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 | 医防结合：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农村抗疫运动研究 —以1942年《抗战日报》为中心的考察
2022-05-20 15:55:44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李建，沈志忠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来源：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第19卷第6期

　　摘要：晋绥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领导的重要根据地之一。面对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边区农村发展的需要，党领导的晋绥边区政府在晋绥农村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建设运动，抗疫运动就是针对边区农村地区的生命安全与卫生健康问题开展的运动。通过抗疫运动的开展使边区农民加强了对日军细菌战危害的认识以及保持个人卫生健康的重要性，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的政府在处理基层公共卫生问题方面的应对能力。以《抗战日报》这一边区重要媒体文献为基础，对边区政府建立后抗战时期的抗疫运动进行探索是对党的基层治理经验的一个审视，对今天农村的公共卫生问题及新冠疫情的应对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抗战时期;晋绥边区;抗疫运动;《抗战日报》

　　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正式建立陕甘宁边区后，陆续又在北方的多个省份建立边区政府，这些地区亦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

　　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9个重要的根据地，并相继展开了政权建设，晋绥边区即是这一时期建设的政权之一。晋绥边区包括南到风陵渡、北到大同的大部分晋西地区以及绥远的包头、归绥、集宁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首府设在兴县的蔡家崖。边区政府建立后，广泛地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卫生等相关工作，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社会的发展。晋绥边区位于吕梁山麓，基础设施薄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医疗卫生观念薄弱，加之日军在这一地区使用的残暴手段，使得边区发生多次程度不同的疫情，直接威胁边区人民的生命安全，为此，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措施。

　　一、边区开展抗疫运动的需求

　　抗疫运动的开展，主要是应对疫病在人群中大范围的传播，疟疾、伤寒、霍乱等都是在农村地区容易传播的疾病，极大地危害了人民健康，社会影响深重。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发现，疫病发生的根源主要有人为的恶意传播和天然无意识的传播;一个为主动传播，一个为被动传播。无论哪一种传播，开展“抗疫运动”都有很大的必要性。

　　1.抗战中应对日军细菌武器的需要。1942年3月31日的《抗战日报》头条发表社论《开展防疫运动，粉碎敌寇的毒疫攻势》指出，近年来穷凶极恶的日寇为要征服我中华民族，曾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无耻的阴谋和一切阴险毒辣办法。今年以来，随着敌寇更加频繁的扫荡，它在我国普遍使用细菌战争，采取所谓“毒疫攻势”，企图以此惨绝人寰的手段残害我军民，杀害我抗战的有生力量……只有军民动员起来，厉行防疫卫生运动，才能减少和杜绝瘟疫的流行，粉碎敌寇“毒疫攻势”这篇文章揭露了日军使用细菌战的残暴行径，让人民认识到毒疫攻势的严峻性，倡导民众积极参与抗疫运动。日军在战争中使用鼠疫菌等，违反了国际道德，对我国军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在华北地区多次实施细菌战，1941年在晋绥边区范围内，日军在包头收买老鼠，每只一元，预定收买十万只用作鼠疫战;日军1942年在晋绥边区扫荡后，在河曲、保德一带发现有鼠疫患者，死数十人;1945年晋绥边区之河曲巡镇投鼠疫菌引起传染病流行，该镇全部村庄人员全部死亡。鼠疫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损失，这是对边区政权建设的一大挑战，应对日军的毒疫攻势是十分有必要的。

　　2.农民卫生状况改善的需要。晋绥边区位于吕梁山中，地势高，交通落后，民贫地瘠，当地不仅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水平亦十分落后，文盲率达到惊人的90%以上，素有“文化荒原”之称。受自然、社会条件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尤其是传统观念十分落后。张闻天曾在兴县一带的农村进行调查，直言不卫生也是这里老百姓落后生活的又一侧面。文盲、迷信、不卫生是这里农民生活的图画!一间狭小的窑洞里常住到六七个人，大家挤在一个炕头上，即使有人生了病也不隔开，所以一个人病了往往全家都要病。尤其是“出水病”这里流行极多，老百姓最害怕，所以，在相互斗骂时常说：“让你伤寒四十天不起身”。可见，边区农村的卫生状况是极糟糕的，这使得医疗卫生的改善更加艰难。1941年，在边区临县就发生了一场极具传染性的疫病。当时报道称：临南二区，林家坪行政村，自八月起，发现流行性之猛烈传染病，五十余日，居民因此而死者，已达一百○九人，其中尤以壮青年和儿童为最多。据悉：患者初得此病，先发生头昏目眩、食欲不振等现象，三四日后，再转变为类似伤寒之症候，十数日后，即行毙命，现患此病者尚多，政府正在设法救治中。一方面，边区的政治、经济落后，导致卫生医疗条件薄弱;另一方面，农民生活卫生条件堪忧，使疾病的传播更加肆虐，卫生条件需要进一步改善，两者形成了亟需解决的矛盾。

　　二、边区政府对疫情的预防

　　预防是应对疫情的有效措施，无论是对日军细菌战的预防，还是突发传染病的预防都是一个长期的准备工作。为此，边区政府开展了有效的应对措施。

　　1.对于日军鼠疫细菌战的预防。对于日军开展的鼠疫细菌战，边区军民进行了严密的监控，建立了一支深入基层的防疫队伍。如晋西北的五寨、三岔曾发现敌人收买老鼠企图制造鼠疫菌病，军区及行政公署即发起防疫运动，成立军政民防疫委员会，决定各乡设防疫委员一人，各自然村组织防疫队，每十家成立一防疫小组，部队每伙食单位成立一防疫队，分头进行防疫工作，并成立两个检查所，检查渡口和要道来往人员。这些措施切断了细菌的传播路径，有力地减缓了疫病的传播。

　　从源头来看，日军开展毒疫攻势主要利用病鼠，将其投放农村，然后造成人群间传播。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根据这一特征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捕鼠运动。当时的中共中央卫生处出台了一系列办法，如规定奖励捕鼠办法，并拨出奖金三千元，以根除鼠疫。凡捕鼠五头即可换奖金三元，个人或团体累交至一百头加奖一条，三百头加奖四条，五百头加奖十条，八百头加奖廿条，并登报表扬，这极大地激励了人民捕鼠的决心。我晋西北军队亦应广泛开展捕鼠运动，并对敌寇所经之地的器具和所遗留的东西加以检查或彻底焚毁。在这一运动中，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得军民参与的积极性高涨。

　　2. 对于医院及卫生学校的建设。边区医院的建设是改善边区医疗条件的直接措施。受经济条件等的限制，地方医院建设存在着困难。而部队医院在边区医疗卫生条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0年戴正华调任八路军一二○师卫生部政委，从延安率领一支医疗队跋山涉水，迂回绕道，冲破日军的封锁线，辗转一个多月，到达晋西北的根据地后，在河家川创办一二○师医院，不仅治愈了一大批抗日负伤将士，也为当地的医疗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卫生学校的建设也为培养医学人才、改善医疗环境发挥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早在建立第一个苏区时，就开始领导军民开设各类卫生课和卫生训练班。课程设置以基础和实用为主，接着，设立了一系列卫生学校，如红军卫生学校到瑞金后已扩大至政治、生理、解剖、组织、病理、细菌、药物、内科、外科、眼科、耳科、咽喉科、卫生学、防毒浅说等。到抗日战争时期，各种短期卫生训练班不定期地开展，参加训练的主要是部队的卫生人员或送入卫生部学习的人员。学制大多不固定，一般前期稍短，后期根据情况有所延长。这种灵活的培养体制有力地缓解了农村卫生人员不足的状况。

　　军区医院和卫生学校在防疫运动中承担了重要角色。当时的报道即有记载：军区卫生学校和手术医院组织的防疫队，已由二分区、兴县、神府各地工作归来，在这两周的时间，全队各位同志帮助各地建立了防疫组织，进行了防疫常识的宣传，在许多机关部队注射了疫针。疫针的注射标志着边区军民的防疫工作进入更加科学化的轨道。边区手术医院也在不断地改善医疗环境，增强医疗队伍建设。对门诊积极调整扩充，无论在器械设备和药品上均有很大改善，每天专派医生一名和内外科护士负责。这些措施都极大地提升了应对疫情的力量。

　　3. 对于卫生问题的宣传教育。为了增强民众的卫生健康意识，加强卫生健康知识的宣传，《抗战日报》从1942年1月20日起，在第四版创立《卫生》专刊，时任晋绥边区政治部主任的甘泗淇在“发刊词”中说道：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有更健康的精神。要怎样才能健康身体呢?无疑只有讲究卫生—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以科学方法进行饮食起居，使人们的身体健壮起来，这样才能挺身出力，为国效劳。《卫生》专刊的创立，是晋绥边区开展防疫宣传的开始，不仅在疾病卫生方面，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在《卫生》专刊第一号中就强调了一些流行性感冒发生的原因、预防措施、应对措施等;在第二号将鼠疫、霍乱、伤寒、疟疾等分门别类地介绍，人们可以根据疾病症状判断疾病类型自行诊断，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疫情传播的方法不同，应对措施也不同。对于呼吸系统的传染病，预防原则为避免病人及带细菌者与普通健康人接触，减少传染物的散布机会。具体措施为：健康人与病人分开居住，并且不可共用东西，如碗筷、衣物、手巾等均需分开，病人用过的东西不要乱放，最好能经常消毒，保持空气流通。对于肠胃类传染病，检查水之来源，检查食物，适当处理粪便垃圾;对于虫媒传染病，扑灭各种致病昆虫如蚊、虱、鼠等，改善环境卫生，使蚊虫难以繁殖;对于砂眼疥、疮炭疽等，注意个人卫生，注意公共卫生，与患病之动物隔离等。这些对于卫生知识的普及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边区政府对于疫情发生后的应对措施

　　疫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以后，边区政府和人民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在抗疫运动中是最关键的。因此，人民在疫情发生后应持积极应对的态度。

　　1.对日军投放疫鼠的对策。针对日军投放的细菌，前线作战的士兵接触得更为广泛，一旦染上疾病，传染性也更强、危害极大。因此，当时应对日军“毒疫攻势”的措施主要有以下两点：广泛进行宣传教育，使全军区每一个战士都了解传染病的厉害;提高全军区的卫生知识，改进卫生设施，防止传染病的流行。

　　日军在边区进行频繁的扫荡，籍此机会向农村地区投放细菌。如1942年日军在晋西北扫荡，投放细菌，医院及卫校立即召开了应对会议，并且决定了防疫办法十条。如出版防疫专号，印发传单进行文字宣传，由卫校高级班分为五组，分赴前后方机关团体学校与村庄进行口头宣传和调查各地卫生情况及流行病种类。此外，决定派遣防疫小组前往二分区，调查研究当地流行病性质。卫校与医院决定首先把驻地变为模范卫生区。“模范卫生区”的建设是对卫生防疫工作更高的要求。前线的士兵提高防疫的意识，在后方的群众中间加强宣传，形成了预防日军毒疫攻势的中坚力量。

　　2.对于突发性疫情的应对。瘟疫流行，一日千里，一经传染，命在旦夕，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民国建立后，山西的阎锡山政权，也对防疫一事尤为重视。如在兴县城设立防疫分局，设检查所三处，设检查队分为九卡，设隔离所三处、留洋所三处。但其未能引起人民重视，防疫人员工作人浮于事，且其服务范围仅在县城，未能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对于疫情的预防宣传与应对均具有局限性。

　　边区政府建立后，开始广泛地开展农村地区的疫情应对和医疗卫生建设。对于疫情的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识。疫情发生于一村以后，如没有很好地处理将很快传播到多个村庄。所以对瘟疫发生后应对的方法主要倡导以下四个步骤：实行隔离，断绝交通，如此可防止其蔓延甚至扑灭之;因瘟疫不仅有人与人传播，还可能由其他物件传播，故应对传染物件进行限制、消毒，农村地区可以进行日晒、煮葬;因瘟疫而去世的人的尸体的处理，应很快埋葬，远离村庄。这些较为科学的措施对于短时间内切断疫情传播、消灭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抗疫运动的作用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晋绥边区的抗疫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是较为有代表性的，是军政民一体共同参与的典范，不仅推动边区卫生状况改善，更为今天新冠疫情下农村地区的应对提供了经验。

　　1942年晋绥边区抗疫运动开展后，一方面极大地提升了农民的卫生意识，通过组织相关人员开展卫生改善运动，使农村地区的卫生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变;另一方面通过对日军细菌战危害的宣传，使边区人民认识到毒疫的危害性，进而加强对其的预防，减少细菌战造成的危害。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边区人民的生命安全。

　　晋绥边区靠近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故晋绥边区抗疫运动的顺利开展也为中央起到了重要的保卫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无论是应对日军的细菌战还是人民的突发性疫情，其中所采用的措施今天看来仍是十分的科学。如疫情发生后，快速制定出对疫病的治疗方案，农村地区果断地采取外出人员的隔离措施，实施整村封闭、分区域管理等。这些都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保障了农村地区卫生安全。

　　2020年的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党和国家在第一时间采取了科学的应对措施，确定了“医防结合”的原则，既注重医疗应对，又注重防治工作，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安全，筑牢了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的蔓延发展，这与党和国家长期以来应对疫情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从历史的经验出发，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建设同样不应忽视。当今的一些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仍不容乐观，如遇到传染性强的疾病，很可能成为国家医疗系统发展的一个缺口。但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近年来对农村的基础医疗设施建设投入很多，2012-2018年，中央财政投入900多亿元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村村设立了卫生所，乡镇卫生院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新农村的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农村地区的村容村貌有了很大改变，卫生状况明显改善，切断了一些疫病传播的媒介。在“乡村建设”的背景下，2021年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成立，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力。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8:5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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