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2）
2017-11-29 10:57:50  来源：中青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二)

　　北平同学“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宋哲元用大刀水龙镇压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各校学生，三五成群，群情激愤，不可遏止，都在酝酿着示威、罢课。但是，南京不仅没有全市性的学生组织(如北平市学生联合会)，而且各校的学生自治会也没有掌握在爱国学生手里。中大的学生自治会，抓在CC派手里;金大的学生自治会抓在复兴社手里;基础最好的南京中学，进步同学也没有完全掌握住学生自治会。进步同学分散在一些学校，彼此只有个人联系，形势突然发展，我们一时很难掌握住新的局面。我们的动员组织工作刚刚开始，狡猾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抢先一步，先以CC派控制的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为主，继以复兴社控制的金陵大学学生自治会为主，接连在十二月底搞了两次全市部分学生参加的“请愿”。他们只提“要求政府抗日”，不提“停止内战”;蒋介石、汪精卫的代表出来说几句“中央自有决策”之类的话，便宣告“满意”，解散回校。这一着很恶毒，不但让多数学生的悲愤有所发泄而热情下降，而且为镇压学生再有行动制造借口。后来宪兵司令部果然声称：学生已向政府表达了要求，此后再不允许示威游行“扰乱治安”了。

　　愚蠢的反动派没有料到，群众一经行动起来，便会象冲破闸门的洪流，是谁也制止不住的。

　　“请愿”之后，中央大学读书会的同志立即公开活动，抓住多数同学对这两次软弱无力的行动表示不满的有利时机，发起召开中央大学全体学生大会，把学生自治会主席CC分子刘某赶下了台，选出了后奕斋担任主席。大会还胜利地通过议决：通电全国，声援平、津同学，立即罢课，成立院系学生联席会和纠察队，准备新的游行示威。南京中学读书会的同志，也在同一天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掌握了学生自治会，通过了罢课和准备游行示威的决议，郑代巩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一夜，进步同学和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到处奔波，互相串连，许多人通宵没睡。第二天午后，南京中学、南京女中，钟英中学、汇文女中和城南的一些中学的学生，就结队上街游行。其他学校得到消息后，赶紧把大门锁起，校长、训育主任亲自把门，不准学生出校。成贤街有一个钟南中学，校长混名乔老虎，这时手执学生名册，坐镇学校大门，声称淮出去就记上名字，当场开除。游行指挥部得知这个情况，就带领大队去冲击这所学校。霎时间，钟南中学校内校外口号声响成一片，乔老虎吓得望风逃走。但是，这一天，中央大学的学生，却没有能够走出学校。校长罗家伦一早就把各系学生代表统统找去谈话，使学生失去带头人。等到午后，纠察队开始集合，发现校方早已把二四十尺高的钟塔打钟的绳子齐根剪断了。一个纠察队员攀着铁柱子爬上去，敲钟集合，人们渐渐聚集起来，却不到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这时，宪兵教导团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包围了中央大学。纠察队急忙关了大门，以防他们冲进校园同时把学校的消防水龙集中起来，准备请这些北平大刀队的同行们，也尝尝冷水浇的滋味。由南京中学打头的游行队伍在成贤街北口，被军警堵住，无法前来援助。面对着如此险恶的形势，为了保护同学，指挥部派人和宪兵团长谈判，迫使对方答应不进学校，允许同学们回到校外宿舍去。我至今还记得由学校东侧门回宿舍的情景：道路两旁，每隔三、五步就站着一个宪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中间只容两人并排走过。悲愤到极点的同学们，对着刺刀跳脚大骂。回到宿舍后，为了防备反动派深夜捕人，纠察队通宵站岗;同学们也无睡意，大家从铁床上拆下铁条当武器，准备同敌人搏斗最感人的是，许多平常不出头露面的同学，纷纷同学生会和纠察队的同学换房间，换床铺，以免他们被捕。这一天，由于学运的主力――中央大学的队伍被阻，游行示威的声势不够大。但是，毕竟在“天子脚下”闹了个不大不小的地震。

　　全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独夫蒋介石坐不住了。这年十二月底，他慌忙下令南京、武汉、上海实行临时戒严，禁止集会、结社、游行。南京城内，街头巷尾，到处是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

　　一九三六年一月，北乎学生自行车南下宣传队来到了南京。他们刚在成贤街一家小旅馆住下，反动军警就把旅馆包围，声言要押解出京。我们组织了上百中大同学，前去支援他们拒捕的斗争。我们原想把北平同学救回中大，然后护送到各校去作报告，鼓舞南京学生的斗志，准备再发动一次群众示威，打破蒋介石的戒严令。但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宪兵把北平同学押上火车，并逮捕了几十个中大同学，我和薛葆鼎也被逮捕。我们被宪兵押到孝陵卫，拘留在蒋介石的御林军教导总队的兵营里。后奕斋率领同学包围罗家伦，强迫他以中大校长名义保释，我们才恢复了自由，但我被迫转学金陵大学。

　　接着，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学校提前放寒假，同时下令全国学校派学生代表到南京来听蒋介石的“训诫”，这就是所谓“聆训”。北平学联全体决议拒绝南下“聆训”，得到全市同学的拥护。南京有的学校，中大有的院系，却派出了学生代表参加“聆训”。我们有些同志，一时气愤，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办法，把参加“聆训”的学生的书籍衣物放火烧毁。这种简单的做法，脱离了落后的以至部分中间群众，使得团结群众的工作增加了困难，南京似乎又沉寂下来了。

　　二月，蒋介石下令在乎、津大批逮捕学生。南京文化界座谈会有些老同志，斗争经验比我们丰富，特地提醒我们在南京暂时不要连续发动公开的群众行动，以免造成损失。老同志嘱咐我们：要保存力量，扎实地去动员群众，发展自己的力量，全力以赴，准备建立南京的学生救亡组织。中大进步同学和这些老同志比较接近，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整个寒假期间，都在做扎扎实实的群众工作。我和这时也是金大学生的祁式潜，恢复了一九三四年春在读书会时的关系，组织金大进步同学胡叔度(胡笃宏)、胡畏(胡笃冲)等同志，一起到几所教会学校串连，扩大和各校进步同学的联络。成立南京救国会的筹备工作，也从这时开始了。

　　但是因为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南京各界、各校的救亡运动步调不能完全一致。在学生界，南京中学比较活跃，学生组织比较强。十二月几次公开行动之后，进步力量更加壮大了;一九三六年春季开学后，他们就完全掌握了学生自治会，并通过激烈的斗争，从学校当局争取到更多的自治权利，能够领导起学生的大多数。

　　南京中学的进步同学，不满于南京学运一时的沉寂，迫切要求打破这种局面。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北平被捕同学郭清惨死狱中的消息传来，南京中学就单独发动了一次行动。他们以“谒灵”为名，到了中山陵，突然召开抗议逮捕迫害北平同学和声讨卖国贼大会;返校时，又突破逸仙桥上军警匆忙布置的防线，一路示威游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立即抗战”的口号，又一次响彻了半个南京城。四月，南京中学再一次单独行动，借口参观送伦敦展出的故宫文物展览会，一路不举标语，不呼口号，乘军警没有察觉，突然冲到了鼓楼日本领事馆门前，召开了示威大会，等到宪兵赶来时，他们早已解散回校。这次示威引起日本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正式抗议。这两次斗争都是英勇的，机智的，有影响的。但是，一个学校单独行动，过于突出，是不够策略的。在日本领事馆门前示威的当天夜里，反动派就出动两营宪兵，把南京中学高中部包围，逮捕了学生六百多人，只有几个人挖开墙洞逃了出来。三天以后，反动当局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先释放了高三毕业班学生，让他们准备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同时宣布解散南京中学，所有被捕学生分别交保出狱，取消原来的学籍，经过甄别再分配到改建的镇江中学上学。南京中学就这样被敌人强迫解散了。

　　南京中学被解散，使我们丧失了一个最有实力的阵地，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队伍，削弱了我们的力量。

　　必须停止游行示威这种斗争方式，避免我们正在聚集的进步力量遭到新的打击。

　　(三)

　　南京，从来没有过全市性的学生团体。我们曾经设想在公开的群众斗争中发起组织市学联，哪怕开始只有少数学校参加。可惜由于进步力量薄弱，这个设想没有能够实现。但是，群众运动中已经涌现出一批要求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他们分散在十二所大、中学校，需要把他们组织起来，以形成统一的领导学生运动的核心。

　　一九三六年初，后奕斋去北平，我和祁式潜去上海，薛葆鼎回到他的家乡无锡，都没有找到党或团的关系。北乎成立了半公开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我们就同他们建立了个人的联系。国民党反动派惯于用“红”帽子吓人，这时又开动宣传机器，说民先队是“赤色团体”。在这种情况下，在南京用“民先”名义发展组织，自然容易遭受打击。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9 11: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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