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燚明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抗战时期东亚、东南亚档案概览
2026-06-20 16:15:4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张燚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吉林省伪满时期档案研究基地人员
内容提要：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全宗内，共有全国抗战时期东亚、东南亚档案计3499卷（件），文献总量达2.35万页。其内容涉及国民党对东亚和东南亚各民族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支持，通过海外党务机构组织华侨、收集情报及组建海外抗日武装力量的情况，以及对中共在海外活动的调查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精神的指引下，“特种档案”有望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键词：特种档案 战时外交 华侨华人 国共关系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简称“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收藏了中国国民党及其前身自1894年以来所形成的重要历史资料。21世纪初，该馆与多家学术机构合作，完成大部分核心档案的数字化工作。目前，这批档案的数字扫描复制件分别收藏于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及斯坦福大学等地并对学界开放。
“特种档案”是中国国民党党史馆馆藏的重要部分，其中包含大量涉及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尤其是东亚与东南亚有关的档案文献，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利用这批档案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罗敏《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一书利用“特种档案”特11卷宗中有关越南的档案文献，从党际支持与外交关系两个维度为切入，梳理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经过，并分析在二战后期远东国际关系不断变化的影响下，国民党对越政策的调整与变化。王文隆利用“特种档案”特15卷宗中有关泰国的档案文献，勾勒出中国远征军在缅北掸邦抵御泰军的史实。石源华借助包括“特种档案”特16卷宗涉及韩国独立运动档案在内的档案文献，完成多部韩国独立运动的专著与资料集。
上述研究史料扎实、论述清晰、涉及面广，但学界对“特种档案”的全面利用仍有很大拓展空间。笔者拟对“特种档案”中涉及东亚、东南亚的档案进行初步梳理，并简述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持东亚、东南亚独立运动，在东南亚开展抗日活动，收集中共海外活动情报的历史进程与具体史实。笔者希望借此能使广大研究者更快速、精准地定位到具体史料，进而挖掘更值得深入思考的研究题目，使得这批弥足珍贵的“特种档案”展现出更大的价值。
一、馆藏概况
“特种档案”全宗主要收藏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与地方、海外往来的党务档案，以及部分政府机构党务活动档案，包括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粮食部特种档案，中央及各省党务工作计划，党政工作报告与党务概况，战时中外关系，国民党海外党务工作资料，党团资料，国民大会资料，以及大量蒋介石官邸会报与各种签呈文的批复等。“特种档案”全宗内包含33个卷宗，11931卷（件），文献总量近11.5万页。
据笔者统计，“特种档案”中藏有全国抗战时期及战后东亚、东南亚档案共3499卷（件），文献总量达2.35万页。其内容涉及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支援东亚和东南亚各民族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借助各地海外党部的力量组织华侨、收集情报、组建东南亚抗日武装力量，以及对中共在华侨华人、海外地区活动情报的侦查等方面。区域涉及越南、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朝鲜半岛、琉球群岛等国家和地区，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这些档案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特种档案”中还收录了有关日本占领时期中国台港澳地区情报档案，内容包括台湾岛内军政情形、光复台湾计划与国民党情报机关在港澳地区的活动状况等。文献情况如表2所示：
二、支持东亚、东南亚独立运动
1919年，朝鲜半岛爆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并得到国民党的资助。“特种档案”中特16卷宗集中反映1941年1月起，国民党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情况。此外，特16卷宗还有部分档案反映朝韩分治后，南北两政权的建立与发展状况，时间下限直至1948年11月。
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扶助，是国民党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重要体现。1942年12月27日，蒋介石指示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具体负责指导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工作。“特种档案”中保存由何应钦、朱家骅、吴铁城依据蒋介石要求制订的《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共8条，明确指出“对朝鲜在华各革命团体予以积极的扶助，期培成其复国力量，重建完整之独立国家”。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日常活动经费由国民党提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每月向国民政府申请补助费法币20万元。1943年6月起，国民政府又为在渝韩侨和各团体每月增发补助费法币14万元。1944年，鉴于在渝韩侨日益增加、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费用紧张，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决定将每月补助费提升到法币70万元，同时一次性拨付法币200万元，供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应急之用。
日常经费之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还多次向国民党申请借款。1944年2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曾获蒋介石批准，获得一笔每月法币100万元的特别借款，以在大后方物价不断高涨之际资助在渝韩侨并补助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公务人员。及至同年4月，这笔借款仍未发放。不到半年，金九又致函吴铁城，要求“借款五十万元以资急用”。金九、朝鲜民族革命党总书记金若山等人申请借款的档案文献，在“特种档案”中还保存多份。
在国民党的指导与资助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得以在重庆维持运作。1944年3月，金九将《韩国临时政府工作计划大纲》呈交吴铁城等人审核。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临时议政院修订公布《大韩民国临时宪章》。“特种档案”中留有这份宪章的抄件。该宪章共分“总纲”“人民主权及义务”“临时议政院”“临时政府”“审判院”“会计”和“补则”等，共七章六十二条，为韩国独立后的宪法制订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部，有韩国独立党、朝鲜民族革命党、朝鲜民族革命者统一同盟等多个组织。其中，由金九等人领导的韩国独立党和金若山等人领导的朝鲜民族革命党人数众多，在临时政府内占据主导地位，但双方矛盾不断。
相比韩国独立党，国民党对“左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并不满意。但当两党发生矛盾时，国民党高层仍会出面予以调和。1943年4月，蒋介石指示吴铁城、何应钦和朱家骅：“朝鲜民族革命党何以不能合并于临时政府之内？应设法劝解，使其合并。”为此，蒋介石“预定于半月内约见韩国各党派领袖”。“特种档案”中收录了这次会议代表的遴选情况与准备过程。7月底，蒋介石“见朝鲜革命党领袖金九等，劝勉其团结内部，协助我政府对战后朝鲜独立之主张”。9月初，蒋介石计划再次接见金九，试图调解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的两党矛盾，但二人因故未能会面。
1940年9月，由韩国独立党和朝鲜民族革命党分别掌握的武装力量在重庆合并为韩国光复军。韩国光复军自成立伊始，即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并“与中国军队配合作战”。国民党对韩国光复军的帮助，主要集中在组织、训练和资金等方面。1944年底，为应对韩国光复军的迫切需求，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制定“援助光复军办法”，除继续规定韩国光复军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挥外，还提出中国军队应对其招募和训练“予以必要的协助及便利”，派出参谋团“参加韩国光复军工作”，并“以借款方式，依照中国军队之现行规定”拨发韩国光复军军费。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在华韩侨陆续返回故土。据“特种档案”内《韩国临时政府职员暨眷属侨民名册》记载，韩侨在大后方的重庆、西安、成都、昆明等城市均有分布，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及其眷属就有535人。1945年11月4日，蒋介石及夫人宋美龄在重庆举行茶会，欢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周恩来、董必武亦以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名义，欢送金九等人启程。11月5日，金九一行乘飞机抵达上海稍作停留。在经蒋介石与美方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将军商议后，在11月底乘美军运输机返回韩国。“特种档案”中完整地记录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的相关情况。
越南独立运动亦与中国颇有渊源。国民大革命时期，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的前身——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就在广州成立。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逐渐由秘密转向公开，张发奎领导的第四战区也对越南独立运动多有帮助。援助对象不仅有越南国民党，还有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独立同盟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越南革命同盟会等组织。
“特种档案”的特11卷宗集中展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直至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前夕，中国与法越殖民当局、越南国内各党派、各势力之间的关系演变，尤其集中反映国民党对越南国民党等越南独立运动势力的支持，以及国民党军在战后接受越南北纬16度以北日军投降的历史。
越南国民党由潘佩珠等人创建，1930年“安沛举义”失败导致“党中央主席以下各高级干部十三人被处死刑，干部及同志之被捕殉难者与被放逐者共约四千人”。至1942年，该党已发展党员3万余人，其中旅居中国广东、广西、云南各省者400余人。该党一直标榜“与中国国民党与政府人民密切合作，作生死与共之奋争”，“促进中越人民之合作共同抗战”，是国民党重点扶助的对象。“特种档案”中保留大量档案反映此情况，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国民党仍给予越南国民党在越南北圻以武装支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由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率领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几乎同时，以越南共产党为主体、多党派联合组成的越南独立同盟会获得政权，于1945年9月2日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与国民党支持下的越南国民党却矛盾重重。“特种档案”中就留有反映国民党组织越南国民党等党派反对越南独立同盟会的文献。1946年10月，国民党入越军总部侨务处处长、一直参与越南北方各党派谈判的萧文回到南京复命，其间向中央党部、外交部和国防部作情况汇报。这些汇报大多收录在“特种档案”中，是对这一时期越南北部形势的全面介绍与深度分析。
1946年12月，越南抗法战争正式爆发。国民党对越南局势更加关注，自1947年11月8日起开始密集组织由中央党部、国防部、内政部、外交部、侨务委员会和内政部警察总署共同参加的“越南问题会报”。“越南问题会报”每周举行一次，“特种档案”中留存多次会议记录，一直持续到1948年7月。国民党虽形成支持越南各党派与保大皇帝同法方开展谈判的政策，但由于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使其在越南的外交计划最终无功而返。
国民党还曾直接资助东南亚当地的抗日组织，这在“特种档案”中亦有体现。1942年，国民党得知泰国当局内部出现了一支反对亲日派首相銮披汶·颂堪（Luang Pibul Songgram）的势力，即“自由泰国运动”。至1943年，该组织已形成由泰国摄政委员銮巴立（Luang Pradist）为首、4名时任内阁成员参与、获得军方和民众广泛支持的抗日组织。4月，“自由泰国运动”代表曾谷（Chamkad Balankura）与泰国华侨代表李辉生等一道抵达重庆。自此，国民党开始对“自由泰国运动”予以支持。
“特种档案”中保存泰国国会议员、“自由泰国运动”成员塞古安（Sanguan Tulalaks，亦称“圣挽吐拉勒”）使团访渝、“自由泰国运动”驻华代表陶现乌隆（Thawin Udol）在华开展活动的情况。同时，还有一批档案呈现了国民党支持“自由泰国运动”游击队的具体措施。
三、在东南亚开展抗日活动
1924年2月，中国国民党决定成立中央海外部（以下简称“海外部”）管理海外党务与侨务事宜。1938年，几经改组的海外部得以重建，“掌理海外各级党部之组织与党员之训练及海外宣传事宜”。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指导与海外部的具体执行下，自1940年起，马来亚党务评议会、越南办事处、越南泰国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海外部驻缅临时办事处等海外党务机构相继建立。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主要负责保护华侨华人，刺探日军及其仆从政权的军政情报，组织武装力量在滇缅印战场和东南亚战场开展抗日斗争。
“特种档案”中保存了大量反映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的档案文献，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组织华侨、收集情报以及组建抗日武装力量。充分体现了“既有华侨之居留，莫不有党务之活动”，国民党“海外党务与侨团之活动，向多关系”的情况。
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在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指导下，于印度组建了一支由华侨华人为核心力量的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该队队员多来自服务于英国轮船公司远东沿海航线的水手。工作队由英国承担费用、中方进行训练，在战时积极投身英方的海上运输活动。“特种档案”的特13卷宗，全面而丰富地对工作队的成立、训练、教育、人事、生活以及解散等情况加以呈现。
但是，受困于全面抗战时期的艰苦形势、有限的国力与国际地位，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在面对日军侵扰华侨、所在国排华浪潮等情况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海外华侨“多经营小本生意”，“资产微末、力不足”，仅仅依靠他们的资助是不够的。加之海外工作耗费颇大，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经费紧缺问题普遍存在。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身处沦陷区中，承担起刺探日军及其仆从势力政情、军情的职责。“特种档案”中就收藏有大量相关文献。
为配合滇缅印战场的作战，国民党计划在缅甸布设涵盖全国的情报网络。1942年初，随着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英缅殖民当局国防局中国部主任飞抵重庆，希望开展合作。为此，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以下简称“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致信吴铁城，期望由“本局选派大批干员入缅工作”，除“饬已在缅境工作之同志”外，还决定“遴选优秀精干之同志十余人前往工作”。为此，中统决定以缅甸眉苗（今名“眉谬”）为交通总站与区本部，在仰光、腊戌和曼德勒等9个重要城市设置工作站，派出21人开展情报工作。“特种档案”中保留了中统在缅特务机关的人员构成、交通线设置、电台设置及工作开展等文件。
1943年10月，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收到马来亚传来的当地政情汇总，其中包括日本占领当局的统治方针、华侨政策、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工商产业以及被俘盟军士兵状况等内容，此外还介绍了当地的抗日组织，并着重介绍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
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还通过组建华侨游击队的方式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在华侨庄惠泉、林谋盛等人的组织之下，中国留印海员战时工作队队员纷纷加入中英联合军团东南亚华人地下抗日军一三六部队之中。他们在日军占领下的马来亚半岛潜伏，承担情报收集与设施破坏等任务，取得不俗战绩。
国民党海外党务机构在菲律宾和泰国等地也组织过华侨抗日武装。1943年，国民党海外部驻越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计划在泰国和越南的华侨中组建“华侨义勇服务队”。其提交给吴铁城的《华侨义勇队组织大纲》共10条，计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国远征军的领导下，设置指挥部、纵队、支队、大队、中队和分队等多层级，担负侦察敌情、破坏交通、救护伤兵、宣传中国抗战、袭击日军据点等职责。
四、收集中共海外活动情报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日益重视华侨华人在抗战救亡中的作用，积极在海外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事迹，获得广泛支持。海外华侨华人不但慷慨解囊、捐款捐物，还帮助根据地采购急需物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面对中共在海外华侨华人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国民党通过攻击亲近中共的爱国侨领、阻断华侨华人对中共捐款、打压宣传中共的抗日刊物等方式，企图阻隔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与在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的同胞间的密切联系。“特种档案”中就留下大量反映这段历史的文献。
国共两党通过创办报纸、开展宣传的方式，争取华侨华人与侨团的支持。中共党员、福建旅菲侨领许立先后在菲律宾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菲律宾华侨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等爱国侨团。他还着手创办《建国报》，及时转载中共中央文告，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战果。他在菲律宾开设全民书店，出版发行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华侨华人中反响巨大。“特种档案”中保存了多期《建国报》。
许立等人的活动遭到国民党忌惮，国民党驻菲总支部甚至欲使国民政府“电菲总统将其遣配出境”。此外，“特种档案”还藏有多期由国民党在菲主办的《突击报》，该报与《建国报》等争夺旅菲华侨的舆论阵地，其内容既有对正面战场的报道，又有对中共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污蔑。
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在东南亚华侨华人中影响甚大，因此也为国民党所不满。1941年3月底，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国支持抗战，刚刚返回新加坡的陈嘉庚出席了南洋各属福建同乡会代表大会。会上，国民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发言，“大骂特骂斥华侨无诚意拥护中央，及口是心非，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等语”，使得与会的巨港华侨代表白长恭等人“几欲退出”，亦令陈嘉庚不满。陈嘉庚在发言中愤而揭露吴铁城在沪渝任职期间贪污腐败、高凌百干扰华侨团结等行径，赢得与会人员的广泛响应。“特种档案”中保存有高凌百就此事与吴铁城的来往电文，以及他们鼓动亲国民党的华侨领袖胡文虎诬告陈嘉庚贪墨华侨团体赈灾经费的档案。
二战结束后，金日成和胡志明分别在朝鲜北部与越南北部建立红色政权，他们与中共之间的联络为国民党所特别关注。“特种档案”中保存有多份反映中共与朝鲜劳动党关系的档案。其中一份由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草拟的报告，从“北韩简述”“政治联系”“军事联系”“重要会议”“最近活动情况”五方面概述了两党间人员交流、武器运输和物资交换等情况。最后，该报告总结认为，中共与朝鲜劳动党将进一步“巩固军事联防，加强东北进攻之声势”。
“特种档案”亦保存有多份反映中共在越南开展活动的档案。即使胡志明“在柳州、在百色、在越南各时期，均称与中共无关系”，但国民党依据情报认定“中共与越共有密切关系”。一份形成于1946年底的情报称，中共在越南河内行政街38号的南洋图书出版公司河内分公司及冯兴街129号的华越通讯社内设置总机关，自1946年8月起派驻军事、政治及文化宣传人员“约350名”，协助胡志明在越南开展反法斗争。
“特种档案”中也会有对国民党批评的内容。二战结束后，韩国独立党成员闵石麟曾做成一份有关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责国民党军在接收东北过程中肆意没收朝鲜族农民在东北的财产、利用韩侨贩卖鸦片、无理驱逐东北韩侨等行径，并与中共在东北为朝鲜族农民分配土地且以武装力量加以保护的政策作对比，直指国民党军在接收东北中的错误举措。
国民党收集的中共情报也有谬误。1946年4月，国民党泰国代表团秘书孙秉乾致电国民政府外交部，称获得“中共要员项英”即将经越南西贡抵达泰国并策划“南洋大罢工”，以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在马来亚对共产党人压迫的情报。一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亦称“中共要员项英抵暹，现暹警局派员监视中”。国民党入越军总部侨务处处长萧文也曾在书面报告中声称“中共项英与张炎之妻郑坤廉有入越消息”，他甚至为此事当面询问胡志明，“胡力辩其无”。众所周知，项英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于皖南事变中遇害。笔者目力所及，目前尚无记录显示中共中还有其他人名为“项英”或化名“项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应为情报错误而造成的乌龙事件。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这一重要指示，精准地把握了历史研究者须将论述建立在翔实而准确史料基础上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更为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特种档案”内包含的全面抗战时期东亚、东南亚历史文献，是研究中共在华人华侨中的抗战宣传、华人华侨全面拥护中共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事业、国民党支援东亚东南亚抵抗日军侵略等问题的“文献宝库”。本文所介绍的内容难免挂一漏万，但笔者在翻阅“特种档案”目录的过程中，仍为其丰富的内涵所吸引，初步探究后，深感大有收获，迫切希望将其大致情况向学界介绍。希望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精神的指引下，使这批档案获得更多关注、促进新的研究领域得以开拓，从而共同构建抗战史研究的学术增长点。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6-20 16: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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