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华:女,1921年生,江苏宜兴人,1937年参加工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以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辗转于江西、江苏、四川、河北、山西诸省,先后在国民党32军医务部、32军下139师工作。1939年被中共地下党吸纳到敌后抗日演剧二队工作,从此在阎锡山主政的山西敌占区,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抗日宣传、统战和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她与丈夫史平(时任抗日演剧二队党支部书记)相识相恋,并于1946年结为伉俪。1949年,吴华与丈夫双双随军南下湖南,先后在益阳地区团委、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党校、长沙市委组织部、湖南省政府机关党委从事妇青、党群和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衡东干校,1972年落实政策后分配到长沙有色金属设计研究院,1983年离休。
史平:原名史观济,史鉴,安徽马鞍山市人,1918年10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早年就读于上海麦伦教会学校,受到良好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后,胸怀国难家仇,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话剧队,在国统区工作。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到达延安,三个月后被派到山西国统区工作。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致力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5年1月,他与演剧队部分同志被捕入狱,在长达一年多的牢狱生活中,不屈不饶,坚持斗争,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被捕同志一律无条件释放。1949年3月,响应党的号召随军南下。1949年8月到1953年4月,先后担任益阳地委青委书记、专署教育科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统战部副部长、益阳县委书记,为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各方工作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调至长沙工作,先后任省委办公厅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农村工作部、农村政治部副部长、中共湖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农办副主任等职,1992年离休,1995年病逝。
一、日寇侵华家国碎,花季离家图救亡
我的老家,在江苏宜兴。我的家庭不是很富裕,兄弟姊妹四个,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爱国青年抗日激情高涨,当时青年走出家门参加革命、打日本是很正常的现象。那时候我还小,只有16岁,也没有什么读书,凭着一股热情就跑出去了。1939年,日本的轰炸很厉害,我就是在那时参加了工作,没有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也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完全是凭着一股青年人的爱国热情,在抗日宣传队发动群众、组织人民起来抗日啦,唱革命歌曲啦,主要是搞这些事情。
参加革命后,我的家庭在日本轰炸的时候四处分散了。抗战胜利后,家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里。我爸爸死的时候,我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死的我不知道;大哥哥死的时候,我知道;小弟弟怎么死的,我不知道。好多年后,都没家了。
我的家庭的遭遇,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我爱人史平的家庭变故跟我大同小异。他老家在安徽马鞍山,家境很富裕,早年他在上海的麦伦教会学校读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英文功底很扎实。抗战爆发后,青年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很多有钱的年轻人都走向社会了。他也是抗战开始后就偷偷跑出去参加革命。日本人打来后,他母亲给了铜钱让他上船逃命。后来他的父母亲,都被日本人杀害了。父亲去世的那天,家里什么人给他捎了个消息,队里一个同志说:“史鉴,你爸爸死了!” 他啪的一下,给那人一个大嘴巴。当时他正要演出,就准备上台了,正在酝酿情绪,以为那人开玩笑,破坏了他的情绪,后来他照样上台把戏演出来了。
二、加入抗日演剧二队,成为《黄河大合唱》首唱
一开始,我是参加江西省抗日敌后救援会,那也是一个抗日宣传队。后来形势变化了,我到处跑。我的一个叔叔,他当时是国民党第32军的医务处长,知道我一个人与家里分开了,就联系上我,要我到他们的32军去。
那时候我很幼稚,政治性也不是很强,出于这种亲戚关系,叔叔要我参加他们的宣传队,我不愿意。后来有一天,我得知,我在南京的时认识的另外一个宣传队的几个女同事(其中一个叫杨琪),被分到到32军下的139师。听说她们在这里,我就要求到139师去,叔叔拿我没办法,只好同意了。当时139师驻守在四川奉节,队伍中有两三个地下党的同志,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后来我慢慢熟悉了,才知道有地下党。我们在139师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恰逢抗日演剧队跑到四川招人,他们和139师联系上了。正好我们有三个女同志在那,139师中那两个地下党知道我们的情况,在抗日演剧队招人的时候把我们三个推荐上去了,我们在重庆等了一段,才到抗日演剧二队。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的命运开始和后来的爱人史平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他在演剧二队是老队员,当时任支部书记,而我只是一个小兵,一名新队员。
当时的抗日演剧二队活跃在在陕西、山西和太行山一带,是阎锡山主政的敌后国统区。演剧队分文学组、戏剧组、演出组、后勤组等多个小组。我当时是分在音乐小组学音乐,在冼星海、光未然等的领导下,搞救亡工作,我们是大家熟知的《黄河大合唱》的首唱。
三、国共合作破裂后,在特务监视下进行生产自救和抗日宣传
当时日本人和阎锡山、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国共合作濒临破灭。我们的演出和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一方面,囿于形势,我们必须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进行演出宣传活动,演出的内容受到国民党特务的限制和审查;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在国民党监视下不露声色宣传我们自己的抗日救亡主张,扩大爱国抗日统一战线。当时在抗日演剧二队,有我们的地下党和组织,我是1939年加入共产党的,也是一个党员,但在敌占区工作 当时不能公开。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打着国民党的番号工作,当时党是允许的。我们上面还有很多党的领导,但都是单线联系,都不知道谁是谁。
后来国共合作破裂了,阎锡山对我们就不客气了,不发粮食,也不发工资。但是我们自己还要吃饭,还要宣传抗日。虽然限制,我们还是积极的争取演出,唱抗日的歌曲、演戏,斗争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我们不能再像国共合作的时候那么搞了。我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进行生产自救,种菜、打杂粮、糊洋火盒、缝袜子头,吃了很多苦,但是当时也不觉得苦。
四、白色恐怖下的隐蔽和斗争
在敌后搞地下工作是很危险的,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阎锡山不给口粮,不发工资的情况下,我们的队伍仍然团结,照样生活的很好,还照样演出。国民党也很害怕,觉得我们队伍里有地下党组织,但是不能确认。我爱人当时是演剧二队的支部书记,很难干,政治性很强。当时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盯上了我们,但苦于抓不住要害,没有证据。曾多次找我们谈话,但我们当中很多都是从学校跑出来的学生,思维活跃,口才也很好,谈判一无所获。当时我们的演剧二队,都是在内部找对象结婚,这更加重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演剧二队为什么这么坚强,是什么道理?
有一年阎锡山的特务找我们谈话,他明着说“你们队里有共产党,谁谁谁留下来……”
这样就把我们队的支部书记、队长、队副和负责行政的主要领导都扣下,关起来了。当时特务住和窑洞和我们住的窑洞分属两个山头,山后面好像是监狱一样的。
这样一来,我们在山下就没头头了,于是组织临时指定一个同志代理支部书记,跟里面被关的同志保持联系,开始了不屈不饶的斗争。
负责把守我爱人的监狱守卫,过去是一个新四军的士兵,思想比较进步。我爱人把他团结得很好,最终跟我们一条心。我们在外面的活动,都是靠里面的指挥和安排。有了这个守卫的帮助,我爱人经常能半夜翻山越岭回到队部,将敌人的最新动态及时告知队里的同志,并交代代理书记指挥如何开展活动和斗争,然后再连夜赶回监狱。
由于他一直不露声色,隐蔽得很好,敌人自始至终都没怀疑他,都不知道他是支部书记,就把他当做一般的人,审问的时候也没审问他。那时候敌人怕被关押的同志相互串通,通风报信搞名堂,就把他们两个两个的关在窑洞里。他在守卫的帮助下经常游走在窑洞之间做政治工作,今天到这个窑洞讲讲,讲讲今天敌人发现了什么问题,要注意什么;明天又到那个窑洞讲讲,敌人发现什么,要注意什么。在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敌人都不怀疑他是领导,但实际上内部的活动都是他在指挥,外部的活动也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听到什么消息 他就传消息,告诉外面如何配合里面进行斗争。被关押的同志,有些抵抗不住严刑拷打,意志有所动摇,他知道后会抓住时机第一时间去做同志的工作,鼓励同志坚持下去。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关在里面的同志和敌人斗智斗勇,挺过很多危难的时刻,敌人没有抓住什么把柄。后来形势慢慢不同了,全国要解放了,国民党特务又把他们转移到太原,后来一个一个放了,我们的队伍没有受到一点损失。
五、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爱情婚姻保卫战
我爱人早年毕业于上海麦伦教会学校,英语很好。那时候一些热血人士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推行世界语,我爱人也曾教授世界语。在他被国民党特务关押的一年多里,我曾用蹩脚的世界语给监狱里的他写了一封情书。后来他回忆说“尽管语法是错误的,但是我还是看懂了。”
1946年日本投降后,我们演剧二队有三对情侣集体结婚,我和爱人史平就是其中一对。为了缓解国民党特务的猜疑,我们请了阎锡山的特务头子梁化之作证婚人。因为斗争的环境变了,我们采取措施的斗争方式也必须更着调整,明着我们还是装着很尊重他。那时候我们二队的同志大部分都是队上找对象,有个特务想找我们对上的女同志,以此作为打入到我们队伍的手段。当时有个女同志警惕性不大强,成了特务争取的目标。
后来这一情况,被我们队长发现了。他立即采取措施,做女同志的工作,并把她调到其他的地方工作,因为空间的限制,那特务慢慢也就放弃了,时间久了慢慢都淡了下去。我们队伍能保持高度的纯洁性,主要是队里领导政治工作做得强。
一开始我们年轻人党性都不是很强的,都是通过斗争慢慢成长、变强的。在敌后方工作,如果不这样,根本站不住脚。在我们的同志被捕期间,内外交困,我们还是团结的很紧。十几个人里面,十几个在外面,谁也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没有坚强的意志和头脑,在那种情况下很危险的。
斗争要讲策略,在敌占区我们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表面上还是很配合他们。我们有一个同事长的很老实,样子让别人觉得老实巴交,敌人都不怀疑他。他经常伪装成剃头匠从我们的队上到特务监狱那边理发,伺机打探情况,传递消息。
六、曾经患难度风雨,耄耋常忆少年情
回忆起丈夫史平,耄耋之年的吴华女士脸上涌起了少女般的柔情。她说“他这一生的功绩比我的大了很多,跟他比起来,我的故事和经历都算不了什么。”
解放后,抗日演剧二队的同事,许多都留在了北京文艺界。他却坚决要求随军南下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49年我们随军南下,从河北邯郸步行到武汉,又从武汉坐船沿水路到湖南益阳。1949年到1953年间,我主要是在益阳地区团委从事妇女和群众工作。那时候我和爱人两个人不在一块,但是都在益阳。他先是任益阳地委青委书记,后来又当了益阳县委书记。1953年后,我和爱人一起到长沙,我先后在省委 、长沙市委党校、市委组织部、省政府机关党委等地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下放到衡东干校,没有受到什么冲击,但是我爱人受到了冲击。后来我爱人落实政策,才重聚在一起,爱人分配到省农委,我被分配到长沙有色金属设计院,一直工作到现在,1983年离休。
尽管文革期间,史平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谈起这段往事,吴华女士显得平静安详,如今记得最深刻的,还是那些和丈夫共患难的日子:
他在省委农村部任职期间,中央要了解农村情况,省委工作组派驻了一些干部蹲点了解农村的情况,他被派到长沙县的琼华山长期蹲点调研。琼花山是毛主席参观过的地方。在琼华山蹲点的十几年间,条件非常艰苦,他40多岁就患了糖尿病。他这个副部级干部一直和农民一起干活,曾经三次晕倒,爬起来仍继续工作。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是低血糖,不知道自己患了糖尿病。下乡期间,他经常吃不饱,搞个小铁盒放点黄豆、花生米之类的,饿了就拿个小调羹吃一点。时间长了,他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后来工作吃不消了。那时候他患糖尿病,没有什么营养,也没有什么治疗,经常要打胰岛素。有一次他要去北京参加农业会议,但是天天需要打针,组织上就同意我跟他一起去北京,我每天给他打胰岛素。
后来他因为周小舟的问题受到牵连,受到不公正待遇,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撵出省委大院,1972年落实政策才搬回来,先后住在两个大院——省委大院和省政府大院。
回想起这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吴华女士说,再苦再难,也过来了。现在党和政府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还很关心,也算不错了。我们老一辈革命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党也没有更高的要求,我一直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今天算是很好了,我也不用靠孩子养着,他们放心了,我也很安心。
采访者:赵惠、徐志、夏雨雨
时间:2011年6月14日上午
地点:省政府大院
口述人:吴华
整理:徐志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8-04 16:57:5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邓横波:经风历雨见晚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文域名:www.抗日战争纪念网.com 主办单位: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
不良信息举报 电话:0731-85531328 手机:19118928111(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 E-mail:krzzjn@qq.com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ICP备案号:湘ICP备18022032号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