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中国海军，用最悲壮的方式抗击侵华日军
2020-05-09 08:54:55  来源：搜狐网  点击：  复制链接

　　80多年前，1937年12月26日，青岛小港，在中国海军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的命令下，中国海军以“镇海”驱逐舰为首的8艘舰艇，在青岛小港集体自沉;与此同时，另外4艘中国军舰也悲壮自沉于山东刘公岛港内——为了阻滞日军进攻，原本出身于东北海军的中国海军第三舰队主力，在“九一八”事变六年后，选择了以集体自沉堵塞航道、延阻日军进攻的方式，来遥望海湾对面的东北故乡。

　　当时，从“七七事变”后短短五个月间，中国海军四大舰队的第一、第二、第三舰队，此时主力已或自沉，或在与日本海空军的决战中损耗殆尽——在当时，尽管中国海军舰艇总数有100多艘，但总吨位却只有少得可怜的68895吨，且没有任何配套航空兵支援。

　　与此相比，是1937年日本海军却拥有各式舰艇高达190多万吨，是中国军队的近30倍之多。另外，日军海军还拥有1220架飞机，并占据了旅顺、青岛、上海、澎湖马公港等重要军港，对中国呈现出海上包围态势，使得弱小且没有飞机护航的中国海军，被完全压制封闭在江河湖海，处于被动挨打的极端不利态势。

　　自1894年甲午海战后实力不断衰退的中国海军，此时早已力不如人，抗战爆发后，悲戚之下，国民政府为了力保上海和南京，最终决定将中国军舰主力用来自沉，以封锁长江等各大航道，阻遏日本海军沿水路入侵中国。

　　决策已下。

　　在第三舰队自沉前，1937年8月11日，中国海军部长陈绍宽在江苏江阴长江水面上，黯然闭上双眼，默默无语。

　　随后，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的228艘各类大小舰艇开始自沉落水。

　　这一天，中国海军军舰汽笛哀鸣，军旗低垂，这是中国海军发展史上的至暗时刻。

　　而本文开头的青岛自沉，也是继中国海军第一、第二舰队在江阴自沉后，紧接着第三舰队的壮烈自毁。

▲中国海军在江阴自沉战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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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华民国第一舰队司令，出生于福建省候官县(今福州市区)三坊七巷的陈季良(1883-1945)，当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经常带他到福建宁德的外公家小住，每次，母亲都会让他登楼观海，然后对他说：

　　“海上无门，外国人最易来犯。”

　　有一次登楼观海时，母亲指着渔民留在海滩上的泥橇说：

　　“明朝倭寇犯境，戚继光将军以此橇作武器，潮退时，令士卒乘而逾泥，杀敌夺舟，获大胜。”

　　母亲的话，陈季良记了一辈子。

　　日后，他考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后又到英国留学。1919年，当时还叫做陈世英的他，作为民国海军“江亨”舰舰长，在黑龙江入海口支持苏联红军击杀了数十名日军。

　　为了逃避日军的追击，陈世英在北洋政府的保护下改名为陈季良，并继续在民国海军中效力。此后，他在民国海军中辗转升迁，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他已官至国民政府海军部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

　　1937年8月，在将战斗力相对较弱的舰艇自沉后，陈季良此时正带领着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主力驻守在江阴自沉线外防卫日军。

　　从1937年8月16日开始，日军空军开始不断抵近侦察、轰炸中国海军舰艇。在连日侦察，发现中国海军没有空军支援后，当年9月22日，日军先是出动30多架飞机轰炸中国海军旗舰“平海”号。9月23日，日军再次集结70多架飞机轰炸中国海军。由于摸透中国海军没有空军支援，日军竟然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单独由轰炸机组团攻击中国海军。

　　此时，海军部长陈绍宽由于赴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仍然未归，在此情况下，当时担任海军部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的陈季良在危难之中，临时代行起海军最高指挥大权，由此掀开了中国海军史上最残酷的“江阴保卫战”的序幕。

▲日军拍摄的中国军队在江阴沉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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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保卫战，是中国海军的壮烈史与陈季良的生死劫。

　　1937年9月22日，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在与日本海空军激战2个多小时后，击落了3架日机，另外还击伤了8架日机。中国海军则阵亡6人，伤30多人，另外“平海”“应瑞”两舰也中弹受损。

　　当时，担任江阴保卫战总指挥的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以“平海”舰作为旗舰，9月22日当天，“平海”舰先后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击落了4架日军飞机。但“平海”舰也被炸伤，另有5名官兵牺牲，20多人受伤，舰长高宪申腰部也中弹受伤。

　　9月22日当晚，陈季良召集各舰舰长开会，针对日军飞机猛烈攻击旗舰“平海”号情况，有舰长建议陈季良降下司令旗，但陈季良坚决拒绝，他说：

　　“平海舰是我军旗舰，也是敌机轰炸的重点，但我决不因此而降下司令旗。”

　　9月23日，日军共出动73架飞机再次来犯，在敌机猛烈攻击下，“平海”舰被击沉，但陈季良随即又移驻“逸仙”舰，并挂出司令旗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持续到9月25日，16架日军飞机又开始猛攻陈季良所在的“逸仙”舰，当时，“逸仙”舰先后击落2架敌机，但自身也被击中，并有14人牺牲、6人重伤，面对军舰下沉在即的危亡情况，官兵们劝陈季良撤退，但陈季良却咆哮着说：

　　“不!我们还剩下十几发炮弹，我们要和敌人拼到底!”

　　激战中，“逸仙”舰再次中弹，舰身左倾入水，当时，陈季良也被弹片击中腰部，血流如注的他摔倒在甲板上，他强忍着剧痛，硬撑着站起来大吼着说：

　　“中国军人最好的归宿，就是与敌人战到最后一刻!”

　　在陈季良的鼓舞下，“平海”舰上甚至是负伤的官兵，也从血泊中顽强站起，利用最后的炮弹，甚至是身边的手枪和步枪，向日军发出了最后的反击，一直到所有的子弹打光。“逸仙”舰也因多处中弹，舱内大量进水，最终沉没于江中。

▲陈季良。

　　9月25日当天，陈季良下驻的第二艘旗舰“逸仙”舰也被击沉后，陈季良再次移驻第三艘旗舰“安定”舰，他带领着民国第一舰队最后的精锐海军，在“安定”舰上再次升起了司令旗。

　　有人对陈季良说，“挂司令旗暴露目标是很危险的”。

　　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陈季良，大义凛然地说：

　　“司令旗在，中国的舰队就在，对敌是蔑视，对自己人是鼓舞。”

　　在没有任何空军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从1937年8月16日至9月25日，陈季良指挥残余的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与赶来支援的中国海军第二舰队一起，与日本300多架战机、70多艘军舰周璇战斗了近两个月之久。

　　最终中国海军以被炸沉11艘军舰的代价，击落了十多架日军飞机，另外击伤了30多架日机。

　　这场惨烈的江阴保卫战，被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称之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战”。

　　此后，一直血战到1937年10月23日，陈季良下辖的中国海军第一舰队主力军舰已接近全军覆没，另外以曾以鼎为司令的第二舰队主力也伤亡惨重，然而日寇却始终未能突破江阴封锁线。

　　尽管在江阴保卫战中顽强阻击了日军海军，但1937年12月，随着日军占领上海后又先后攻占山东、江苏沿海，并不断从日本本土和北方战场迂回夹击江阴、进逼南京。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弃守国都南京，并下令中国海军掩护国民政府各个机构西迁。

　　随后，在南京业已沦陷的背景下，中国海军开始向长江中游集中，协助国民政府进行武汉会战。

▲1937年9月22日，日军飞机在江阴江面轰炸中国海军平海号巡洋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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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陈季良的第一舰队，和曾以鼎的第二舰队先后退守长江中游、协助拱卫武汉，民国残余的海军精锐，也走到了最后时刻。

　　1938年3月开始，日军以陆军为主，并集结海空军，投入40多万兵力全力进攻武汉。

　　此时，中国海军原有的130多艘舰艇，除了25艘自沉用于阻塞江道，另外有82艘舰艇已于此前被日军击沉。在无力主动攻击的情况下，中国海军在长江残存的最后20多艘军舰全部集中开往武汉上游，开始执行防御作战。

　　在此情况下，晚清民国传奇战舰“中山”舰，也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1910年清政府花费68万银元从日本定制的，1913年完工回国后，中山舰先后参加了护国讨袁运动，随后它又经历过“护法运动”“东征平叛”“孙中山蒙难”“中山舰事件”等重大历史事件。

　　到1938年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山舰的舰长，是福建福州望族、海军名将萨镇冰的侄孙萨师俊。

　　作为中山舰的第十三任舰长，在1938年武汉会战打响后，萨师俊带领中山舰官兵奔赴武汉保家卫国，并奉命将中山舰上的三门大炮拆下，以支援武汉外围的防空火力。

▲中山舰旧照。

　　从1938年6月至10月，中山舰一直负责警戒金口至嘉鱼、新堤沿江一带，奋勇抗击日寇入侵。

　　1938年10月24日，武汉会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山舰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舵机和锅炉完全毁坏，整个军舰失去控制，几分钟内进水达1米多深。随后，中山舰完全丧失了动力，开始在长江上随波逐流。

　　尽管如此，舰长萨师俊仍然坚持在驾驶台上指挥作战，随后，日军飞机又炸中中山舰舰首，萨师俊双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但他仍然忍住剧痛，坚持指挥官兵开炮轰击日寇。

　　官兵们看到舰长萨师俊已身受重伤，就想用舢板带他上岸医治，没想到萨师俊却说：

　　“诸人员可离舰就医，但我身为舰长，职责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当时，中山舰驾驶舱内也已进水，军舰沉没在即，副舰长吕叔奋当机立断，下令强行将双腿已被炸断的萨师俊和受伤官兵转移到舢板。舢板刚刚离舰时，中山舰舰首就高高昂起，有如英雄昂首挺胸般慷慨就义，随后在呜咽壮烈中沉入江底。

　　而刚刚被转移到舢板上的萨师俊和24名受伤官兵，则被日军飞机疯狂扫射，最终全部壮烈牺牲，尸体全部沉入长江，不知所踪。

　　就在武汉会战前，萨师俊曾经对部队官兵们说，“吾任之所在，生死以之，但愿以身殉国!”

　　这位出身海军世家的中山舰舰长，最终将生命和热血，抛洒在了长江之上。

▲萨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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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舰的毁灭，也标志着中国海军第一、第二、第三舰队在抗战中的近乎全军覆没，此时，民国剩余的最后海军、隶属广东方面的第四舰队，也走上了最后的征途。

　　就在中山舰被击沉前三天，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随后，日军开始沿珠江水系进犯佛山三水，为了遏阻日军西进，稳定两广地区军心民心，海军第四舰队、同时也是民国海军最后的精锐也全军出动，向日军展开了主动攻击。

　　1938年10月29日，在第四舰队司令黄文田命令下，民国最后的尚有攻击力的精锐战舰“执信”“坚如”“仲恺”“仲元”“飞鹏”“湖山”号等6艘军舰，在少校舰长李锡熙率领下，向西江下游日军占领区佛山三水进发，并沿江攻打日军炮台。

　　当天下午5时许，李锡熙率领的“执信”舰在摧毁日军四座沿江炮台后，他所率领的6艘舰队，在西江马口岗遭到了日军13架飞机的轮番攻击，随后，“执信”舰被日军飞机击中数弹，舰长李锡熙的右腿也被炸断，危急之中，官兵们想将李锡熙抬下去治疗。

　　没想到李锡熙却坚决拒绝，他命人当场抬来一把椅子，并用自己残存的左脚在椅子上支撑住身体，用尽生命中的最后气力，继续坚持坐在指挥台上指挥作战。

　　“执信”舰上的少尉副舰长林春炘、轮机长杨信光、枪炮员周昭杰等23人已经牺牲，另外轮机长杨信先等15人也已身负重伤，舰上能投入作战的官兵只剩下不到一半人。

　　此时，右腿已被炸断，靠着强坐在椅子上硬撑的李锡熙，在血流如注中，也向船员们下达了最后的指令：

　　“驶至敌炮台500码处，进入敌射击死角，用我们的舰炮抵近射击!”

　　就在这个当口上，日军两发炮弹直接命中了“执信”舰锅炉和轮机舱，“执信”舰舰身几乎被炸断，并突然上翘。几分钟后，“执信”舰沉没落入西江，李锡熙也随之坠江牺牲，年仅38岁。

　　而与李锡熙一起共同作战的第四舰队其他舰艇，也在日军飞机的狂轰乱炸下或负伤、或沉没，这也成了民国抗战史上，中国海军与日军海空军大型对战的最后绝唱。

▲1940年，国军在马口遗址竖碑纪念李锡熙等阵亡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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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西江之战后，民国海军的所有家底，已基本全军覆没。

　　抗战进入到1939年后，鉴于当时中国海军舰艇已几近全军覆没、无舰可战的现状，此后，中国海军开始在日军敌后广泛开展布雷游击战，并将长江流域作为布雷作战的重中之重。

　　当时，中国海军使用的水雷主要有漂雷和定雷两种：漂雷顺水漂流，一遇到目标就会爆炸;定雷也称为锚雷，设置下放在水中，一碰撞到物体便会爆炸。

　　对于中国海军杀伤力巨大的布雷作战，日军一位随军记者回忆说：

　　“(中国海军)在江面上布下了无数的水雷，南京和汉口之间成了可怕的水雷区……由于水雷太多，好多扫雷艇都触雷沉没了。炮舰、运输船也相继触雷，损失惨重。

　　(一支执行登陆任务的舰船触雷后)江水升起了巨大的水柱，船被炸成两截。船上的若月(日军随军记者)，同盟通讯社的下津久男以及60多名陆战队员全被抛入江中，被江水吞没了……一旦落水，连尸体都浮不上来。”

　　在中国海军水雷队的威慑下，日军心惊胆颤，不敢在长江水路上长驱直入，日军海军长江舰队司令甚至通告所属舰艇：禁止集结行驶;凡行驶芜湖以上商船须由扫雷舰引导;舰船不得在夜间行驶等，以防止被中国海军设置的水雷炸伤。

　　在中国海军几乎是全流域布雷作战的威慑下，1940年长江要镇湖北宜昌沦陷后，日军虽然控遏要道，但却始终无法从水路进入四川进攻重庆。而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日军为了绕开中国海军的雷区，不得不用小型舟艇携带少量补给分散登陆作战，由于力量分散，日军许多部队都被中国军队进行了分割歼灭。

▲抗战时期中国海军自制的触发水雷。

　　根据民国“海军要塞炮击及布雷战绩”记载，1937-1939年间，中国海军共计击沉、击伤日军舰船148艘;仅1940年一年间，中国海军就击沉了218艘日军中型舰艇、运输船、商船和汽艇等中小型舰艇。

　　1942年，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在《抗战六年来的海军》一文中，高度赞扬了布放水雷杀敌的功绩：

　　“单就长江方面之芜湖至湖口，九江至汉口，汉口至岳阳这三个地区中，已经出击过93次，布放漂雷1600具。根据各区监视哨报告，经调查属实者，也已炸沉敌舰艇船156艘，平均10个漂雷，可以换取敌舰一艘。在此156艘中，包括中型舰、运输舰、商船、汽艇等，其物质损失的价值，至为重大。同时，使敌人水上运输日趋崩溃之途，可以减轻我反攻时障碍。这种使命的达成，全藉我海军官兵的用命。”

　　当初，民众对于海军抗战多有怨言，认为海军抗战“不力”。对此，凭借“微薄”家底与日军几乎是竭尽全力斗争的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引用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回答民众质问时的一段话说：

　　“我现在可以回答那些发问‘海军到哪里去了’的人，中华民国的海军，在其应当在的地方，现在还在那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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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让日军为之胆战心寒的布雷战，也是海军将士们浴血牺牲的结果。

　　1941年，随着中国海军布雷规模的日益加大，中国海军共成立了5个布雷大队，下设10个布雷支队。当时，为了发挥水雷爆炸最佳效果，中国海军水雷队员们必须仔细测量地形、水流，和侦察敌人舰船活动情况。

　　为此，布雷队员们在敌占区昼伏夜出，还不断与反水雷战的日军进行作战，1940年4月6日，海军布雷队员陈永生在进入江西湖口敌占区布雷时，不幸被日军逮捕，在被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后，12天后，1941年4月18日，日军用锯子将陈永生活活锯死杀害。

　　为了顺利布雷，抗战期间，中国海军第五布雷大队队长林遵，有一次在布雷期间由于找不到渡船，布雷队员们只得冒险跳入江中，一边游水、一边用手推着水雷前往江心布放，不料布雷过程中被日军发现，不少队员在现场泅渡时，惨遭日军机枪扫射中弹牺牲。

　　在前后历时八年的中国海军布雷战役中，海军部队共有几百名官兵或遭日军杀害，或遭日军俘虏后被送做苦力。

　　当时，中国海军第五布雷大队的队员董承良、林炎妹两人，在一次布雷行动中被捕后，两人跟其他中国战俘一起，被日军押解到日本北海道深山老林，充当开采煤矿、铁矿的苦役，为此，两人经常被日军士兵鞭打脚踢、狼狗撕咬。

　　后来，董承良、林炎妹两人拼死逃入日本北海道的茫茫森林，过起了与世隔绝的野人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知道世事变化的两人，仍然继续留在日本北海道的原始森林中逃生过活，更不知道后续发生的国共内战、新中国建立等众多世事变迁，一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后，经过多方寻迹调查，几经交涉，他们两人才由日本被遣送回原籍福建得到安置。

　　而那时，距离他们被捕，已经整整过去了近三十年的时间，这两位中华民国最后的海军战士，才得以回归故土，重返祖国。

▲中国海军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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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春，辖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的民国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也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由于在1937年江阴保卫战中被日军轰炸造成的腰伤复发，加上感染风寒后，在当时抗战的环境下缺医少药，1945年4月14日，病重的陈季良在弥留之际，对身边的妻子最后留言说：

　　“我深恨未能将日寇赶出中国……我死后，不要让我入土，我要看着日本人被打败。等打败了日本人，你就往我的棺材里倒几杯酒，我也要好好庆贺一番。”

　　对妻子说完这段后，戎马生涯、马革裹尸的陈季良，最终在四川万县含恨去世，终年63岁。

　　陈季良死后，他的妻子遵从他的遗愿，特地为他制作了一口水泥棺材，将陈季良将军的遗骸安置在了重庆一面山坡之上。

　　陈季良死后四个月，1945年8月15日，日寇正式宣布投降。

　　当胜利消息传来时，重庆全城欢声震动，但陈季良的妻子没有走上街头庆祝，她静静来到丈夫的灵柩前，嚎啕痛哭了一场，她在泪雨中告诉丈夫，“我们终于打败了日本人。”

　　抗战胜利后，陈季良被追赠为海军上将，将军的遗骸最终被用军舰送回他的故乡福州。当运载他灵柩的军舰抵达福建马尾港时，家乡人自发围聚到了码头，用最沉默也最隆重的方式，迎接这位故乡英雄的到来。

　　1945年后，陈季良的妻子跟子女移居台湾，改革开放后，陈季良的孙子们还时不时回到福州，前来为祖父陈季良将军扫墓。

　　此后，往事如白云苍狗，几经动荡，人们逐渐忘却了这群为了祖国的自由与解放，将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挥洒在绿水青山之间的海军勇士们。

　　遥想当年，他们以几乎全军覆没的悲壮牺牲，御敌于山河湖海之间，那些“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的铁血往事，最终化诸风中。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5-09 09: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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