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健 | 从统战到自主：中共广东省委开展武装工作的历史考察（1938—1942）
2022-08-23 14:57:5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钟健，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不在军事层面。在日军尚未侵入广东前，中共广东省委没有发展武装的空间，唯有利用统一战线围绕国民党的军队、自卫团、壮丁队开展工作，日军侵粤后，才创建武装，开辟敌后游击战。省委最初较为注重通过统一战线和平发展武装。1940年春，广东统一战线破裂，省委开始独立自主发展武装，把重心转向战区和敌后，引领东江、琼崖和珠三角抗日游击队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并创建抗日根据地。1942年夏，南方工作委员会和粤北省委遭到破坏，粤南省委被迫取消，但经过张文彬多年的耕耘，以东江、琼崖和珠三角为核心的华南敌后抗战格局业已成型。
关键词
中共广东省委 张文彬 武装工作 统一战线 华南敌后抗战
武装斗争在中共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全面抗战爆发伊始，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要“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较早在华北和华中打开局面。中共进入华北，八路军起到决定性作用;发展华中，主要依靠新四军的力量。全面抗战初期，华北和华中大面积沦陷，国民党的军政势力撤退，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空间较大。华南完全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中共华南党组织在地下开展工作，远离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缺乏武装支持，上级党组织的干部支持也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形下，华南党组织是如何开展武装工作的?
学界关于中共华南抗日武装斗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抗日武装队伍的创建与发展以及抗日根据地的选址两个方面。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队伍活动区域分散，各自独立作战。或缘于此，现有研究主要从“地方”的视角切入，这虽有利于对“地方性知识”的分析，但难以得出更具整体性的认识。中共广东省委(以下简称“广东省委”)是连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长江局及之后的南方局与华南地方党组织的桥梁，是华南统一的党政军领导机构。故此，本文拟以广东省委为主体展开论述，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是什么?广东省委谋划和开展武装工作的决策依据是什么?统一战线与发展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的内在关联是什么?如何评价广东省委在华南敌后抗战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华南敌后武装斗争与华北、华中地区有哪些异同?
一、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
1935年底，中共中央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党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既是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重要判断，也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各项政策的根本出发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加速谈判合作抗日，尤其是武装联合作战。除转至陕北的红军主力以外，南方国统区闽、浙、赣、粤、桂诸省也有数量不等的红军和游击队。8月1日，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发布指令，要求各省以“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为目标。不过，蒋介石不同意中共在南方保留武装。各游击区也没有很大的根据地，游击队分散、给养困难，长期保留在原地并不现实。1938年4月，长江以南各省红军和游击队悉数抵达皖南，组建新四军。这意味着中共中央不得不暂时放弃将南方游击区作为战略支点的设想。
因难以从武装入手，推动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共南方党组织的着力点。然而，由于遭到国民党的镇压以及受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土地革命时期南方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开始重建，但组织并不健全。随后，分派干部赴南方各省领导开展工作。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委派的负责人张文彬抵达香港，组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担负整顿和加强广东党组织的重任。11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张云逸赴广州，会见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加强对广东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指示张文彬把工作中心移至广州，派廖承志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香港开展工作，加强国际宣传、联络华侨以及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款。经港英政府和余汉谋允许，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广州办事处成立。
两办事处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并非上下级关系，其主要任务是进行统战、宣传和筹款。从组织机构的设置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不在军事层面，此点也充分体现在干部分配方面。1937年底，张文彬鉴于党的力量和影响薄弱，而“保卫国际交通，保卫华南”的形势异常严峻，深感责任重大、人手不足，故请求中共中央调派干部支援。然而，当时干部缺乏是普遍现象，各地党组织纷纷致电要求派遣干部，中央显然无法满足全部需求，唯有权衡全盘战略布局，相应做出取舍。相比更接近战区的华北和华中，华南的重要性略逊一筹，张文彬并未达成目的。
1938年2月，长江局两广特派员黄文杰在粤考察，曾致信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博古请求派有经验的游击军事干部来粤，但长江局仅派了做群众运动的李大林、张月霞等赴粤。4月，广东省委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撤销，张文彬、薛尚实、饶彰风、梁广、尹林平当选为省委常务委员。从主要干部的出身、年龄等情况来看，广东省委缺乏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9月，曾担任广东东江工农红军十一军军长的古大存增补为常委，出任省委统战部部长。1939年11月，古大存作为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启程北上，后来被中央留在延安工作。这一安排与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不在军事层面相吻合。
二、 日军侵粤前广东省委的武装工作
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不在军事层面，但并不意味着忽视武装工作。华南是联通海外的重要通道，战略意义十分重要。1937年底，中央判断，为了切断中国对外交通，日军第二期作战目标包含占领广州。1937年8月，中央对地方如何开展工作发布原则性指示：一切地方工作以争取抗战胜利为最基本原则;同各地政府与军队进行各种具体的统一战线活动;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组织武装群众，取得指导地位;在日军占领区及其侧后方，发动游击战。当时，除琼崖有少量红军以外，华南几乎没有中共武装，但广东省委不可能把孤悬海外的琼崖红军当作种子来发展，只能从其他武装团体入手。
清末民初以来，广东长期处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政局不稳的失序状态，商团、民团、宗族、盗匪等武装团体众多，民间武器泛滥。这点率先被国民党广东当局加以利用。由于蒋介石多次从广东抽调军队北上作战，省内兵力匮乏，国民政府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将全省划分为14个区，招编18岁至45岁拥有枪支的男子，组建抗日民众自卫团。鉴于此，广东省委决定令各地党组织以“建立自卫团中的工作与组织”为中心任务。
张文彬认为，由于中共广东党组织自身力量薄弱，不能急于做出轰轰烈烈的事迹，而是要埋头苦干，积蓄力量，扩大群众基础，维持和巩固广东统一战线，以备将来日军进攻华南时有能力参与保卫战。正是基于对现实的考量，广东省委要求党组织潜入国民党广东当局号召和领导的团体及运动中去，隐蔽发展，通过统一战线取得合法地位，从而不断扩大群众基础。
其时，广东的环境有利于中共开展工作。国民党广东当局内部派系林立，四路军系余汉谋、CC系曾养甫、政学系吴铁城、孙科系钟天心、复兴社、第三党、汪派等相互倾轧，关系复杂。余汉谋视广东为命根，对蒋介石势力在粤不断壮大深感忧虑，与曾养甫、吴铁城的明争暗斗甚为激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谌小岑、四路军政治部主任李熙寰、广东绥靖公署党政处处长钟天心公开提倡统一战线，对民运持开放态度，出面组织青年抗日团体。1937年底，广东抗日救亡团体有六七十个。1938年1月，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等8个团体联合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下简称“青抗先”)，规模较大，最具实力。
1938年5月徐州失守，战事向河南发展。中共中央判断日军除进攻武汉外，可能会迅速进攻广东，提出“保卫武汉、保卫广州”。是月，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广东省委要求全体党员军事化，“武装运动，到军队、自卫团中去”，并强调“特别注意自卫团武装中的工作，这是头等重要的”。尹林平向张文彬提议，省委只管广州起不到应有的领导作用，应撤销分管各县的外县工作委员会。张采纳后，省委成立武装部，由尹负责。张文彬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告，武装部已建立，但干部很弱，“目前只专管部队中(的)组织，地方武装未管。……各县委武装部多未建立好，或是由各县委书记兼任，到八月组织联会才督促几个中心县委开始建立，可是这种干部仍太成问题。至于实际领导游击战争的干部尚未开始准备”。从中似可看出，省委原本设想自上而下建立武装部，并着手准备游击战，但由于缺乏军事干部未能一蹴而就。
无论是开展统一战线、群众运动，还是准备游击战，干部都是关键要素。广东省委特别注重对党员的基本教育和培养。截至1938年8月，省委共举办了6个短期训练班，受训中下级干部80余人，培训内容主要是统一战线和党的理论。此举也产生一定的实效，尤其是省委掌握了“青抗先”的领导权。
起初，广东省委通过输送青年学生投考军校训练班、组织随军服务队等形式向国民党军队渗透。不过，在军队中发展组织容易暴露目标，遭遇打击破坏。故此，省委转变策略，选送学生入军校受训，不发展组织，但求毕业取得职位，积极争取个别营长、团长及高级军官，使之成为坚持抗战、巩固统战的模范军人。由于与军队中的党员没有来往，省委认为地方党组织应以自卫团等地方武装为中心，通过统战，与县区各机关、统率委员会建立关系，争取中、大队长职位，建立支部，以备将来以重要地区的自卫团为中心，发展游击战的队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成效并不明显。东莞县委是开展武装工作最好的基层组织，估计能掌握千余人，但实际上仅有些同志做了小队长、中队长，“所谓掌握几乎完全等于没有掌握”。
由于缺乏军事干部，广东省委仅对游击战作了初步规划。游击区着重沿海尤其是东江地区，以海陆丰、紫金为一区，紫金为后方根据地;以东莞、宝安、惠阳、增城、博罗为一区，增城、龙门为后方根据地;两个区相连，以和平、连平、龙川为总后方根据地，汇合潮梅以及闽粤边的队伍共同进行游击战。此外，对南路、西江等地区的游击区和后方根据地也作了规划。省委认为创建武装有两种方案：首选是经过统战组织由党领导的非公开地方民众武装和游击队;其次是准备发展独立的武装，使古大存部(指在广东大埔县山区活动的十几名红军游击队员——笔者注)巩固扩大成为新四军的合法大队，或组织隐蔽的武装，待发动游击战时公开加入新四军并宣布接受党的领导。
广东省委与琼崖特委虽有往来，但受制于交通，无法及时传达指令。这段时期，琼崖党组织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红军改编问题。省委试图与琼崖特委取得联系，指示其坚持独立性。然而，1938年秋谈判已结束。琼崖守备司令王毅同意琼崖红军的领导者冯白驹建立抗日自卫团，冯部正式改编为琼崖自卫团独立大队，有300人、229支枪。王毅拨给冯部弹药粮饷，派大队副、中队副加以监视。
与长江局管辖下的河南、安徽、江苏相比，同时期广东开展武装工作的成绩逊色不少。最根本的原因是日军尚未侵粤，广东省委缺乏发展武装的空间，只能将武装工作寓于统一战线之中，等待时机。亦因为此，抗战初期，轻视游击战、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的“王明路线”对湖北、安徽、福建、江西发展武装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广东则并不明显。客观来说，省委以自卫团、军队等国民党武装团体为中心开展工作，也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作了一些符合广东实际情况的部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 敌后游击战之发轫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横穿东江下游的惠阳、东莞，直插广州，入侵华南。次年2月，日军进占琼崖。中共广东党组织迎来了发展武装开辟敌后游击战的机会。1938年9月，张文彬北上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临行前指定两个月前接替薛尚实担任组织部部长的李大林代理广东省委书记一职，交代如广州沦陷，党组织和进步力量跟随国民党军政机关撤退，同时要安排党员留守，坚持地下斗争。随后，李召集东莞、增城、番禺、南海等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开会，指示设法掌握地方群众武装。
不过，李大林缺乏军事经验，对日军登陆后的形势估计不足，直到日军进至增城，经黄文杰从武汉赶来提醒，才匆忙布置撤退。李主持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东南、东江和西南3个特别委员会，这意味着中共广东党组织的重心由少数大城市向基层农村转移。但会议没有对广州市委做具体布置，致使广州的工作完全中断，错失在广州周边发动敌后游击战的机会。相较于东江和西南特委，分管广州以南珠江两岸沦陷区工作的东南特委的地位更加重要。1938年11月24日，东南特委在香港正式成立，梁广担任书记，管辖中山、顺德、南海、番禺、东莞、宝安、惠阳与港澳等地。11—12月间，广东省委和进步力量追随余汉谋撤退至粤北韶关，各项工作陷于停顿。
在日军占领区及其侧后方发动游击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政策。八路军在华北的经验充分证明，在日占区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即便是平原地区，也有开展游击活动的便利，只要不犯严重错误、慎重行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193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随即，廖承志召集香港市委和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开会商讨，决定由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返回家乡惠阳组建抗日游击队。
1938年10月底，日军占领霞涌—淡水—惠阳—博罗—石龙—广州一线。东江南岸广九铁路两侧并无敌踪，驻有国民党正规军莫希德师温淑海旅(驻惠阳)、张瑞贵师陈耀枢旅(驻东莞、宝安)及1个警备团(驻虎门要塞)，共约1万人。中共香港党组织预计日军短期内会对东宝惠地区发起扫荡，于是将工作重心定为“使这一万孤军保持作战精神”，同时通过这些军队的关系，建立群众游击队。故此，香港党组织在港动员惠阳青年会和海员余闲乐社等团体组建工作团，向温淑海旅输送了约100名干部，并通过香港学生赈济会向陈耀枢旅输送了18名干部。工作团抵达惠阳后，向驻军借了8支旧枪，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担任队长。
广州失守后，东莞中心县委动员50名党员参加县壮丁常备队(以下简称“壮常队”)，共有百人左右，王作尧担任队长，另有20名党员参与领导约400人的壮丁模范队(以下简称“壮模队”)。县委书记姚永光、武装部部长黄木芬分别参加壮常队、壮模队，对队伍有较为切实的掌握。壮常队驻在广九铁路茶山站，与占领石龙的日军隔江对峙，几次击退试图渡江的小股日军。国民党正规军躲在20里以外的地方，唯有壮常队在前线与日军作战。
1938年12月初，日军向东莞、宝安、惠阳三县发起“扫荡”，除惠阳工作团协助的温淑海旅麻玉标营进行坚决抵抗以外，其余正规军望风而逃，被日军追击溃散，营长以上官员和大部分连长、排长逃往香港。不过，工作团大部分同志表现也不镇定，曾生带领200多名群众武装撤退，进入香港。陈耀枢旅工作团团长被散兵推为指挥官，在率队试图越过广九铁路时被日军击溃，工作团脱离队伍回到香港。日军从石龙渡江向南进攻，壮常队在慌乱中逃至香港边境。黄木芬领导部分壮模队在广九铁路樟木头站附近与日军作战，全部被击溃。其余由党员担任队长的队伍皆溃散，全部武装工作瓦解。
廖承志和东南特委及时指出曾生等人逃跑主义的错误，三天内动员工作团80余人返回惠阳，对麻玉标营开展统战工作，收集散兵4个连，在淡水以北的山区重建惠宝人民游击总队部，掌握40余支枪。姚永光带领数十名党员返回宝安开展工作，收拾丢弃的枪械40余支，编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特委还派人赴东莞寻找坚守的同志重新组建县委，整理被击溃的壮模队，组建新武装。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组建了一支武装队伍，由黄木芬担任大队长，共有80人。后来，这支队伍取得合法地位，由重返东江的国民党军队发饷，逐渐扩充至250人，拥有200支枪。
由于琼崖国民党正规军在广州沦陷后奉命调往南路布防，日军进占琼崖后，国民党武装保安团和自卫总队上山躲避，仅有冯白驹率领的自卫团独立大队在琼文一带坚持抗战。当时王毅对该独立大队予以一定的信任，每月发饷8千元，允许其扩编为游击独立总队。中共珠江三角洲(主要指顺德、南海、番禺和中山四县，以下简称“珠三角”)党组织未能第一时间发动敌后游击战，直到1939年春，南顺联合县委才组建了20多人的武装。
上述惠阳、东莞游击队的创建、反复及初步站稳脚跟，大致体现了中共广东党组织开辟敌后游击战的过程。这实际上是延续前一阶段广东省委开展武装工作的策略，将其付诸实践的结果。具体而言，中共香港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组建工作团对惠阳国民党正规军开展统战工作，坚定其抗日决心，借助其力量发展群众武装。由于东莞正规军远离日占区，中共东莞党组织只能通过争取壮常队、壮模队发展武装力量，通过统战开展抗日活动和解决武器、经费、名义等问题。广东省委要求党组织在国民党武装团体中开展工作的策略，在日军侵入广东后收到了成效。不过，游击队在战争状态下表现出来的不坚定和慌乱，充分暴露了中共广东党组织发展敌后游击战准备不足、军事干部稀缺等问题。
梁广称，惠阳抗日游击队缺乏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信心，成为“唯武器论者”，甚至存有逃避思想。敌后游击战主要依托农村展开，但党员干部普遍缺乏群众意识、忽视农村组织工作，困难可想而知。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正规军长官逃跑、兵员四散，地方武装上山躲避，日军分兵把守据点，留有不少武装真空地带，这给中共广东党组织发展敌后游击战提供了机会。敌后游击战的发展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军打击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空隙，但这种格局处于不断变动中，同时也与广东国共关系的走向密切相关。
四、 统战破裂与被迫走向独立自主
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强调统一战线“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指出华南未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敌后游击战，应迅速扩大。与此同时，蒋介石调任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李汉魂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发奎、李汉魂同属“旧四军系”，余汉谋则属“新四军系”，广东军政矛盾依旧突出，尤以李余之争最为激烈。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取代长江局。张文彬返回韶关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执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广东仍具备较为有利的客观环境，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基本方针是长期积蓄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培养战斗力，将来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会议同时决定要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配合国民党正规军打击敌人，扩大动员组织群众，建立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范例，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由于“环境和我党在华南策略关系”，目前不是实行“军事工作为第一”的时候，但鉴于战事正向全省发展，仍应把军事视为最重要工作之一。会议着重对战争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指出必须在每个战区与敌后建立一个基干游击队，建立根据地;游击队在当局领导和认可下，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存在;除琼崖以外，以东江为最重要区域。
统一战线的枢纽地位十分明显，这也充分体现在具体工作部署中。广东省委把工作的重心置于准备力量应付日军进攻粤北，主要围绕余汉谋第十二集团军开展工作，动员了800多名青年帮助余部建立政治工作。亲历者尹林平晚年对此颇有疑议，称省委对东江曾生、黄木芬等武装队伍重视不够，较少派干部去开展工作。但实际上，这并非厚此薄彼，而是另有隐衷。由于与国民党力量对比悬殊，省委更加注重通过统一战线和平发展武装。
为了统一战线，广东省委非常谨慎地发展武装力量。张文彬称，1939年初“有三千正规军愿意到我们新四军来和接受我党的领导，可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去领导，为了顾全大局，争取余汉谋，为了顾及国际的影响，所以放弃了(对)这个部队的争取”。曾生、黄木芬两部因此得到国民党广东地方当局的谅解。这点亦可从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得到印证。李汉魂透露，1939年上任伊始即拟将曾生扣压，“竟被夤缘得充游击大队长(骆凤翔同意曾生部改编为新编大队——引者注)，而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复力加维护，无法执行”。
客观来说，广东省委发展武装也面临诸多实际困难。新创的武装要在战争环境中立足、发展，难度之大不言自明。广州沦陷后，南海、顺德、中山、开平等地建立的武装，许多在战争中垮台了。广州失守前建立的许多大队，多数靠个别同志维持关系，因缺乏下层基础而失败。能坚持对日作战的仅有东江曾生、黄木芬部和琼崖冯白驹部。由于东江敌后纵深不大且给养困难，省委对曾、黄两部的定位是求质不求量，按照军士教导队的性质开办，利用武装掩护军事干部训练班，以便将来环境好转时再扩大;对外始终不公开身份，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广东应谨慎的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
然而，广东省委注重统战、和平发展武装的策略，下级党组织未必能领会和执行，有时环境也不允许。东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吴有恒透露，特委虽没有明显反对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的观念，但在事实上并不注意和了解，也没有讨论过。由于局部环境暂时有利且拥有武装与政权，中共惠阳党组织存有“小边区”的思想，在“自由地带”里事事效仿陕北。曾生部游击作风明显，开展工作相当暴露，“统一战线是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的”。东莞县委对理论和政治缺乏了解，没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没能利用日军仅占领个别据点、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县政府当局进步的客观环境，抓紧统战工作，竭力开展武装工作。
进入1939年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限制中共的发展，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广东也不例外。日本方面的情报显示，由于李汉魂“对于共党之活动严重警戒不予稍缓之故，致共党在华南方面之军事活动甚不自由”。这基本属实。香翰屏先后试图利用调往前线作战、武力压迫、调训等手段，软硬兼施，试图解散或彻底改编曾生部，但最终未果。6、7月间，黄木芬被国民党认定是共产党员，无奈辞职，由王作尧接任大队长。王部是东莞唯一的武装力量，县政府只能依靠它，但危机始终存在。同时，广东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李汉魂系)抵达琼崖，打击王毅(余汉谋系)，逐步减免游击独立总队经费，百般限制其发展。
1939年5月，广东省委虽意识到反共逆流将愈趋严重，但并未轻易放弃统一战线。7月，李汉魂全面部署反共，把矛头对准东江地区。11月，省委指示曾生、王作尧两部坚持在原地抗战，至不得已时，经过战斗可向紫金、海陆丰撤退。12月，吴道南准备动用武力消灭游击独立总队。1940年2月，鉴于根据地未能建立起来，琼文一带地区狭小，不宜大部队活动，而国民党顽军恰在身后，琼崖特委和游击独立总队机关转移至美合地区。同月，香翰屏再度下令曾生部赴惠州受训，梁广派人交涉延期未果。3月9日，香翰屏集结3000多兵力包围坪山曾生部驻地。为避免武装冲突，梁广率部突围，向海陆丰方向转移。11日晚，因遭遇下令缴械，王作尧部离开东莞，寻找曾生部汇合。
香翰屏向李汉魂报告称，曾、王两部相继“叛变，足证异党份〔分〕子有整个计划，其阴谋并不在小”。李则第一时间向蒋介石报告，“共党包藏祸害，粤省情形复杂。……电请香主任及饬属切实防剿，并请准余(汉谋)副长官派兵一团迅即追剿，以免滋蔓”。足见曾、王两部不太可能与国民党军队和平共处，破裂势所必至。东南特委对此也有所察觉。梁广称，“如果广东抗战情势没有大的变化时，这两个部队继续下去是相当困难的”。吴有恒也称，“红出了脸的部队”是不能设想在东莞等地靠打游击存在的。曾、王两部在东移过程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原700多人的队伍减员至100多人，在海陆丰分散隐蔽。
统战破裂，张文彬自然不必再有顾虑。他向中共中央报告发展武装的计划称：日军分兵占领据点，敌后多水、纵深不大;增城、从化、花县之间，三水、花县、南海之间，北江和粤汉铁路之间，以及顺德和中山之间仍有小块地盘，有可能建立武装，发展游击战;唯有独立自主发展武装，才能制止投降、妥协，战胜分裂、克服突变;中共广东党组织应把武装工作放在首位，先从建立基干武装部队、训练新干部着手，争取在一年内完成一万到两万人，不顾国民党的反对是可以实现的。
五、 华南敌后抗战格局的成型
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在多地制造摩擦事件，蒋介石批准逮捕已暴露的共产党员，獠牙已露。1940年4月，张文彬抵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情况。毛泽东指出广东省委的缺点是没有大力发展武装，今后应以此为中心，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和战区。5月，毛泽东指出，国统区和战区、敌后不同，前者应“荫〔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后者应强调统一性，而非特殊性，不论华北、华中或华南，均有敌人，皆应抗战，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建立根据地。
东江和琼崖是华南的核心战区和敌后。1940年5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廖承志转梁广，指示曾、王两部仍应返回东宝惠，在日军与国民党之间大胆坚持抗日与打摩擦仗，绝不可在后方停留。相较于东江的敌我力量对比，琼崖游击独立总队的处境较好，实力不输于国民党武装。古大存在北上参加中共七大的途中向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了华南的情况。6月28日，刘、古二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把琼崖作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中心，猛烈发展，建立部队，甚至认为琼崖可以成为华南的竹沟。7月4日，古大存、吴有恒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加紧督促张文彬等赴琼崖主持领导，把广东70%的干部调往琼崖，培养大批军事干部，猛烈扩大武装，年底发展至2万人以上。然而，此建议忽视了琼崖地域环境的特殊性，且占据琼岛的日军实力较强，故并未被中央采纳。
1940年6月，南方局采取有利于隐蔽精干的措施，决定将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张文彬在南雄主持召开省委执委会议，确定中共广东党组织的重心在战区和敌后，派尹林平赴东江加强领导沦陷区的武装斗争，并决定在珠三角敌后建立南番中顺中心县委，统一领导珠三角抗日武装。9月上旬，曾、王余部越过广九铁路，在宝安县雪竹径村一带隐蔽休整。尹林平在上下坪村主持召开会议，确定深入敌后打击日军、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将部队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分赴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一带活动。
经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再三指示，琼崖游击独立总队也确立了以下政策：大胆放手、独立自主发展武装;不再依赖国民党当局发饷;坚决打击日伪顽;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此外，省委还将党员干部训练班教官李振亚调往琼崖担任游击独立总队参谋长。1940年9月中旬，琼崖特委书记林李明从延安返回琼崖，随即着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月，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军事干部谢立全、谢斌抵达顺德西海，出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负责指挥军事，加强对珠三角抗日武装的领导，确立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政策，并把重点置于争取和改造珠三角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吴勤部。东江、琼崖和珠三角敌后游击战均呈现向好的发展趋势。
1940年11月，南方局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设立了南方工作委员会(与1937年成立的南方工作委员会重名，以下简称“南委”)，管辖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和港澳等地，张文彬担任副书记。12月，粤北和粤南省委正式成立，李大林和梁广分别担任书记，归南委领导。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二次反共达到顶点。5月，中共中央要求南方党组织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有计划地隐蔽和撤退党的力量。然而，南委并未做好隐蔽精干的埋伏工作。7月，江西省委遭到破坏。11月，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大后方的党在隐蔽组织和武装斗争之间必须有所取舍，南委面临如此严峻的问题，根源在于“秘密组织与武装斗争同时并用，致工作路线发生许多错误”，要求南委“隐蔽组织、深入社会，而不是上山和武装斗争”。这点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由于环境恶劣和方针策略的调整，张文彬暂时无法开拓新的局面，只能采取务实之举，巩固和加强已开辟的敌后游击战。1941年秋，张在香港主持召开粤南省委会议，廖承志、梁广、尹林平等出席讨论如何深入开展敌后游击战，会议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尹林平回忆称，他问张文彬为何不多派些干部加强对东江游击队的领导?张回答，“东江游击区象〔像〕一条带子一样”，即地方狭小，大部队无法回旋。这是张的一贯看法，也是事实。后来尹林平在领导游击队与日伪顽的战斗过程中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多次向中共中央报告“地区狭小，行动不便”。
张文彬在港时适逢太平洋战争爆发，接到抢救在港文化精英的重任。香港沦陷后，东江抗日游击队迅速开展香港敌后游击战，广九铁路沿线成为重要战区，形势发生较大变化。1942年初，张文彬转移至东江游击区，对当地的实际状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尹林平透露，张刚到游击区时，原本计划停留两三天，后来亲眼见证了抗日游击队成功转移旅港民主文化人士，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意识到没有东江抗日游击队就无法完成中共中央的任务。后来，张在东江待了几个月，调集大批香港的干部到游击队和游击区工作，调查了解情况。张文彬还在宝安白石龙村主持召开干部会议，总结三年来对敌作战的经验，为加强和统一东江游击队和党组织的领导，决定成立东江军政委员会。
据国民党方面的材料显示，张文彬此次香港、东江之行，似乎还酝酿开展一个宏大的发展武装计划，并获得了南方局的同意。1942年4月，余汉谋致电蒋介石称：“截获奸伪南方局令颁所谓建立广东十万红军计划。……奸伪在本战区武装匪股除琼崖外，以东宝及惠紫陆普等县份均有发现，其阴谋预定此带地区为其生存根据地。无论组训民众、潜布实力以至进行兵运及建立所谓十万红军等计划，均在上辖地区内图谋发展，企图以曾生、王作尧、吴勤、李良等奸股为基干，扩大吸收海外撤退青年及土劣残匪暨非法帮会、私枭、海盗等。”
然而，4月下旬张文彬离开东江游击区返程粤北，不久遭遇不测。5月26日，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叛变，李大林和张文彬随后被捕。南委和粤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粤南省委被迫取消。除敌占区、游击区照常活动以外，国统区中共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干部相继撤往东江游击区。11月，为了南委事件的善后和整理粤南沿海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周恩来指示成立临时粤南委员会，由尹林平、梁广等人组成，尹担任书记负责召集会议和统筹工作，同时批准成立军政委员会，尹担任主任，指挥东江和珠三角的抗日游击队。这意味着中共广东党组织实施党政军一元体制，尹林平担负领导全局的重任。
经过张文彬多年的耕耘，华南敌后抗战的格局业已成型。东江抗日游击队虽遭遇了日伪顽的持续进攻，游击区有所缩小，但仍屹立于东宝惠和香港敌后坚持抗日。中共琼崖党组织已建立琼崖东北区政府和多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游击独立总队也开拓了以东北琼文抗日根据地为中心，西北澄迈、临高、儋县三县交界处和东南六连岭两处为辅翼的格局。珠三角抗日游击队不仅在顺德建立了西海抗日根据地，还顺势向番禺、南海、中山发展，初步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队伍和游击区均有较大发展。
六、 余论
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战略定位不在军事层面。相较于华北和华中地区，中共在华南的武装力量较为薄弱。琼崖的情况稍微特殊，武装力量不弱于国民党，但即便如此，其放手开展武装斗争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扩大党在南方的影响和“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刘少奇、古大存向中共中央建议把琼崖当作华南的竹沟重点发展，仅从军事战略角度判断就知没有可能性。1944年豫湘桂会战爆发至抗战结束这段时期，中共中央判断日本败局已定、国民党极有可能发动内战，故加紧对长江以南敌后根据地的布局规划，打通五岭、武夷山、天目山等山区的联系，使之成为连接华南游击队和新四军的走廊。至此，华南的军事战略意义方才显现。1944年11月，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指令东江和珠三角等地抗日游击队全速北进，开辟五岭根据地，最终因抗战遽然结束未能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定位根本上决定了广东党组织发展武装可以着力的程度。
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中共较快在华北和华中打开局面，干部紧缺成为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只能有所取舍，实际上很难派遣高级别的干部前往华南主持工作。在国共日伪等多方势力竞逐、内外形势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的特殊时期，干部的重要性无须多言。广东省委在用人方面始终捉襟见肘，尤其是军事干部。这对其开展武装工作的影响颇为明显，以下试举几例。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李大林缺乏军事经验，想当然地认为日军入侵广州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结果匆忙撤退，对广州完全没有布署，错失在广州周边发动敌后游击战的良机。同样擅长在大城市搞工人运动的梁广被派往东江沦陷区(农村地区)领导敌后游击战，结果可想而知。吴有恒透露，东南特委不断向下级提出注意组织群众武装的要求，但自身并没有详细研究具体的策略和做法。
除干部问题以外，广东省委发展武装的空间十分有限，虽在日军侵粤后获得机会，但由于缺乏正规军，唯有注重统一战线和平发展武装，抗日游击队的创建和发展颇为艰难。尽管山西、山东、河南等地的经验说明，正规军并非地方党组织创建武装的必要条件，但在战争环境中，没有好底子的抗日游击队面临的困难也不难想见，没有坍台就称得上是好结果了。事实上，新创建的武装如果不能依靠正规军及向正规军转化，很难有前途。在华北，因为有八路军，新创武装可以轮流给予整训，很容易巩固。中共中央迅速把独立发展起来的山东武装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向正规化方向发展，即是例证。中共河南党组织在日军入侵之前发展培训了大量武装力量和干部，最终能转化成实际效用，也是因为有新四军可以依托。改编民间武装是中共发展武装的捷径，其间正规军的作用更加突出。1938年初，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率领500多名八路军进入冀南，迅速对其他民间武装形成威慑和虹吸效应。正规军不仅可以培植武装力量，也是游击队伍中的基干部队。此外，根据地是发展敌后游击战必不可少的要素，指望刚刚着手建设的群众性游击队并不现实，以正规军分散投入，发动游击战、创建根据地几乎不可避免。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正规军都是敌后游击战的核心力量。
缺乏正规军这一先天不足，对华南敌后游击战的影响亦甚明显。1938年底，刚刚创建的东莞、惠阳抗日游击队面对日军的“扫荡”，表现极其慌乱，几乎全部垮掉，逃往香港。和全国很多省份一样，广东也是民风彪悍、民间武装泛滥、武装团体众多。南海吴勤部共有万余人，曾主动要求中共广东党组织提供帮助。然而，党组织最初派遣党政干部刘向东、严奎荣前往开展工作，二人按照书斋套路行事，没有收到实效。但若有实力更强的正规军的震慑，辅以党政工作，将吴部整体加以改造，似非难事。张文彬尝试把曾生部当作军士教导队开办，但该部难以真正起到基干部队的作用。琼崖抗日游击队虽以土地革命时期存留下来的少数红军做底子，但与正规军相距甚远，缺陷颇多，尤其是长期没有建立政权的观念，在经费上依赖国民党当局发饷，处境一度极为被动。中共东江党组织对建立武装的理解相当机械，认为就是要建立八路式的正规部队，处处模仿八路军，认为“群众武装工作没有味道”，都不愿意去做，也不注重统一战线。
尽管中共中央在战略定位、干部支持和军事布局等方面无法倾向华南，也难以给予特别有针对性的指导，但其对战时地方工作的指示依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总体而言，在受内外环境制约、没有太多施展空间的情形下，张文彬根据国共关系和华南抗日局势的发展演变，相应采取了与敌我力量对比、地方实情较为吻合的举措开展武装工作，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路线和指示，坚守原则，等待机会。1940年9月，仅剩100余人的曾、王余部重返东江，其意义不在于能打击多少日军，而是坚决贯彻执行在日占区及其侧后方发动敌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张文彬恐怕没有意料到曾、王两部最终会发展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亲手缔造这一硕果的尹林平认为这是坚持斗争、抓住机会的结果：“香港沦陷、广九路打通、粤北韶关失守、东江沦陷，都是我们一个发展过程中的机会，但机会不是时常可有，因此我们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波浪式的、跳跃式的发展。”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8-23 15: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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