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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第三节
2017-11-24 10:28:59  来源:爱书坊  点击:  复制链接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三节 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一、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部署

  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但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敌后游击战争的这种战略地位和作用。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长驱直入占领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对国民党军事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提出要在正面战场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论陷区开展游击战争,以袭扰和牵制敌人。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白崇禧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并令未及撤退而滞留于敌后的正规军就地进行游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究制定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全面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5页。],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担任游击。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于1939年2月25日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与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鉴于前期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游击战中所表现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绩,国民党方面特别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中共中央派出了30余人的代表团,其中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边章伍、薛子正、李涛、吴溪如等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学制3个月,共办了3期。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民众运动和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1046人,大部分为全国各战区各部队派送的校级军官,不少人曾毕业于黄埔和南京军校。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时,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均慕名而来听课,使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广场讲大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向训练班教育长汤恩伯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学员们学习研究。第一期学员经过训练于5月2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460余人,于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训练班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先后迁至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中共代表团的参加,使八路军、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得以为更多的中国军队学习和借鉴。

  1939年10月,军训部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失守后开始重视游击战争,与它过去单纯的正面防御的战略指导相比较,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态度渐趋消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错误方针,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反共倾向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反动法令和秘密文件,并在各地实行。1939年5~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企图把敌后游击武装尽量控制起来,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与日军抗争,更主要的是为了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对此,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积极倡导者白崇禧亦承认:“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是为了“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敌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经营敌后的主寻思想,其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的主力。

  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

  太原失守后,第2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军等)共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19、第61军、骑兵第1军等部)共8个师另3个旅,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2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年初,第2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8个师、2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69、第97、新编第5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3个步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第89、第51军及新编第4师和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1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其中第51军任鲁南北部游击作战;第57军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89军任苏北游击作战。

  上述各地区的国民党军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撤迟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极差。这些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在日军实施战略进攻阶段,尚能在敌后免强生存。但在日军回师占领区,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存在上述弱点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另外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更不可能在敌后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敌后游击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倾向的日益加强,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防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其推行的敌后游击战争计划实际上不是积极地向敌占区进攻,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而是向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军,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这就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敌后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军事磨擦,结果在根据地军民的自卫反击下人地两失。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抗战的措施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仍然有其立足点。在山西,有以晋南的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河北、山东,有以冀鲁边的山地为根据地;在华中,苏北地区亦有其立足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这些根据地在以后日军的“扫荡”中均先后丧失。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损失过半,中条山全部丢失。9月,日军又围攻太岳山区国民党军,结果驻守太岳区的第98军基本被打垮,军长武士敏牺牲。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准备南进,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部队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诱降迫降政策。在此情况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敌后国民党军开始成批投欣,出现一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可以说,敌后国民党军从此进入伪化时期。

  1940年12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年4月下旬,日军以第32、第33师及骑兵第4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8军主力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69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施反击。4月29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军和第69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

  6月15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2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24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5月至7月,日军继续“扫荡”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于8月4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51、第57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3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89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89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大通,豫皖苏边的淮阳、阜阳、淮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有一部分兵力伸展到了江北的泰州地区。鲁苏战区成立后,令第89军积极向南扩展,结果引起了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政治磨擦和军事冲突,先后在1940年10月和l941年1月发生了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年初,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89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致使第89军军部及鲁苏战区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兴化镇于2月被日军占领。第89军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1943年2月,日军调集第70师一部和独立第12旅主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淮阴、泗阳地区转移。月余后,日军又“扫荡”淮阴、泗阳地区,该部不能立足,遂又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不复存在。

  从1941年至1943年间,敌后国民党军大量投降日军,使伪军的总数由1941年的35万激增到1943年的81万人。这些被“伪化”的国民党军不同于其他伪军,在编制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24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来陆续开到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100万人。敌后游击战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多面包围之中,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不与日伪军进行积极坚决的战斗,就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指导路线错误,脱离人民群众,经不起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绝大部分被消灭或投降敌人,留在原地坚持与人民结合走向进步或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1944年6月,只有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的第61军仍留在敌后,总共近3万人。但赵、张两部后来也相继投敌,第61军在晋东南屡向八路军进攻,大部被歼。敌后的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只有一些残余的零星武装还在活动。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22-05-05 17: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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