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山 |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日本军部的认识 ———基于红色报刊资料的考察
2022-05-17 15:52:57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吴志山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来源：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4卷

　　摘 要：红色报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喉舌，反映着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 通过对抗战时期红色报刊的梳理和分析， 可以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分析理论中日本军部的形象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军部通过主导首相的人选，掌握着日本内阁的命运;借助强硬和缓和两种手段，领导着日本的法西斯运动。 而始终以对外扩张为主要宗旨的日本军部，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因遭遇国内外的反抗，必将陷入战争的泥沼之中，最终走向失败。 中国共产党关于日本军部的认识不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当时还发挥着唤起民众抗日热情、激发国内抗日舆论、坚定军民抗战信心以及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日本军部;红色报刊

　　中国共产党在“ 二大” 期间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随着济南惨案的发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中共的反帝观念则“ 开始由‘ 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逐步过渡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此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动员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是中共革命的重要内容。 而且，作为一个坚持阶级分析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从一般意义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日本国内 的各阶级进行划分，以便进一步的斗争或联合。 在日本国内，统治阶级和处于被统治阶级地位的广大群众是最主要的两个阶级，二者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统治阶级内部又可分为内阁、政党、军部和财阀等势力，彼 此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分歧。 对于前者，中国共产党人最为重视，故在革命年代已有较多阐释，关于后者， 因情况相对复杂，相关论述较为零散，中共对其认识尚未得到系统梳理。 以日本军部而言，学界虽已有较多研究成果，如考察军部在日本法西斯运动中的角色、近代日本的军政关系以及军部在日本对外侵略战争中的 作用等，然集中考察中共如何认识这一群体的论著却较少。 鉴于此，本文主要以抗战时期红色报刊资料为基础，探讨中共对日本军部的观察与分析，以期丰富对这一群体的认识，加深对中共阶级分析理论的理解。

　　一、历次阁潮的策划者

　　明治初年创建近代军队之后，日本即以法律规定，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不过，凭借统帅权独立原则和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日本军部却可以从制度层面对政治施加影响。这一点，不仅现在的研究学者进行了充分论述，抗战时期中共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首相人选数度更迭。对于这些阁潮发生的原因，中共最为重视日本军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1932年5月，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身亡，海军大将斋藤实继任。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对此的分析是，日本军阀觉得政府软弱无力，为实行法西斯专政，将首相犬养毅刺杀，而由军阀领袖斋藤实继起组阁。斋藤实组阁之后，“对中国采取积极进攻步骤，暴力与阴谋同时并进，并吞热河华北，发表独占宣言”。不过，斋藤实此举并不能消灭国内的革命斗争，日本的政治危机依然愈益严重。因此，“日本资本家军阀不得不加速法西斯化的过程，以便对内更凶恶的镇压革命运动，对外更疯狂的进攻中国与干涉苏联”。于是，1934年7月3日斋藤实辞职，代之以前海军大臣冈田启介继任。

　　1936年2月，因日本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冈田内阁总辞职，奉命组阁者为广田弘毅。广田内阁的陆相为寺内寿一，后者任职期间，为整肃军队，实施“肃军”。颇为讽刺的是，经过其整肃的军队，却成为后来广田内阁倒台的主要原因。围绕在预算、税收和行政等方面的政策，军部与政党在议会中发生激烈冲突，前者甚至“提出解散议会”。在此僵局之下，广田内阁无法解决双方矛盾，只能被迫辞职。

　　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总辞职之后，天皇下令稳健派的陆军大将宇垣一成组阁。接到组阁诏命之后，宇垣一成“即与陆相寺内、海相永野商谈，要求海陆军双方谅解”。据《新中华报》报道：宇垣一成之所以能够出任首相，一是因为他和政友会有很好的关系，后者极力支持其组阁;二是因为他在陆军中有深厚的根基，其之上台，可“缓和政党方面与军部间之冲突”。作为军部的代表，其上台之后只能成为军部的“傀儡”，即“想巩固其内阁之地位，只有更加执行军部的意旨，在对华政策方面，只有比广田内阁更积极，才能满足军部的要求”。不过，在随后的报道中，该报又修正了此前的说法。在宇垣一成组阁的过程中，因“遭受军部方面之激烈反对而坍台”。换言之，前述宇垣一成寻求海陆军谅解未获成功。因军部的阻挠而组阁不成，无怪乎中共认为“宇垣内阁的流产，再一次证实军部才是日本政治操纵的力量”。

　　宇垣一成之后，继起组阁的是陆军大将林铣十郎。在军部的全力支持下，其组阁工作较为顺利。也正是因为在军队的扶持下登台，林铣十郎组阁之后只能奉行前者对华的强硬政策，“成为完全之军部内阁”。林铣十郎主政时期的重要举措之一，即是于1937年3月31日解散议会，而此举实质就是日本军部对政党的打击，特别是打击民政党和政友会。在随后进行的众议院总选举中，反对政府的各党派大胜。面对政党的强力倒阁运动，林内阁不得不于5月31日总辞职。林内阁的倒台固然是因为其与议会的矛盾，但军部的“抛弃”同样也是重要原因。《新中华报》指出，军部方面认为修正选举法与宪法既然不可能，而内阁与议会的敌对使军部的国防计划实施困难，所以主张内阁早换人。《解放》则宣称：“谁都知道林铣内阁的坍台如是悲惨，不是由于‘舆论’，却是由靠山军部的抛弃。”

　　林内阁倒台之后，近卫文麿奉命组阁，是为第一次近卫内阁。其之上台，“很得陆海军方面的拥获”。近卫文麿未组阁之前，颇有声望，且深得元老西园寺公望的赏识。对于中日问题，常主张“相互尊重”和“放弃侵略的方式”，故被许多国人视为具有“自由主义理想的政治家”。不过，因为他一方面与政党有良好关系，可分化政党，另一方面受金融资产阶级欢迎，方便执行军部的意旨，所以中共认为他历来就是“军部的指定候补之一”。归根结底，近卫文麿“仍旧是黄呢军服的一个傀儡”。而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则证明，近卫内阁所执行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理想，而是“对支那的惩戒”，即军部的侵略扩张路线。

　　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时期，还发生了一次内阁局部改组事件。因其发生于日本全面侵华期间，故为中共所特别注意。1938年5月26日，近卫文麿宣布内阁人员变动如下：陆军大将宇垣一成代广田弘毅为外相，池田成彬继贺屋兴宣为藏相，陆军中将板垣征四郎代杉山元为陆相，陆军大将荒木贞夫则受命为文相。加上此时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海相，陆军大将末次信正内相，第一次近卫内阁至此已囊括了五位军部人员。所以，近卫文麿这次内阁改组是“在军部挟持之下，把内政、外交、陆军、海军和教育五个重要的职位恭奉给五位战争的瘟神”，是其“更进一步向军部法西斯屈服的表现”。

　　由以上历次阁潮可知，日本内阁的命运，便都决定在“执行军部政策方面的运用手腕的强弱，问题只是如何去软化现在的既成政党，而减少议会与‘政党’对军部的‘掣肘’这一点上”。

　　二、法西斯运动的领导者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作为世界法西斯主义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对内暴力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等基本点上与其他法西斯国家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日本的法西斯又不同于德意两国，它不是通过法西斯政党进行议会政治进而夺取政权，而是通过军部这一日本特殊的机构，逐步建立统治。那么，何以日本会形成不同于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形态呢?《群众》的解释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固定的形式一样，法西斯国家也没有纯粹的形式，“因为历史的社会的特殊条件的相异，日本法西斯的型也与德意不同”。具体而言：

　　因为日本国家机构内封建残余的存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依附于军事的力量，以及在国际关系上日本与中苏对立之故，军部在法西斯潮流中便演中心的推动的作用，独占金融资本通过军部而实施法西斯的独裁，故日本的法西斯有“军事型”之称。

　　也就是说，日本的法西斯为军事型法西斯，即“军事法西斯”。既然是军事型法西斯，在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只能是军部。

　　犬养毅被刺，斋藤实奉命组阁，乃日本军阀为“实行法西斯蒂专政”，后来斋藤内阁总辞职，冈田启介继任，亦是日本军阀为了“加速法西斯化的过程”。“二·二六事件”后，冈田内阁总辞职，广田弘毅继任组阁，陆相为寺内寿一。寺内寿一任陆相期间，除了严惩事件的直接祸首之外，就是将“陆军中有名的南、林、真崎、本庄、阿部、荒木、川岛等七大将，都从现役离去”。其中，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参与此次事件的皇道派军官的精神领袖，将两人编入预备役，其意图不言自明。此次事件之后，特别是经过寺内寿一的“肃军”，一般的看法均是日本法西斯军人失势了，但中共认为，失势的仅是日本“急进的法西斯少壮军人派”。因为日本的法西斯“有急进与缓进，合法运动与直接行动的区别”，所以，急进派虽然失势，“代之而起的法西斯稳健派依然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其势力日益扩大”。

　　因之，实施“肃军”的广田内阁“不过是由议会政治向法西斯独裁的一种过渡，内阁之中虽然有代表议会主义势力的政党参加，而军部的法西斯势力却在前者之上”。广田内阁虽然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对内对外政策，“却是主要地执行了法西斯的政策”。而改革行政机构案的讨论和通过，即是此点在政治上的表现。为使日本进一步法西斯化，日本陆海军于1936年9月共同提出改革行政机构案。日本政府初持慎重态度，后因陆海军的强硬态度，不得不提前召开阁议讨论此问题，并于次年1月通过。

　　广田弘毅之后，继任首相是受军部支持的林铣十郎。后者上台之后，军部即表明没有法西斯独裁之意，对急进少壮派策动的“新法西党”等运动则避免加以公然的援助，这些措施似乎背离了日本军部历来推行的法西斯政策。然而，这只是日本军部为了缓和与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换取后者对自己侵略扩张路线的支持。结果，金融资产阶级被这些措施所迷惑，丧失了自身的主动性，变成在经济方面执行军部主张的附庸，而“向着法西斯本来面目的军阀与财阀大勾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在军事上，军部则在“肃军”的口号下，将为金融资产阶级集团历来所不喜欢的板垣征四郎等将领调任内地师团，并在“统制部门内引进了一些表面上‘无色’的精锐干部”。这样做，看似是日本军部在军事和政治上的退却，其实是“最强力的可以实现其法西斯政治的态度与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可统合其内部，而且可通过拉拢金融资产阶级，“不断与巨额地要求军费之增加”“迫使政府实行大量的加税”和“实行法西斯化军阀化的教育计划”。

　　继林内阁之后的是带有浓厚法西斯色彩的第一次近卫文麿内阁。自此以后，“日本政局更加法西斯化了”。近卫内阁之所以更加法西斯化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近卫组阁之时，前任陆相杉山元留任，而其留任的前提则是近卫接受了他所提出的四项条件，即在行政机构日本化的基础上求得时局的明朗化、充实国防、政治的改革以及安定国民生活。接受这四项条件，实质上就是在“贯彻军部的法西斯政策”。其二，日本政党、财界和军部此时均强调举国一致的内阁。于军部而言，“这‘举国一致’就是应该网罗‘举国’的法西斯人材，他应具有能力去实行军部愿指的一切”。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则更加“向法西斯化的途上迈进，甚至要实现他的树立公开的法西斯独裁的企图”。为此，军部采取了以下三个举措：首先是人事方面，此前因“二·二六事件”被视为“急进的法西斯”而被置于预备役的军人，如桥本欣五郎和板垣征四郎等人又被任以要职。而有“猛烈的法西斯”之称的末次信正，于1937年12月出任内相则是日本政府法西斯化的标志性事件。其次是组织机构方面，“为使军部法西斯在政府中的领导权合法化，使近卫内阁在军部之前更俯首帖耳，大本营的组织便在‘长期战争’的藉口之下而成立”。而在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中，因军人人数较多，故军部亦居于主导地位。最后是法令法律方面，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为加强对社会的统治和社会动员，在军部的主导之下，总动员法案被炮制出来，并强迫议会通过。这一法案“显然是使军部独裁合法化的重要工具”，9故提出之初即受到了议会的攻击。假使“这法案如无阻碍地实施，军部法西斯的独裁便跃进一大步”。

　　在军部的挟持下，第一次近卫内阁在1938年5月进行了改组。改组的结果，“阁员中竟有五个‘大将’了，其更益军事法西化是异常显然的”。此点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得以体现：其一，主张对华强硬的板垣征四郎中将出任陆相，“侵华战争必定更加急迫”;其二，历来主张为对外战争可以牺牲一切的池田成彬出任藏相兼工商相，为了集中战争资源，必定会“加强统制人民的经济生活”;其三，激进派军阀领袖荒木贞夫出任文相，是完全为对付国内的青年反战运动而来，那么，他上台之后，“自必以镇压青年为事，而同时对于我国之被占领区域亦将施行毒辣的麻醉的政策”;最后，向来轻视西方各国利益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必将“配合着德意侵略者之活动”而奉行更加强硬的外交政策。

　　总而言之，“日本的法西斯化行程是经过种种的曲折，循着合法的道路，通过军部领导而前进的，这回的中日战争更给他以极大的冲击，法西斯的公开的独裁将会完成”。

　　三、陷入泥沼的侵略者

　　作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日本军部始终以侵略扩张为主要宗旨。这一点是所有法西斯的基本特征之一，且已为日本军部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所证明。不过，日本军部不会就此止步，其还在时刻觊觎着华北、华中，乃至整个中国，以彻底实现大陆政策。基于这一观察，中共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始终对日本军部的侵略意图保持高度的戒备心理，并不断对其侵略野心和行径进行揭露。

　　1934年7月，斋藤内阁之所以倒台，是因为日本军阀为了“对内更凶恶的镇压革命运动，对外更疯狂的进攻中国与干涉苏联，以及准备太平洋战争”。广田内阁时期，陆相寺内寿一实施“肃军”，整顿军部中力主对外扩张的急进派，似乎一度放弃了侵略扩张的路线。实际上，这一“肃军”不过是为了整顿内部，以便全力强化国防战备，实现“灭亡中国称霸亚细亚的寇图”。所以，1936年9月，日本陆海军提出的改革行政机构案，其目的也就是为了“加紧进攻苏联，并吞中国”。到了林铣十郎内阁时期，为了应对时局，军部明白宣示大陆政策不能有丝毫的修改或动摇，为实行这一政策，其将“不择任何手段”。由此可以推断，日本的大举侵略中国的政策，拼命维持其日德意三国同盟的政策，都是不会改变的。

　　林内阁之后继起组阁的近卫文麿，因其在未上台之前对中日问题发表过一些相互尊重和放弃侵略的论调，当时部分国人认为其将采取“和平的方针”来处理对华关系。针对这一论断，《新中华报》大声疾呼，这完全是错误的认识，并进一步指出产生这一看法的原因，要么是过分估计日本统治阶层中的内部矛盾，没有认识到“日本统治者对灭亡中国的共同要求”，要么是“存有别种用心，企图以此来缓和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其实，作为“更进一步的军部代办店”，近卫内阁依然在执行着日本军部的侵略政策，即“集中日本全国力量，分化反对势力，以造成举国一致的侵华阵线”。易言之，近卫上台之后，日本军部“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将更加利害，对中国的政策将更加积极化强化，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

　　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中共关于日本军部侵华的“预言”也得到了验证。即便如此，在淞沪会战开始之前，国内仍有日本不会将事态扩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议论。针对这一论调，中共再次指出：这不过是日本政界和财界一些人的“口里说说”，“实际上决无法‘牵制’日本军阀的鸿图”。后来，淞沪会战的爆发，再一次证实了中共关于日本军部侵华野心的论断。

　　不过，日本军部在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却与日俱增。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即指出：“在灭亡中国，准备世界法西斯强盗侵略战争，进攻苏联方面，军部可以‘统制’其政策，而命令任何内阁执行其意志，可是这一‘强制’的结果，唯有更益增强其国内的矛盾，主要是法西斯军阀———金融资产阶级联盟的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间的矛盾”，而随着这一矛盾的发展，日本人民阵线的兴起与酝酿，将会“日见扩大”。在中国方面，“和平团结局面的发展，人民抗日运动的猛进，国民党向抗日路上开始转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定的推动作用”，对日寇的侵略阴谋也将起到强有力的打击作用。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军部为集中全国力量，强调一致对外。但是，日本的一部分统治者，特别是财阀们已经意识到日本无法担负起一次新的大战，而随着侵略的扩大，日本的危机就愈加深刻，因而这些人对军部的拥护，“只是胆震心惊的拥护，他们与军阀的‘相克’是无法根本缓和的”。等到军阀们在“中国的‘断然行动’受了挫折的时候，必然又是日本统治者间的‘相克’重新尖锐的时候”。

　　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统治者间的矛盾果然尖锐起来。首先遇到的就是军部与财阀的矛盾。卢沟桥事变至1938年1月，日本政府三次追加预算，和原来总预算加起来总计五十四万七千一百万元。下一年度的预算案，据报是二十八万万余元，但对中国的侵略经费传闻已达四十万万元。这个庞大的数目，“老百姓固然是精疲力倦，就是资本家亦叫苦连天”，在财政愈益拮据的情况下，军部与财阀的矛盾只能是更加尖锐。其次，军部与政党的矛盾。在日本政友会和民政党中，大多数党员和一部分开明领袖对法西斯军阀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而“军事预算和总动员法案在议会中经过长期斗争才能勉强通过”和“法西斯军阀公开提出所谓合并一切党派为一个法西斯党的威吓”等事实，则是双方矛盾激化的表现。最后，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本军部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一部分军人为了缓和国内危机，极力主张“迅速结束中日战争，必要时甚或引起阁潮，俾军人(指稳健派军人)内阁组成后，即与中国开始谈判，冀能对付苏联”。当时日本陆相杉山元为消除军中这种情绪，特专门发表文告，谓“日本必须准备长期战争”。

　　除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之外，日本军部还面临着更加棘手的日本民众的反抗。“许多次成团的士兵公开表示不愿离开国土去异乡作战，大批组织的索夫团和索子团，今年二月东京七千五百人(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因反战运动被捕下狱，大批的作家教授和社会名流因反战而被捕，在战死和被俘敌兵日记中，不断发现厌战和反战的记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敌国民众和军阀间的矛盾和裂痕愈演愈烈”。

　　为解决这一困境，集中全国力量，日本军部又对其时的近卫内阁进行了改组，使后者完全变成了一个战时内阁。可是，这样一个网罗了众多军部人物的内阁，并不能解决日本内部矛盾，完成侵略中国的目标。这次改组一定程度集中了日本国内的战争资源，所起的作用却只是暂时的，即“只是一种咖啡针的作用而已”。因为日本军部虽然“千方百计去统制全国经济，去牺牲人民的生活，以便利其进行侵略战争，然而日本的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与轻工业必定因此而更急速的破产”。日本军部虽然“用尽一切力量去镇压民众，屠杀民众，麻醉民众，然而民众之反抗，敌国内在的社会矛盾，不但不因此而降低，反会因此而更加增长起来”。日本军部虽然“步趋德意，乘机进行种种阴谋，破坏世界和平。然而世界的和平势力，不但不会因为侵略者之猖獗而让步，反会针对侵略者之跳梁而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日本军部主导的这次内阁改组，“不是敌国统治之加强，而是敌国统治的削弱”。

　　此次内阁改组之后，日本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却依然不能令中国军民屈服，反而使自己陷入的战争的泥沼之中。这种长期的战争，正是日本军部所害怕的，因为“日本人少，国小，资源的缺乏，必然将在长期的和持久的战争中逐渐削弱和崩溃下去”。而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已经把“日寇牵入到泥沼中去，如像把一条蛮牛牵入泥沼中去的一样，但是它并不马上就会失败，还须要中国人民的坚持持久，不但不使这条蛮牛上岸，而且要使它愈陷愈深，到了那个时候，它不能自拔的时候，就将是它死亡的时候”。所以，“只要中国人民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加强自己的团结，增强自己的力量，必然能够在持久战中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而达到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

　　实事求是地说，中共报刊中的日本军部形象，因受意识形态、政治立场以及消息来源等影响，未必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将日本历次阁潮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简单化，过于强调日本军部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等。不过，整体而言，中共报刊所呈现的日本军部形象依然有其合理性，如军部在日本内阁更迭中的重要作用，日本独特的军事型法西斯以及军部的侵略野心等。而且，中共报刊通过对日本军部的报道，给了中国民众认识这一群体的机会，并揭露了后者的侵略野心。这在当时不仅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了舆论准备。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对日本军部陷入战争泥沼的强调，在全面抗战初期国内弥漫着“亡国论”的情况下，有坚定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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