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书颖 ：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的对华宣传——以英国新闻部为中心
2024-02-23 10:08:03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新闻部是英国政府负责新闻和宣传工作的专门机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闻部协助英国驻华大使馆设立新闻处，其驻华代表以外交官身份工作，并在昆明、成都、桂林等地设立宣传机构。为配合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新闻部根据中国舆论制定《对华宣传计划》，指导在华机构开展活动，包括运送英国宣传品、发行宣传刊物、撰写新闻稿和安排人员互访。新闻部的对华宣传工作以打破英国在中国的既有形象为长远目标，在改善中英关系、塑造英国形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对华宣传也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太平洋战争 英国新闻部 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 宣传 对华政策
战争时期的宣传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煽动对敌仇恨、促进同盟友谊、瓦解敌人斗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虽然面临政治制度、国家利益和帝国体系的危机，在外交政策上趋于消极和保守，但仍然非常重视国际宣传。1939年，英国内阁成立新闻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专门负责宣传工作，配合英国政府的战时政策。欧美学界关于20世纪上半叶英国国际宣传的研究已有丰富成果，但研究对象多为英国对德、美等西方国家的宣传。另一方面，中国学界对英国政府利用报刊宣传其对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整体而言，学界对战时英国对华宣传的关注较少，相关研究有较大开拓空间。本文运用英国外交部档案等史料对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对华宣传机构的组织构建和工作开展进行梳理与考察，探讨其宣传策略，以期丰富战时英国对华政策和中英关系的研究。
一、 英国新闻部对华宣传的组织与运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政府为应对德国在海外，尤其是中立国的宣传攻势，规划对外宣传体系。1914年，英国外交部试探性地设立新闻报道司，致力于推动英国新闻的海外传播，同时秘密成立战争宣传局(War Propaganda Bureau)，从事各国舆情研究和宣传品制作。1918年，英国新闻部正式成立，报业巨子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与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分别出任首位新闻大臣和对敌宣传负责人，英国新闻界在政府中的权力得以扩张。英国以民主的名义，宣扬为保卫国际法而战，并借助新兴宣传媒介以及对跨大西洋电缆的控制权，在全球信息传播上占据优势，实现了卓有成效的战时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新闻部虽然宣告解散，但此后20年，国际局势发生重要变化，英国日益重视对外宣传，增加新闻部门和驻外使领馆新闻专员的数量，成立各类官方机构，以拓展文化关系，维护海外声望。这一发展趋势为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奠定了组织和制度基础。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再度成立英国新闻部，伦敦随之成为欧洲的信息传播中心。英国新闻部的主要工作分为新闻及审查、宣传、文化、行政几大部分，新闻部下属的远东司(Far East Division)和驻新加坡的远东处(Far Eastern Bureau)负责对华宣传。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新闻部已向重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派遣新闻专员，指示其从各大通讯社、远东处和新闻部其他驻外机构获取素材，制作中英文报刊和宣传册，并向中外媒体供稿。新闻专员也通过私人关系向中国官员、中外商人和报社提供部分宣传品。在1941年的上海，英方每月散发约10万份宣传材料。英文报刊在沦陷区影响英国侨民的舆论，也影响中国各界的看法，乃至日本人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大使馆推进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在宣传品运送、纸张拨发、军用电话购置等方面的合作。1942年3月，在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James Seymour)的支持下，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以下简称“新闻处”)在重庆设立，同时，昆明和成都的英国领事馆也设置了专门的宣传机构。英国新闻部驻华代表施敏思(Stanley Smith)以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身份，指导新闻处工作，华慈(Erik Watts)任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专员，蒲乐道(John Blofeld)任文化专员。此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拥有随员职衔的英国新闻部驻华代表还有华伦(Rex Warren)、屈乐复(W. P. L. de Trafford)、马殷谊(H. M. McInnes)等人。新闻处自成立后，每日向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供稿，并与国民政府开展各种宣传合作。
1942年5月，英国新闻部派遣胡德(Lord Hood)前往重庆考察英国对华宣传的组织问题。与此同时，牛津大学教授修中诚(E. R. Hughes)受英国文化协会委托，来华调查该协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评估中英文化交流的前景。修中诚在战时西迁的中国高校中颇具声名，曾被英国驻华大使馆视为专司联络中国高校和知识界的理想人选，后因其无法履职，同样具有中国经验的汉学家蒲乐道才被任命为文化专员。蒲乐道认为，中国的高校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中国高校特别困难的时期，任何形式的援助都会令中国舆论感激英国，促进英国文化在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心中扎根。美国已通过文化外交成功地在中国的文教领域打上深刻的美国烙印，这迫使英国必须加紧赶超。基于这一认识，蒲乐道负责协调英国新闻部和英国文化协会的中英文化交流计划，包括向中国高校和文化机构输送教材、书籍、设备等物资，筹备中国师生访英项目等。但囿于形势，英国的部分计划陷于停顿。由于交通运输问题，牛津大学的赠书项目被迫中止，转为研制缩微胶卷。直接从英国选派教授来华讲学也比较困难，故英方不得不优先考虑已在中国的人选，如选用英国新闻部官员佩恩(Robert Paine)前往复旦大学任教。
7月，曾任英国驻奉天总领事的巴特勒(P. D. Butler)出任英国新闻部远东处负责人。8—9月，巴特勒前往重庆考察新闻处的工作。在重庆期间，巴特勒建议施敏思、华慈等人成立一个委员会，定期研究和讨论中国舆情、英国对华宣传策略和执行问题。巴特勒还提出，新闻处应在中国官方和民间初步接受英方的英文宣传品后，酌情推出中文宣传品，以促进宣传工作深入中国民众。
1942年9月，英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盖治(Berkeley E. F. Gage)前往中国西北重地兰州考察，并与当地的留英归国学生建立联络，为定期寄送宣传品做准备。盖治通过走访了解到，兰州书店中英国的书籍和宣传品极少。此外，中国内地会传教士李湛恩(E. R. Liberty)和兰州关税务司班世法(R. M. P. Bairnsfather)能定期收到新闻处制作的公报，但对印度的形势不甚了解，故不知道如何向中国人解释事关英国利益和中英关系中有关印度的问题。为改变这一状况，新闻处随后以公报副刊的形式推出《印度新闻通讯》(Indian News Letter)。
1942年下半年，继重庆、昆明、成都之后，英国新闻部又在广西桂林设立宣传机构，并计划在宝鸡新建中转站。各机构根据英国新闻部提供的素材和在当地收集的消息制作和发行宣传品。新闻处通过运营一个小型车队解决各机构间原材料和宣传品的运输问题，并从甘肃、新疆等地运回燃油。
英国新闻部原计划以重庆作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信息传播中心，但战时重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迫使其放弃这一计划。尽管如此，到抗战后期，英国新闻部已经依托英国驻华使领馆在中国后方建立起较为系统的宣传组织。
在伦敦，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将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月度报告和通信摘要递送英国新闻部传阅，英国新闻部也向英国外交部提供关于舆论和宣传工作的情报。在新德里，英国新闻部远东处负责协调英国的对华宣传与对日宣传工作，监督对华宣传政策的落实。在加尔各答，英国新闻部的印刷基地协助生产和转运部分面向中国的宣传品。在重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英国自治领代表、美国战争信息署中国分部、盟国宣传机构和反侵略国家联合信息委员会(Allied Information Committee of the Anti-Aggression Nations)保持联络与合作。
英国新闻部驻华代表以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和位于昆明、成都、桂林的宣传机构为中心开展工作。昆明的宣传机构在英国新闻部驻滇代表的指导下制作和发行报刊，面向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南部进行宣传工作，并通过帮助云南经济委员会印制资料，获得对其设备和场地的使用权。成都的宣传机构位于华西联合大学校园内，主要制作在四川北部发行的宣传品，工作期间得到当地基督教出版机构华英书局协助。桂林的宣传机构主要负责广东和广西部分地区的宣传工作，向中国东南部的沦陷区传播宣传品，同时策划面向香港的对日宣传。此外，英国新闻部在贵阳也设有办事处。中国西北的纸价和印刷费用较高，故英国在兰州、西安等地的宣传工作主要使用在重庆和成都制作的宣传品。
英国新闻部与其在华宣传机构通过无线电通信，每当通信质量不佳时，信息便转由印度大陆的有线电报传送至中国后方。英国送往中国的宣传品先由伦敦海运至加尔各答，再通过空运送至中国。1943年，英国宣传品的运输条件得到改善，伦敦经卡拉奇至中国的空中航线每周可输送重达100磅的宣传品。至1944年，英国宣传品的运输方式还有：英国政府机密文件信差每周可以携带50磅的宣传品至重庆；中国航空公司每周可以空运25磅的快件至重庆；英国皇家空军每周可以运送1400磅的宣传品至昆明。英国新闻部认为，在审查方面最好与国民政府打交道，而不是与更加独断的云南和广西地方政府发生关系，故通常先将宣传品运至重庆。新闻处与各地宣传机构间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陆路，大部分宣传品由新闻处的车队运输。为节约成本，车队每次出行需要承担一定比例的货运业务，留给宣传品的运量有限。因此，英国在华宣传机构生产的宣传品多数在生产地当地发行。
英国新闻部在中国的组织构建得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即使部分地区的宣传机构没有设在当地的英国领事馆内，也受到领事的关心和影响，在战时有限的条件下充分运用周边资源，以点带面地扩大对华宣传工作。新闻处和各地宣传机构的成立和发展，为英国的对华宣传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 英国对华宣传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奉行“先欧后亚”战略，寄望于中国可以牵制日本并协助英国夺回香港、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8日，英国对日宣战，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国会下议院发表重要演说，其中热烈颂扬中国的抗战和蒋介石的领导。丘吉尔表示，此前英国所处的环境是狭隘和不稳定的，以致无法表达一直以来对英勇的中国人民的同情，甚至被迫在1940年夏天短暂地关闭了滇缅公路，但英国很快改变了这一政策：“我和外交大臣都感到能够越来越坦率地表达对中国人民及其伟大领导人蒋介石委员长的友好，我们一直是朋友。” 9日，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向蒋介石转呈丘吉尔电文并称：“英国与美国业被日本攻击，我等向为良友，现则同对一敌，共同奋斗矣。”
丘吉尔擅长宣传，在任期间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演讲和新闻稿件，约见过不少大报编辑，有力地带动了英国舆论。1941年7月，备受丘吉尔信任的布雷肯(Brendan Bracken)出任新闻大臣。布雷肯曾任英国《银行家》(The Banker)杂志编辑，并参与管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财经新闻》(Financial News)，是英国政府内部为数不多的深入了解报刊运营的官员。丘吉尔与布雷肯在宣传事务上各有分工，前者除凭借演讲能力调动舆论外，主要调配宣传路线与政府的经济、军事和治安政策相协调，后者负责管理传播技术和实施宣传战略的细节。经过一系列部门争端和宣传实践，英国新闻部也逐渐在英国政府的宣传体系中找到合适的定位，宣传不单独发生，而是政策的伴生物，促进士气的方法不是试图教育公众，而是向公众提供大量的事实和基于事实的引导。
随着战争局势和中英关系的不断变化，英国对华宣传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士气一度备受鼓舞，却又旋即回落。1942年，英美情报部门均注意到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挫败影响了中国的抗战士气。这一时期英国的对华宣传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无法掩饰中英两国在战略目标上的巨大差异。
英国贯彻“先欧后亚”战略，试图以最少的代价在远东作战。丘吉尔以富有技巧的演讲不时回应英国国内对于更积极的远东战略的呼声，认可中国的抗战，表示英国对日作战的决心，但话中却多有限制性词句，留有余地。同时，以宋美龄在《纽约时报》发表《如是我观》一文为代表，中国舆论集中出现对英国在作战、战略、殖民政策等方面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声开始赢得部分国际舆论，尤其是美国公众的支持。1942年初，美国《生活》杂志主编卢斯(Henry Luce)撰文《美国的战争及美国的和平》，主张中美合作是胜利的必要条件，反对“先欧后亚”战略，该文得到《大公报》等中国报刊的转载和响应。
对此，英国新闻部认为，英国对华宣传的主要目标是渡过危险时期，确保中国站在盟国一边，对华宣传的重点在于抵消一部分英军失利的消极影响，增加中国对盟军的信心。英国外交部也希望通过促进英国的海外宣传，推动中美舆论认识英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同时，英国新闻部通过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向国民政府反映舆论问题，英国外交部也令英国驻美大使与正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沟通。随后，中国舆论对英国的态度有所改善。1942年11—12月，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其成员在重庆期间举行演讲多达80余场，不仅向中国传递友谊，介绍战时英国的情况，宣扬英国的政治文化和民主精神，还通过英国新闻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宣传工作，进一步塑造有利于中英关系的舆论氛围。
1942年缅甸沦陷后，英国的对华宣传以阐释中英同盟关系为基础，形成“共同的战争、共同的战线、共同的胜利”的宣传口号，同时着力于增进中国对英国的全方面了解。英国新闻部认为，英国的对华宣传政策既要关照当前战局，又要着眼于中英关系的长远发展，为明确对华宣传目标，统一对华宣传路径，有必要形成系统的对华宣传策略。
1943年上半年，施敏思回国述职，并与英国外交部、英国文化协会等部门多次会商对华宣传事务。6月，英国新闻部海外计划委员会(Overseas Planning Committee)拟定《对华宣传计划》，该计划成为英国驻华使领馆和宣传机构从事对华宣传的指导性文件。《对华宣传计划》确立了两大目标：一是维持中国的抗战决心和对英国的信心，二是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基础。首先，英国的对华宣传应向中国阐释各战线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于英国的军事行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集中于欧洲战场，中国人无法看清英国的实力，故希望中国接受“先欧后亚”的战略未免不切实际，但可以说明英国正在通过欧洲的战争帮助中国，并在中东和海上阻止德国与日本会合，加速日本的失败。只有中国民众接受这一观点，英国关于远东地区之外的军事行动和装备的宣传才会产生效果。其次，英国的对华宣传应重视道义因素。目前中国战场相对平稳，中国比其他国家更关心战后国际秩序和国内重建问题，英国的对华宣传应表明，英国将在战后保持本国实力的同时，延续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及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公正看法。
为配合对华宣传的两大目标，《对华宣传计划》还制订了9个具体目标：1.宣传各战场相互依赖以及世界性战争的整体面貌；2.宣传英国仍然兼具大国的实力和道义，并将在创建世界新格局中扮演领导角色；3.宣传反法西斯同盟国胜利的必然性，强调英国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4.宣传英国与中国同样具有战胜日本的决心；5.宣传英国对中国长期抗战及中国为反法西斯战争所做贡献的钦佩；6.增进中英民众对彼此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理解；7.宣传英国认为中国恢复自由与独立，以及成为未来远东地区大国之一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中国应履行大国义务；8.宣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将确保中国的国家统一和安全，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在世界范围迎来经济机遇；9.与中国部分军事和政治团体的亲德倾向进行对抗。
《对华宣传计划》强调英国的对华宣传应争取国民政府的合作，自上而下地扩大影响，同时要注意避免介入中国内政。另一方面，英国在与美国的宣传合作方面较为谨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于1942年6月设立战争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在中国开展宣传工作。位于华盛顿的联合信息政策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Policy Committee)由英国新闻部、美国战争信息署等英美宣传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协调两国的宣传事务。英国驻美大使馆宣传官员指出，鉴于英国的《对华宣传计划》牵涉美国商业集团所关注的中国战后重建问题，可能引起美国的误解，加剧美国舆论对英国的批评，甚至损害英美关系。为此，英国新闻部准备了一份经过删改的文件供美方参考。
英国的对华宣传政策也与美国存在根本不同，这是由两国对华政策的差异决定的。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一是采取共同行动，有效地进行战争，二是承认并扶植中国成为一个大国。自1942年1月1日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国在华盛顿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后，美国将中国列为世界“四强”之一，然而，英国并不赞成将中国列入世界大国。1943年3月，英国新闻部特别事务委员会(Special Issues Committee)向英国政府各部门宣传官员发文建议，涉及中国国际地位的陈述应遵循三个原则：1.在世界事务中，中国通常被称为主要反法西斯同盟国，避免使用“四强”的说法；2.在远东事务中，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并称为主要反法西斯同盟国；3.在远东以外的地区包括欧洲事务中，中国通常不处在主要反法西斯同盟国之列，通常的表述是三个主要反法西斯同盟国，即英国、美国和苏联。可见，英国承认中国是英国平等的盟友，以及中国之于远东的影响力，但不认为中国是一个与英国相当的世界大国。英国外交部中国事务顾问璧约翰(John F. Brenan)指出，这份文件精准地反映了英国对华宣传的基本立场，但问题在于美国政府能否接受英国的表述。根据英国外交部的意见，英国新闻部驻美代表没有就这份文件的内容知会联合信息政策委员会中的美方人员。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英国对华宣传的重点逐渐转移到英国形象的塑造，试图消除英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形象，阐明英国在战后重建中的价值。1944年3月，施敏思拟定一份计划草案，将新阶段英国对华宣传的目标设立为：1.宣传英国在远东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2.宣传英国的民主大国形象；3.强调英国在战后世界的大国地位，并为中英关系创造良好基础。5月，英国新闻部在吸收部分来自重庆的建议后，推出新版《对华宣传计划》，以鼓励中国在盟国对日作战中发挥作用、增进中国对英国的好感、培养中国的大国责任意识为主要目标。宣传工作的具体目标调整为：1.宣传英国对日作战的决心；2.宣传英国的全球性战略；3.塑造英国的战时形象；4.塑造英国的整体形象；5.塑造英国的帝国形象；6.宣传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7.宣传决不向轴心国妥协；8.宣传英国认为中国的独立具有重要意义，且中国应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9.宣传英国对中国长期抗战及其为反法西斯战争所做贡献的钦佩；10.宣传英国和中国民众共同奋斗的同盟情谊；11.增进中英民众对彼此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理解。
对于这一重要调整，英国新闻部分析，从1943年开始，中英关系有所改善，英国的军事成就和国家声望日益受到中国认可，即便美国还是中国最亲近的大国，但中国对英、美态度的差距已没有一年前明显。英国新闻部认为，新闻报道和信息发布仍是英国最强大的宣传武器，但文化关系将在未来的中英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加强与英国文化协会的合作，提高英国宣传品的文艺水准具有关键意义。英国对华宣传应谨慎地将英国的能力描绘成反法西斯事业中的可控因素，避免英国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抵制对象；从长远来看，塑造英国在战时和战后的整体形象，比单一的军事宣传更具说服力。太平洋战争后期，英国官方介入的中英文教交流活动增多，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和英国新闻部驻华代表的重要工作，英国政府积极推进对华文化输出。
三、 英国对华宣传的开展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新闻部及其在华组织在《对华宣传计划》的总体指导下，统筹英国宣传品的制作和输送。至1944年初，英国新闻部已将14种在伦敦设计的宣传册发往中国进行批量印刷，海报、贴纸、明信片等相对轻便但制作困难的宣传品则主要在英国印制后再运至中国。
除传统的印刷品，广播、照片、影片也是英国新闻部实施对华宣传的重要媒介。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广播公司设有面向远东地区的华语节目，主要进行海外新闻播报，也是英国在华宣传机构获取外部信息的途径之一。此外，新闻处每周可使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国际广播电台广播1小时。为完成这项工作，新闻处从伦敦招募专业人士来华。
英国新闻部每周向重庆空运一次照片，经新闻处补充文字说明后送至各地宣传机构，并为重要事件的宣传准备专题照片。各类主题的照片展不时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举行，关于北非战役和英国皇家空军的照片尤其受欢迎。1944年，新闻部促成英国著名摄影师比顿(Cecil Beaton)访问中国，此行拍摄的战时中国的珍贵影像由新闻处筹备在中国展览数次，并于1945年起在英国编辑出版，社会反响热烈。
因为战时放映条件的限制，英国在中国的电影宣传主要采取新闻短片和幻灯影片的形式。尽管如此，由英国新闻部制作，讲述1942年英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转败为胜、痛击德军的长片《沙漠胜利》(Desert Victory)，不仅在昆明打破各项观影纪录，还通过国民政府的协助，面向中国军队、军事院校和中学生放映。重庆基督教青年会、中英文化协会等机构也定期举行电影放映活动。
新闻处也在中国制作报纸、杂志、小册子等宣传刊物。英国新闻部每月快邮约200篇国内专题文章供新闻处选用。太平洋战争期间，新闻处宣传刊物的发行量稳定增长。至1944年，在中国后方流通的新闻处刊物有《公报》(Bulletin)、《每周新闻通讯》(The Weekly News Letter)、《中英学生周刊》(The Sino-British Student's Weekly)、《英国文摘》(The British Digest)等。《公报》在多地供不应求，每期约有600份用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培养盟军联络官的翻译人员。《每周新闻通讯》在昆明颇受欢迎，为当地军人和民众及时带去外部消息。英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每周选编至少5篇《经济学人》的文章，用于制作主要面向重庆高校和工商业者的经济刊物。英国文化协会月刊《医学摘要》(Medical Abstracts)的文章先由《中国医学杂志》(Chinese Medical Journal)选登，其余文章由新闻处印制成册，分发到中国后方的医院。新闻处还将丘吉尔1941年美国国会演讲、1943年七七事变纪念日演讲等具有宣传效应的文本制成宣传册。英国宣传刊物的部分内容也成为中国学校的英语教学资料。
宣传用纸的紧缺是在中国运营刊物的一大问题。抗战后期，中国后方的纸价不断上升，新闻处一面预留宣传用纸，一面缩减刊物的版面，部分刊物改为双面印刷。另一方面，除《公报》和宣传册免费分发外，新闻处的刊物均定价出售，这样虽然更加耗费人力，但可以将发行量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也有助于刊物流向真正感兴趣的读者手中。施敏思指出，即便不被允许出售刊物，新闻处也可以通过已经掌握的极具价值的订阅名单将刊物免费寄送至读者。
新闻处在成立伊始便受到英国新闻部指示，务必主动配合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制度，妥善处理与中国审查部门的关系，这使英国刊物相较于美国和苏联的刊物更易于宣传。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外国在华出版物的管制。1944年1月，施敏思向英国新闻部报告，英国在华出版物均已完成登记，即使是没有明确规定需要登记的不定期出版物，也在付印前通过中国当局的审查，并留有审查凭证。施敏思认为，国民政府忌惮外国出版物在中国过度发展，对外国出版物的登记多有阻挠，但英国所受影响不大，因为目前英国在中国拥有9份正式登记的刊物，位居第一，而位居第二的美国仅有2份。
为扩大对华宣传的影响，新闻处需要在中国经营人际关系。薛穆任驻华大使期间十分重视与中方人士的交往。1943年初，薛穆向英国外交部和新闻部反映，施敏思面对艰苦的条件能在很多方面随机应变，创造出质量过关的宣传品，但尚未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人的关系。相较之下，华慈与中国的报社、记者和官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且与盟国的宣传官员保有密切联系。
随着新闻处在中国的组织运作渐趋成熟，英国的对华宣传也初见成效。整个1943年，中国本地发行的报刊采用英国在华宣传机构提供的新闻稿数目稳定增长。1944年3月，薛穆指出，英国对华宣传不仅取得正面反响，还避免了双方可能发生的龃龉，对华宣传已经发展成使领馆的一项优秀工作。顾维钧也注意到，本着增进中英间相互理解的方针，英国的宣传部门派代表到重庆建立宣传机构，向中国人民展现战时英国的情况和取得的进步，以及英国尽力援华的姿态。不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指出，盟国在扩大宣传合作方面遇到一些令人沮丧的失败，尤其是建立一个由中、英、美三国代表组成的对敌宣传协调委员会的尝试未能成功，盟国在抵抗日本宣传方面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不过总体而言，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的对华宣传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士气，改善了中英关系，对英国对华政策的推行以及英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均有辅助作用。英国宣传部门着力塑造的英国形象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对华亲善的盟国。在中国后方流通的英国宣传品，以大量篇幅阐释英国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以及中英共同作战的同盟情谊。新闻处创立的《胜利木刻月刊》是在战时重庆流通的美术刊物之一，主要刊登中国木刻家反映盟国抗击法西斯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八铳高射机关枪》介绍英国战舰上防空所用武器，《喷火式战斗机击落德机》展现英国战斗机击落德国轰炸机的情形，《英勇射手》描绘正在工作的英国皇家空军枪手。《胜利木刻月刊》的封皮以醒目红色字体标注“同盟国家联合起来，决心铲除轴心，俾使全世界人民得以永享自由”，卷首语宣扬英国的海陆空军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引用丘吉尔的言论，呼吁盟国民众联合起来反抗侵略。
二是新时期的大国形象。太平洋战争时期，中国对于战后问题日趋关注。英国的对华宣传不仅释放对中国的善意，还希望输出英国文明对战后世界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突破英国在中国的既有形象，阐释英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公正看法。英国还通过与中国的文教交流增加英国文化对中国的吸引力。1943年，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成立促进了战时中英科技交流。抗战胜利前夕，英国积极与中国洽谈人才培养项目，试图扩大英国对中国经济重建的影响。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对华宣传中，英国着力消弭其既往的帝国主义形象。例如，1945年，英国政府反对《京津泰晤士报》(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主笔、英国记者伍德海(H. G. W. Woodhead)继续留在中国从事相关工作，因为中国人对伍德海的印象已与旧秩序的维护者深度绑定。然而，英国在远东延续殖民政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华宣传的成效。蒋介石认为，英国平日的宣传颇具粉饰，援华也成为英国的宣传资本，事实上，英国以帝国利益为政策的出发点，不愿看到中国复兴。
结语
20世纪，英国实力衰落。在远东地区，英国试图通过对日绥靖政策维持其在华利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与中国结成同盟，为促进中英关系，恢复其在中国的影响力，英国积极开展对华宣传。为配合英国的对华政策，英国新闻部制定宣传策略，通过不断完善在华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在信息比较匮乏的中国后方打开了局面。
英国在战时构建的对华宣传机制与宣传策略，不仅成为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战后中英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作为战时特别部门的新闻部面临裁撤问题。然而，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英国政府决定在未来半年内继续维持新闻部在华活动的既有规模，并逐渐将中国后方的宣传组织迁往上海、汉口和京津地区，为新时期进行准备工作。在此期间，英国将力所能及地协助中国报业的重建，向沦陷区人民说明英国的战争贡献，树立英国在和平时期的形象，待过渡时期结束后，再有计划地削减在华宣传组织。
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的对华宣传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英国视美国为对华宣传的最大竞争对手，但其政策不能如同美国一样回应中国对得到国际承认的渴望。这反映出中英同盟关系背后存在的根本矛盾：英国不愿放弃在亚洲的殖民利益，防范中国对亚洲的影响，这是中英关系发展的极大障碍。太平洋战争后期，英国政府积极推进对华文化输出，致力于转变英国在中国的既有形象。尽管如此，英国的对华政策从根本上决定了英国通过宣传塑造新形象的局限性。
作者：丁书颖，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4-02-23 10:3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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