支。福民堂与售给所的关系是供货关系，也临时充当行政管理机关。福民堂设了六个分销处，即是六个派出机关，分惠福、永汉、东山、陈塘、河南、芳村等六个地段管理。售吸所要向分销处申请领牌照，持牌向分销处配购公烟。公烟是福民堂生产的，贴了印花，是“合法”的，除此以外，便是违法的私烟。本来私烟比公烟便宜得多，但规定要购公烟，这叫“专利”，并规定售吸所每日每灯承销公烟不少于二钱半。至于外地的售吸所，也规定向六个分销处进货，但管理就鞭长莫及了。 　　福民堂的“生意”确是兴隆发达（下面还要叙述），每月缴饷50万元军票（编者注：沦陷区有几种货币，一是军票，日军发行，叫“大日本军用手票”；二是广东省银行原日发行的银毫券；三是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大洋券；四是汪伪政府成立后发行的储备券。四种货币的比值时常变动，以军票较为稳定，币值也最高，50万元军票约值黄金千两以上），均按时缴纳，从不拖欠。 　　　 广东禁烟局 　　汪伪于1940年4月实行所谓“国府还都”，成立伪国民政府。5月10日，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成立，陈公博兼伪省府主席，陈耀祖代主席。当时伪政府宣称要禁绝鸦片，同年8月，成立了广州禁烟局，作了一些宣传，要实施禁政。看起来像是执禁，其实是骗人的，禁烟局要强化征敛，只禁无牌私烟，以维护公烟。局址在一德路南益市场楼上，局长雷遇春，是汪精卫旧部，与汪妻陈璧君有裙带亲。他的女婿陈伟培是陈璧君亲侄，所以获得这个肥缺，而且是始终唯一的局长。该局成立时叫广州禁烟局，为了扩大征敛，1941年6月改组为广东全省禁烟局，隶属于省财政厅。局设总务、行政、捐务三个科和一个缉私烟的检查队；外县设禁烟分局。禁烟局的横征暴敛，将分述于下面各节。 　　戒烟药膏专卖所（福民堂） 　　禁烟局成立后，宣示禁令，欺世愚民，将烟膏称为戒烟药膏，要福民堂改为戒烟药膏专卖所，分销处改为戒烟药膏分销处。于是福民堂对外称戒烟药膏专卖所，改名不改性，一样开门营业，对内仍用原名，每月50万饷款改缴新政府。1941年3月合约期满，陈思齐续投两年，但至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运输困难，海上交通几乎断绝，大连烟土靠日机空运，来货锐减，改向香港进货，利润大不如前。不久香港沦陷，印度和中东无货到港，货源只靠本地自产。陈思齐到1943年5月合约期满，便结束福民堂。福民堂原有业务由禁烟局接办，为局属单位，招牌改为“广东禁烟局戒烟药膏专卖所”，全体人员留用，禁烟局也搬去合署办公，直至日本投降。 　　福民堂的利润高得惊人，陈思齐等人经营了4年，大发横财，作者不知具体数字，但可推算知其大概：一两烟土，煮制时加半两烟　　　　　　　　 灰，混合煮溶过滤后再加波斯胶或布胶半两，便成烟膏，即是一两烟土制成将近二两烟膏。烟土东北进价每两7元（军票，下同），烟膏广州售每两25－28元。只加少许运费和加工材料，7元变成50元，一天煮售2000多两，利润3万多，每月除饷银后，还赚数十万，这已不计其它收入了。

　　福民堂结束时，大小职员皆发金牌一个，留作“纪念”，并发每人不等的福利金。

　　陈思齐成了暴富，后来开了一间典当业的福大公司，又出资买得广州城西方便医院董事长头衔，充作善长仁翁。1945年日本投降前不久，携眷乘日轮“白银丸”去香港，船在途中触雷沉没，陈全家葬身鱼腹。

　　副理王某人也成暴富，在广州开了洪记金铺和中华油厂，收购了黄祥华如意油药行，买了楼宇百多间，建了美仑美奂的花园别墅。后因妻妾纠纷，郁郁寡欢，又遇美机来袭，惊惶过度，得癫狂症失常而死。

　　其他高中级职员，也多已脑满肠肥，甚或腰缠万贯，日本投降时怕钱多引国民党注目，故多已逃亡。其中一个女通译郑某为国民党肃奸委员会所捕，花了38两黄金获释，逃往外地。

　　戒烟所(售吸所)

　　禁烟局成立后，售吸所归口该局管辖，对各售吸所采取了两点措施：一是改名为戒烟所，重新登记换发牌照，每家收牌照费100元，除原有甲乙丙三等外，增发丁等牌，名为私家牌。烟民领丁等牌后，可以在家吸食，甲乙丙牌每月每灯缴牌照费2角，丁等却收每灯2元。其实在家吸食的原已十分普遍，不是营业何须领牌，体面人家多不上售吸所，都是在家设烟床。这就给禁烟局钻了一条财路。二是准许各戒烟所(售吸所)自行开镬每月煮烟一次，理由是利用其烟灰混煮，使各所多得利润。各所煮的叫开口盅，每两20元，比配售的公烟低5元。这实际上准许各所煮私烟，俟机分肥。

　　鸦片烟馆在广州断断续续已有百年，日伪称为售吸所，又改戒烟所，老百姓就是叫烟馆。烟馆摆满烟灯，横床直竹，瘾君子吞云吐雾，是人人共见的，日伪称为戒烟所，真是掩耳盗铃，欺世愚民。事实却是在禁烟局的维护下，戒烟所(烟馆)越开越多，越开越大。以广州而言，1939年只有70多家，1940年成立禁烟局后发展为110多家，1943年7月达到171家，公灯2100多支。营业时间从上午8时到晚上12时，每支灯二人用，16个小时可供10-20人用，即是每天可接待顾客3-4万人次。烟灯日耗上等生油近300斤。这个行业确是“一枝独秀”。

　　开烟馆的都是有恶势力的人，广州人叫“捞偏门”，过去不少恃势私自开镬，由于允许开镬，私烟便大行其道，禁烟局只好视而不见，彼此讲数，各得其所。如浆栏路的“冠环球”，是番禺侦缉长杨某人开设，三层的石屎楼房，有私灯30支，私灯就是售私烟;文明路的“凝云”，是警务处的陈姓科长开设;和平路的“柏庐”，是日本西宪兵侦缉队长唐某开设，均有私灯20-30支，一直安全无事。不少大型烟馆，陈设华丽，可留烟客住宿。因当时的酒店旅馆，常有侦缉或日本宪兵检查骚扰，带了贵重物品或私货的旅客，在烟馆留宿最为稳妥，还可以代客保管私货。更奇怪的是，烟馆出来的“道友”(广州称烟民为道友)，只要衣冠整齐，在宵禁时间，日本鬼子的岗哨也准其通过。

　　开烟馆的都赚了钱，公烟每两利润5元，除此还有很多歪门邪道，如弄假掺杂，或将承销的公烟转手外运，有些将公烟瓦盅换铜罐，贴孖金钱销外地。总之办法很多，171家烟馆做到日本投降，具体赚了多少钱就不得而知了。多少烟民因吸毒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最后沦为饿殍，处处可见普通烟民的凄惨情景。

　　检查队和检查员

　　禁烟局检查队的任务是缉私烟，初时队员4人，作者是其中一个。队长雷某是局长同乡。禁烟局扩大为全省禁烟局后，队员扩充至40人，改由伪省府情报处长郭某任队长，设承审员2人，可自审自办烟案，缉获私烟可按公烟价五倍至一百倍课罚，实则是通通没收。罚没所得，40%充作奖金，当中，全局职工占10%，线人10%，检查队占5%，经办缉获人5%，协缉人10%。

　　私烟来源多是港澳走私进口，也有不少是郊县种植的。私烟省去福民堂的高额利润和印花税、饷项等，售价约为公烟一半。

　　检查员(缉私员)也是个肥缺，他不在乎奖金，因奖金仅得5%，为此得罪人不值得，遇有私货不时卖人情放水，反而有利。有些检查员宁愿不要工资，靠捞黑钱。他们利用职权私运烟土，监守自盗，或者开烟馆，或作烟馆后台。有些在家开私灯，煮私烟，招私客。检查员多是日本宪兵队和警务处的头面人物介绍来的，都有所恃。有些烟馆老板，出钱买个检查员名衔以自保。

　　当检查员也有碰钉子的，大霸欺小霸。作者于1943年一次奉令到中华中路(解放中)纪纲街某宅缉私烟，进入内室时，有妇女拦阻说，此系财政厅秘书长卫某人住宅。我听了一怔，禁烟局隶属财政厅，知已碰钉，正欲退出，卫某人已在烟榻徐徐坐起，放下烟枪，拿起一盅烟膏，对着我说：“这盅孖金钱系雷公(禁烟局长雷遇春)送给我的，你来拉(捕)我吗?”我即赔礼，连声不敢，请门外警察作证没有骚扰卫氏大府，签名具结才得脱身。卫某揸了把柄，过了几天，硬要雷遇春收其内侄冯某当检查员，此事才作了结。 铲烟苗运动

　　由于烟土好价，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路来货中断，市郊和附城各县纷纷种植罂粟(罂粟果可取汁多次，晒干即成烟土)，市郊嘉禾、龙归、人和、南村、北村、竹料、钟落潭一带的产品叫“禺北土”;沙河、西坑、天平架、同安、同和、榕树头、长湴、龙眼洞一带的叫“禺南土”;石牌、员村、程界、车陂、棠下、朱村、黄村一带的叫“黄埔土”;东莞产的叫“东莞花叶”;还有从化、花县以至四邑等地，不一而足。远的不算，近的种了一万多亩。禺北土收成较快，产量质量也较优，九种三收，即农历九月下种，明年三月收成。这些烟土，初则是零星入市的私货，后来福民堂收购，外地来购，但仍有部分成为私货，由于这样，成为禁烟局生财之地。禁烟局凭着禁令，提出所谓“铲烟苗运动”。每年农历十一月下旬，派出大批人员，打着铲烟旗号，分头巡视，局长也择地出巡，每次我亦随行。九月下种，十一月烟苗已长，巡视目的是了解烟苗生势、种植面积等情况。所到之处，乡绅地霸出面逢迎，讨价还价，谈判结果是所谓体恤烟农，转作收成后罚款处理，订定每亩罚210元，随即详细登记面积，责成县、区长负责执罚上缴。但是执罚时却不收现金，而是作价每两7元折收烟土，即每亩收30两。当时收购价每两13-14元(私烟更不止此价)，作价7元只得半价，实际是加倍执罚。这笔收入，非常可观。禁烟局这一着，明似掠夺，实则分肥，因为种烟的不是一般农民，都是土豪地霸，每亩地可收百余两，拿出30两并无大碍，还有大利。

　　烟苗既然不铲，却又演些闹剧。每年农历三月初派人到处铲烟，雷遇春亲自领队，一营伪军护驾，浩浩荡荡，所到之处，主人殷勤款接，有吃有喝还送钱送物。铲烟回去时，用几部大卡车满载烟苗，张开“广东省禁烟局铲烟苗队”的大幅白布横额，大张旗鼓巡游市内。其实铲的是已取了汁的罂粟，果子只是空壳。烟已收成，反正要铲换种其他作物的了。

　　焚鸦片烧烟具

　　1942年夏，禁烟局搞了一次当众焚鸦片烧烟具的把戏。事前在报章上作了几天宣传，重申禁政实施，公布缉获的私烟和烟具数目(当然不是真实数目)，定了时间地点，欢迎市民观看焚烧。果然，按时在原日南海学宫门前当众举火。烧的到底是什么?一切东西，早已偷龙转凤，一把火正好灭证。所谓私烟，烧起来没有烟味，而是烟屎和布胶的混合气味，不是“道友”也能鉴别。至于烟具，计焚毁烟枪100多支、烟灯100多盏、烟盅烟盒1000多个、烟斗刮和针等一大堆，这些都是下等劣货，是“扫把柄”、“沙煲耳”之类的东西，全是废品。本来，缉获的烟具有些是名贵上品，如“双溪斗”、“双吉斗”、“香娘斗”和每支百多元的“崖洲竹”烟枪，有些烟枪是镶银圈或金质圈、镶象牙或全象牙的，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戒烟留医所

　　由于烟祸横流，到1942年有几个社会团体由广州妇女会领衔要求伪政府加以约制，陈璧君也出头表示“支持”。是年夏，禁烟局便开了一所“戒烟留医所”，所址在原日南海学宫，由福民堂给开办费3万元，另每月给经费4000元。为什么福民堂给钱?是陈璧君找了陈思齐，对他说，你福民堂赚了大钱，应做点“福民”的事。一句话便解决。该所有所长霍某、总务主任冯某、医务主任曹某，有医生一名、男女护士6名，还有杂工和其他人员等;有病床60张，设留医特别室3间，医疗器械及比较贵重的药物一批。后来安排警察4名，有脚镣10多副。警察和脚镣何用?下面再表。

　　开办初期，留医者40-50人，多系伪府高级职员家属或富家子弟。过了几个月，贵重药品用完，没有补充，就没有“高贵”的病人了。这时只用些普通胃药。治疗方法是在静脉抽血，注回臀部肌肉内，人称之为以其人之血还治其人之身，效果不大，后来病人寥寥无几。曾有两次日本观光团来参观，因没有病人，便搜罗贫苦烟民50多人充数，条件是供免费食宿三天，观光团走了便没事。

　　当时有些烟犯，是抓获的贩私烟、吸私烟等的犯人。在课罚之前，一般寄押在各警察分局，待弄清其贫富环境后择肥而噬。这些犯人，常年有几十人，为免警察局插手分肥，反正戒烟留医所空着，1943年秋，将全部烟犯40多人移押于该所，名为烟犯戒烟。不久，留医的全部是犯人，留医所成为禁烟局的拘留所，警察昼夜看管，富裕的烟犯加脚镣，要交开镣费。但也有舒适的特别室，肯出钱便可入住，不仅没有加镣，而且逍遥得很。所有烟犯，罚款与黑钱交足便可离所。

　　国土沦亡，正直的中国人都知亡国恨，只有小撮败类，欺压百姓，求得一时富贵虚荣。当时广州市百业凋零，饿死人不少，路尸天天可见，但是烟、赌、娼三个行业畸形“繁荣”，点缀了都市的“升平”。广州人抽鸦片，断断续续已有百年，但都没有日伪时候那样猖狂和普遍。多少烟民，一旦失足，无能自拔，结果倾家荡产，卖儿鬻女，家破妻离，最后沦为饿殍。“繁荣”掩盖不了凄惨情景，在地狱的天堂中积了孽钱的人，理无久享，多是逃脱不了可耻的下场。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2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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