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子洋 | 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地位
2025-12-23 09:41:32  来源：《党的文献》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东方主战场，中国付出了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的民族牺牲，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怎样准确评价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是正确评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用与贡献的关键。本文拟对此作一深入探讨。

　　一、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抗日战场自形成之日起，就居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枢纽地位，深刻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走向和格局演变。19世纪下半叶，近代日本军国主义逐步形成和发展，确立了以征服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日本称霸世界的总构想。其侵略步骤，在《田中奏折》中说得很清楚：“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的《国策基准》提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这一战略，占领和征服中国是其实施“北进”和“南进”的前提和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它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率先发动侵略，而后从局部战争逐步发展到世界范围战争的。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随后完成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导致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6年，德、意、日法西斯积极推进形成法西斯联盟，便于彼此在政治、军事上相互呼应。1937年 7月，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实现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进而吞并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但开辟了广阔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而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粉碎了日本法西斯企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深刻影响了其“北进”“南进”计划。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中国抗日战场的存在有力抵制和打击了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的野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迅速作出对华增兵的决定。1937年 7月，日本参谋本部在其制定的《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中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为此，其在华陆军由 1937年 7月的 4个师团扩大到 1938年冬的 32个师团，占其陆军总兵力 34个师团的94%。短期内的大规模扩军，导致日军的兵员素质急剧下降。据日军陆军省军务部门统计：1938年 8月 1日，侵华日军中的现役兵员仅为11.3%，其他都是预备役、补充役甚至后备役兵员。在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面前，中国人民坚贞不屈、浴血奋战，仅淞沪会战就进行了 3个月，使敌伤亡 4万余人。到1938年 10月，经过中国军民 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 45万人，军费支出近 100亿日元。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物资消耗，严重动摇了日本的经济基础，迫使日本不得不放弃已经破产的速战速决方针，将侵华战争的主要目标转移到长期作战的轨道上。1938年 5月，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处向美国军方发送的一份报告中评论说：“现在中国人似乎在所有的战线上都成功地抑制住了日本人，这不仅是中国人已经极大地改进了他们的战术，更因为日本人的扩展已经到了这一点上——他们不能发起一个足以摧毁抵抗的沉重打击，而中国以他们巨大的人力优势能经受得住日本的进攻。”他们相信“日本苍蝇最终会使它自己缠在中国人的粘蝇纸上”。

　　中国抗日战场的坚持使日本速战速决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初衷成为泡影。1937年七七事变至 1939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使日本原本贫乏的物质资源日趋衰竭。1937年日本军费为 32.7亿日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14%，到1941年其军费为 125亿日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8%。为了筹措如此庞大的军费，1937年日本发行公债为 118.92亿日元，到 1940年增长到282.53亿日元。日本关东军报告强调：“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上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为摆脱战略困境，缓解沉重的国内经济压力，日本把眼光转向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开始酝酿“南进”。为满足其扩张野心，日本不得不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投入，这是其国力不能匹配的。当时任日本参谋次长的泽田茂承认日本“对外虽口出强言，但有如水果核心腐烂，不能保持长久。畑陆相（指畑俊六——引者注）也有同感。中国事变不能靠武力决战寻求解决之途径”。

　　1940年德军横扫北欧、西欧，极大刺激了日本的扩张胃口，“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成了朝野上下的一句口号。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人认为“现在是占领荷属东印度的最好机会”。此时，日本陆军中央部的意图也是“立即迅速、全面地解决中国事变，恢复国家及国军的机动性。以适应新的世界形势的变化”。1940年8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国策”，并明确其范围包括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至此，“南进”被正式确立为日本的基本国策。但是，日本法西斯心有余而力不足。1937年冬日军在华为 21个师团，1938年冬增至 32个师团，1939年冬又增至 34个师团，1940年冬达到 38个师团，投入的这些兵力分别占日本陆军师团总数的 88%、94%、83%、78%，但仍未能解决中国战事。

　　1940年 8月至翌年 1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至 1940年 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 1824次，毙伤日、伪军 2.5万余人，俘日军 281人、伪军 1.8万余人，破坏铁路 470余公里、公路 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日军战史写道：“受中共军‘百团攻势’之日军，不论各地之兵团抑或各军，方面军等，均由此次之痛苦经验，改变长久以来对共之认识。”此后，日本集中力量对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但是不论日本使用阴谋诡计还是施加武力，仍结束不了战争。战争恐怖并不能消灭中国人在前方、后方和侧面的抵抗。就是用花言巧语，秘密收买投敌变节分子，选派特务间谍或进行暗杀也无济于事。”“连日本的士兵也认识到他们将在中国长期呆下去，战争的结束将遥遥无期。……日本对送往中国派遣军的武器和物资的数量一直给以周到的照顾。但是人力和物力越来越枯竭。允许日本平民使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越来越少，并无法得到补充。凡是用于中国的钢铁、机械和车辆愈多，能用到国内新工厂和兵工厂的就愈来愈少。凡是消耗于中国的石油和武器愈多，对于在北方可能要对付俄国的作战部队或要南进的部队的供应就愈感到不足。”

　　中国抗日战场始终担负着牵制日本陆军主力的重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亚太地区的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中，日本陆军主力的部署重点仍在中国战场。1941年底，日本总兵力扩大到 240余万人（海军 30万人，陆军 210余万人）。日本陆军用于南进的约 40万人，留驻本土的约 40万人，其余 130万人都压在中国战场上。至 1943年美军实施战略反攻前，按照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的说法，中印缅战区“持续不断地提供以异常低廉的代价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可能性……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这其实恰好反映出中国抗日战场的价值和作用。罗斯福更深入浅出地对儿子说：“试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了，会有多少日军得以脱身？那些日军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先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取澳大利亚和印度，然后长驱直入，席卷中东……日本和纳粹从两面夹击，在近东某地会师，完全割断俄国人的联系，肢解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1943年夏，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实行战略反攻后，中国抗日战场仍然是东方两个重要战场之一，是亚洲大陆的主战场。1943年 10月至 1945年 3月，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发起缅北、滇西反攻，17个月内挺进 2400余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 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 13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 8.3万平方公里，缅北、滇西反攻胜利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缅北、滇西一隅。美国《纽约时报》载文说，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从侧翼牵制了太平洋战区，可巩固印度，完全打破了轴心国会师远东之企图”。1944年至 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发起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攻势作战，对日军占领的点线包围得越来越紧，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逐步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中国抗日战场局部反攻的胜利，有力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的反攻。

　　综上所述，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是无可辩驳的客观事实且当之无愧。中国是以持久抗战的方式使日本深陷泥潭，通过长期的消耗战，最终将日本军队葬送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美军对日本投掷原子弹、苏联对关东军出兵作战，对日本的溃败确实起了加速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国是靠自己力量取得胜利的事实。正如毛泽东1939年 1月所说：“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

　　二、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场形成了相互支撑的战略格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亚太地区形成了中国抗日战场、东南亚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和北非地区形成了欧洲战场、苏德战场、大西洋战场、北非战场。中国抗日战场的存在，一方面有效遏止了日本“北进”，使苏联避免了两线作战，有力支持了欧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苏德战场，另一方面迟滞了日本“南进”，为美英备战争取了时间，也为亚太反法西斯战场格局的形成准备了关键条件。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苏联的战略安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夺取远东霸权的第一步，对苏联远东的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和挑战。1931年 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演说中强调：“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极力主张，在北攻苏联之前，先给中国一击，以消除“北进”的后顾之忧。苏联深知日本的侵略图谋，也深刻认识到要避免两线作战，最重要的是让中国拖住日本。中国抗日战场的抗击成效成为苏联能否避免日本战略进攻的关键因素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创建抗日游击队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系列指示，与东北各地党组织经过艰苦努力，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十多支抗日游击队。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尽管开始人数很少，武器装备很差，又处于日军频繁“讨伐”的极端困难环境之中，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诞生的那天起，就表现出了一般群众武装不具备的组织性和坚韧性，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新的阶段。1933年 9月至 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 6军，并形成了以东北人民革命军为中心、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反日统一战线，使东北抗战局面有了很大改观。据日、伪警察部门统计，1934年至 1935年两年中，抗日武装共出动 5.2万余次，达 268.4万余人次，日本伤亡人数仅 1935年即达 54766人。进入 1936年，为了进一步推动反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 2月到 1937年 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同日、伪军作战数千次，歼敌一万余人，挫败和打破了日、伪军上百次“讨伐”，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抗日游击区，游击区域扩大到东北 70余个县境内。日军战史记载：“在广大地区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按使用兵力和时间计算，所付出的努力远比正规战为大，即使如此，还很难得到良好的成果。”

　　中国抗日战场的表现赢得苏联的尊重和支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使日本速战速决解决中国问题的狂妄设想破灭，点燃了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积极支持的热情，并对中国抗日战场抱以很高期望。1937年 8月 21日，苏联政府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共同申明两国均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规定“两缔约国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这一条约的签订，对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也是一个打击。1937年至 1941年，苏联是直接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唯一国家。1938年 3月、1938年 6月和 1939年 6月，苏联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期共约 2.5亿美元的贷款，加上 1940年苏联再向中国提供的 2亿美元的两笔贷款，总额达到 4.5亿美元。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大批军用物资，以援助国民政府抗战。据国民政府方面的统计，在 1937年至 1941年中国抗战的 5年里，中国向苏联购买了各种飞机 997架，坦克 82辆，火炮 1000余门，机枪 5万余挺，汽车 1000余辆。苏联还派出一批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帮助中国军队的训练，并且直接派遣空军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先后来华参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 2000多人。据统计，苏联空军志愿队在华期间共参加了 20多次重大战役，仅 1938年即击落日军飞机 100余架，炸沉日本舰船 70余艘。在作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有 200多人在中国牺牲。1940年秋，斯大林在接见新任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时，指明苏联援华抗日的目的，就是要“紧紧束缚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即使 1941年 4月苏日双方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后，苏联也未停止对中国的援助。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战，主要是直接援助了国民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

　　中国抗日战场遏止了日本“北进”计划。1941年 6月 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和打击，日本始终难以将“北进”纳入其战略选择。日本统帅机关对是否应该“北进”，内部认识分歧严重，日本陆军省对武力解决北方问题态度消极，主张只有北方形势达到瓜熟蒂落的时候才应该行使武力；而日本大本营海军部的意见是，对南方的武力准备要充分，对北方的武力准备则只以现状为基础加以整顿。而且海军的方针是，无论对北方还是对南方，是否用武力加以解决都要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决定。1941年 6月 27日，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讨论是否立即对苏开战时承认：“搞道义外交当然不错，可是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现在正用于中国，实际上办不到。统帅部是要作好准备的，但是干不干现在决定不了。要使关东军转入战时体制、采取攻势，必须进一步增加兵力，这些准备至少需要四、五十天。”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 6月 24日，日本关东军的意见仍然是“对苏行使武力需要一些准备时间。实际上，急切间难以实施”。日军作战指挥机构认为，“以8、9月前后出现行使武力良机为前提，促进武力准备。……如形势必须投入三、四十个师团的大量兵力时，即应放弃行使武力的企图”。至 7月 2日，日本仍然在等待观望，其御前会议制定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规定日本的方针是：“帝国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必须继续努力解决当前的中国事变。”到 8月 9日，日本陆军统帅部根据苏德战争战况的演变，决定“放弃三年内对苏行使武力的企图”。当苏联政府掌握了日本确实无力进攻苏联的消息后，下决心将其远东精锐部队西调，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先后西调了 39个师，21个旅和 10个团，计 402000人，火炮、迫击炮5000多门，坦克 3300多辆。后来任苏联元帅的崔可夫曾指出：“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由此可见，中国抗日战场的存在，有效缓解了苏联的安全压力，使其避免了两线作战，为后来的对德反击创造了条件，这是中国抗日战场在苏联处于危难关头从侧面给予的最实际、最有效的宝贵支持，是中国抗日战场作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抗日战场的牵制使日本“南进”计划始终面临战略困境。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 1939年 9月欧战爆发，日本的战略抉择始终倾向于“北进”。欧战爆发后，英、法等欧洲大国不得不以主要力量对付德国，导致亚太地区力量薄弱，客观上为日本“南进”提供了条件。1941年 4月 17日，日本大本营海军部通过的《对南方施策纲要》中规定了日本对南方行使武力的前提条件：“（一）英、美、荷等国对日实行禁运威胁到帝国的生存时，（二）美国单独或与英、荷、中等国共同对帝国逐渐加强包围态势，以至帝国国防上不能容忍时。”《对南方施策纲要》附件还规定 1940年 7月作出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有关南方施策事项，在中国事变尚未处理完毕时，按本施策纲要处理”。可见，日本之所以推迟“南进”，根本原因是其声称的“中国事变”没有解决。

　　1939年冬，国民党军队发动冬季攻势造成的压力，迫使日军统帅部不但未能从中国撤出军队，相反于 1940年 4月又向中国增派 2个师团。由于中国抗日战场的牵制，日本不可能在侵华作战的同时迅即展开针对英美法的“南进”，无论是其军事力量还是国家力量都难以承受，必须花时间完成相关战略准备。这就不仅缓和了英国当时的困境，也为美国加强战备赢得了宝贵时间。1941年 12月 9日，罗斯福指出：“由于我们的大量作战物资运送给仍然能够抵抗轴心国家侵略的世界各国，我们赢得了许多个月的宝贵时间。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现实上的：保卫任何抵抗希特勒或日本的国家。以长远看来，就是保卫我们本国。这个政策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它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宝贵的时间，用来建设起我们美国的生产装配线。”日本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虽然初期取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暂时胜利，但由于始终受到中国抗日战场沉重打击和战略牵制，日本既无法以“南进”支持其对华战争，也无法从中国抽身专注于太平洋战场，从而使“南进”变为一场严峻的对多国作战的赌博冒险。

　　中国抗日战场有力支持了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兵力（航空部队除外）“大致为满洲、朝鲜 73万，中国 62万，南方 39万，本土、台湾、桦太 38万，合计 212万。担负南方作战的兵力只占全部地面部队 20%弱”。在战争初期，日本海军一度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取得了海上优势，能否乘胜攻击印度和澳大利亚，事关美英能否稳住阵脚，因而对反法西斯同盟国和法西斯轴心国这两大阵营都至关重要。1942年 2月 9日至 3月 4日，日本统帅部联席会议就是否要攻占澳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日本陆军尤其是参谋本部坚决反对攻占澳洲的主张。3月19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其起草的上奏天皇的陆军作战指导大纲中对澳洲作战问题进行了阐述：“澳洲为美英残存之最大反攻据点，攻占该地，将使我大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固若磐石，且为使英美屈服之有效步骤，但问题在于能否予以攻占。进攻需要相当兵力，仅从陆军之观点考虑，为此作战投入大兵力，将对国防全局有失去应变能力之虞，且在北方威胁依然存在之现状下，不可不谓极端危险之举。同时又对南方投入大兵力，结果有暴露国防全局弱点之虞，并有可能诱发苏军之进攻。因此，决定在解除对苏顾虑、重庆政权屈服等情况好转之后，必要时再对澳洲进行处理。”日本放弃进攻澳洲，为以后英美反攻保留了必要的基地，生动显示了中国抗日战场对亚太战场的战略支援作用。在中太平洋地区，日本尽管认识到攻占夏威夷的重大价值，“不仅可有捕捉诱歼美残存舰队之机会，且可夺取美在太平洋上最重要之根据地，排除对帝国之威胁，进而直接威胁美本土，并使澳洲孤立”，但苦于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日本难有余力制定和实施具体的攻击计划。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虽然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一开始就进攻缅甸，但在其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缅甸都是必须攻占的至关重要的目标。日本发动对缅甸的进攻，是因为“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据点，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方面来说的切断援蒋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进其脱离英国的重大政略意义”。占领了缅甸，日本就可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防御盟军从西侧反击，而且可以缅甸为跳板，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北上可对中国西南大后方进攻，切断滇缅公路。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大阻碍仍然是中国抗日战场的牵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战后，许多日本史学著作承认：“当太平洋上的战火已经燃烧到这般程度的时候，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曾于1942年 3月至 8月、1943年 10月至 1945年 3月两次派兵进入缅甸，在缅印地区与美英盟军协同作战，为打通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支援太平洋战场作出了积极贡献。另外，“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

　　中国抗日战场维护了英美与苏联的战略通道畅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于受到中国抗日战场的牵制，没有能力进攻中东，这就使由伊朗入里海，直通苏联中心地带的交通要道畅通无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条交通要道的运输量，远超过北大西洋海路。据统计，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5年大战结束，英、美、加拿大各国向苏联提供了 1714万吨各种物资，而其中 1220万吨是通过这条通道运抵苏联的，占总吨位的71%。这样，英、美、苏各盟国间，不仅军事上可以东西呼应，而且在战略物资上也紧密结合起来。这对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中国抗日战场的存在，对亚洲各国都起着重要屏障和保护作用，同时其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场紧密配合，切断了德意日法西斯的战略配合和联系，为反法西斯盟国的联合斗争赢得了宝贵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相互支撑和配合，使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始终发挥着战略牵制和稳定全局的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的牺牲精神和战略智慧是中国抗日战场作出重要战略贡献的重要因素。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看，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承受的巨大民族牺牲，中国抗日战场的坚韧持久，是盟国“先欧后亚”战略能够成功实施的坚实保障。中国抗日战场能起到这样的作用，既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自觉牺牲精神，也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在反法西斯战争大势之下最终没有放弃抗战。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对美英“先欧后亚”战略不赞同，并以消极态度对待，但从总体上还是配合了美英的这一大战略。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大国中最为贫弱的国家，在“先欧后亚”战略限制之下受援状况根本不能与英国、苏联甚至法国抵抗力量相比，却还得配合支持太平洋战场。仅以美援为例，美国援外租借物资总值 485亿美元，英国所得占63.71%，苏联获22.76%，中国仅为1.8%。以绝对数字看，中国战时获美援总值 8.4亿美元，而苏联获美援租借物资达 108亿美元之多，相当于中国的 13倍。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使中国抗日战场始终保持完整和稳定。客观上，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一直存在的反共内战意图，使“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并且这两个战场的相互支持和配合，更多有赖于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维护和艰苦实践。至 1945年 4月，解放区战场即敌后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 56%和伪军的 95%，国民党战场即正面战场抗击着侵华日军的 44%和伪军的5%。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始终担心中国可能发生的内战会妨碍中国战场担负起阻击日本的责任，进而影响其全球战略实施。1941年 1月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派特使柯里使华，向蒋介石表达华盛顿对重新爆发内战的担心，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分裂。柯里警告说，内战只会对日本有利。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更清楚地表明美国意图：“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是战争的进行。”中国抗日战场能保持完整性，坚持而不溃散，主要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高于一切”的路线和对国民党的反共意图和行动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放弃反共的政治立场，始终企图以武力解决“共产党问题”。而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大局，以坚定的原则立场和灵活的策略，阻止了在大敌当前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战场的分裂与内讧。1944年 3月 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从 1938年武汉失守到 1944年中期，由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中国抗日战场上日本军事进攻的战略压力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方面。抗日敌后战场的坚持，也为抗日正面战场防线的稳固提供了条件，使中国两个战场相互支撑的局面在抗战时期始终得以维持。正如 1944年 11月 8日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特使赫尔利会谈时所指出的：“在国统区，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 4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300万减至 195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我们在敌后战斗的 63万军队和 9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如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

　　敌后战场对正面战场的配合支援保持了中国抗日战场共同对敌的态势。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失败命运，1944年 4月起，日军向中国战场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豫、湘、桂等省发起新的战略性进攻，以期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日军称这次进攻为“一号作战”）。这一线上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外，大多数是一触即溃，甚至不战而逃。国民党正面战场“在8个月中，丢失了 146座城市、总计 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但敌后战场军民趁其战线拉长、兵力分散之机，连续发动猛烈的攻势作战，缩小了日军占领区，国民党正面战场溃败引发的可能动摇中国抗日战场战略地位的危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迅猛发展和积极作战而化解。1944年 6月 14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所写社论中指出，中国境内“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就敌后战场而言，“我们坚持奋斗”，“一九四三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国民党长期片面抗战路线导致的正面战场大溃败，无疑对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反攻中的形象和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中国战场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动摇中国抗日战场既有的基本战略地位。国民党正面战场仍然存在，没有崩溃。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抗日战场的坚持，毛泽东在 1944年 7月 14日与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作了精辟分析：“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二十三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从一九三七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在国民党抗日正面战场大溃败，特别是 1944年 4月 18日以后，国民党“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作战五十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时，中国共产党依然号召中国军民“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面临着更加艰难的严峻形势，但这并未影响中国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行动。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在其 1943年综合战果报道中说：“只有对于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在1943年 3月的一次讲话中叫嚣：“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日军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视为“致命伤”和“癌”，恰如其分地概括出其特点和作用。正如朱德指出的：“每个游击队单独的活动，在主要集团军的战役上并没有决胜的意义。可是，无数游击队的不断的动作，却是非常伟大的力量，象连续的滴水可以蚀穿石头，……在军事活动的全时间内，所有的游击队配合主力军一齐动作起来，就和蚂蚁蚀着朽楼一样，可以倾覆敌人存在的基础，影响到全面抗战的结局。 ”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中国抗日战场的问题就会扩大，军事磨擦就会发展成内战，中国抗日战场就难以坚持。正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全民族力量，最大限度调动人民大众抗日热情并形成不可逆阻的洪流，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和推进了中国抗日战场的完整。

　　中国抗日战争“两个战场”并存格局形成克敌制胜的有利形势。正是 1944年中期中国抗日战场局面的重大变化，美国开始要求派军事代表团到延安，这是对中国抗日中坚力量的认可。同时，由于抗日敌后战场的牵制和国民党部分军队的英勇奋战，中国虽丧失大片国土，但原有的完整战场格局并未变化。同时，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出兵缅北并取得重大胜利，有力配合了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因此，美国始终高度重视中国抗日战场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持续加大对国民党援助的力度，另一方面继续推进与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联系。中国抗日战场两个战场并存、战略上相互支持的特殊形态，敌我之间、作战的内线与外线不清晰，多重包围与反包围，反而形成了对日本极为不利的战略格局，这一格局既有利于中国抗日战场的大反攻，也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反攻和“先欧后亚”战略的最终胜利。正如中共中央于1943年 7月发表的《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所指出的：“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

　　总之，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实行使中国抗日战场存在诸多弱点和不足，但由于有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领导的抗日敌后战场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抗日正面战场的弱点，这是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无可替代独特地位的奥秘。战后西方国家的论著对中国抗日战场的地位作用评价不高，其偏颇之处在于，过于强调中国抗日战场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存在的种种问题，而回避了反法西斯盟国“先欧后亚”战略是建立在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之上的基本事实。

　　毛泽东曾精辟指出，很多人对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是估计过低的，殊不知“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抗战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这些评论，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评价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时，都是振聋发聩的提醒和铿锵有力的纠偏。

　　我们如实论证中国抗日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地位，并无意忽视其他战场的贡献及其对中国战场的援助支持，而是为了驳斥一切歪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真相、抹黑中国抗战历史功绩的图谋和倾向。中国在二战胜利后的大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并将永远彪炳史册！

　　作者：曹子洋，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25年第4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5-12-23 09: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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