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历史考察
2022-09-03 09:01:49  来源：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9月第25卷第3期（总7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 通过对抗战时期国共领导权的历史考察，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充分的政治领导权和在陕甘宁边区的全面领导权。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抗战后期，随着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政治领导权意义随着抗战的深入而逐渐凸显，促使整个抗战领导权在国共两党间发生了明显的转移。

　　[关键词]领导权;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引用：李秀芳,吴永.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历史考察[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45-49.

　　[作者简介]李秀芳(1948—)，女，山东济南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教授。

　　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国内(大陆)很多学者大多比较认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而否认国民党的实际领导权。而海外学者(主要是台湾学者)则几乎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悬差，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所持的评价标准不一，再加上意识形态误导，就不免背离了事实。并不否认，国民党在抗战前期自觉担当了抗战的主要任务，有效阻击了日军的进攻，但是，担当抗战主要任务与担当抗战领导权并非是同一概念。即使国民党拥有法定的抗战领导权，也不能因此认定其在抗战中 自始至终发挥了这种作用。从现有掌握的史料来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是这一政策的忠实捍卫者，其在抗战中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和建议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大多数民众的认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以史实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权地位及其如何获得领导权的过程加以论证。

　　一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国民党也因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这样，中国就暂时结束了自辛亥革命以降近18年的军阀混争局面。从国家和民族统一的角度来看，国民党在当时的所作所为，还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目的并非是要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而是要重新建立一个极权专制的政府，以维护资产阶级(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军阀和少数政治精英的特殊权益。为达此目的，国民政府对内镇压人民的反抗，屡屡制造恐怖事端，党同伐异，大肆围剿中国共产党;对外为了寻求欧美日诸列强的支持，又不惜出卖部分国家权益，继续承认各国在中国所享有的不平等条款和特殊利益。尽管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甚至出现过20-30年代的畸形繁荣，但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根本不是代表中国最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政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也没有改变中国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相反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情况却日益恶化，社会危机愈加深重。总之，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近代两个最主要的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走上了同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斗争道路。中国革命由此演化为1927-1937年的国共内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逐渐被中日矛盾所代替。东北三省的沦亡和华北局势的危急进一步深化了民族危机，在中华民族存亡绝续之际，国民党政府为了铲除共产党对其政权的威胁，竟默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引下，加紧了对共产党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经过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后，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适时调整国内政策，力主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8月至1936年4月，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统战工作，直接推动了张学良和杨虎城走上了联共抗日道路。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常称为《八一宣言》)。《宣言》呼吁：无论各党派之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国防政府的发起人，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国防政府的领导下，尽抗日救国的天职。《宣言》所主张的联合抗日，已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要求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中共到达陕北后不久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批判了成为当时共产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主要危险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八一宣言》的发表和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但由于《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意旨在于团结全国各阶层建立起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抗日新政权，来代替国民党政权，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与国民党意欲建立一党独裁的既定政策相抵牾，更加坚定了其“剿共”的决心。

　　从1936年10月到12月初，蒋介石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以完成其建国“三部曲” 的戡乱时代。与此同时，日军西侵察绥，国难日亟。中国共产党此时面临着来自国民党正面的和日军侧面的双重威胁，争取国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是其唯一的也是最好的选择。但这一选择也同时意味着中共必须在政权问题上向国民党及其政府作出妥协和让步，而完成这一转变的最佳契机就是张杨在剿共立场上的态度变化。中共利用杜重远与国共的特殊关系，迅即搭起与张杨沟通的平台，力劝他俩与中共合作。10月26日，毛泽东致书蒋介石和张杨等人，严斥蒋在绥东告急之时，不抗日，反剿共的内战行为，并郑重声明：“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的决定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的罪人。”而早在9月，张学良就告电蒋介石，“居今日而救亡图存，……除抗日外，别无他途。”对此，蒋介石置若罔闻，为督促张杨剿共，他亲自到西安督战，并对张杨的劝谏严加训斥，声言：“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变!”在苦谏无果之后，张杨迫不得已，采取了兵谏，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主张联共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起先中共因为消息闭塞，对待事变的态度和立场在党内是存在着分歧的，经历了从“审蒋”、“保蒋”到“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巨大转变。根据张国焘的回忆，这一转变的促成是由莫斯科完成的。苏共中央之所以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根本原因在于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军事力量，故主张“无条件地联蒋抗日”，而中共则强调，“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而主张“逼蒋抗日”。两种主张最终是殊途同归，以和平方式实现了中国由内战向抗日的转变。这个转变应该说，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蒋介石放弃了剿共的内战政策，共产党也在实际上承认了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而在政治和外交上，共产党则赢得了人心，其所倡导的抗日民族政策则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初步建立。但这一统一战线既无明确的共同纲领，也无制度保证，双方更没有达成书面协议。如何正确执行这样的统战政策，是摆在国共两党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在汲取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后，中共力求在保持党内的政治、组织独立性的前提下，在政权问题上果断地做出了让步。继 (1936年5月放弃“反蒋”口号，9月提出“民主共和国”决议后，中共又于1937年2月2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著名的抗战“五点要求”和“四点保证”，在 “五点要求”得到许可的前提下，中共表示愿意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初步面向全国表示愿意承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愿意接受国民党政权的指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让步并不是无条件的让步，而是在促进国民党抗日和改善民主政治的前提下所做的让步，这种让步也便于中国的抗战能够确立一个强大、稳定、坚强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迫于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七七事变” 爆发后，7月8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通电，号召“全民族实行抗战”，呼吁“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日，中国共产党将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在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四点承诺，即，“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7日，中共派周恩来等同国民党谈判两党合作问题，表示愿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实现两党团结，共赴国难。在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了“准备应战”的谈话，他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的时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表明国民党对日态度有了较大变化，但仍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幻想，既不对日宣战，也不对日绝交，给妥协投降留下了余地。“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进逼南京，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这就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国民党被迫实行对日作战，同时也急于要求红军出师作战。8月22 日，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后来(10月12日)，又把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9月22 日，国民党正式公布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由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37年2月至5月，中国共产党切实履行自己的承诺，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为陕甘宁特区，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 月，正式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随之不久，颁布了一系列边区法令和法规，从法律上对边区的地位和权限作了规范。1938年10月，洛甫(张闻天)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提纲》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是不平等的。(A)共产党方面承认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及拥蒋的合作，所谓‘合法权’是在国民党的手里。……形式上我们拥护它，服从它。”报告虽然对国民党的抗日积极性表示了怀疑，但还是认同了它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它的行政领导权。《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抗战期间工作纲领》也在第二条里规定： “拥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告边区同胞书》则热情讴歌三民主义，高喊“拥护蒋委员长”、 “拥护国民政府”的口号。对于国民政府以及国民党、蒋介石当时在全国的这种领导地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也都表示了公开承认。如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说：“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等原因，“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抵抗”;“七·七”事变后，全中国“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全民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所有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的实行起来”。

　　如果说在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愿意接受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导是处于抗战的战略需要，促蒋抗日，那么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消极抗日态度越来越明显时，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的同时，继续承认其对全国抗战的领导权，则完全是为了维护统一战线，顾全抗战大局，避免双方产生不应有的裂隙，真正做到了“在斗争求团结”。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最能体现这一精神的就是《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出台了抗战时期第一部具有民主意义的宪法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在前言里，《纲领》明确解释：“陕甘宁边区在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领导下，本着拥护团结、坚持抗战、争取最后战胜日寇的方针，本着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的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环境与条件，特制定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作为边区一切工作之准绳。”纲领比较详细地解释和阐述了新三民主义，以之作为党在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政治指导思想。另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第一条中规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及组成人员必须“呈请国民政府加以委任”;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也明确规定“本条例根据国民政府公布之法院组织法制定之”，“边区高等法院接受中央最高法院之管辖”(但同时规定了边区高等法院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就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的1941年11月，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仍然在讨论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议会组织条例》总则第一条中规定：“本条例根据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参照国民政府颁布之省参议会组织条例……实现三民主义之建国纲领，完成新民主主义政治而制定之”。但是退让并不意味着妥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始终没有放弃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始终与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方针、路线、政策与行动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牢牢把握住在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权，并及时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扬自己的方针、政策，从而赢得了国内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有力支持。

　　三

　　通过以上考察，虽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在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上没有法律条文加以明确规范，但基本上对之达成了默契。即，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上对国民党的让步是被迫让步，是被迫承认其行政领导权，但不承认其合法性;而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让步则变成了主动让步，主动承认了其在全国的领导权(不包括党内的领导)及合法地位。当然，国民党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如果说在抗日领导权问题上还存在争议的话，那就是，在抗战中是否存在着领导权转移的问题，或者是否存在着国共双方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从对抗日战争的组织领导即行政领导来看，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了解放区、游击区和其他地方的有组织的群众的抗战。但从全国来说，抗日战争还是由国民政府领导的，即主要由国民党领导的，因为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一切有关全国的军令、政令都是由它发出的，中国国内所进行的大规模抗战和一切对外活动都是由它出面进行的。当然，承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属于全国的领导地位，并不是说它自始至终对全国的抗战真正起到了领导作用。在抗战初期，即战略防御阶段，由于它坚决实行了抗战，它所领导的几百万军队在全国抗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也接受了它的领导，因而它的军令，政令基本可以下达到除敌占区以外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它的领导作用在全国是明显的。但是，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和它的败退，它所能直接领导的地区越来越小;同时由于它进入相持阶段后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反共磨擦，妄图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解放区和人民武装不再听命于它的领导，从而使它所能够领导的地区更加缩小，它的影响力也不可与抗战初期同日而语。从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来说，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更是日益削弱，号召力急剧下降。与这种情况正相反，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政策的正确和全体官兵的模范行动，不但直接领导的地区和力量越来越大，而且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也越来越大，从而逐渐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也就是说，抗战领导权在国共两党间确实逐步地发生了转移，尤其是政治领导权已经明显地被中国共产党所牢牢把握。

　　关于抗战领导权问题，胡绳曾经指出：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豫)湘桂大溃退，等等。国共共同领导的说法也站不住。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但如果把国民党与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也不符合事实。因此，分别领导的说法也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至于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等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的说法，作为历史现象的描述，当然是对的，但是并没有说清其领导权问题。另外，这几种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说法，一句也没有提到团结中的斗争，不能使人看到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国民党顽固派要按照它的方针领导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实际上是消灭共产党，断送抗日战争。我们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抗日战争，要概括说明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就不能不看到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的过程。不研究这个过程，是说不清楚领导权问题的。胡绳强调要研究国共两党争夺抗日领导权的过程，实际上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方法。即，要注重对抗日领导权转变过程的客观考察，而切勿只看重对历史现象的片面描述。

　　总之，在承认国民党对抗战具有法定领导权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拥有充分的、独立自主的政治领导权和较大范围的全面领导权，并且这种政治的和局部的领导权随着抗战的发展而呈上升和扩展的趋势。正是这局部的领导实践，才使得中国共产党逐渐在政治和组织上走向成熟，为后来夺取政权，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立足陕北偌小根据地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事实足以证明其理论、方针、路线在当时是符合抗战方向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参与和积极合作，仅凭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单独、片面抗战，中国的抗战恐怕会走更多的弯路。因此，把中国共产党比作抗战的中流砥柱也决不是夸饰之词。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9-03 09: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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