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根福 王晓帆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浙西南畲族的民众动员
2022-05-20 09:29:44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张根福， 王晓帆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22 年 47 卷

　　摘 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民众动员活动。这一时期， 中共浙江省委也派遣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深入浙西南畲族地区，宣传革命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抗战动员，使原先比较闭塞落后的畲族地区成为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战时浙西南畲族地区的民众动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动员的内容与措施、方法与策略在浙江抗战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浙西南畲族; 民众动员

　　畲族自称“山哈”，即山里的客人之意，浙江的畲族主要散居在浙西南的广大山区。从唐代开始便 有零星畲民由福建迁到浙江丽水一带，明正德至万历年间迁入的人数较多，“他们首先到达云和县的景宁一带。后来，由于人口的繁衍增多和生活所迫，子孙后代又星移四散至丽属各县及邻近地区的平阳县 等地”。269至 20 世纪 40 年代，“畲民在浙南者，凡遂昌，松阳，云和，景宁，龙泉，庆元，丽水等县皆有，其中以景宁最多。据调查，景宁有三分之一为畲民及混合种，云和丽水次之，龙泉，庆元，松阳，遂昌等地又次之”。卢沟桥事变爆发，尤其 1937 年 11 月日军入侵浙江后，浙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虽然畲民远处浙西南山林，但是中共浙江省委积极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派遣大批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深入畲族地区，宣传革命思想和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进行抗日动员，使原先比较闭塞落后的畲族地区成为浙西南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在此过程中，畲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紧密团结，营造了战时汉畲一家亲的生动局面。

　　有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民众动员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对战时浙西南畲族的民众动员尚无专文探讨。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民众动员的基础与背景

　　( 一) 政治基础: 国共由对抗走向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步步紧逼，继东三省沦陷后，日军又炮制了华北事变，蚕食我国华北广大地区，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主要矛盾逐渐转变为中日民族矛盾，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逐渐向“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转变，尤其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国共两党在八个月内展开了六次谈判。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公布的《国共合作宣言》。此日，蒋介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的谈话，承认 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明确表达了合作抗日的意愿，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国共两党的和谈对浙江境内的国共合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937 年 3 月，国共两党在浙江境内拉开和谈序幕。1937 年 8 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谈代表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代表在永嘉进行第二次谈判，初步达成 5 项协议: “1.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根据国军编制，待遇与国军同; 2.闽浙红军在瑞安、平阳、泰顺三县边界，以峰门为中心集中地点集中，集中时间限半个月; 3. 红军集中时如遇到国军与地方军队攻击，则由四省主任刘负责，如红军发生暴动，则由苏方负责; 4.无条件释放政治犯; 5.一切政治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与此同时，粟裕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也在遂昌门阵地区，同国民党遂昌县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并取得成功。不久，这支红军游击队即开赴浙南平阳北港和刘英等 会合。自此，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宣告结束。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和谈的成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正式形成。浙江国共合作初期，黄绍竑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政治上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在各级政府机关里吸收部分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推动抗日救亡运 动的开展。在国共双方的努力下，抗战初期浙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 二) 队伍基础: 大批文化人与中共党员迁至浙西南

　　1937 年 11 月 5 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浙西地区的嘉善、嘉兴、海盐、平湖、桐乡、吴兴、长兴、武康、德清、海宁、余杭、崇德、杭县、富阳及杭州等 1 市 14 县被日寇侵占”。杭州沦陷前夕，浙江省政府及其他各级行政机关陆续迁至金华、丽水两地，金华和丽水先后成为全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浙赣战役后，金华沦陷，政治与文化中心便转到了丽水。随着省政府的南迁，一些大中学校、报社、出版社、图书馆、新闻通讯社、书店等教育与文化机构也相继迁至 丽水各县，各种以南迁文化人为主体的抗日文化组织相继建立，各种抗日书报、刊物纷纷涌现。浙江省 文化界抗敌协会及美术工作者协会、戏剧工作者协会、战时木刻研究会、浙江回乡同乡服务团等文化团 体，或在丽水组建，或从金华迁出后长期在丽水活动。中共浙江省委建立了以张锡昌为书记，骆耕漠、 刘端生为委员的统战委员会，组织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各文化救亡团体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正是 由于大批迁至浙西南的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和中共党员，如杜国庠、林默涵、石西民、王闻识、汪海粟、骆耕漠、邵荃麟、葛琴等，汇集于金华、丽水一带，加之原先活跃于丽水各县的党员队伍，为战时浙西南畲族的 民众动员提供了人员保障。

　　( 三) 群众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畲区的良好口碑

　　1935 年，粟裕、刘英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 下文简称挺进师) 进入浙西南，创建了浙西南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挺进师主要活动于庆元、龙泉、遂昌、景宁、云和、丽水、松阳等县，因此一些畲区 也成为重要的游击据点。挺进师深入各个畲族村寨，上门谈心，召开村民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 张，让畲民了解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在艰难困苦的斗争中，挺进师 得到了畲民的广泛信任与支持。在此基础上，景宁、遂昌等县的畲族村寨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吸收畲民参加，部分畲民还担任了领导职务。此外还建立了贫农团、抗租团、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在多个 村庄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救济贫苦农民。如，“遂昌县的大墙坑、曹竹、井下、下坑沿头、同安等畲 汉村庄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制定了分田大纲，颁布了土地政策，规定一切贫苦群众不分民族，一律平等， 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挺进师还积极动员畲族青壮年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同围剿浙西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在反国民党“清剿”过程中，畲民与挺进师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情谊，《工农红军是亲人》《谋求幸福当红军》《歌唱游击战士蓝大嫂》等赞扬红军的山歌在丽水、遂昌、松阳等地的畲民中口口相传。广大畲民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贫苦百姓谋利益的政党。挺进师在浙西南地区留下的良好口碑，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众动员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 四) 民族特性: 浙西南畲民坚韧不拔的品格

　　明清时期，畲民被视为“贱民”，低人一等，没有参与科举考试的权利。国民党统治时期，畲民除承 受高额的地租、捐税、高利贷的剥削外，还被强制拉丁和派夫，身处水深火热之中。加之地理位置偏僻， 自然条件不好，一直沿用原始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尽管如此，畲民从未被恶劣的 生存环境所屈服，“畲民作事，非常坚忍，无论男，女，老，幼，人人勤勉，虽严寒酷暑，不稍间断。无论何事，没有半途而废的。且该族之中，不论贫富没有一个人坐食，这是他们最好的美德了”。畲民为了在 恶劣的环境中谋求生存，“便只有自己强韧倔强地创造他们的新天地，在巉岩绝谷中拓荒，在黑暗中摸 索光明”。在长期的抗争中，畲民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坚贞不屈的忠勇精神、团结互助共济时艰的 传统美德及同心御侮的民族气节。历史上，浙西南各县都曾有畲民为争取经济利益和科举考试权利而 发起暴动的记载。这也表明，畲民虽性情淳朴，但斗争精神顽强。此外，由于长期在山间劳作，畲 民体格强健，精力充沛。因此，若能将畲民动员起来，将是一支重要的抗战力量。

　　二、民众动员的内容与措施

　　( 一) 政治动员: 团结各方力量协同抗日

　　首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争取畲民的支持与合作。1937 年 8 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提出，“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3351938 年 9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强调，“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且还将加紧 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下，各个民族之间的分歧与隔阂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所替代，无论哪个民族，只要是拥护、支持和参与抗战的，都是抗日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还特别强调， 要保证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惯， “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 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中， 坚持民族平等原则，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提倡团结抗日，以平等促团结，以团结促抗日。具体地说，如尊 重畲民在婚丧、饮食、服饰等方面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对“磐瓠”的祖先崇拜; 主动学习畲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尽可能真正融入到畲族中去。浙西南各党组织十分重视在社会底层开展群众工作，始终 强调畲汉两族是兄弟，同是一家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因此得到了畲民的通力合作与支持。

　　其次，在畲族地区恢复和壮大党组织，为民众动员提供强大的组织保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先后建立了不少党支部( 党小组) ，一些畲族村寨成为革命老区的“堡垒村”。但在 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些党组织遭到破坏。因此，积极、严格地发展当地党员，恢复并壮大党组织成为当 务之急。1938 年，在中共龙泉县委的领导下，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党组织恢复活动，并在岭坤、枫树湾、柿树坪、樟溪等村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共建立畲民党支部 8 个，畲民党员 65 人。遂昌党组织发展也较快，仅在大柘、石练、三仁、妙高、三川5个乡就发展畲民党员534人，其中还包括27名妇女党员。1938年4月，中共景宁县委成立后，建立东坑、城关、沙溪、渤海4个区委，下属3个总支部，111个支部，7个党小组，党员2917人，其中建立在畲民聚居地的党支部和党小组35个，占29.7%。中共云和县委成立后，中共处属特派员周建生就强调:“要重视在畲族地区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云和全县共建立49个党支部，其中畲族村寨党支部26个，占总数的53.1%，云和县共有党员682人，其中畲族党员286人，占总数的41.9%。抗战时期，丽水县共有畲民党员154人，支部书记15人。尽管在抗战中后期我党在浙西南的处境十分困难，但是仍未放弃扩展新区、吸收党员的工作。畲民党员的生活虽然很困苦，但是他们的革命热情高昂，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努力完成各项任务，如张贴抗日标语、分发抗日传单、掩护游击队与民兵队伍等，成为战时民众动员的重要力量。

　　再次，团结畲族头面人物，积极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共产党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畲民宗族意识强，族内十分团结，具有一定威望的头面人物在畲族很有威信。如能将这些头面人物团结起来，无疑会对畲族地区其他民众的动员产生重要影响。为此，中国共产党浙西南各党组织通过各种途径，积极联络畲族中那些具有爱国热情、思想开明、抗日立场相对坚定的头面人物，利用他们的合法身份和社会地位去影响和鼓动更多畲民参与到抗日救亡中来。譬如，1938年秋，中共遂昌县委书记曾友昔在大柘镇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时，发现一位名叫雷樟福的畲民为人厚道、正义感强，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极具号召力，就介绍他入党并推举他为中共培坞支部书记，培坞的救亡活动也由此得到很好的开展;又如，遂宣汤边区委白沙村党员雷樟兴与螺岩乡第八保保长雷亶贵都是畲民，往来密切，因雷保长思想开明，为人耿直，有正义感，雷樟兴就多次启发开导他，使其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此后雷保长从未透露过白沙村等地共产党员的消息，他不仅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冲出封锁线，而且还多次保释了中共党员。再如，1944年日军第二次入侵丽水前夕，中共地下党员何宝旺拜访了具有革命倾向的国民兵团三平区区队副蓝鑫，向其阐述抗日救亡的道理和中共游击队的抗战事迹，通过反复的开导和劝说，蓝鑫被感化，答应与他们一起行动，并设法为丽水抗日游击队提供枪支，毅然走上了抗日之路。

　　最后，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畲民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引起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恐慌，害怕群众运动危及其统治，开始逐步实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断制造摩擦事件。黄绍竑迫于压力，在政治上逐渐后退，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时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掀起反共逆流，查禁进步刊物，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皖南事变”后更是变本加厉，遂昌、龙泉、云和三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各级党组织继续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另一方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展开坚决的回击。一些畲民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加游击队和抗日自卫队，拿起刀枪与敌进行抗争。1941年，景宁县游击队在中共丽云区委的领导下，在高沈山区击毙了浙江保安三团中校团长。一些畲民为游击队和党组织秘密传递信息，站岗放哨，掩护地下工作者。例如保仁乡的畲族女党员雷连英、雷根英每次送信时总是把信卷得很小，藏置在畲族妇女特有的发髻里、衣服的花边里，躲过敌人的搜查，顺利完成任务。1942年，中共云和县委迁驻岗头庵村，20余户畲民为县委送粮购物、保管武器、站岗放哨、探听情报、掩护同志等，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斗争。在抗战后期，遂昌后垄、龙泉岭坤、景宁大张坑、丽水胡椒坑等畲民村寨都是游击队和革命同志的联络站，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这些联络站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有部分畲民深入国民党内部任职，暗中打探消息，“中共遂昌县委就在畲族村庄的党组织内，选择具有一定活动能力和威望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政府改选乡保长的时候，通过畲族内部的互相串联和亲朋好友的活动，打入国民党基层政权组织担任职务”。通过这种“白皮红心”的模式，地下党组织能够及时了解国民党的动态，以便提前做好应对策略。

　　(二)经济动员:开展战时经济建设

　　首先，推动“二五减租”政策的实施，激发畲民抗战热情。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不但要争取民众的支持，也要千方百计增加民众的经济收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方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了“二五减租”政策，这一政策有利于民众的农业生产，因而得到了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推动。浙西南畲民大多居住在山区，从事小农生产，收入微薄，又承受着高额地租、高利贷的压力，生活十分困难。因此中国共产党立足浙西南畲民的现状，积极推动“二五减租”运动的开展。在云和，由中共党员史之华担任队长的云和县战时政治工作队，依靠畲族村寨的党组织建立农会，坚决执行“二五减租”政策;在遂昌，1938年石练、黄皮、苏村、黄庄、黄皮泽、上埯坞、古木树下、项岭头、定村、北山、黄麻弄、山边、埯下等，都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并在部分地区建立了农会，组织农民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在松阳，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桐川(今板桥)、靖居、裕溪、雅溪四乡畲民积极参与“减租减息”运动。如1939年春夏，桐川乡的雷腾云、叶畅茂等人组织桐川乡农民协会，派畲民参加县农业讲习所学习，领导畲汉农民开展“二五减租”、佃业仲裁等活动;龙泉、丽水、景宁等地也是如此。在推行“二五减租”政策过程中，针对地主豪绅操纵易佃、抬高粮价进行阻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积极采取行动，迅速发动党员和农民抢先耕种以制止易佃，还以农民协会和政工队的名义向县政府提出开粮仓平粮价的要求，迫使地主开仓卖粮。“二五减租”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地主对畲民的沉重剥削，使其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在运动中畲民还接受了一次实实在在的教育洗礼，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发展生产、团结抗日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其次，推动畲民建设经济实验区，发展战时经济。全面抗战初期，遂昌、云和、龙泉三县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列为战时经济实验县，试图以此成为抗日救亡的战略基地。1939年春，遂昌县畲族聚居地大柘乡被设立为经济建设实验区。中共遂昌县委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契机，通过统战关系，派遣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去大柘经济实验区任职，以公开合法身份领导实验区的建设。中共党员梁建明担任实验区区长，乡村建设指导室主任、政工队队长以及大部分乡村建设指导员均是中共党员，因此大柘实验区的各项工作，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实验区在建立合作社、发展生产、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平定粮价等方面开展得有声有色。大柘经济实验区率先建立了信用、生产、消费三类合作社。生产合作社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动员畲汉农民共同开垦荒山荒地，种植战时急需的粮食、油桐、油茶等作物，并以油桐、油茶的出口换取外汇，购买用于抗战的国外先进武器。通过经济实验区的建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业产品的供给，为浙江抗战增加了物资储备。

　　(三)文化动员: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首先，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唤醒畲民民族国家意识。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和残暴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国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而要团结各民族的抗战，首先必须促进民众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来说，既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救亡，又是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民族民主启蒙”。战前，由于畲民大多分散居住在偏远山区，交通往来不便，教育机会缺失，导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对外界发生的事情知之甚少，对国家大事不太关心或无力关心。因此，唤醒畲民的中华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是当务之急。在中共党组织的推动下，文艺团体、青年学生、新闻工作者及其他爱国人士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部分党员以合法身份在各畲民村寨和畲汉杂居地开办战时民众夜校和流动施教班，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遂昌县流动施教团就是其中的典范。流动施教团从1938年6月成立到1941年2月被迫解散，两年半内中共党员张启权、史之华、郑新华等先后担任团长，沈以宏、周维辛、韦彦水等党员担任干事长或干事。该团的工作目标是，“1.使民众彻底了解抗战意义。2.使民众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3.使民众了解精神总动员之内容及必要。4.使民众踊跃参加兵役。5.灌输民众抗战知识与技能，从而参加抗战，保卫国家。6.改善农民生活，以增强抗战力量”。施教团先后在大柘区的上田、后垄、大峖、大畔畈等地进行施教，开办战时民众夜校，既开展识字教育，又教唱抗战歌曲，教唱的歌曲有《讨汪歌》《心头恨》《纪念卢沟桥》《争取最后胜利》等。[24]除日常授课外，施教团每周按时举办通俗时事讲座，向村民介绍抗战的局势、兵役的必要性和精神总动员等内容，讲座题目有《抗战概况》《为什么要抗日》《可怜的战区小朋友》

　　《吃“不识字”的亏》《如何雪耻》《亡国的痛苦》《民众武装》等。此外，针对劳动力不输男子的畲族妇女，中共浙江省委也特意组织了一批女性共产党员深入各村，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畲族妇女建立感情，并开办妇女识字班来组织她们学文化、学政治。在讲课时，采取深入浅出的方法，与畲族妇女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启发她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讲明妇女要解放，民族要解放，妇女就要和男人一起承担抗日救国的重任。通过民众教育，畲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改变了一些民众落后的家族中心观，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挽救祖国、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感。

　　其次，以各种文化形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激发畲民抗战热情。大批文化界人士往浙西南迁移，激发了浙西南地区的文化活力。在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引导下，文化界人士通过戏剧、歌咏、演讲、绘画等丰富多彩的文艺形式进行广泛的抗战动员，极大地激发了包括畲民在内的浙西南民众的抗战热情。一是组织剧演。抗战时期是浙西南剧演活动的鼎盛期，众多剧团、宣传队上山下乡演出抗战剧目，如《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烟苇港》《死亡线上》《太阳旗下》《张家店》等等，直接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畲民身处其中深受感染。二是开展咏唱活动。畲族是一个十分喜爱歌唱的民族，畲歌是他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咏唱形式进行宣传易为畲民所接受。战时咏唱抗日歌曲在畲区十分火热，畲民们既学唱《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打倒日本》等歌曲，还高唱当地民众自编的赞扬红军的畲歌，如“火烧茅草根不焦，任敌脚踏又过刀;心思跟随红军走，心里有座铁板桥”等歌声，常常响彻浙西南山林。三是通过绘画进行宣传。由于畲民大多数不识字，因此各地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充分利用绘画生动、形象的优势，在村民集散地、主要街道、寺庙等地，通过创作巨幅壁画与漫画，来讲述前线战士英勇抗日的故事，从而让畲民更加切实地感受到抗日战争的激烈与悲壮。四是进行巡回演讲。演讲具有形式灵活多样、内容富有感染力的特点，能充分激发民众的情绪，因此在畲区会定期举办讲座或下乡巡回演讲。五是张贴抗战标语与传单。中国共产党每到一地就会组织党员在畲区刷抗战标语、贴抗战传单，并根据各阶段不同的宣传要点及时进行更换。诸如“团结一致，抗战到底”“老百姓会打仗，才能保住家乡”“杀敌除奸，保国安民”“大家一条心，当兵杀敌人”等抗战标语，[25]53-54以及《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毛泽东通电全国，痛陈救国大计十端》《中共浙江省委告浙全省民众书》等抗战传单十分醒目，深深影响了畲乡民众。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有效地增强了畲民的抗战意志，提高了畲民参战的积极性。

　　三、民众动员的方法与策略

　　(一)结合畲族的民族特性进行动员

　　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众动员，首先必须考虑该民族的特性，并根据民族特性来决定动员的方式与方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族地区的民众动员就充分结合了畲族的民族特性。

　　一是结合畲民的民族感情和优秀品格进行动员。“畲民的民族感情特别浓厚，因此，内部的团结力很坚强，这也是当地汉人所共有的一种观感。”长期来畲族具有团结互助、共济时艰的传统美德，头面人物的地位与威信很高。根据畲族的这一特征，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争取畲族内威信较高的头面人物与我党合作，利用其影响力及与畲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动员民众参与到抗日救亡中来，并吸收畲民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利用畲族内部高度团结、严守秘密、宁死不屈的品格，及其聚居地适合我党开展秘密活动的特点，在畲族村寨建立了数个革命据点、联络站和物资供应站。二是充分发挥畲民同心御侮的民族气节和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推动其投身抗战大业。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区采用开办夜校、妇女识字班以及开展演剧、歌咏、壁画等文化活动，揭露日军的暴行，宣传全民抗日的必要性，激发他们的抗战热情。同时号召畲民与汉民一起开荒垦地，运送粮食，参军参战，为抗日提供物资和人力。三是充分尊重畲民的文化与习惯。因为长期饱受歧视，畲民个性敏感，这里所说的敏感是指“本族或本族中任何人的利益受到影响时对族外事务所表示的敏感”，民众动员时稍有不慎，极易造成民族隔阂。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族地区动员过程中，充分尊重畲民的文化与习惯，坚持把畲民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干部和工作人员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学习畲语，了解并尊重畲族的宗教信仰，适应畲族的风俗习惯，积极热情地帮助畲民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其物质和精神生活，因而得到了畲民的大力配合与支持。

　　(二)坚持精神引导与物质激励并举

　　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南畲族地区的民众动员中，既坚持教育宣传的能动作用，也切实保障民众的经济利益，做到精神引导与物质激励并举。就物质激励而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正如邵荃麟在《动员农民群众的方式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能空洞地高谈抗战理论，而必须从农民实际和琐碎生活问题上，去使他们认识抗战与生活的关系”。要想动员全体农民参加抗战，就必须细心地培养农村的力量，保护农民应得的利益。浙西南畲民长期以来受到诸多方面的压迫，俗谚有云:“竹篾旺旺照，青菜肉味道;辣椒当盐炒，火笼代棉袄。”[31]可见其生活非常贫穷困苦。因此他们十分渴望能够冲破束缚，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好日子。对于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畲民来说，生存是事关其切身利益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正是根据畲民的现实情况，让其获得切实的利益，以取得对抗战的支持。让他们明白抗日战争不仅是在保卫国家，更是在保护自己的未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二五减租”运动减轻畲民的高额地租负担，通过取缔“田租鸡、田租豆”等消除额外剥削，并以实际行动推动畲民与汉民一同开荒垦地，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扩大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其物质生活。

　　除了物质激励外，精神引导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动员手段。“精神能把握战争，是打胜仗的灵魂。”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浙西南畲民的精神引导主要包括宣传鼓动和说服教育两种手段，使其产生情感上的认同与共鸣，激发其自觉能动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分发传单、表演文艺节目、出版书刊、进行政治讲演和举办纪念活动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使抗战宣传深入人心，促进畲民正确认识中日战争的性质和前途，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从而与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产生共鸣，自愿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各地党组织派遣党员、干部深入村寨挨家挨户上门与畲民进行谈话，宣传革命道理与共产党的抗日事迹，让他们了解并且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坚定抗日的政党，鼓励他们跟随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为打败日寇而奋战;还通过开办培训班、农会、妇女会等方式，进行阶级教育和反封建教育、阐释革命理论、解读我党的政策等，以提升畲民的思想认识，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

　　(三)“从组织上动员群众”

　　“从组织上动员群众”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革命早期，他便发现组织化在动员民众中的巨大力量。抗战时期，他同样非常重视组织化在民众动员中的作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主要由中央、各个中央局、省委或区党委、地委、县委、分区委、支部构成，党支部作为共产党组织系统中最小的细胞，充当着“战斗堡垒”的角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支部所承担的民众动员任务也会随之变化。抗战时期，党支部的主要动员任务是开展“组织、宣传、民运、统一战线、战争动员等工作，必要时得组织各种专门工作委员会”。战时浙西南，畲民的组织化主要是通过党支部来实现的。在浙西南畲族地区，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基本上都建立了党支部，大大小小的党支部将畲民党员及相关人员牢牢团结起来。各支部一方面积极贯彻执行县委或分区委传达下来的指令，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领导畲民开展各种反日斗争，同时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增强动员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通过集中培训等方式，组织党员学习“党员读本”，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知识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此来加强畲民党员的党性，并完善动员民众的方式方法。譬如，共产党员钱钟仪在大柘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受遂昌党组织的委托，以原来的“党员读本”为基础，另行编写了适合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党员用的“党员初级读本”，读本的内容简单易懂，将深奥的政治理论知识讲得更加明白。通过这种组织化的方式，将散居各地的畲民成功地动员起来，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在党组织的带领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四)以通俗化宣传方式加深动员效果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动员工作，必须时刻关注民众的需求，运用民众熟悉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浙西南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畲民受小农经济与封闭性地域环境影响较深，文化水平低、视野狭窄、思想闭塞，对于深奥的理论难以理解和接受。若是一味地向他们灌输政治理论，动员效果就较为有限。为此，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以通俗化宣传方式展开动员，寓革命理论于民众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之中，让畲民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化，从而达到动员的效果。抗战时期，刷写标语、贴对联、挂横幅、表演戏剧、唱颂抗日歌谣、创作壁画漫画、举行纪念游行活动等，都是运用十分广泛的动员形式。标语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易于识记，广泛刷写于百姓的房前屋后，极易被人们注意;对联与横幅对仗工整，言简意深，常出现于集会、夜校等场合;抗日宣传队时常下乡演出抗日戏剧，戏剧唱念做打的表演方式，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富有亲和力;以宣传参军、激发抗日斗志、欢庆战争胜利等为主题的抗日歌谣节奏鲜明，传唱方便，影响广远;在祠堂、门板甚至路边墙壁上绘制的壁画和漫画线条简洁明了，生动活泼，常以夸张手法表达爱国情感，给人深刻印象;纪念游行活动声势浩大，口号嘹亮，影响范围广，很是鼓舞人心。多种多样的通俗化宣传，动静结合，既丰富了畲民的精神生活，又卓有成效地培养了畲民爱国敬党的情感，坚定了仇视日本侵略者、敌视汉奸卖国贼的立场，振奋了畲民的民族精神，起到了很好的动员效果。

　　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团结各方力量协同抗日、进行战时经济建设、开展丰富的抗日救亡活动等，唤醒了浙西南畲民的爱国意识与民族意识，使其意识到本民族的利益与前途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息息相关，从而激发他们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的革命热情。“从七七事变后，曾有不少的畲民在火线上握着枪杆，凭他们过去的刚强，向东洋强盗不要命的冲杀，他们已明白日本佬才是他们唯一的敌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与带领下，浙西南畲民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与力量，与汉族人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通力合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作出了贡献。正如当时报刊所云，“抗战以来，国家征兵征工征财征粮，汉畲皆能踊跃服役输将，畲民并不稍稍后退。只此一点，我们对畲民应不再有一丝歧视之心理了”。战时浙西南畲区的民众动员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整个民众动员的组成部分，其动员的内容与措施、方法与策略在浙江抗战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8:5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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