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延年：旗开得胜——记西安事变后成都“民先”的公开宣传活动
2018-09-04 09:13:07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12月19日中午，我得到“民先队”部的通知：下午四点到三桥南街日新印刷厂接受任务。到时我去了。在街头见到几个曾经在—起搞抗日救亡活动的青年，彼此会心地莞尔一笑，作为招呼。一会儿，有同志把我引进印刷厂三间门面的门市部后面，交给我早已包卷好的印刷品，交代工作任务，叮嘱我要小心大胆地行动，听完，我当即提出自己拟想的做法，得到允许。我出来与同分配到当时最繁华热闹的春熙路一带工作的叶兆麒、屈义生两同志约定，先在春熙路碰面，各自把印刷品掩藏在身上，分头出发。我绕道去春熙南路益智茶楼时，叶、屈二同志早已在茶客中占了一桌，嗑着瓜子。我们假装大声谈笑，然后在茶客的喧嚣中研究了工作，之后才分头到各自的任务区去。我是分派到春熙北路、商业场、总府街的十字街口。这里平时就是行人拥挤的地方，那天是星期六傍晚，人群更是摩肩接踵，如川流河涌，我站在春熙北路与总府街转角处凤翔银楼下等待号命。没过一分钟，街灯一亮，这也就是行动号令下了!我立即把藏在衣内已撕去包装纸的印刷品拿出来，一张一张往过往行人面前塞去，俨然是平时街头常见的卖药品的人在散发宣传单子。一卷《宣言》很快散完，我又跨过街心在对门转角处散发。但我身上还有两卷，必须完成任务。其时一位警官正巡逻街头，向我迎面走来。于是我一面散发，一面拿出身上的两卷，走下街沿，向警官说：“这是我们成都学生对西安事变表示态度的传单，请你帮助。”那时，每星期六晚上，成都私立弟维小学的童子军(学生)，都要在春熙路来维持交通秩序。警官听我说了，接过我手中的两卷《宣言》，顺手招来童子军，叫他们帮助散发。我便不客气拿过警官手中的白铁话筒，在街心大声地、言简意赅地讲演起来：“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几十年来都想吞灭我国，几十年来地不断侵吞、压迫、强占，现在已快夺去半个中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抗日救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我们成都学生的《宣言》，请同胞们仔细看，多多想，广为宣传。只要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我们一定胜利!”警官微笑地站在我身边听我讲演，童子军向四面簇拥的人散发传单。我大步跨上人行道，在人流中观察，有的人边走边看《宣言》，有的人拿在手中。我慢慢踱到商务印书馆与叶兆麒、屈义生再次会合，相视一笑，分道回学校去。记得叶兆麒同志是负责春熙西路、南路及游乐场三益公一带;屈义生同志负责智育电影院、新民电影院、京剧院及春熙东路等处。他们散发了传单，发表了讲演，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我身上还留下两张《宣言》。回到学校，用鸡蛋清张贴在学校公布栏，另一张贴到升降旗的旗杆上。第二天，学校惊恐忙乱了一大阵。不两天后，在“民先队”员的每周小组生活会上，大家交换意见，总结经验时，知道了许多同志都机智勇敢地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仅在成都的主要街头、公共场所、学校、机关散发或张贴了《宣言》，连那位于南门二巷子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大门口，也贴上了学联的《宣言》。我们这群“民先”和学联的新兵，在组织领导下，初次上阵就旗开得胜。

　　这一行动，不仅对广大人民进行了宣传教育，使他们更加认清当时国家的政治局势及我党正确的方针、政策，也给了国民党狠狠一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老爷们，以为在他们早些年的屠杀、逮捕、迫害、破坏下，四川已无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了，是他们可以任意倒行逆施的一统天下了，不料却出现了这一行动，所以他们惊恐地叫嚷：“没估计到成都共产党还有这样大的力量。”于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立即以伪造的“学生救亡锄奸团”的名义，印发了标题为“抗日乎?赤化乎?”的传单，攻击学联的《宣言》的巨大影响。他们还命令各大、中学校的训导长、训育主任、军训教官等，追查散发传单的“赤色分子”。但在广大爱国学生的掩蔽下，他们的企图并没得逞，“民先队”和学联经受了这场斗争的锻炼，更加壮大发展起来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9-04 09: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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