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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赓泉:我是黄埔一兵
2018-11-07 15:41:16  来源:《黄埔》杂志  点击:  复制链接

  在宁夏有一位黄埔老人,名叫苏赓泉,如今已是百岁之龄,他最爱称自己是“黄埔一兵”。

  苏赓泉,民革党员,生于1917年8月17日,1939年11月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七分校第15期步兵科。他是一名抗日老兵,也是宁夏健在的黄埔同学中的最长者。老人百岁生日前夕,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一行人,驱车来到中卫市,为他送去祝福。苏老家住在中卫市区临街的一栋楼上,当我们敲门时,屋里早早应起:“来了,来了!”声音爽朗。为我们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满脸笑容:“快请进,请进。”边开门边把我们往里屋让。这时,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出现在了卧室门口,向我们挥着手,笑呵呵地打着招呼,还把同学会工作人员的名字一一叫了出来,我不由得暗自称奇。闲聊间,感觉到老人口齿清晰,思维清楚,几乎让人忘记他已是百岁之龄。苏老住的是一栋两室两厅的房子,家里略显俭朴,但收拾得整洁有序。刚刚给我们开门的是他的儿媳妇,一位勤劳实在的农村妇女。在大家的簇拥下,老人在书房里落座,书房临着街,窗外楼下人来人往,十分热闹。

  “苏老,外面这么吵,影响您休息吗?”

  “不,我不怕吵,我喜欢外面的人流。”

  老人边说边抬眼望向窗外,此刻略显混沌的双目瞬间变得深邃悠远。我无意中看到面前桌上一张白纸上写着这样一句诗:“坐看窗外人流涌,忘却身外万事幽。”这是老人的亲笔,笔下虽为忘却万事,但事实上却生活在对悠悠往事的回忆之中。

  看到苏老今天精神不错,大家纷纷请他讲讲他的故事,他没有迟疑,带着浓重的中卫方言开口便说:“我是黄埔一兵!”随着他低沉的语调,一幅百年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画卷里一个身影时而踽踽独行,时而在人群中慷慨陈词,时而一身戎装在战火中穿梭。空间在变换,时光在流转,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带到了久远的过去……

  幼失至亲 尝尽世态炎凉

  “人皆有母,惟我独无;人皆有父,惟我独无。我是失群的羔羊……”百岁老人提起自己的出身不禁泪流满面。那是1920年的初冬时节,冬季的夜晚来得很快,昏暗的油灯下苏赓泉的母亲张氏挺着9个月的大肚子,安顿年仅3岁的赓泉刚睡下,突然间从大地深处传来隆隆之声,好似巨大的石碾子从天边滚来,随后地动山摇,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来临了。瞬时,土坯屋就像巨浪中飘摇的小船般剧烈晃动起来,情急之下,张氏一把抱起赓泉向屋外跑去,虽然母子没在地震中受伤,但张氏因惊慌动了胎气,胎死腹中,难产去世,年仅20岁。在苏赓泉10岁那年,曾任宁夏烟酒税总局局长的父亲苏芬和大伯苏英,被人诬告入狱,父亲不幸在兰州狱中病逝,家人倾家荡产把大伯赎了回来,自此,一个大家族走向分崩离析。双亲离世,家族败落,苏赓泉在年逾70岁的奶奶和继母高氏的照料下渐渐长大。

  1929年秋天,苏赓泉上高小五年级,宁夏举办全省学生运动会,学校选拔苏赓泉为武术哑铃队员赴银川比赛。历时半个多月,当苏赓泉兴高采烈地捧着奖品回家时,却不料家中已生变故,继母高氏趁他离家时改嫁。年仅13岁的苏赓泉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无奈之下只得寄宿在姐姐家里。转眼又是一年秋天,此时的苏赓泉小学毕业,继续读书或谋求生计,都无着落,苏赓泉就像秋天飘飞的树叶般无处可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他倍感孤独的时候,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二哥苏景泉来信,让他到北平去读书。

  很快,苏赓泉约了同学温宝玺、王松峰一起去北平,几个十几岁的孩子从银川乘木船顺黄河漂流而下,到包头再乘火车,历时3天终于到达北平。哥哥给苏赓泉联系的学校是香山慈幼园,是清末名士熊希龄创办的一所慈善学校。至今苏赓泉还记得哥哥带他去拜见熊希龄行叩头礼,熊先生写推荐信让他去香山慈幼院报到的情景。香山慈幼院建在颐和园万寿山阴,紧靠玉带河,学校周围树木葱郁,风景幽雅。可惜,苏赓泉在这里学习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大量的流亡学生流入平津,人心激愤,苏赓泉思想上也产生了很大波动,一时退学,后又进入通县的潞河中学就读。

  辗转求学 亲历爱国运动

  在北平最让苏赓泉感到温暖的是宁夏旅平学生会。苏赓泉在北平一下火车就受到宁夏旅平学生会的热情接待。宁夏旅平学生会是来自宁夏银川、中卫、吴忠、平罗等地的学生为了联络感情相互照顾而成立的组织。在这里,苏赓泉结识了许多对他一生产生极大影响的人,印象深刻的有雷启霖、张子华(原名王绪祥)、袁金章、姚启圣、梅无暇等。虽然这些人都来自宁夏,但思想却有很大分歧,有的人主张读书救国,有的人主张走出课堂革命救国,形成了“鲁迅派”和“胡适派”,后来引发学生会分裂,以“胡适派”为首的梅无暇、苏景泉等退出了学生会,而“鲁迅派”的袁金章、雷启霖等组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并时常组织学习活动。

  苏赓泉说:“那时,我和温宝德几个同学年龄尚小,在学生会学习开会时间我们常常在会场外假装玩耍,实际是放哨,掩护他们开会学习。那时候,在张子华和孙殿财领导下,学生会还组织了‘反帝大同盟’,并出版《银光》杂志,宣传马列主义。1933年,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认为宁夏旅平学生会有共产党嫌疑,将学生会同学全部逮捕,后经营救才获释,从此,学生会活动转入地下。”

  1934年,苏赓泉已经升至潞河高中,日子过得充实而平静。可惜好景不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了冀东自治政府,局势急转直下,学校的正常军训、升旗仪式等被叫停,校内外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中。时隔不久,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潞河中学停课。苏赓泉找到了在北平西北中学上学的堂兄苏印泉,相约参加学生运动。12月15日晚上,西北中学接到学联会(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游行请愿的通知。

  “这是我人生中特别值得回忆的经历,只有你身处洪流,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爱国。”老人对自己的这段经历记忆深刻,平静的叙述中充满怀念。

  “我和哥哥得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一夜合不拢眼,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同学们集合起来手举小旗向宣武门进发,走到宣武门时,大门已被军警关闭,此刻,城外的清华、燕京等大学队伍相继赶到,于是游行队伍汇合一道向地安门行进,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这时队伍渐渐慢了下来,我抬头看时发现前面路口黑压压一片军警,有的手里握着消防水龙头,有的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有的则是大棒。队伍此时并没有停下来,前面的同学迎着水龙冲上前去,这时大批军警抡起刀背、大棒冲进学生队伍,许多手无寸铁的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队伍大乱向后撤退,军警则对跑散的学生不停追打、围捕。混乱中,哥哥跌倒受伤,我一把拉起他向后跑去,一直到黄昏时分才返回住宿的甘宁青会馆,这时会馆周围已经布满了暗探,住在这里的学生一切行动都处在了监视之中。”

  因为时局动荡,苏赓泉已无法在北平安心读书。1936年春天,苏赓泉回到宁夏银川。此时,宁夏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凡是北平归来的学生,都被视为嫌疑分子,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捕。好在苏赓泉二哥的好友在银川实验小学任校长,苏赓泉得以在实验小学寄宿,后来被推荐当了老师。

  国难当头 受训黄埔军校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局势更加动荡,苏赓泉在实验小学的教职也被停止。那时,实验小学的同事中有不少进步青年,有些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虽然苏赓泉并不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但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他的内心十分向往革命。9月的一天,百无聊赖的苏赓泉独自行走在大街上,突然一驾马车从他面前驶过,车上闪过一张熟悉的面孔,他就是在北平相识的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张子华(原名王绪祥,共产党员)。

  “我当时心里十分激动,差点张口喊了出来。后来我通过另一位熟人辗转联系上了他,才知道他到银川是代表八路军总部与马鸿逵洽谈合作事宜的。此时,我萌发了去延安的想法,并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张子华,张嘱咐我:马鸿逵的关卡监视很严,不能和他一起走,以后可以从别处绕道前往。有了这次接触,去延安成了我的一个心思。当年春节过后,我决定付诸行动,于是将自己的5亩田产卖给六叔得了50块大洋,打算从兰州经西峰去延安。临行前,恰逢小学同学史郁文、夏文俊两人打算去兰州投奔191师师长杨德亮从军,于是三人结伴而行。路经一番周折,三人到了兰州,找到了在191师当译电员的小学同学李敬宝。老同学相遇自然是无话不说,当李敬宝问我此行目的时,我毫不掩饰地回答:‘想去延安,参加抗日!’听了我的话,李敬宝劝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不去延安还是一样,现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在兰州招学生,你们一起报考军校吧,将来毕业后当军官带兵参加抗日,何乐而不为?’李敬宝的一番劝阻,使我产生了权宜的想法,不料这一动摇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经李敬宝介绍,我们三人报名参加了军校考试,均被录取。第二天,三人就去报到了,学校设在兰州市东门外教场营房,一到营房门口就看见一幅醒目的对联,上联是‘升官发财,行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此门’,横批‘革命者来’。我们报到后被编入第3总队第5大队3中队第2区队6班学习。我们三人编入了同一班,全班共16人,分为机枪组和步枪组,机枪组6人,步枪组10人,每班领到机枪1挺,步枪10支,我是步枪组,领到步枪1支,子弹200发。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军校生活。军校的学习、训练都十分严格,特别是为期3个月的入伍生生活更是紧张忙碌,每天的时间被政治学习、军事学习、制式训练、野外战斗训练等科目排得满满当当。这里任教的既有进步人士甚至共产党员,也有旧军阀。有一次,教官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时,我发现教员是我在银川认识的曲一舟老师,我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于是,下课后我去找他,交谈一番后得知他在兰州西北训练团任教,这时,我又萌发了去延安的想法。在这不久之后,我们学习德国造20发手枪的使用,区队长教我拿枪姿势,我没有拿稳,枪口晃动了一下,区队长暴怒,当场在我胸口狠狠捣了一拳,打得我眼泪直流,半天直不起腰。当天夜深人静时,想起我初入队时,区队长对我进行政治考察谈话的情景。他问我:‘你都读过什么小说?’我未加思索就回答:‘读过《水浒传》《阿Q正传》等。’听到这里,区队长向我投来质疑的眼神,因为那时读鲁迅的小说就意味着思想有问题。想着这些,心里越来越不舒服,再次萌生了去延安的想法。那是5月的一个夜晚,天空下着毛毛细雨,我肚子不好晚上出来上厕所,突然大队紧急集合号吹响了。当我从厕所出来时操场上已是空无一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我跑到围墙边想越墙出去,却不料平时看起来坚实的围墙因为雨水浸泡变得十分疏松,根本承受不住攀爬的力量,几次快要爬到顶就摔了下来,最后不得已只能悄悄回到宿舍装睡着。第二天队伍回来后,我没参加训练的事惊动了队长,被关了3天禁闭,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我们3个月入伍期满后,我去西北教导团找曲一舟老师,不料他已经离开,下落不明,去延安的路再一次断了。”讲到这里老人神色黯淡,神情中透露出无尽的懊悔。

  “军校生活中另一件记忆深刻的事是目睹了空战奇观。”老人话题一转,继续着他的讲述。“那时作为战略后方,兰州经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一次我们在黄河边进行野战训练,突然听到日本鬼子飞机轰隆隆飞来,大家赶紧到掩体躲避。但敌机已经发现了,一阵机枪子弹扫来,在我们脚下打得泥土四溅,好在无人受伤。飞机过后,大家在掩体上看见大片弹孔,有好事的同学还从弹孔里挖出硕大的弹头。也不是每次都受日机的欺负,另一次训练时,大群的敌机飞来,天空一片昏暗,声音震耳欲聋,大家连忙寻找掩体躲避,正在这时,从另一边飞来一群苏联支援我方的战机,其中一架直扑入敌机编队,一阵机炮响过,日军长机被打得黑烟直冒,既而从空中坠落,火光冲天。大家也忘记了害怕,站在那里一起拍掌称快!后来得知,此役空军取得了击落日机9架的重大战果,堪称大捷。”

  军校的日子忙碌而紧张,转眼到了毕业的时候,老人对当年毕业典礼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们军校生活由一次别开生面的升旗仪式作为终点。那是1939年8月末的一天,下午军校15期4个纵队,在校部操场上举行了毕业典礼和阅兵仪式。晚饭后接到命令:晚上两点起床,3点钟队伍出发,到终南山五台山庙举行15期学员结业升旗典礼。天快亮时,我们到达了集结地,此刻细雨纷飞,寒风瑟瑟,穿着单衣的我们冷得浑身发抖。这时,山上传来了长官讲话的声音。记得有这样的句子:‘今天2000多同学下山了,下山收复失地了’,‘敌人听了摇头、汉奸听了害怕,同胞听了高兴。’随后学员们唱起了校歌,一瞬间,山上山下歌声此起彼伏,声震山谷。”

  毕业后,苏赓泉被分配到杨德亮的42军预备第7师21团1营1连作见习排长,连部驻在陕西马嵬坡。

  抗击日寇 铁血无悔

  “我们在马嵬坡驻了两个多月后,就奉命开往甘肃陇南张家川一带驻防。1940年5月,我团奉命到清水县追剿西岐县起义回民军,不料战斗中右腿中弹。养伤中想起自己曾和同学私下交谈,誓言将来绝不参加内战,而今却在内战中负伤,心里极度自责。这时,我想退伍,继续完成学业去上大学,并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医院管理伤兵的政治主任沈某某,希望以残疾军人的身份,请他保送我去上学。后来,沈主任告诉我,保送我上学可以,必须承担一个任务,在他们规定的时间,反映学生的思想活动情况,有没有共产党。言下之意是让我当特务。当时,我就想自己的父亲被别人陷害致死,今天我怎么能去陷害别人呢?而且当下是国共合作时期,理当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自己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去干这种事。于是我拒绝了沈主任,毅然回到了部队。”

  回到部队后,苏赓泉参加了为期一年的七分校战术研究班,之后因不满团长的军阀作风,调到新41师,在新41师20团1营2连任连长,他所在部队一度开赴抗日前线,实现了他参军的初衷。

  “那是1944年深秋季节,我所在团接到命令开赴陕西韩城,拨归驻韩城暂编26师守卫黄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十分兴奋。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能够开赴前线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干上一场,也算是了却了我当年投笔从戎的夙愿。随后,部队从平凉出发徒步到宝鸡,转乘火车向东前进。官兵们一路上高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伴随着滚滚的车轮声奔赴前线。”讲到这里,老人因为兴奋而面色红润,声音也高了起来,最后竟不由自主地唱了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歌声慷慨激昂。这一瞬间,老人似乎已不是年逾百岁,仿佛又成了那个血气方刚、雄姿英发的青年军官。

  平静后,老人继续娓娓道来:“火车到站时夜幕已经降临,由于灯火管制一片漆黑,不远处潼关方向炮声隆隆。部队下车集合后立即沿着公路连夜向朝邑县前进。由于这里与敌人已呈犬牙交错态势,随时可能遭遇敌人,部队白天就地潜伏,夜间行军,就这样昼伏夜行,第三天到达韩城。到达集结地后,我团接到命令以郃阳为中心,沿黄河西岸防守,我所在连驻守下阳渡口。白天为防御敌军炮击,只留一排兵力驻守,其余撤到附近村庄隐蔽,晚上又回原阵地,以防止敌人汽艇偷渡。我们在这里驻防长达半年之久,1945年4月,师部所属的3个团,要各抽一个连去河南洛阳附近招收新兵,我团抽调我连前往。我们乘车到蓝田县进入蓝田浴谷,经商县到达河南西峡口,过了西峡口就是敌占区,我们沿公路昼伏夜行至镇坪县以东陇海线附近潜伏下来,通过秘密通道接收新兵。在这里潜伏两天中,经常有日军巡查铁路的电动车打着探照灯通过。第三天晚上,情报部门传来紧急消息,洛阳方面的日军正向我方开动,可能向我发起进攻。我们决定立即后撤,那个夜晚没有一丝月光,大家跟着向导高一脚低一脚急速后撤。等我们到西坪镇时,敌人的先锋部队已经到达,与我防御部队展开了激战,顿时枪声四起,敌人的迫击炮弹从我们头顶呼呼掠过。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我的不远处,我卧倒稍一迟缓,只觉得像有人迎面推了一把,我仰面倒地,清醒后感到右胸口一阵剧痛,鲜血渗透棉衣流了出来。卫生兵见我负伤,急忙跑过来,解开棉衣一看,一枚弹片透过棉衣穿入右肋骨缝隙,所幸未伤及内脏,赶紧用绷带将伤口处缠了个结结实实。因我部不属此次战斗序列,被命令撤出西峡口。就这样,我被抬在担架上,向后方撤去,一路上听到枪声越来越密集,知道战斗规模在不断扩大。后来,获悉此次西峡口战役中,我军击毙敌人数千,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在商县治疗了近两个月时间,终于康复,回到驻地时已是中原大地的麦收时节。此时,日军已势如秋后的蚂蚱,无力蹦跶,黄河防务也呈现休止状态。”

  不久,苏赓泉所在师奉命载撤,连以下军官全部移交给78军,连以上军官到西安军官总队报到,集训等候安排。在军官总队住了半个月左右时间,苏赓泉被调往165师,在团长戴克北、营长冯玉培的带领下暂住西安市。

  “1945年8月15日日落时分,忽然城里三声汽笛长鸣,随后鼓楼上的广播传来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日本宣布投降了!我们听到后,立即欢呼着冲上街头。一时间,大街上人潮涌动。人们高呼着:‘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许多店铺燃起了鞭炮,喜庆的声音响彻了西安上空。如今回想起来,我为自己见证了这个伟大的时刻倍感自豪。”

  反对内战 激流勇退

  抗战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内战的漩涡又席卷而来,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军人一样,苏赓泉也陷入了纠结之中。

  “那时我被任命为165师495团1营2连连长。接任时,营长告诉我,连队的主要任务是守卫这一带的防共线,封锁物资来往。我连守卫的地方叫呵罗寺,北面是一条很深的山沟,山沟的一侧是平原,这里住有20余户人家,由保长管理,据保长说,对面驻有八路军的一个营。而我连的驻守地是双方运送物资的必经之地。仔细分析研究了局势后,我与部下制定了‘互不侵犯,和平相处,互相来往,秘密沟通,严防泄露’原则。这一原则执行得非常好,也使我们与驻地的村民和睦相处,数月之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了1946年6月,我连被调离。此后,我们与当地的游击队之间有过零星冲突,我每次都让部下提早放枪,以惊扰为主,基本避免了正面交锋。”

  1947年3月,苏赓泉所在部队奉命向延安进发。延安地区山大沟深,部队行进困难重重,而解放军地形熟悉行军迅速,往往是等他们赶到时解放军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就这样在人困马乏中,国民党军队先后在青华砭、蟠龙镇战役中连受重挫,军心动摇。

  接着老人给我们讲述了促使他决意退出战场的故事:“一次,上面传来命令,瓦窑堡的第1军31师被解放军包围,让我军星夜驰援,可惜当我们赶到时,该师已经被歼灭。天亮后,师长命令我团从瓦窑堡西面上山搜索观察解放军动向。我们登上山头,四处瞭望,只见山脚下一条山沟,沟中央却有一颗树独自挺立,用望远镜向对面山头看时,发现对面的解放军也正在观察我们。我正拿着望远镜想看得更清楚时,忽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沟底飞来,击中了我棉帽上的青天白日徽章,帽子里的棉花四散纷飞。霎时,刚才沟底的那颗树倒了下去,3个解放军向西飞奔而去。原来这是解放军的狙击手,好在这一枪稍高了一点,要不然我就要留在这大山里了。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白天发生的事情,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着自己没被日本鬼子的炮弹炸死,要是死在内战的穷山枯岭,就太不值得了。于是,暗下决心,一定想办法不再参与内战。说来也巧,第二天竟然发起烧来,起初尚能坚持行军,后来路也走不了,马也骑不了,只能被抬在担架上行军。于是团里让我到后方医院治疗,我便离开了延安的战场。”

  此后的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苏赓泉也随部队由陕西转战到四川。1949年11月,在成都附近的双流镇,他所在军3个师和军部一起放下武器投诚。从此,苏赓泉的军旅生涯宣告结束。

  教书育人 倾尽余辉

  投诚后,苏赓泉等100多名连以上军官被送到军政大学直属教导总队学习改造,其间,声明脱离国民党。经过为期一年多的学习改造,1950年底,苏赓泉回乡就业。

  “1950年12月底,我在武汉西南军区驻汉口办事处领取了棉衣和回家的路费,登上西去的列车,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1951年春节后,我来到银川找工作,拜访了原来在北京上学时认识的袁金章和潘钟林先生,他们两个带我到省政府拜见了宁夏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孙殿才。孙殿才对我十分关心,当即打电话给文教厅厅长吴友文介绍我从事教育工作。并亲笔写了推荐信,内容我至今还记得:苏赓泉过去思想比较进步,可以参加工作,请你安排。凭着这封推荐信我参加了省里举办的小学教师教育研修班。结业后被聘为中卫第二小学教师。有了安稳的工作后,经同学介绍认识了妻子李淑英,婚后很快有了孩子,多年的漂泊生活终于结束。在学校,我一心扑在教学上,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后的运动中我未能幸免,其中甘苦一言难尽。”

  “1979年3月,万物复苏,春风吹到宁夏大地。我也摘去了头上的‘帽子’,被聘为西园中学教师。12月,政策进一步落实,我得以享受退休待遇,后来住房问题也得到解决。这一年,我虽然已经62岁了,但的确感觉到这是自己生命里的第二个春天,此后的时光里做了许多自己感到满意、得到各方认可的工作。1985年,应中卫城建局邀请参与编写《中卫县地名志》,历时半年。8月,中卫县政协创办业余中山学校,招收高考复读生,我担任高中文科班和初三班班主任,使许多人圆了大学梦,受到社会好评。”

  “1986年1月,我被吸纳为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宁夏联络组会员。1987年加入民革,这是我政治生命的重新开始。记得1987年12月20日,中卫黄埔联络组成立,到会的领导、同学20余人。会议由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宁夏联络组组长匡俊连主持。在会上,新老朋友们围绕‘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回顾历史,共叙友情,其乐融融。作为一名普通会员,作为黄埔一兵,多少年来我每次都盼望着开会学习,在这里有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语言,有我们共同经历的生活,有我们的情谊与快乐。时光飞逝,转眼30年又过去了,组里的同学相继离去,中卫市只剩下了我和门祥临(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两人。至今,我们之间还经常联系,嘘寒问暖。虽然有时两人在电话里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但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听到声音,心里就非常高兴。这么多年来,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宁夏黄埔军校同学会每逢节日雷打不动的慰问,为我过生日,帮我解决生活困难等等,令我由衷地感动,我这个普通的黄埔一兵感到了被尊重、被关心的温暖。在此,对长期关心我的有关部门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时祝愿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美满。”

  “我是黄埔一兵”——百年的人生征程,苏赓泉对国家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已深深镌刻入他的生命。如今,这种精神展现的是对过往的从容与超然,是百折不挠的坚韧和乐观,是挥之不去的爱国情怀和感人肺腑的人间温情。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07 15: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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