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妇女与男子一样肩负着反抗日本侵略的重任。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妇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活跃在抗击日寇的各条战线上,为争取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打破“妇女不上战场”的偏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越来越多的青年妇女不愿意当亡国奴,妇女响应党的号召,活跃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战场,她们和男子一样前仆后继,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
八路军、新四军作为敌后战场抗击日军的核心力量,“各个工作部门中,都有女同志参加”。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女战士越来越多。1938年2月,八路军学兵队120名女学员陆续奔赴抗日战场。1940年2月,参加新四军的女同志就有200多人。她们有的担任军事指挥员,在战斗中身先士卒抗击日军;有的担任女教员,为抗战培养信仰坚定的党的军政干部;有的担任女军医,在抗战枪林弹雨中抢救伤病员;有的担任女机要员,为抗战提供重要情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曾指出:“凡是适于女同志工作及可能胜任的工作和地方,都有了她们。”
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我们党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抗日游击队,妇女亦广泛参与其中。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最多时有1000多名女战士,东江抗日根据地“壮丁模范队”中女战士占总数的1/3,山西女兵先后有190多名女学员参军。在游击队中,妇女与男子一样行军打仗,甚至表现了超越男子的英勇。刘亚雄在山西亲自率领部队“和敌人肉搏”,在琼崖儋县进攻敌人的一次战斗中,“几十个妇女拿起了枪,参加战斗,对敌人作武装的斗争,达到了妇女参战的顶点”。
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抗战一线,与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有的甚至不惜牺牲宝贵生命。被民政部列入“第一批著名抗战英烈名录”的300名烈士中有16位妇女(其中冷云等8名女战士以集体形式入选)。赵一曼立志“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被敌人逮捕后遭受严刑拷打,英勇不屈,凛然就义;李林抱着“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决心,在晋绥抗日根据地反“扫荡”过程中为掩护领导机关和非战斗人员,遭遇敌人伏击壮烈牺牲;王根英在冀南反“扫荡”中因保护文件和公款壮烈牺牲;冷云等8名女战士在与敌人战斗过程中,或遭遇伏击,或保护文件与公款,或掩护大部队突围。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在对敌斗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守护对日作战的“生命线”。敌后抗日根据地更多的妇女参加妇女救国联合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妇女自卫队、慰劳队、洗衣队等,以鼓励男子参军、掩护受伤军人、慰劳募捐等方式支援抗日前线。
全面抗战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积极动员男子奔赴抗日战场,出现了“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的感人场景。在根据地,活动能力强的妇女不仅动员自己的丈夫、儿子当兵,还动员其他壮劳力走上抗日前线。1938—1939年,晋察冀边区妇女就动员600多名男子奔赴抗日战场。妇女们不仅动员亲人上战场,还特别嘱咐他们在部队要服从命令,不要“开小差”。一旦发现有未经部队允许归家的男子,根据地妇女还发动归队运动,动员他们重返部队参战。妇女们的全力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马本斋得知母亲牺牲的消息后,立下“儿承母志,继续斗争”的誓言。
为保证抗日部队顺利执行战斗任务,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不顾艰难和危险,主动掩护和救护战斗伤员。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妇女普遍将掩护军人工作做得很好。她们将战士认作丈夫、兄弟、儿子、孙子,使他们免遭日军荼毒。“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在日军“大扫荡”时,不顾个人安危,救治濒临死亡的八路军伤兵,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后重返抗日前线。
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认识到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真正为人民作战,她们常常带着各种慰劳品到前线慰问官兵。1939年,晋察冀边区妇女将“鞋295700双,鸡4616只,蛋53500余个,猪羊782头,钱5535元,其它物品40万件”送到前方部队。她们将舍不得用的送给部队官兵用,舍不得吃的送给官兵吃。平山县七区杜家庄72岁的李晚妮老人,得知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后,拿出家中仅有的粮食,到邻居家借果品,自掏腰包购买红糖等,拄着拐杖到七里外的慰劳站慰问伤兵。根据地妇女倾其所有地支援前线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前线战士的战斗热情。
夯实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敌后根据地是夺取抗日战争最终胜利的战略基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青壮年男子离开家乡,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建设与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落在留守男子、妇女、老人甚至儿童肩上。其中,妇女成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力量。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俨然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在陕甘宁边区,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根据地农业生产,1937年组织了50%的农村妇女参加春耕;1938年5月18日,有20600名妇女活跃在生产线上;1939年还能动员10万多名妇女走上生产战线,由此产生许多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她们中有69岁的高龄妇女,也有15岁的年轻妇女。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参加春耕、纺纱织布、饲养家禽、开荒植树等,她们生产的产品有的供给根据地民众日常所需,1944年陕甘宁边区妇女们生产的布匹可满足全边区1/3的布匹需求。有的进行出口创收,1939年晋察冀边区平山妇女仅鸡蛋运往平津的出口税就创收50余万元。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参加工农业生产,既解决了因敌人封锁导致的缺衣少食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根据地妇女代替男子从事工农业生产,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经济基础。
为保卫敌后根据地、防止敌探汉奸破坏,妇女们纷纷参加自卫队。1938年陕北很多妇女都参加了自卫军。1939年陕甘宁边区几乎每乡每村都有女自卫军。1940年,平西根据地已有1.2万名妇女自卫队队员。这些妇女自卫军除了战时配合武装部队抗击日寇外,平时还在根据地开展警卫、锄奸、捉逃兵等武装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妇女突破传统社会角色的束缚,成为抗击日寇的重要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广大妇女以“抗日战士”“后勤保障者”“生产建设者”“根据地保卫者”等多重身份,从抗战前线到敌人后方,全方位融入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与日寇进行生死较量,在抗日战争中贡献“她”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婚姻政策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研究”(24BDJ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4-22 14: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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