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的建筑讲述抗战记忆——读《苦难与抗争：抗战中南京战争遗址调查》
2026-04-03 16:47:16 来源：《团结报》 点击： 复制链接
南京的抗战记忆，长期以来多聚焦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然而，大屠杀之后长达七年多的日伪统治时期，这座城市是如何在苦难中挣扎与抗争的，相关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由吕晶、王萌主编的《苦难与抗争：抗战中南京战争遗址调查》（以下简称《苦难与抗争》）一书，历时数年，通过对南京两百余处战争遗址的实地排查与考证，将事件的历史转化为空间的历史。该书不仅复原了日伪统治时期的城市图景，更通过建筑这一物质载体，揭示了侵略者殖民统治的系统性与残酷性。
主要内容
书中对日军军事机关的考证令人触目惊心。比如，位于中山东路的原中央饭店，今天看来只是一座典雅的民国建筑，但这里曾被日军第十六师团作为司令部。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在这里看着南京城陷入火海。令人发指的是，位于中山门附近的原中央医院，在沦陷期间，这里成为臭名昭著的日军“荣”1644细菌部队的驻地。这支部队在医院内设立细菌培养室和活人实验室，大量无辜的中国战俘和平民在这里被当作实验材料，惨死于病菌注射与毒物实验。这种将救死扶伤的医院异化为杀人魔窟的罪行，放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骇人听闻的。
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书中揭示的“以华制华”的傀儡网络。汪伪政权的所谓“还都”，不仅是一场政治闹剧，更是一次对南京城市空间的全面侵蚀。从颐和路的汪精卫公馆，到西流湾的周佛海公馆，再到占据了国民政府原址的各大伪职能部门，汉奸政权依附于日本的刺刀，在南京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特务与警察网。
除了政治与军事层面的侵略，该书亦以大量篇幅考述日军对南京经济命脉的侵夺与控制。日军掌控下关码头、浦口火车站，垄断核心交通线；将扬子面粉厂强行接管，于1938年3月更名为有恒面粉公司，据为己有；还借“华中宏济善堂”之名，在南京公然贩卖鸦片，毒化民众身心，借此榨取巨额经济利益。
书中还详细考证了日军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手段。他们在中华门外的菊花台，强行征地修建“表忠碑”，举行大规模的招魂祭典，胁迫官员和民众前往参拜。利用佛教名义，在毗卢寺推行所谓中日佛教交流，实质是借助宗教外衣渗透殖民思想。这不仅是对领土的侵占，更是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刻意殖民。
在教育领域，侵略者的触角同样无孔不入。书中考证了大量伪政府开办的学校遗址，如“伪国立模范女子中学”等。在这些学校里，日语被定为必修课，教科书被肆意篡改，甚至连“国立编译馆”这样的文化机构也沦为帮凶，出版《日本文化史》等书籍，鼓吹“中日提携”。这种奴化教育的目的非常明确，切断中国青少年的民族记忆，培养出一代没有国家观念的“顺民”。
《苦难与抗争》把这些散落在南京各个角落的遗址串联起来。它告诉我们，当年的南京，是一座被全方位囚禁的城市。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录了苦难，更在于它还原了侵略者的作恶机器。这正是我们对抗遗忘、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最重要的武器。
当我们把《苦难与抗争》中记录的这些铁证串联起来，就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这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议题设置。
所谓议题设置，就是强势方通过控制信息源和传播渠道，决定大众“想什么”和“怎么想”。在当年的南京，这种议题设置表现为赤裸裸的文化殖民与思想控制。书中记载的“伪中央书报发行所”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个机构垄断了整个华中沦陷区的书报发行，严格审查并扣押任何具有爱国思想的刊物，只允许宣扬“和平反共建国”的读物流通。
通过这种强制性的议题筛选，日伪政权试图在南京制造一个巨大的信息茧房。在这个茧房里，侵略战争被重新定义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残酷的掠夺被美化为“经济提携”，血腥的镇压被包装成“维持治安”。位于中央路上的“中央广播电台”，定期播放粉饰太平的言论和日本歌曲；而充斥街头的《南京新报》等伪报刊，沦为日本同盟社的传声筒，连篇累牍地报道日军的“战果”与伪政府的“政绩”。当年的侵略者，正是试图通过控制教育、出版、舆论和宗教，设置“大东亚共荣”这一伪议题，来掩盖其侵略本质。
过去数十年，全球的公共文化既多元又活跃。但一个核心的元叙事始终若隐若现，那就是对“西方何以胜出”的持续探讨。在这个框架下，诞生了诸多简化甚至固化的解释框架，譬如将“海洋文明”与“黄河文明”对立，并暗示前者对后者拥有天然的优越性。这些理论通过教育、文化产品和大众传媒等手段，渗透到全球公共话语的底层逻辑里，定义了何为“现代”，何为“高级”，何为“理性”。
这导致不少人在面对历史问题时，常常被这种预设的框架所牵引。近年来，舆论场中偶尔会有一些杂音，批评国内研究抗战，宣传抗战精神，认为这些做法是仇恨教育，反而对某些国外作品网开一面，将之贴上深刻、反映人性的标签。这就是议题设置的威力。它让我们陷入了动机质疑和审美焦虑，总是忙着自证表达是否够理性、情感是否够克制，从而把焦点从外部的不义转移到了内部的不完美。这种向内归因的思维模式，只会消解我们应对历史挑战的共识与能量。
中华民族的创伤记忆，理应被正视、理解和尊重，而不是被置于某种抽象的、所谓的“高级”标准下进行评判。在民族创伤尚未得到彻底抚慰之前，在加害者的罪行尚未被充分揭露之前，任何脱离历史正义立场，空谈加害者人性的论调，本质上都是在模糊是非，都是在为罪恶开脱。
学术亮点
在研究方法上，《苦难与抗争》使用了田野调查+文献考据的实证研究方法。
首先，该书实现了历史地理信息与文献资料的互证。作者在撰写过程中，广泛搜集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南京新报》等报刊资料，并结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战后审判战犯档案，对许多长期以来模糊不清或存在争议的遗址进行了辨伪。过去对日军特殊军事机构在宁分布认识并不清晰，作者通过档案信息与现今地理信息比对，展现了日军中国派遣军测量队的十余处具体据点。
其次，该书采用了双重叙事的视角。一方面，还原了侵略者的作恶机器，如日军司令部、慰安所、特务机关；另一方面，也着重挖掘了中国人民抗争的足迹。书中收录了一些中共南京地下党联络点、抗日团体的集会地等。这种将“苦难”与“抗争”并置于同一城市平面的叙述方式，使得南京的抗战历史变得立体而丰满。
最后，抢救了大量即将消失的日军侵华罪证。以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松下富贵楼慰安所旧址为例，作者在既有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详尽的实地踏勘与文献比对，系统理清了该建筑的历史脉络。作者团队通过对见证人陈祥顺老人证言的整理与解读，梳理了建筑墙面上“松下富贵楼”黑色巨字、日军持枪站岗等已随城市更新而逐渐模糊的空间细节，为该遗址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系统史料解读。这种以调查促保护、以解读固证据的方法，为南京战争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留下了重要证据。
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当然，对照更高的学术标准，仍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改进的空间。一是史料运用的平衡性尚待提升。通读全书，读者可能会感觉到关于“苦难”的篇幅，客观上超过了“抗争”部分。这主要是受制于史料的存世状况。日伪政权作为当时的统治者，留下了大量的行政公文、报刊记录和建筑图纸；而地下抗争活动因其高度隐蔽的特性，往往实行单线联系，留下的书面记录相对稀缺，许多遗址只能依靠口述回忆来定位，缺乏坚实的实物佐证。如何丰满“抗争”的叙事，是未来研究值得深挖的方向。二是从“点”到“面”的理论探讨稍显不足。目前的书稿主要集中在对单个遗址的考证、现状描述上，这无疑是非常扎实的“点”的研究。如果能引入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视角，探讨权力如何在城市空间中运作，无疑将会进一步拓展本书的理论深度。
此外，在遗址保护与利用的现实对策方面，本书虽然有所涉及，但着墨不多。面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许多抗战遗址正面临消失的风险。作为一项调查报告，未来还可提出更具操作性的保护利用建议，这将更好地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城市文脉建设。
在记忆的战场上，没有中立地带。沉默就是默许，退让便是失守。如果我们放弃了对历史的叙述权，就等于交出了对未来的定义权。
总体而言，《苦难与抗争》是一部厚重扎实的学术著作。阅读这本书，不仅是为了厘清历史的细节，更是为了在行走于这座城市时，能读懂那些沉默建筑背后的历史，让记忆成为照亮未来的灯塔。
（程 诚，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6-04-03 16: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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