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媛 | 全面抗战时期的儿童动员与乡村社会整合——以山东根据地抗日儿童团为中心的分析
2022-05-16 17:08:21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刘 媛，聊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 第2期

　　摘 要：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少年儿童组织，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儿童团是党重要基层群众组织之一，中共对儿童团的一系列组织动员工作围绕推动抗战顺利进行、开展根据地建设以及拓展根据地群众基础而展开。儿童团提升儿童地位、引起农村儿童生活的变迁，成为一种儿童生活生长的方式;儿童团促进山东根据地农村各阶层的流动，乡村社会的管理主体从地主士绅转向平民、贫农阶层，控制网络从宗法家族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群众组织，儿童团成为中共对山东根据地的乡村社会进行整合重构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山东根据地;抗日儿童团;乡村社会整合

　　山东抗日根据地覆盖范围广，所辖人口多且成分复杂，为巩固根据地政权，进行有效的长期抗日斗争， 山东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要求进行了广泛的民众动员，儿童团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的重要基层群众组织之一，从沿海的鲁东、胶东到内陆的鲁中、鲁南等地区，儿童团遍及沿海内陆和城镇乡村。本研究拟通过中共对儿童团的领导与组织，总结儿童团日常活动，以期发现抗日儿童团对山东抗日根据地传统乡村社会的整合与改变。

　　一、中共领导与组织下抗日儿童团的日常活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其中也包括儿童。1937 年 4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延安召开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通过《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规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会员为从 7 岁到 23 岁的愿意参加抗日不反对苏维埃的青年、儿童，把儿童吸收为青救会会员。1938 年 10 月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成立抗日儿童团并通过了儿童团的组织章程，规定 7 岁以上 14 岁以下的儿童少年都可参加①，抗日儿童团由此诞生。1940 年 3 月 3 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中央青委)做出《关于儿童工作的决定》，指出“各地青委要以儿童工作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要推动政府、教育界、妇女团体重视儿童工作”，规定“青委和青救会要加强对儿童团体的领导，现有的儿童团体要建立各级组织系统和独立工作机构” ，儿童团成为各根据地青救会领导之下的抗日团体。

　　1938 年胶东天福山起义后不久，一些十三四岁的男女少年便找到起义部队，要求参加抗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下属各路部队都组建了少年先锋队。同年 5 月徂徕山起义组建的部队在沂水县 20 多个村庄建立儿童团、少先队等。山东根据地的儿童团组织同样隶属于青救会，1939 年 5 月成立的苏鲁战区青年救国联合会设立儿童部，儿童团组织开始普遍发展起来，凡是八路军占优势的地区，在建立青救会的同时普遍设立儿童团。1944 年 7 月 1 日《山东省县儿童团团章草案》规定“凡年在七岁至十五岁的抗日儿童，不分男女，不分穷富，自动报名参加儿童团，遵守本团团章，服从本团领导，过本团生活者，都可当本团团员。”到 1945 年抗战前，“山东的儿童团员，发展到一百余万人”。

　　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组织系统进行社会动员，以更好地服务于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发展的需要。在革命战争时期，社会动员就是政治动员，目的是提高动员客体的思想政治觉悟，调动革命积极性。加入儿童团之后，儿童参与抗日活动经由儿童团这一平台搭建起来，然而单纯的组织工作难以持久联系儿童和维持儿童的热情，儿童团需要生动实际的日常工作，中共对儿童团进行的政治动员内容丰富，和儿童日常生活相契合。

　　《山东省县儿童团团章草案》拟定的儿童团工作有“( 一) 学习道理，认识字。( 二) 积极帮助家庭生产。( 三) 宣传抗战建国道理。( 四) 慰劳受伤战士，动员参军、归队。( 五) 慰问抗属，帮助抗属作活。( 六) 帮助抗日军队带路送信。( 七) 站岗、放哨、盘查汉奸。( 八) 捕捉害虫，保护庄稼。( 九) 实行卫生，锻炼身体。( 十) 组织全体儿童进行学习、生产、游戏。”其中第三、四、五、六、七项是儿童参与的抗日工作，第二、八项是儿童参加的生产活动，第一、九、十项意在促进儿童自身的成长，儿童团的主要活动也是围绕这三项内容展开的。

　　(一)儿童团从事抗日活动，推动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儿童团的抗日活动主要包括站岗、拥军、募捐、宣传等。站岗放哨是儿童团的一项重要任务，“儿童团, 真勇敢 , 站岗放哨抓汉奸。人到路口先别走 , 问问路条有没有。”这是当时流传于济南长清的儿童团歌谣，儿童团团员手持红缨枪，在村头路口轮流站岗，一来通过岗哨监视和传递敌情, 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二来通过盘查过往行人，严防敌特混入村中，侦察敌情捉汉奸。儿童团员具有较高的警觉性，莱芜县站里村 11 岁的儿童团员正在在街头站岗，有人问这问那，形迹可疑，他机智地用“石头打瓦”的信号报告

　　了自卫团，经审查果然是敌人派来的探子。 1945 年 8 月 15 日在抗战胜利之际山东省青联对各级青联各地学救会紧急指示“儿童团员更要认真站岗，严格盘查行人，防备奸细乘机混入破坏捣乱;组织起来代替成年人帮助抗属及出发民兵家庭的劳动;随时随地帮助军队，慰劳军队;随时随地进行宣传工作。我们要涌现千万个争取胜利的小英雄。”

　　拥军优属、募捐慰问以支援前线，是儿童团的另一项抗日工作。山东党组织在工作中总结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能够调动民众参加八路军的积极性，“哪里优抗工作做得好，哪里参加部队的人数就多。”组织儿童团团员帮助军属抬水、拔草、打扫院子等，“泰西肥城，曾有三千个儿童半天拾到五万多斤柴火给抗日军人家属。”儿童团常常挨门挨户进行募捐，或者在集市上演唱募捐，募集的钱、粮、物等以慰问品的形式送给军属或者伤病员，胶东、泰西的儿童还把自己的压岁钱都捐了出来。儿童团员的拥军优属工作为根据地民众树立了榜样，调动了民众参军的积极性。

　　儿童团团员支援前线的方式有很多，据山东抗日根据地长清县的儿童团团长谭钢回忆，他们为八路军制造弹药提供原料，搜集村民隐藏的枪支弹药和各家的铜器，1943 年物资紧缺时，谭钢所在村的 40 多个儿童团员搜集了迫击炮弹 2 枚，步枪子弹 30 余发，子弹壳若干，此外他们还在村里面抵制日货，号召村民不买洋布洋火洋油等，儿童团团员通过各种方式来支援前线，有的还直接参与对敌军事斗争，胶东某县的儿童配合青救会破坏敌人的交通、烧毁敌人的炮垒。泰西的三名儿童英雄在敌人“扫荡”时，凭着二十几颗手榴弹，三次打退了二三十名敌人的冲锋，泰山区的儿童还有游击小组活跃在敌人据点附近扰乱敌人。

　　进行抗日宣传，增强民众胜利信心，是儿童团的又一项重要工作。儿童团的最基层单位村团的活动中就含有组织儿童剧团、秧歌队等进行文艺宣传。1939 年 10 月成立胶东青联孩子剧团，足迹遍布胶东;冠县青救会有儿童剧团;胶东东海地区以儿童团长为骨干，成立“东海少年宣传队”，莒南朱家洼子村儿童团表演话剧配合动员参军。1940 年胶东 13 岁的儿童团员于恒嘉创作儿童剧《儿童团捉汉奸》，里面有一首《儿童团歌》：“站岗放哨，又当侦查员，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到，我们就跑，找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起枪刀，打退鬼子，把家乡保。”这首歌很快在胶东等地传唱开来。

　　1939 年 5 月成立的大众剧社，成员由抗日救亡运动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儿童团长、姐妹团长和学校中的青少年抗日积极分子所组成，他们绝大多数是十三四岁的“小鬼”和十七八岁的青年。该剧社活动的区域，以濮阳、范县、观城为中心，北到直南的大名，南到黄河南岸的鲁西南。他们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之歌》《游击队之歌》等曲目极具感染力，并组织儿童团、姐妹团、成人识字班等学唱，以激发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

　　“政治动员是群众工作的灵魂。政治动员越深入，群众认识越透彻，工作的开展也就越发迅速。”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抗战的宣传和动员，经由儿童团的组织，一方面儿童是宣传和动员的对象，另一方面儿童又成为宣传阵线的主力军之一，这种对抗战认识的进步，对胜利信心的提高，成为根据地民众所依靠的精神力量并转化为抗日的实际行动，推动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二)组织和动员儿童参与生产劳动，促进根据地建设的顺利开展

　　由于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造成根据地物资紧张，财政经济供给困难，1942 年 12 月，毛泽东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总方针。1943 年 11 月，又号召“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 只要是有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

　　山东根据地主要位于偏远落后的农村，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较为有限，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还要应对日军和伪军蚕食、扫荡、清乡等，导致根据地财政困难加剧。为了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黎玉 1943 年 10 月在山东分局群工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开展群众运动，鼓励进行生产运动，“制定家庭的生产计划，老头、八岁以上的小孩、青年、姑娘、媳妇、老太太都应有专门的分工和负责，在村子里面进行生产的宣传动员时候，让妇女、小孩去传播，召开村民大会动员，互相发起竞赛，争当劳动英雄，鼓动与提高其生产热情。”参照根据地经济建设需要，动员儿童参与各种社会生产活动。

　　儿童本属于被抚养人群，在山东根据地经济困难时期，经由政策因素进行调节，也参与到生产劳动中， 中国共产党通过儿童团这一革命化的儿童组织，调动儿童作为半劳动力的积极性，使其成为劳动力资源的有益扩充。儿童团参与生产劳动首先和拥军优属相联系，沂南隋家店中心小学的学生在校园内开地种菜、种庄稼，有七分之多。种有大白菜、萝卜、菠菜、豆角、南瓜和玉米等。秋后收益，一部分优待了抗属， 一部分救济了孤寡老人，余下部分学生平分。这样既锻炼了学生，又做了优属、敬老、恤贫工作。村中人人称道。鲁中教育处首长在一次文教工作会议上大加赞扬并号召各县大力推广。蓬莱县于家庄儿童团，发动儿童到地里拣麦穗，总共拣了七八百斤，分送给生活困难的军属。鲁西利用儿童团拾柴来帮助抗属，一次发动了一个拾柴运动，把拾得的几万斤柴赠送抗属，得到他们很大的欢迎。儿童团团员们帮助抗日军人家属生产劳动，改善抗属的生产生活，消除民众参军抗日的后顾之忧。

　　村团是儿童团最基层的组织单位，在《山东省县儿童团团章草案》中规定村团的工作之一是“动员团员积极参加家庭生产，组织儿童制订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及业余集体生产劳动等活动。”为此青救会注意领导儿童团完成拾柴、植树、放羊、放猪、拾粪等等家庭生产计划。经由儿童团组织进行的儿童生产劳动大多属于儿童团的集体活动，不再是传统农村单一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通过生产劳动，儿童的思想和行为被整合在共产党领导的集体性生产活动中，而动员儿童参加生产运动，可以提高根据地经济生产、资源供应整体效率与效益。“麦收的时候, 很多小学校的男女同学们, 为了帮助抗属、贫民收割, 自愿组织了麦收队 , 经过调查讨论以后定出自己的计划、劳作在田野麦地里。”牟海县一个 13 岁的儿童团长，春天带领 6 个不满 13 岁的儿童团员，在课余时间开荒 1.4 亩地，种上了地瓜和绿豆，秋天获得了丰收。据文登、荣成两县统计，1943 年两县儿童团员共开荒 260 余亩，租地 509 亩，全年生产收入折合钱币 140 余万元。 儿童从事生产活动，原本属于经济领域的农业生产活动，通过仪式性的动员被赋予意识形态领域的新鲜意义，成为共产党凝聚农村儿童向心力，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环节。中共通过让儿童制定生产计划、进行生产竞赛、组织生产活动的宣传、交流生产经验等方式，不仅获得劳动力资源的有益扩充，还使这一系列的生产活动成为一种抗战的动员方式，成为一种庄重的、仪式性的政治活动，儿童的生产、生活和抗战密切联系在一起，塑造和强化了儿童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重构了儿童的精神世界。

　　(三)组织儿童团员学习进步，增强儿童团员对共产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培养动员客体对主体的心理认同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动员的形式与方法，儿童团团员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进行军事训练等，儿童团的基层单位村团的活动就包括“成立儿童识字班、庄户学，小学生成立小先生队。”以此增强儿童的自身素养和政治思想觉悟，为实现儿童的组织化创造条件，“儿童也有了它的组织性。他们最喜欢抗日的小调，他们也成群结队的模仿抗战的生活。鲁南儿童曾逮捕三个汉奸，许多地方他们曾封锁消息、唱歌、募捐、慰劳军队。胶东学校儿童，每逢节日写信慰劳五支队。他们从天真烂漫的生活，逐渐成为杀敌、救国、反汉奸、解放中华民族的自觉的预备队了。”儿童团团章草案提出“有话大家说、领袖大家选、本领大家学、有歌大家唱、困难大家帮、游戏大家玩、有事大家作、有书大家读”⑨等八项主张，贴近现实并符合儿童身心发育特点，得到儿童拥护。

　　抗日儿童团最本质上是一种少年儿童组织，通过一系列教育方式对其内部的儿童个体进行教育，将抗战这一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植入儿童个体，并凝聚成团员们的群体价值观念，同时也拉近了儿童个体和团体的距离，拉近动员客体和主体的距离。“有青年组织的地方，就要有儿童组织”正是由于儿童团在县、区、村的广泛存在，使得儿童在家庭之外，有了更大更多的组织认同和归属感，儿童团、八路军、共产党对儿童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没有军队，就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就没有儿童团!’”根据地儿童“常常见到八路军的同志，比见到自己母亲还可亲，由于这种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 他们也得到八路军同志最大的帮助、关心、爱护和教育。”

　　团体的纲领规章制度能够约束儿童，团体意志可以影响儿童个人行为，儿童团内部团员们共同的抗日目标、工作任务等可以让团员们获得强烈的心理归属感和满足感，将个体的思想意识和团体的政治观念、价值规范等有机融合，形成良好的认同意识。《山东省县儿童团团章草案》规定儿童团的目的是“组织起来，过集体生活，积极学习，参加生产，改善儿童生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提高我们儿童的社会地位， 争取我们的幸福，努力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儿童团团员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有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民主、团结、勇敢、活泼”的作风又符合团员们的年龄特征。

　　通过儿童团团章、共同的革命任务等，对儿童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进行整合，进一步细化至具体的团员们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使儿童对儿童团这一组织具有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如果说传统乡村社会中儿童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主要来自于血缘、学缘关系，而儿童团则成为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儿童归属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共通过儿童团凝聚起儿童并使其认可和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二、儿童团巩固和拓展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儿童在根据地人口中占有一定的份额，对儿童进行组织和教育无疑能够巩固和拓展群众基础，儿童团活动获得群众认可，利于形成统一的政治认同。除了学习、生产、抗日之外，儿童团还参与减租减息、民主建设等党在根据地的工作，儿童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了自身能力， 增强了革命意识，也获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查减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检查减租减息政策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儿童团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1944 年 5 月莒南县委发动大店镇查减斗争，大店是莒南县最大的封建堡垒，地主集中，土地集中，尽管1942 年开展过减租减息运动，但不彻底，地主的剥削与统治依旧富有权威，查减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当时一般农民并不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苦难源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想要使农民上升到这一理性认识，需要通过宣传和教育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青救会、儿童团提出“青救会要在积极参加查减运动中扩大自己”的口号，首先在青年儿童中进行了查减教育。针对很多佃户害怕地主报复打击的情况，小学生、儿童团的宣传工作空前活跃，“他们首先在家中练习呼口号，然后到集上街上宣传，贴标语，并在会场门口向参加会的群众高呼：‘欢迎佃户弟兄们!’‘祝你们减租胜利!’会场周围并有男女同学向群众讲解标语。”地主家的子女，也被组织起来， 去动员自己的父母亲友，喊出“好地主要减租!”“不减租的要斗争他!”等口号，“减租的宣传传到大店每个角落，造成减租前紧张的空气及社会舆论。”目的是鼓动群众情绪，通过宣传教育使群众彻底了解“穷人养地主”而绝不是“地主养穷人”的道理，削弱封建势力，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

　　再如“在鲁西，每次反顽分子的斗争，儿童都能热烈的参加与响应。他们到处宣传解释，逢人便讲顽固分子的可恨。”中共通过儿童团将儿童动员起来广泛参与社会各种活动，经由儿童团的宣传、耐心的教育，启发群众觉悟，赢得更多支持，将多元价值整合为统一的政治认同，同时在宣传中整理扩大组织、巩固阵地，儿童团队伍也在查减运动中发展壮大，在宣传过程中用朴实的语言和行动拉近与群众距离，北村儿童团长动员鲁儿的娘，一进门打招呼“你吃饭啦?大奶奶。’看见缸里没有水，马上挑来一担水，再动员“让鲁儿参加儿童团吧，能识字拾柴查汉奸”。 ) 自 5 月 12 日开始到 5 月底大店查减斗争初步结束，二十天斗争中，儿童团员数目从原来的 118 人，增加到 266 人，二十天内发展组织了 148 人。

　　通过儿童团的宣传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传播给群众，使群众能够认可接受这种路线政策，中共的政治威信得以提升，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扩大，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儿童团日常工作中，中国共产党承担着主导者的角色，组织和动员儿童进行学习、抗日、生产等活动，能够较好地促进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激发根据地儿童的抗战信心和革命热情，获得广泛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基础。

　　三、儿童团提升儿童的社会地位，成为儿童的成长方式

　　在党的组织动员下，全面抗战时期山东根据地约有百万儿童加入儿童团，成为儿童团员，中共对儿童的动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儿童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在农忙季节以及根据地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生产建设，推动根据地经济发展;在非农忙季节，儿童团参与冬学、庄户学等活动，即当老师又当学生，提升了自身和根据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在军事斗争严峻时期，带路送信、站岗放哨、盘查汉奸，俨然成为抗日小战士。儿童自身的成长使人们改变了以往轻视儿童的观点。

　　儿童团日常工作与根据地实际结合，贴近日常生活，在根据地“举目可以看到妇女认字班的教员，常常是儿童团去担任。青年妇女们唱的歌，也常常是儿童团的团员去教。”儿童团员自身成长迅速，他们熟知党的抗日政策，各项工作富有成效。在长山县(今邹平县)韩家套村，清西独立营营长韩子衡让儿童团团长注意焦家桥据点敌人的动向，儿童团每隔二三百米便布置一个儿童团员割草拾柴，鬼子出动的消息几分钟就传到独立营营部，韩营长认识到“儿童团不可小看”。儿童团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何人都不能轻视儿童的积极作用，也不能存在鄙视的心理了。”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进行，儿童团成为中国共产党儿童工作的基本方式，旧有的从属于家族的儿童观，开始被新型的国家民族的儿童观所替代。由于长期受到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女童在传统乡村社会是低人一等的，但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很多女童主动加入儿童团，“他们的组织已不只限制在男孩子的圈子了 , 小姑娘们也都把脚放开 , 跑进儿童团去和男孩们一样的学习、一样的唱歌、认字、开会、做工作…… 在参加儿童团之后, 她们的母亲更喜欢她们了, 因为她们受到教育之后, 对家庭的帮助和生产更殷勤了, 她们往往把自己所学的，回家告诉她的姐姐、嫂嫂和母亲。”泰安县山阳村的女儿童团员王保瑛在抗战期间经常站岗放哨、传递情报，1945 年在她 14 岁时就被党组织吸纳为党员。莱芜县吕家峪村的丁鸣是根据地最早的一批儿童团团长，他在战斗中得到磨炼，14 岁参加八路军，16 岁加入共产党。儿童团既是中共儿童工作的主要方式，是动员儿童的方式，也是培养儿童的方式，还是儿童成长的方式。

　　此外从根据地实际情况来看，作为个体的儿童社会经验少，认知能力相对有限，文化知识极其匮乏， 而山东抗日根据地大多地处相对落后的农村，农村的信息传播手段有限，广播和电影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传播方式基本没有，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少，书本报刊也很少，很多儿童要帮助家庭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在这种情况之下，儿童团将儿童组织起来，成为共产党对儿童进行集中宣教的重要方式，对儿童进行时事教育、阶级教育、中国革命前途的教育，领导儿童参与生产活动、抗日斗争和宣传动员活动，在实践中使儿童获得生产生活技能，促成儿童爱国主义和抗战观念的萌发，儿童团的政治动员功能得以体现。儿童团的发展壮大，儿童的成长进步引起敌人的恐慌，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曾说“中国最可怕的是那无数充满抗日思想的儿童”，面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儿童团，敌人不禁哀叹“儿童都成了八路军”，儿童团团员在抗日斗争中英勇不屈，山东根据地“儿童团员及儿童干部被敌人及顽固分子残杀的，已不在少数。鲁西儿童曾被顽固分子整批的逮捕;清河的儿童还被敌人严刑拷打”，敌人的恐慌在于儿童团的存在妨碍其实现侵略目的，这恰恰也说明在中共领导组织之下，儿童团员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在思想和行动中践行着抗日儿童团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抗日儿童团显著的革命性和政治性深刻影响了传统乡村社会

　　儿童团推动传统农村阶层整合，成为重构乡村社会的一种方式。在中国农村，始终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权威阶层，以乡绅、地主、族长等农村的实际统治者和管理者为核心，以宗族、保甲等为依托，通过血缘、学缘、地缘、乡村伦理道德等网络体系维系着乡村社会的运行，有雄厚的统治基础和统治经验。抗战时期， 中共在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劳动互助、三三制等政策，削弱地主、士绅等特权阶层在乡村的统治势力和经济基础，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上层建筑发生变革，处于新旧体制更迭阶段，旧的社会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尚在形成过程之中。此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组织纷纷建立，承担并代替了原有组织的社会功能， 作为基层群众组织之一的儿童团，成为中共改造原有乡村运作体系的重要途径和新的社会整合体系的组成部分。

　　儿童团的成立促进农村各阶级、阶层之间的流动与整合，平民、贫民家庭的儿童获得更多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莒南一儿童团长吴希荣说：“全庄能上学的小孩，不管穷富，没有一个不识字的，过去穷人哪敢进学屋门。”临沂南关的回民孩子许林回忆他在日寇时期上学光挨打，除了阔主(少数有钱有势的人)，没人敢上学，八路军来了之后，老师不打人了，没有钱的小孩也都能上学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社会的阶级、阶层体系是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各阶级、阶层的流动性不大，儿童团运动打破原有的社会阶层序列，提高下层家庭儿童的社会地位。

　　儿童团保障儿童民主权利的获得。在冲击封建等级制度、清除封建特权势力的同时，赋予儿童民主权利，儿童团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在改造下级政权撤换村乡长时，儿童团表现最活跃。鲁西儿童团为争取儿童团的合法化进行示威游行;胶东儿童团因为先生不让唱救亡歌曲、不教学生国防课本而进行全体罢课，迫使这位先生去职;湖西有儿童因唱救亡歌曲被顽固县长打了一顿，儿童团去县政府请愿并坚持斗争直到胜利，县政府最终准许儿童唱救亡歌，赠与一面旗子并承认儿童团的合法性。

　　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的整合与重构。为提高根据地民众的文化素质，在村中路口或民众常常聚集闲谈的地方设置识字牌，“识字牌设置以后，一定要有儿童团员、小学生或自卫团员轮流看守，对来往行人或聚集闲谈的民众负责教给他们认，讲给他们听。”儿童团员们成为教成人识字的“小先生”。1941 年 2 月 22 日的《大众日报》刊载一首歌谣，反映鲁中南一带识字牌的流行：“二牛不识字，心中多苦恼，一天去赶集，路经刘家堡，站岗小孩拦住路，二牛要走走不了。小孩指着小黑板，对着二牛把他教。这里有个识字牌，为的叫咱来识字，你若认得放你走，若不认得我来教。二牛听了哈哈笑，这个办法真不孬。马上学来不费事，不多一会学到了。到了集上去宣传，走路识字真正好。到处挂上识字牌，庄庄都学刘家堡。”

　　儿童团团员变身为教大人识字的“小先生”，这不仅是对传统家长权威的质疑，还是对基层乡村社会的改造，儿童从家长、宗族等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抽离出来，儿童的社会关系更普遍地反映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儿童团员。儿童加入儿童团的深层意义在于乡村民众摒弃旧有的以家族为核心的儿童观， 使这种观念产生凌乱和断裂，基层家族控制网络效力减弱，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力量和思想意识深入乡村基层。儿童团参与的查减运动、反顽运动、识字牌运动等，对儿童自身和群众进行了阶级教育，在组织和动员中达到“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大多数的目的，整理、提高和发展党和群众团体”，在政治上削弱了地主阶级，适当改造了政权，树立真正的基本群众优势，群众组织承担取代了旧有组织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建立起各种以工、农、商、妇、青、儿为主体的组织，这些组织建立使乡村社会的管理主体从传统士绅阶层转向平民、贫农阶层，乡村社会的控制网络从宗法家族转向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共领导下的儿童团不仅是根据地少年儿童的成长方式，也成为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重构的方式。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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