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政策考察
2018-03-08 18:59:20  来源：论文网，作者： 闻涛   点击：  复制链接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1]，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携手走进抗战阵营。新的政治形势给国内的政治党派尤其是国共两党提出了新的课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2]，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精诚团结，共赴国难。[3]因而，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及二者关系的变化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生活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拟就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政策及其影响作一粗浅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政策的演变

　　中国的民主党派，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其他爱国人士参加的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党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团结和争取民主党派，以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对此，毛泽东有一句名言：“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4]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不遗余力，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二者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大革命时期的“关门主义”到抗战时期的志同道合，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势力及民主党派的关系经历了由远到近、由疏到亲的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关门主义政策(1935年以前)

　　大革命的洗礼使中国共产党获得锤炼与发展，但是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中国共产党依旧有些稚嫩。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勃然兴起的中间势力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走入反动营垒”[5]，并且称“中间势力是阻碍革命胜利的危险敌人之一”[6]。这种认识看不到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有左翼和右翼之分，也否定了有革命倾向的第三党。1928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对第三党的认识和态度》，决定对第三党采取坚决斗争的策略，并把改组派和第三党混为一谈，认为二者乃一丘之貉，“所不同者是汪、陈派已经先一步被蒋介石豢养成了忠实的走狗，而邓谭等则在门外狂吠哀号而已”[7]。这就排斥和打击了民主党派中的左翼分子，痛失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大好时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共接连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州宣言》及《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倡言抗日，并且还认为日本侵占东北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8]。但是对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阶级关系业已发生的变动则认识不足。相反，还认为“民主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9]。这就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盟友的中间力量拱手让与蒋介石。

　　概而言之，1935年以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由于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在阶级关系的认识上始终没有走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危险敌人”的误区，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时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导致中国共产党无法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甚至无法利用敌人营垒中不断分化的矛盾、间隙，因而缩小了革命的阵营。这一“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得到改变。

　　(二)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争取与团结政策(1935—1937年)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出“左”倾错误的泥沼。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党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10]，并且指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个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或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都有参加反日反汉奸卖国贼斗争的可能。因此，党的策略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1]。与此同时，我党还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12]，开始加强对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中共团结抗日主张的感召下，民主党派大都走上了“抗日、倒蒋、联共”的道路。不过这时双方还处于精神道义上相互支持、宣言纲领上相互呼应的阶段，在实际斗争中进行的有形合作还不多见，但这毕竟营造出了全国团结御侮、一致对外的政治气氛，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作用显著。

　　这一时期的民主党派将国民党置于“唯一领导抗日的地位”，以为拒绝国民党的领导就要负“破坏统一、分裂抗日战线和危害国家的责任”[13]。这种过分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的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是客观存在的，如王明就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其实质就是要一切服从国民党，放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对此，毛泽东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要的”，但不能“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如果各党派放弃统一战线中应有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就会给国家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14]统一战线中存在的这种无条件拥蒋的错误倾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国民党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国民党的抗战热情估计过高，对其片面抗战的实质缺乏清醒的认识。随着抗日战争的逐步深入和国民党消极抗战意图的暴露，各民主党派先后接受了惨痛的教训，改变了错误的认识，并以更积极的姿态向共产党靠拢。

　　(三)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支持与帮助政策(1937—1945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与广大的民主党派都投入到了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极大的民主热情，所发挥的不容忽视的政治作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扬。为此，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和制定了对民主党派工作的政策和策略，热情支持和帮助各民主党派走向联合斗争。

　　列宁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有这样的论断：“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把其他阶级和政党看做‘反动的一帮’，恰恰相反，它应该参加整个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应该支持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15]对于民主党派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不但评价颇高，而且在实际斗争中也予以热情的支持。一方面，共产党着力在边区和根据地进行民主建政的实践;另一方面，敦促国民党发布抗战建国纲领，设立国民参政会，承认中共及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并要求国民党切实而迅速地“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16]。虽然因为国民党的独断专行共产党的努力成效并不大，但却足以让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更加密切。

　　除了支持民主党派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各抗日阶级在经济上“有福同享，有祸同当”[17]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济政策”。该政策从土地、私营经济、劳动及商业贸易等方面着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承认和对民主党派抗日革命性一面的联合，有利于从政治上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样地它还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并增强了持久抗战的经济力量。在抗战形势渐趋好转、民主法政观念深入人心以及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逐步加强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还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力主各抗日党派和各阶层人士成立联合政府，把中国引向光明。

　　此外，在民主党派的创建以及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帮助及精神感召下，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逐渐放弃对国民党的幻想，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事事采取和中共一致的态度，力求呼应中共，处处和政府为难”[18]。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倡议联合政府，得到“国内各党派及对政治有兴趣人士之共鸣”[19]。中国共产党支持与帮助民主党派的政策，使国民党日益孤立，同时也为日后民主党派接纳新的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历史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政策的影响

　　近现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在发展中可谓艰辛备尝，曲折异常。然而，也正是这种曲折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大环境下分化、整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而抗战时期则是这一政治制度逐步确立的关键时期。

　　1935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奉行关门主义政策。这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革命的进程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关门主义政策首先使中共自身受到了严重的孤立，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损失惨重，不仅人数急剧下降，而且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中共许多领导骨干和群众领袖英勇牺牲，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党员人数由大革命时期的近6万人锐减到1万人左右。[20]党的发展遭到严重阻遏，党的政治主张及思想理论都无法传播出去，这对中国人民思想理论的进步和提高无疑是一种羁绊。这就不仅仅使我国革命的主力军遭到损失，更使得我党没有争取到大范围的同盟军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其次，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门主义政策也使各民主党派处于相对孤立的状态。各民主党派本身就具有分散性和动摇性，且大多处于非法地位而政治主张又不尽相同，在国共两党严重对峙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一直处于松散的联盟状态，而且也没有形成单一或统一的政党。这种状态正好给了国民党蒋介石以可趁之机，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如第三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就因积极的宣传反蒋政策而又缺少足够的支持与保护，于1931年11月9日在南京郊外不幸遇害。再次，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这种互不信任甚至是相互敌视使得国民党反动统治坐收渔翁之利，这对中国革命不啻是一种灾难，同时也是1933年福建革命失败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5年，党开始朝着纠正“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建立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这一转变对中国时局的影响可谓撼天动地。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积极争取有力地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及共产党员董健吾的努力下，中断8年之久的国共关系出现转圜。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鼓舞下，民主党派也献计献策，为达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添砖加瓦。虽然民主党派的措施意见因与实际情况差别较大而不可能实现，但是也为国共两党最终实现合作抗日提供了借鉴与帮助。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及蒋介石接纳联共抗日主张，也与民主党派的从中斡旋和大力支持不无关系。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更加畅通无阻。各民主党派在中共的领导下，克服了初期过分相信、依赖国民党的错误，以更务实、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事业中。这首先表现在舆论宣传上，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在抗战中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坚决守住文化战线的抗日阵地，充分宣扬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战争和抗日运动的蓬勃发展。其次，各民主党派还在行动上支持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在军事上，就是他们中的不少年轻人奔赴抗战前线，直接杀敌报国，如救国会大批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经济上，各民主党派开展了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筹集大笔钱财抢购医药、棉花、车辆、飞机等抗战急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内;另外，民主党派还协助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动民众，动员全民抗战。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在政治上同样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民主党派积极进步的政治立场，深明大义、共赴国难的精神，壮大了民族抗战的力量和阵容，孤立和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第二，民主党派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从抗战大局出发，甘当国共两党之间的调解人，确保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局面。尤其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对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由政治上的进攻转为防御。第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及其倒行逆施，民主党派不畏强暴，积极投入到民主宪政运动中去，客观上也推动了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21]这一“奇观”的出现、“壮举”的形成、“伟业”的造就，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否则，就不能调动各民主党派的抗日积极性，就不能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简言之，就不能从政治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好地巩固和扩大政治上的爱国统一战线，需要更好地动员和团结各民主党派力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这也正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党派政策”的重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1]《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页。

　　[2]《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6页。

　　[3]《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7页、第328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55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40页。

　　[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7]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土地革命前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8]《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7页。

　　[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8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1979年版，第351页。

　　[12]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1979年版，第357页。

　　[13]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3辑，第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第747页、第748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16]《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

　　[17]李富春：《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1941年5月10日)。

　　[1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政治发展史》第3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版，第1300页。

　　[19]《共匪叛乱史》[M]，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127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第747页、第748页。

　　[21]《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8 1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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