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民：关于日军乡土部队——联队的研究
2023-04-12 10:22:10 来源：《区域抗战史》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关于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联队上。联队在日军中被认为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集团，拥有单独的兵营，是陆军部队中最核心的组织单位。根据1925年的日军“常备团队配备表”，军队中设有步兵联队、骑兵联队、炮兵联队、飞行联队、铁道联队和战车联队等。联队长一般是联队的首长，平时负责军队教育训练、提高战斗力、完成动员计划。步兵联队长的军衔一般是大佐，骑兵联队长是中佐。作为陆军军官，其职位上升的首要目标就是当上联队长。在各种联队中，只有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在创立时由天皇亲授联队军旗并赐有敕语。
日军的联队编制源于对欧洲军制的模仿。联队(Regiment)在欧洲形成于16世纪。在中世纪，军队以中队为核心，16世纪以后，由于军队编制扩大，开始编成联队。联队以地方或指挥官名字命名，成为军事作战和军事行政的核心单位。平时在联队之上不设组织机构，到战时才合编为军。欧洲的联队组织十分稳定，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各联队均有联队旗，并编写有联队史，实际上许多联队旗就是联队长的家徽。进入19世纪，欧洲陆军师团制普及，成为联队的上一级组织。联队在编制中的地位下降，但在步兵、骑兵和炮兵等军种中，联队依然是最大单位，其独立性传统所形成的观念在欧洲长期存在。日本有研究指出，在18世纪的普鲁士，军队的最基本单位是联队。联队是军队社会中最为合理的组织。联队与驻屯地有密切关系。募集士兵可以反映出联队的地方性特征，士兵的出身职业也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结构相符。
近代日本军队在建立之初便采用联队编制。江户幕府改革军制，共设置8个联队。明治维新以后，明治政府于1871年采用御亲兵制，设东京、大阪、镇西、东北4个镇台，镇台下设联队。1873年，征兵令发布，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这6个镇台除近卫兵外，共编成14个联队。1888年，镇台制改为师团制，步兵联队驻屯地从军营改为“卫戍地”，是为常驻区域。联队不仅是陆军编制中的核心组织，也是实施军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单位。日俄战争后，各联队编纂联队史，记述本联队战史、参加日俄战争概况，收录战死、战伤者名录。从1917年到20世纪20年代，帝国联队史刊行会出版了大量联队史，记述各联队的“光荣”战史，鼓励士兵为国“献身”。联队史成为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
日军步兵联队都是在户籍地征兵，步兵以外的其他特种联队也基本是在同一师管区内征兵，因此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十分密切。征兵编制的地域性形成了日军中浓厚的乡土色彩，故被称为“乡土部队”。联队在固定区域内设置兵营，进行日常训练和演习，对区域内的在乡军人定期进行教育训练，还协助进行青年培训和防空演习等。在精神方面，联队在当地组织军事庆祝与祭祀活动。在经济上，军队从驻屯地购入日常物资，士兵在休息日到军营附近的商业设施消费。因此，军队与区域社会有着多重关系。
实行师团制之后，日军步兵师团的核心依然是联队，常设师团内的联队仍按其卫戍地编成。例如，第一师团本部在东京，其下属第一、三联队的卫戍地是东京，第四十九联队的卫戍地为甲府，第五十七联队在佐仓。各联队被派往外地时，也还在原地设有留守部队，负责人员补充。除联队长与将校外，联队的下士和士兵几乎都是同一区域出身。1896年，陆军将步兵征集管区从大队区改为联队区，联队区司令部的主要业务便是征兵、演习和对在乡军人进行管理，战时征集在乡军人。这种建制形成了军队的同乡集体意识。为鼓舞士气，日军也注意利用这一点。不过，在部队教育训练及内务管理方面，同乡集体意识与部队的平均化和统一性也可能发生冲突。在明治建军初期，为清除旧藩属意识，使军队服从天皇，日军特别强调军队的统一性。但经过西南战争和甲午战争，日军认识到地方性团结对战斗力的发挥影响很大，此后便充分利用联队区制度，重视乡土部队的特性。军营生活基本都在联队范围内展开。一位被俘日军士兵小林清称，他所在的街道就有20多名青年一起入伍，都在一个联队。联队长和政治教官进行武士道精神教育，训练中最难的是全联队一起训练，如果有一个人动作不准确，精力不集中，都要重做。
联队与区域社会的联系，首先体现在征兵时，壮丁的情况，包括学历、家庭、性情，以及思想倾向等，都由村里向联队报告。军队方面则在军人退伍后将士兵在部队期间的表现写成《陆军下士兵卒在队期间成绩记录》送达村里。这样一来，士兵在部队的情况就与村内的评价联系起来。其次是军人退伍后成为预备役，数年后成为后备役，这些参过军的人在地方参加“帝国在乡军人会”，受军队指导。该会在村内设立的分会，除军事训练外，还参与村内的其他活动。分会会长一般由退伍时军衔高者或村内有势力者担任，以后者居多，因而也常出现原将校或下士官是会员，原上等兵是会长的情况。再次则是军人退伍回村后通过“帝国在乡军人分会”仍发挥影响，以军人的纪律性做村落中“服从”政府号召的表率。军人在军队立功受到表彰，回到村内受人尊敬，由此便可参与村内事务，这对村落原有权力结构也产生影响。
军队在区域内还有教化与管理的任务。驻屯部队演习时要以身示范，通过演习达到“纠正时弊”的目的。军队在地方消防救灾中也发挥重要作用。战争期间，为强化防空、消防体制，军队还介入警察行政工作。军事训练对地方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民众不得不忍受。小林清回忆说，军事演习时军队践踏农民稻田，虽然规定农民可以向军需官申诉，但谁都知道，即便申诉，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你是想借口赚一笔钱吧，作为日本国民，受一点小小的损失还要申诉吗?”农民只能为帝国皇军做出牺牲。
联队的乡土部队性质，也导致日本社会的村落共同体特性和家族主义直接投影到军队内。中村哲夫指出，从历史上看，日本陆军的文化来源于江户时代的村落共同体，是建立在个体间相互扶助基础上的结合体。一之濑俊也指出，在日本军人的世界里，维护秩序的原理与一般社会相同，只有服从才能生存。保阪正康引用一位士兵的证言说，日军内部利用家族主义强迫士兵服从，不许违反命令。新兵入营首先要读《军人敕谕》，在誓约书上签名。联队长在给新兵讲话时会说：“从今天开始，我既是你们的联队长，又是你们的父亲。”《军队内务书》规定，长官是士兵在部队内的父母，对待长官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军队与社会关系密切，也造成了“昭和陆军”积极参与政治的特点。北冈伸一认为，推动昭和政治的最大势力是陆军，“昭和陆军”与以前的军队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面对日本社会特别是农村的困境，军队中农村出身的青年将校和士兵不满政府的政策，成为发动战争的积极推手。
联队带有强烈的地方特色，日军在派遣军队时不得不考虑这一点。比如在日俄战争中，东京第一师团的步兵第一、三联队和金泽第九师团的第七、三十五联队参加攻击旅顺要塞作战，死伤者达59000人。东京和金泽是大城市，密集居住的家庭之间每天都有为战死者办丧事的，由此产生的不公平感和厌战气氛容易扩大，当局对此最为担心。这也是此后军部在派遣来自大城市的东京第一师团和大阪第四师团时有所犹豫的原因。
农村与城市编成的联队，战斗力是有差距的。日军中有北陆、东北、九州出精兵的说法，因为这些地区的联队多在农村编成。在征兵体检时，农村地区壮丁的甲种合格率较高。根据1931年的统计，沿海地区的长崎县甲种合格率达33.4%、千叶县达32.9%。这是因为当时日本人的蛋白质摄取主要依靠海洋鱼类，沿海地区居民可以摄取到充足的蛋白质。相比之下，内陆的群马县甲种合格率仅24.6%，岐阜县和长野县均为26.6%。由于农业劳作和经常步行，农村出身者体力好，能够胜任负重行军。日军大量使用军马，1937年9月，第一师团管区编成的第一〇一师团投入上海战线，该师团有军马8000匹，但东京出身的联队士兵不懂饲养军马，造成军马大量死亡，影响战斗力，在进军南京时行动受限。为此，第一〇一师团于1939年11月全体复员，部队番号也被取消。而同一时间在高田和仙台编成的第十三师团，会饲养军马的士兵很多，直到战败都是中国派遣军的主力部队。由于士兵出身地的贫富不同，进入部队后的感受也相异。例如，日本东北地区贫寒，该地区出身的士兵从小吃杂粮和番薯类食物，参军后觉得饮食得到改善。而大城市出身的士兵喜欢吃肉，对副食要求高，总感到军队的零花钱不够用。此外，农村兵不仅体格强健，还具有所谓“灭私奉公”的信念和忍耐力。
曾参加过日军的作家伊藤桂一指出，日军中大部分部队的乡土意识强烈，一个联队的士兵都来自同一地区;在一个中队中，许多士兵是从同一村或部落入伍的。但东京、大阪部队的这种乡土意识则比较薄弱。伊藤认为，乡土部队大体可分为东北、关东、关西、中国、四国和九州等大类，各地联队气质不同。日本国内会对各地军队的强弱进行评价，因而军队在战场上勇于作战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家乡的荣誉。战争结束后，乡土部队的战史常被宣传和评述，因此士兵即使战死也要坚守这份荣誉。
关于日军的地方性特点，伊藤还指出：东北出身的士兵顽强、素质好，能够百分百执行命令。九州士兵勇敢善战，具有南国人特有的血性和纯朴的地方特点。九州地区以熊本和鹿儿岛为核心，熊本人直爽，鹿儿岛人小巧敏捷。福冈联队则有当地煤矿工人的气质，性格粗暴，重于行动。久留米部队的将校尤其忠于天皇，训练严格，所带士兵非常强悍。在进攻山西时，由久留米编成的第三十七师团从运城徒步四五百公里，一边行军，一边割下牛肉烧着吃。士兵在攻击阵地时只盯正面，战死者都是被射中眉间。总之，各地兵团的气质和氛围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乡土性所决定的。
具体到对一个联队与区域社会关系的个案研究，2002—2004年，神田文人等通过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详细研究了编成于佐仓的步兵第二联队和第五十七联队的区域内活动。第二联队是随着日本近代军事扩张而编成的，从出兵台湾开始，在地方的征兵名额不断扩大。征兵起初依靠各町村的户长协助，但并不顺利，后改为后备军统辖机构参与征兵事务。后来，这种机构成为联队区司令部。为普及国防思想，佐仓联队在区域社会中定期组织周边青年训练所的学员来军营体验生活，举办有很多市民参加的“军旗祭”，还开展军事表演、军营开放日、军民跳舞等活动，这些都成为区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项研究还利用军营附近旅馆住宿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商店、菜店、饭馆、酒馆的会计账本，统计出军队在当地的具体消费状况，以阐明军队给区域经济带来的广泛影响。
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本部分节选自祁建民《近年日本关于军队与侵华战争的区域研究》第二部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4-12 10: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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