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时期中共声望的提升
2020-03-15 08:46:04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作者：卢毅  点击：  复制链接

　　关 键 词：中共/民主/抗战/三三制/延安

　　作者简介：卢毅，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1940年4月，中共五老之一、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曾发表文章自豪地说：“为什么全国进步人士如潮水般地涌向边区?因为边区有民主。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边区，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边区有民主。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为什么全国所不及?因为边区有民主。”[1]338-339他这段话非常简单明了地回答了相关疑问，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解开了中共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之谜。确实，正是因为实行了民主政治，中共的号召力才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不仅有利于巩固根据地政权，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声望，将一个与国民党独裁完全不同的形象呈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由此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一、“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抗日战争是一场注定要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通过这场战争，不仅要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国土，还要结束国内专制势力对广大人民的独裁统治，打开一条通往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坦途。这一任务是历史性的，同时又是十分艰巨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问题不在于这一历史性任务如何艰巨，而在于能否找到达成这种双重目标的结合点。从历史上来看，中共无疑找到了这一结合点，这就是民主。民主，成了中共在抗战时期争取民族独立、引领时代潮流的有力武器。

　　其实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就已经开始呼吁民主。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2]255在报告中，他还针对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澄清说：“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2]256。因此，“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2]274。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时又明确指出：“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争取抗战胜利与实现民主权利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赖的”。[3]58根据这一原则，中共中央制定了号召全面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经洛川会议通过，成为中共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除了在党内宣示民主对于抗日的重要意义外，毛泽东此时还一再向外界呼吁。1937年5月，他在接受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采访时强调：“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4]5001938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时再次阐明：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5]110同年7月，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当他们问“目前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时，毛泽东又首先回答：“明白了边区的性质，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6]129接下来，他呼吁：“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6]130，并说：“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惟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6]131仍强调抗日与民主相结合。

　　1939年9月，毛泽东对再次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说：“毫无疑义，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6]245次年2月，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又说：“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7]731所以，必须“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7]732。

　　抗战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民主政治的重视，还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其对美国民主的赞扬上。1943年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的社论，其中写道：“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8]对美国民主的评价相当高。到了1944年7月4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节日》的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美国的同情。美国正在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这是我们所感激的，……民主的美国万岁!”[9]这一时期，毛泽东甚至曾向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公开表示：“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10]154，“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10]158。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毛泽东也向他们详细阐明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他强调：“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正轨，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11]168次年7月，黄炎培等国民参政会六位代表访问延安。在一次交谈中，他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致忪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204-205

　　由上可知，中共在抗战时期对民主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不仅一再在党内宣示，而且还屡屡向外界呼吁，将它与抗日相提并论，强调“民主是抗日的保证”，并视之为战后建立新中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保障。这种思想认识，显然反映了中共对民主政治的强烈向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在此期间却屡屡以抗战为名，将之与民主对立起来。1938年1月，国民党理论家叶青在《关于民主政治》一文中便强调：抗战最迫切的要求是“统一军队”和“统一意志”，就是欧洲的民主国家在世界大战中也同样“一切都受统制”，因此中国人在抗战时期要求实行民主，简直是“不懂战争为何物”。[13]同年5月，他又在《抗战时代底根本信念》一文中提出了“七个一”的口号，即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政策、一个纲领、一个领袖，毫无遮掩地鼓吹集权专制。[14]

　　而从民众的反应来看，中共对民主的热忱呼吁无疑是符合抗战需要和时代潮流的。特别是在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又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更引起了强烈反响，获得了中外舆论的广泛支持。毛泽东后来即曾说：“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11]275-276而蒋介石身边的高级幕僚唐纵则意识到：中共“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15]515。

　　二、“民主政治，选举第一”

　　中共对民主政治不但“坐而言”还“起而行”，积极地将之付诸实践，在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均高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这尤其反映在广泛开展民主选举上。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为表达团结御侮之诚意，尽快促成国共合作，就已经向国民党表示拟将陕北的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16]158。1937年11月，毛泽东又提出：今后特区政府将“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以此“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16]392。后来，他还一再申明：“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7]751

　　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将陕甘宁边区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榜样”来建设的，力求将之推广至全国。而在其中，他们又首先是把选举看作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标志。确实，选举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民主政治的推进离不开选举。早在1936年4月，张闻天就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统一战线的组织，都应该在群众中进行公开的选举。”[17]93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更发布指示，强调“民主政治，选举第一”，“民主的第一着，就是由老百姓来选择代表他们的出来议事管事的人”，“如果有人轻视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那就是等于不要民主。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18]48同年5月，边区政府又指出：“选举是伟大的民主运动，政府已经三番五次的说明，只有选举选得好，民主制度才健全，民主政治(才)得以改进。”[18]281可谓念兹在兹，皆强调选举。

　　具体说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主要有以下几个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丰富多彩的动员手段

　　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157。这无疑是将选民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广泛，真正做到了“普选”。

　　不过，由于陕甘宁边区原先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加上地处偏远很少受近代新文化的影响，广大农民惯于逆来顺受，缺乏民主意识。对他们来说，无论谁当政都似乎无关紧要，能做的只是麻木服从，所以要想把他们动员起来参加选举，实在难度极大。但正是在这点上，中共充分发挥了擅长宣传的优势，为选举做了广泛动员。如有的地方专门成立了选举委员会，组建选举工作团，派其到各地深入群众，协助选举。有的地方则开办选举训练班，针对选举的技术问题专门进行培训。训练三五天或一星期，受过训练的人到各乡区去做选举宣传，唤起大家对选举的热情。在此过程中，边区还开展了多式多样的宣传方式，依据边区选举法规的有关规定，耐心细致地从基层开始，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将选举的政策、意义、方式、具体操作办法以及好处，通俗易懂地告诉给广大民众。

　　首先是口头宣传，这是选举动员工作展开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宣传者直接接触听众，直接说服民众的宣传方式。口头宣传的形式主要有：1.演说：在群众聚集场所或地点，如各种群众大会、庙会、香火会、集市，用生动的语言进行现场的选举演讲。2.谈话：宣传人员充分利用农闲时间，在街头巷尾或村外地头，与民众进行选举问题的个别交谈。3.家访：“串门子”方式最为普遍，既深入又能收到好的效果。4.座谈会：先按性别、职业、社会地位和民族等条件对民众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举行各种座谈会，尤其是对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举行专门的座谈会。

　　其次是文字宣传。为了动员民众参与选举，《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与选举委员会出版的《选举通讯》等报刊发表了大量与选举相关的宣传报道，文字生动形象，引起了极大共鸣。各个边区也都印行了大量的小报和宣传品，仅晋察冀边区就出了各种报刊100余种。有些报刊专门就是为了选举而存在的，如阜平的《大家选》、曲阳的《民选》、定县的《民主洪流》等。此外，选举标语和选举口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选举是保卫边区的法宝”、“民选各级政府”、“人民是政府的主人”等，言简意赅却影响深远。还有黑板报、街头报、传单、小册子等宣传手段。这种方式很便于操作，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表现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如选举答疑、漫画方式、书写标语口号等。

　　第三是文艺宣传。为了宣传选举，边区的儿童团、少先队、抗日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救会等纷纷组成话剧团、秧歌队、歌咏队，走村串街，到处进行表演宣传。他们编出《选村长》、《竞选》这样的戏剧，形象地告诉农民选自己合意的人会带来什么好处。此外，各地还出现了《选举小调》《青青的天》《选举要认真》等选举歌曲，如《选举小调》唱道：“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还有一首动员妇女参加选举的歌谣唱道：“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人口四万万，妇女占一半，国事家事全要管，事情才好办。”[20]124这些歌曲脍炙人口、内涵丰富，在广大民众之间广为传唱，得到他们的广泛认同。

　　经过这些宣传和动员，民主选举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极大提高了边区民众的选举热情。1937—1945年，陕甘宁边区进行过三次乡、县、边区三级选举，参加选举的选民逐次增加，参与热情空前高涨，绥德、清涧等地参选选民竞高达95%，许多足不出户的小脚老太太也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参加选举。1941年第二次民主选举时，延川90%的选民都参加了投票选举，个别地方的投票率甚至高达100%。

　　(二)因地制宜的投票方法

　　陕甘宁边区经济落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80%以上的选民是文盲。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保证群众能够表达他们的政治意愿，行使其选举权利，边区政府集中了群众的集体智慧，根据秘密投票的民主选举原则，因地制宜，创造发明了许多富有特色、方便选民的投票方法。

　　本来，传统的举手表决法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适于不识字的选民，但这种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没有太多考虑时间，往往匆忙决定，或是碍于情面不够公正。1942年，《解放日报》便说：在延安北区乡级选举时，“选举当中也有不良倾向，如乡民怕麻烦，表决时举手不够慎重，个别当选人员，并不是众望所归的。如前贪污份子罗天娃，工作消极的马老五均被选为议员”，还有“因采取举手表决办法，使选举者碍于情面，致有个别没威望的人当选”。于是，“其他各乡视此情形，乃改用票选，慎重从事”。[21]但票选法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如选民居住过于分散，不一定前来投票，或因不识字而无法投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背箱法、豆选法、画圈法、烙票法等各种方法应运而生。

　　首先是背箱法。随着普选范围的扩大，陕甘宁边区各区、县参议会的选举采取了分散投票的选举方式。背箱法实际上就是适用于分散投票的流动票箱。选举工作委员会在选举开始前，准备若干个上锁加封的票箱，事先把选票分发给各地选民，到了选举投票那日，选择忠实可靠的司票员背着箱子到各地分途收票，选票收齐后，召开居民大会当众开票。这是边区为适应农村客观环境创造的一种投票选举方法，其优点是能够保证多数选民参加投票选举。

　　其次是投豆法。这是不识字的选民运用最普遍的投票方法，做法是在选举之前，选举委员会为每位候选人准备一个碗放在身后，然后发给选民相应数量的豆子代替选票，每粒豆子只代表一张选票。选民支持谁，就把豆子放人候选人背后的碗中，豆子多者当选。后来发现选民在公开场合进行投豆不是秘密投票，很多选民碍于情面无法表达其真实的选择。于是选委会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候选人不必到场，将贴有候选人名字的碗放在会场，由监选人告诉选民每个碗代表的候选人是谁，选民在投豆过程中，除监选人外，尽量保证没有第三者。这种由群众创造、经过完善的投豆法尽管程序麻烦些，但遵从了秘密投票的选举原则，因此在各根据地被广泛采用。当时边区百姓的歌谣，简朴地反映了这种选举方法：“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金豆豆呀银豆豆，比不上咱这土豆豆。一张选票一颗豆，小心投在碗里头。”[22]111“黄豆豆，豆豆圆，咱村选举村议员。老奶奶，脚儿踮，拄着拐杖也来选;心里想，又盘算，到底哪个人才沾?……一颗黄豆搁在碗，老奶奶，笑满脸!俺活七十头一遍。”[23]142

　　与此相似的还有画圈法、画点法、画杠法、烙票法。烙票法，也称燃洞法、烧洞法，指选举委员会在正式开始投票前把带有候选人姓名的选票印好，选民在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名字上拿香火烧个洞。这种烙票法虽然没有投豆法运用得普遍，但也是边区常用的一种投票方法。

　　(三)空前热烈的竞选场面

　　边区的选举是差额选举，也就是竞选。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竞选场面是十分激烈的。1941年10月，延安举行第二届边区参议员选举，中央直属的八所学校都在一个选区。这是第一次以竞选方式产生参议员，气氛热闹非凡，参加的人有1千多人。刚开始，行政学院占了先，在主席台两旁顶上，挂起该院候选人王凌波的像，旁边写着他的施政主张。工农学校的日本同志，则在会场的一角歌舞起来，人们便随之围拢去，一会乐停舞止，一位中国同志帮助他们竞选，希望大家选日本朋友森健，因为：第一，他是一个日本人，选他可以表示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第二，他是一个非党员，选他表示我们拥护中央关于“三三制”的号召;第三，他是八个候选人中唯一的学生，选他更能代表同学们的利益。过了一会，选委会宣布还有二十分钟开会，大家可以继续竞选活动。于是人们像发狂似的，热潮掀起了，森健、王凌波等人都被抬了起来，绕场叫喊：“选举××……”。鲁艺也不甘示弱，他们组成热情的拉拉队，敲锣打鼓，还抬起了周扬的大像，唱起自编的竞选歌：“周扬同志真正好……”

　　大会正式开始后，候选人轮流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每人限定十分钟。八位候选人中，周扬、王凌波和森健到场，其余人因事未到，但都派了代表助选。郭化若的代表说郭是军事家、著作家……家……家(一连串的家)，通晓古今中外兵法和各种战略战术、武器兵种。这位代表还学会争取选民，他说郭最关心同学生活，关心妇女痛苦，主张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学生生活，奖励研究科学，提高艺术文化，增加妇孺保育设备，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同志，号召大家选他。周扬是最后一个发表竞选演说，他开头一句就说：“谁笑得最后，谁笑得最好，今天是我讲在最后，也就一定当选”，引得大家笑了。接着他说：“大家都知道我，我的工作成绩也很显然，在教育厅四年，边区小学发展了十倍，中学从没有发展到六个，这当然是大家的努力，但我周扬也有功劳呢!”谈到政见时，他说明：“我是共产党员，我没有旁的，就是要为实现党的边区施政纲领而奋斗到底。特别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反对主观主义，把教育与边区的实际生活相联系，这一点比上面同志所讲的改善学生生活，更为重要。”最后，周扬提议：“今天只能选出一个参议员，人多的学校不应本位主义，应不分学校选出真正的能代表同学的参议员来。”经过投票唱票，因为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当选为候补参议员。[24]

　　农村的竞选也相当热烈，搞得有声有色。如在绥德县第四保的选民大会上，每个竞选人都热情洋溢，争先恐后地起来发言。一些农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话语也很简练，却凭借质朴、厚道的为人积极参加竞选。还有些妇女打破封建传统，在竞选时勇敢发言为自己拉票，获得了广大女性选民的支持，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又如在延安市裴庄乡的选民大会上，“群众真正响亮地说话了，秦好红说：‘我们选举，不管是豪绅地主，男人女人，看他今天做事怎样，不要东倒吃羊头，西倒吃猪头，东风大向东风，西风大向西风的人，我们选做事公平，说话公道，能跟大家谋利益的就对啦!’在选举中，群众不但在会前自由地提出候选名单，而在公开的选民大会上，有些不讲情面，把许多不合己意的候选人否决了，如三选区候选人30人，仅被选出19人，否决了11人;而在四选区，群众觉得先撤掉了几人，在大会通过二人再补上去;而二选区的谢怀之就是这样提出来的。至于王××，则因爱说漂亮话，不作实际工作;赵子明则因偷吃大烟;吴瑞成则因东西颠倒，无立场的理由，而被否决了候选人的资格。”[25]

　　由此可见，一旦真正把选举权利赋予广大民众，他们会非常珍惜，对选什么样的人尤为关心和慎重。他们会对参选的各个竞选人进行认真比较，最后从中选出最满意的代表。

　　历史地看来，正是通过这种普遍平等的民主选举，边区建立起了与人民血肉相连、鱼水相依的真正代表民意的各级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不仅巩固了边区政权，而且还用事实驳斥了那些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不宜骤行民主的主张，揭穿了国民党关于“训政”的谎言。193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央社、《扫荡报》等三家报纸的记者就说：“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7]588-5891944年7月，他又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的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象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10]157谢觉哉也尖锐讽刺国民党：“如果说：人家训政训了十多年，还只训出‘一个领袖’，那么，我们边区已训得相当像样了。睡在床上学泅水，绊住脚跟学跑步，是不会学出什么来的。”[1]356。

　　当时，国民党对此还很不服气，从而引发了一场论战。国统区一家官办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作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新华日报》立即予以反击，撰文介绍边区选举制尤其是投豆法的变迁，以此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并特别强调：“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26]毫无疑问，历史已经证明：真理在《新华日报》一边。

　　三、推行“三三制”

　　边区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推行“三三制”。这是中共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团结各阶级人民参与政权、取得抗战胜利而提出的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政权组织建设中必须贯彻的原则。

　　1940年3月，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他还强调：“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7]741-742这是中共高层首次提出“三三制”构想。

　　同年7月，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三周年撰写的文章中再次重申：“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7]760-761

　　此后，1941年5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又用法律的形式把这一政策确定了下来。其中规定：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人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的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主管人员时，应保证机关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27]。《纲领》还要求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军民一致、军政团结、政治民主、经济上有办法的对全国有示范作用的先进地区。

　　当然，“三三制”在中共党内也曾引起争议，许多人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一政权组织形式和选举原则，存在情绪和不满，“许多同志，对地主、士绅参加政权放心不下：‘为了从地主豪绅手里夺来政权，我们流了多少血，怎敢又随便让他们进来!’……个别同志气愤地说：‘干脆给人算了吧!’”[28]124还有人认为中共只在政府中占三分之一，将削弱领导地位。与此相反，其他党派则有人攻击“三三制”只不过是一个形式，是中共暂时的策略，所谓抗日民主还是工农专政。面对这些疑虑和偏见，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不少党内领导人也纷纷撰写文章加以开导和说明。

　　作为“三三制”的发明者，毛泽东在提出这一原则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就说：“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7]742言词中充满了对中共的自信。

　　在此期间，谢觉哉也一再向大家解释说：“共产党员只占1/3，并不是放弃党的领导，相反，为要实现领导，党员在政府中民意机关中就不能超过1/3以上。什么叫领导?领导是带路的意思，有正确的政策与模范的行动，大多数人们自然跟着走。如果靠党员占权位的人多，使少数人不敢不跟着走，那是压迫，不算领导”[1]404，“少数人带路走前，多数人在后面跟着，从没有带路人要比跟着走的人多的道理。靠人多强迫人家跟着走，那是押送，不是带路”[28]146。他还说：“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但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因要革命须要有坚强的领导的党，而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把持包办，不但广大人民不满意，于党政的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的拥护，其党必归于失败。”[28]142

　　1941年，《解放日报》同样发表社论指出：“领导并不是仗势凌人，而是靠了思想上的合于科学，政策上的主张正确，行动上的令人佩服。……反之，只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只在官府衙门里多抢位置，作威作福，那并不是什么领导，那乃是把持，乃是包办，乃是专制。”[29]应该说，这些澄清和解释都是有说服力的，平息了各种争议。

　　至于那种认为“三三制”仅是中共说说、并不会真正实行的议论，也很快被事实打破了。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按照“三三制”原则，大规模推行乡(市)、县、边区三级议会和政府的改选。据统计，乡参议会议员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地方还不足三分之一，如绥德乡参议员共2889人，共产党员只占26%;清涧乡参议会中，共产党员只占五分之一;义合市政府委员7人全是党外人士。

　　县和边区两级参议会的选举情况则较为复杂。由于有些党员干部对“三三制”认识不足，加上群众对一些非党候选人不满意，结果在选出的242名边区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而鉴于边区参议员是选举产生、不能随意更换，西北局与边区政府共同研究决定，用聘请的办法作为民主选举方式的补充，聘请46名非党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经过努力，边区各级参议会议员和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比例基本符合“三三制”原则。一些开明绅士和中间分子进入边区政权，如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安文钦和边区教育部副主任贺连城，都是绥德的著名绅士，米脂县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甚至包括了像马国臣那样的大地主。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这次会议的最大亮点就是践行“三三制”原则。在51名常驻议员选举中，因为共产党所占人数比规定的多出6名，所以肖劲光、王世泰等6名共产党员自动退出。在边区政府委员39名候选人中，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谢觉哉、马锡五等12名党员也主动申请退出。后来经无记名投票，选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人，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又立即请求退出，另按得票多少依次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此后，这一做法成了惯例。1942年3月，边区政府进一步明确规定：凡是县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中，共产党员超过1/3的自动提出辞职，然后补选非党人士进去。

　　陕甘宁边区成功的实验，很快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示范。1941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133名参议员出席，其中共产党员46名，占三分之一。晋察冀根据地也根据“三三制”原则，在各战略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选举产生了区代表和区长、县议会成员和县长以及边区参议员，使民主政治在这些地方得到了推广和实施。对这种“三三制”，邓小平当时曾高度评价：“我们认为‘三三制’政权形式，不仅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好形式，是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且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最好形式;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30]295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三三制”不仅体现在选举环节，而且还反映在执政权力上。特别是与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和各省市参议会相比，它们只是由“遴选”产生的参议员组成，“名为‘民意机关’，实际上只是装潢门面的一个咨询机关，参政会中的提案，不是‘议而不决’，就是‘决而不行’，没有丝毫力量能使政府保证兑现”。而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是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但能集中反映全边区各阶层人民的要求，而且能将这些要求作成决议，通过政府见诸实施”。[31]

　　如《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边区参议会不仅选举边区政府主席、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而且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通过边区政府所提出的预算案;决定废除或征收地方捐税;决定发行地方公债;议决边区单行法规;议决边区政府主席或政府委员及各厅厅长提交审议事项;议决边区人民及民众团体提交审议事项;决定边区应兴应革之重要事项等。显然，这种议决权的赋予，充分保证了参议会的有效运行，推动了边区的建设与发展。

　　边区参议会还部分地行使了省市级地方机关的立法权，举凡边区的重要法规诸如政治制度、土地制度、人民权利、税收、法制等都有涉及，这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空前的。据统计，边区共制定、认可和颁行了64个类别、数量达千件以上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对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促进民主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巩固政权和保护人民权利，保障抗战的胜利，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不过，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三三制”原则也曾遇到挑战。谢觉哉即曾指出：“当然，不是说边区选举与议会工作已做得很好，没有缺点。相反，缺点还非常多。比较做得好的，还只个别地区。有些地区是奉行故事，有的连故事都没有奉行。”[1]356尤其是在县参议会及县政府中，“很多还没有真实执行三三制，只是摆几个不起作用的非党人士装门面”[19]382。他们认为党外人士是客人，因此表面上客客气气，事实上对其职权并不尊重，甚至曾发生党员独断专行、不尊重党外人士、不听取其意见的现象，“无论在小组会上或大会上，不会启发别人说话，甚至不让别人说话，自己长篇大论占去全部会议时间，使非党人士感觉是在上课，是在听训”[19]380。这些问题的存在，无疑都挫伤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

　　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民主氛围，要求共产党员尊重党外人士，给予他们同等的说话机会。1940年3月，他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就提醒党员，必须克服“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7]742-743。他这篇文章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指明了方向。

　　1941年11月，陕甘宁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开幕，毛泽东又说：目前“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有鉴于此，他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他还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32]809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是一以贯之的。1944年7月，他曾致电几个抗日根据地领导人，请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其中第一项便是：“‘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11]198194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汇报时又说：应用谈心的方法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5]574-575他对党外人士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在毛泽东的这种倡议下，各抗日根据地政权也努力纠正了偏差。如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有段时间在会上总是很少发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注意到这一情况，委托秘书长李维汉与之诚恳交谈，针对他提出“有职无权”、“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的问题，边区认真采取了改进措施，使之真正做到“有职有权”。后来，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议案还被中共中央采纳，推动了边区及其他根据地的发展。因此，他经常用自己参加“三三制”政权的感受对外宣传，他说：“所有这些情形，都是我亲自见到的，也是大家亲自见到的，所以国内外还有个别分子说边区政权是共产党把持包办，我想是很可笑的。……我们这个地方，却是建立了大家有职有权的民主联合政府。”[28]114

　　在“三三制”推行初期，还曾出现过轻视百姓的倾向，认为农民没文化，提不出好的意见。针对这种倾向，谢觉哉指出：“民主不是说说就够，不是做的事好就够，而是要真的由人民自己来做。人民感到政府好和人民自己来管理政府，味道完全两样”[28]144，“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做。在大家公认的条件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全体……等)，谁都能发表意见，好的意见一定能够被采纳;谁都有出来做事管事的义务与权力。这是民主的实质”[1]340-341。他还批评那种瞧不起农民的思想：“有些同志见了一些表面现象，如农民怕官的神气，不愿管事，解不下新名词等，……并不知道人民文化低，是认不得汉字，懂不了你那套‘分析国际与国内形势’演说。至于他切身的事，怎么才好，怎么才对，政府做的那些事于他有益或者有害，那就谁也没有人民自己高明。世上只有愚蠢的英雄和领袖，从没有愚蠢大众。政府人员的意见必须经过人民的校正，才是正确;政府人员的举措，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才合实际。”[1]477言之谆谆，语重心长。

　　在实践中，边区政府也采取措施，鼓励各方畅所欲言，力求群众的利益得到充分表达。《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在边区大会上改变以往“干部发言占多数的偏向”，“不让小组会及大会上的发言人多数属于官方的干部及少数名流人物，而要使得纯百姓议员代表无话不说无意见不讲”。[33]在这样的氛围中，许多普通百姓打消了顾虑，纷纷发表意见建议。仅边区二届参议会就收到各种提案399件，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卫生、妇女、儿童等各个方面。政府领导虚心听取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农民参议员刘德富高兴地说：“我们这些农民还能批评政府的干部，而且都能虚心的接受，真是开天辟地没有见过的事。”[34]

　　1941年6月23日的《解放日报》还刊发了一篇通讯稿，用朴实的文笔，生动地记录了边区志丹县某乡所开的一次选民大会，文章的主题是县长接受选民的质询。县长首先说：老乡们!尔个(现在)闹民主，是要老百姓来管理，监督自己的政府，选举自己佩服的人做政府工作，所以我今天向你们报告工作，你们可以批评批评，检讨出些经验教训，尔个(现在)实行新民主主义，你们弗要什么客气的，批评完了之后，就可以进行选举的。之后他用土语一条一条地报告着他的工作。讨论县长工作报告的时候，群众接二连三地发言，气氛相当热烈。有的说：“县长工作，可是还好，不过动员(战时勤务)太多”。有的说：“我有一个意见，县长回家太多”。有的说：“县长和老百姓不接近，我看是脱离群众。”一个叫吕迎祥的中年妇女还大胆地站出来说：“我也有一个意见。我第一要批评县长和保安科秘书一样，常和婆姨闹‘矛盾’，‘婆姨汗汗(汉汉)’不讲亲爱，我看这真‘麻达’(不好)，没有‘起模范’。还有第二是，县长的‘婆姨’和保安科秘书的‘婆姨’，一天到晚，酸醋样骂架子，和老百姓‘婆姨’，发生无原则的纠纷，我看这亦‘没有模范’，我建议我们的女参议员要提出一条‘夫妻亲爱、妇女团结’才好。”一席真实痛苦的话，引得全场都笑起来，县长无言地点一点头，算是接受了她的意见。[35]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到，普通百姓敢于当面批评县长，这说明边区人民有何等程度的民主权利，又具有怎样一种当家作主的监督精神。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蒋介石此时对民众的批评则十分忌讳。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944年6月，蒋曾在国民参政会上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唯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36]277由此可见，蒋介石表面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民主，但实际上是不允许民众批评政府的。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及其气度，与当时的中共不啻有天壤之别。

　　四、延安成了民主的灯塔

　　如上所述，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普选”，并严格实行“三三制”原则。这无疑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极大提高了边区政府的号召力。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成功召开。中共在推行“三三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诚意，感动了不少人。曾在南京中山陵前自刎以明抗日之志的爱国将领续范亭便说：“只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了三民主义。”79岁高龄的非共产党员参议员李丹生也称颂共产党此举“诚能感人”，希望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19]379著名民主人士黄齐生还曾说：“从这样产生出来的议会，又由这样产生出来的政府，哪里会有贪污?哪里会有腐化?记得我上次由延安回到大后方，许许多多朋友问我：‘边区做官的到底有没有贪污的行为?’我答：‘我是不能作百分之百的肯定;然而我却敢说百分之九十几是不贪污的。因为他的方法，他的制度，是使人不必贪污，不敢贪污的!’”[37]

　　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写了一部《延安一月》，其中亦写道：“许多人怀疑共产党对于三三制的诚意，以为他们干这一套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戏。这是错的，我可以说，共产党施行三三制，并非假的，因为依它的力量，它本来可以包办，而今确然有不少党外人士参加行政工作，例如‘边区政府’中，副主席李鼎铭，是米脂富绅，建设厅长霍子乐，教育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参议会副议长文安钦，都是有名的党外人物。这不能不算是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约束。”[38]230

　　在这次访问中，美国合众社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还曾参加了一次边区政府与边区参政会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他发现所有24个与会的参政员，都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其中包括8个共产党参政员。这个会是由李鼎铭主持的，出席的参政员包括一个农民，一个商人，一个大地主，一个佃农，一个知识阶级，一个教育家，一个医生，一个军官，一个文化工作者，一个店伙计和一个回教徒。代表们讨论了形势、造林计划、改进学校制度、帮助军人家属、推行卫生计划以及如何改进司法诉讼等问题，大家坦率诚恳，平等自由，畅所欲言。这使福尔曼对边区的民主政权极为称道。[39]105-107美国记者斯坦因也说：“在中国历史上，自治政府第一次在中国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了，虽然方式还很原始。这是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成功和延安区域的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40]41，“在我看来，共产党人取得成功，主要在于他们处理中国基本问题的方法，以此建立一个人民不感到困难而易于负担的、而且比过去更勇于担当重大责任的行政机构——一个从人民中产生、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并向他们负责的政府”。

　　中外记者团中的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武道，原先对中共抱着很大怀疑，但他从陕北归来后也肯定地写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边区政府的主席和其他高级人员都是边区参议员，由参议会选举出来担任他们的职务。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密地遵守着的。”[41]

　　1945年，国民参政会六位代表访问延安。通过参观，黄炎培了解到：“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他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地方政治，就让这地方民众去监督。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12]191在毛泽东阐述了用民主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观点后，黄炎培又在内心承认：“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2]206

　　在此期间，还有许多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中共抗日根据地一探究竟。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延安印象记》一文中，用亲眼看到的事实写道：在边区人民都有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从选举直到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为止的整个制度，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在这里，过去最没有地位、最受人瞧不起的人，也有权参与政治。[42]英国学者班威廉及其夫人克兰尔在亲自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民众代表大会后，也坚信“该大会是颇足以代表社会的各阶层的”[43]173，是“完全民主化的代表大会”[43]171。

　　而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更是对边区的民主政治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新式民主’是件多么新奇的事情!民主的工具突然塞到落后的农民手中，他们一时还不知如何运用。农村的选举办法形形色色，有时简直很滑稽。可是在共产党控制的农村地区，还是统统进行了选举。”[44]102由此，贝尔登断言：“不管共产党人距离完善的民主还有多么遥远，不管他们那些糊涂的朋友为他们捧场的话有多么夸张，但是共产党毕竟唤醒了千百万中国农民，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权选举官员，从而向民主迈进了巨大的一步。……不管对于解放区的农村社会流传着怎么样的谣言，据我所观察到的，那里政府的贤明，是国民党区的政府根本无法比拟的。”[44]107-108他还比较了国共两党在推行民主上的不同：“国民党、蒋介石总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必须先实行一个时期的训政。解放区的领导人嘲笑了这种理论。‘在实行民主之前，先训练人民，这是毫无用处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对我说，‘人民要是过上了民主生活，习惯自然会改变。只有体验民主，才能学会民主。’”[44]108

　　总之，中共在抗战时期开展的民主政治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支持。对此，谢觉哉后来曾深刻总结：“我们那时搞三三制，并非我们工作太多作不了，而是争取人心归向我们。这目的是达到了。”[1]742

　　除此之外，延安的民主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这些知识青年跋山涉水、冲破千难万阻，向这里聚集。“到延安去”，成为许多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万里海外，像潮水般涌向延安，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便说：“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都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45]113诗人何其芳在《我歌唱延安》中曾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这种场景：“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46]174

　　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史料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几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其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全年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至1939年底，抗大招收了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青年16144人。在1943年12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任弼时发言说：抗战初期到延安的(包括到抗大学习的)知识分子共4万余人(西北局系统除外)。[47]454面对这种知识分子纷至沓来的热潮，毛泽东曾不无兴奋地说：“你们象朝圣进香一样，一群群地来到延安。你们是来追求真理的，但是，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哪里有那么多房屋给你们住哟!”[48]290

　　延安之所以成为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广大知识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是与其努力倡导和积极践行民主分不开的。何方曾回忆：“大批青年抱着吃苦和牺牲的决心，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当时的延安，第一举的是抗战的旗帜，第二举的是自由的旗帜。”[49]40确实，很多人在到达延安前，对它并没有特别详细深入的了解，但光是“自由”、“民主”、“抗日”这几个抽象的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而他们来到延安后，也的确“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50]。

　　有一位当年奔赴延安的人晚年回忆：“我在刚到延安的短短两个月中，不仅有一些颇为新鲜的感性认识，还有一些相当深刻的理性认识;我不只是从现实中初步体验到民主圣地的音容笑貌，而且从理论上由此瞭望到民主中国的理想境界。”[5]169还有一个叫陆地的年轻人从广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后，发现大街上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到处都见到像我们一样新到的人和已经入学入伍、穿上了铁灰色布料军装的男男女女。熟人相见，都是握手言欢，‘同志，同志’相互招呼，耳目为之一新，真正是投到崭新的世界来了!”[52]261半个多世纪过后，他回忆起这段青春岁月，仍然坚信延安就是“我和伙伴们心中渴望的新社会人间天堂”[53]27。

　　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多年后刘端棻回忆这段生活，还是念念不忘地说：“人不仅需要物质，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在一定的环境里，精神往往比物质显得更重要”[54]7，“最使人感到心情舒畅和愉快的，是延安人与人之间平等、融洽的关系。这是国民党统治区无法比拟和望尘莫及的。大家平等相处，亲如一家。大家都认为，当官和当兵的，上级和下级，仅是革命的分工不同，毫无高低、贵贱之分。所以无论干什么工作，大家都心情愉快地去干”[54]9。

　　由此可见，延安在抗日时期已成为一座民主的灯塔，以其自由平等的气氛吸引了众多知识青年，这就为中共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1942年，何其芳在延安写下了一首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我歌唱早晨，我歌唱希望，我歌唱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我歌唱正在生长的力量。”[46]172毫无疑问，在他的心目中，中共和它的代表延安正是这种正在生长的力量。

　　总之，抗战的胜利，在很大意义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的胜利。民主在抗战期间，是一种凝结全民族抗战的有效口号，也是反映人心向背的一面镜子。中共通过推进民主，不仅把各阶级各阶层的力量动员组织起来，而且也由此赢得了民心。而国民党惧怕民主、阻碍民主，因此每况愈下，很快就丧失了政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民主新路，其推行民主政治的经验在新中国得到继承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焕发出巨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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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03-15 08: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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