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东甫,1927年9月出生,河南宁陵人,小时候加入儿童团打鬼子,1948年12月入伍,1956年8月入党,历任学员、司药、助理员、副处长、副主任等职,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修川藏公路、西藏平叛等,副师级,大校军衔,荣立三等功一次,1988年荣获中央军委颁发的胜利荣誉勋章一枚,1988年6月离休。
加入儿童团打鬼子
小时候,我的家乡被日军占领。我们原本住宁陵县城,县城沦陷后,我们就跟着老乡一起冒死穿越封锁区,逃往乡下求生。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刚逃到乡下不久,鬼子就进村了。他们一边朝天鸣枪,一边挥舞着刺刀,气势汹汹地前来“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抢光”、“杀光”。每当听到鬼子一路叽里呱啦地到达村口,大人们就赶紧叮嘱我们躲紧点,千万莫哭,说鬼子坏得很,只要看到小孩,就要用刺刀戳屁股,一时吓得我们瑟瑟发抖,大气都不敢出。鬼子进村进屯后,就挨家挨户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丧尽天良。最可恨的是日本鬼子的飞机说来就来,有时突然一个俯冲,对着人群就是一阵狂轰乱炸,人们根本来不及躲避。
我们痛恨至极,后来就自发组织起来加入儿童团。在“土八路”带领下,我们自制“地瓜蛋”炸弹,埋地雷,挖地道,变着花样打击日本鬼子。因为那时国民党部队撤退了,我们儿童团、八路军和广大革命群众,就奋起抗争,与日军周旋,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日本鬼子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老革命介绍我参军
1948年10月,河南开封解放后,我就想参加革命的入伍,为国家解放出力。11月下旬,机会终于来了。家乡一个老革命叫我赶快到开封,去找一个叫伍之富的同志。我立即启程前往,说明来意后,领导当即就安排我到二野医科大学去学习。我当时高兴得跳了起来。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当年要找的那位叫伍之富的同志,到底是个什么领导,实际上我也没能找到他本人。
那时二野医科大学分了几个部,相当于现在大学分的某某系或某某专业,其中一部是学医的,四部是学药的,我分到四部学药。我记得最清楚,入伍报到去学校的那天,正好是1948年12月1日。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几位和我差不多大的战友。我们一路有说有笑,连蹦带跳,感觉很快就到了学校。
参加解放战争
我入伍前后,解放战争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中国。我跟随二野刘邓大军,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修川藏公路、西藏平叛等。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的荣耀。那时前方战事紧急,我们二野医科大学的学员就直接开赴前线,以老带新,抢救伤员。仗打到哪里,我们的野战医院就搭建到哪里。
我们紧跟前面的大部队,生怕掉队,一路浩浩荡荡地从河南开封出发,首先抵达江苏徐州。正是在徐州,我们积极策应了正在攻打的淮海战役。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从1948年11月一直打到1949年1月。我们增援时,双方激战正酣。淮海战役也是解放军伤亡最重、歼敌数量最多、政治影响最大、战争样式最复杂的战役,国民党军伤亡及打散、改编55.5万人,我军伤亡13.4万人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战场上的伤员从前线抬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昼夜不停地抢救、包扎、救治及到后方组织药品及医疗器材,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有时也冒死到前线阵地抢救抢运伤员。
淮海战役后,稍作休整补充,1949年4月初,我们接到上级命令,立即跟随大部队向安徽、合肥挺进,迅速集结,准备过江,配合攻打渡江战役。我们二野、三野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加之从前线赶来增援的四野一部12万人,于4月20日至23日,在长江中游、下游地区,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国民党重兵集团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我军伤亡6万余人。渡江战役胜利后,南京解放。我们就跟着大部队进了南京城,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南京原国民党总统府旁边有个很大的药材仓库,我们的任务就是驻守在那里,然后一一清点,登记造册,接管仓库。接管完毕后,我们就集中参加业务学习,其实也没学几天,因前方战事紧急,需大量医护人员。首长一番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后,就宣布我们结束在二野医科大学的学习,暂时先行毕业,跟随大部队充实到前线战地医院,从而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
1949年9月,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政府退守重庆,蒋介石蛊惑盘踞大西南的地方残余势力,侍机反攻。我们二野,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进军大西南的。在人民解放军的大迂回包抄战术下,不到两个月时间,国民党反动派的90万大军烟消云散,川、康、滇、黔四省迎来解放。
我们解放大西南的所有战友,几乎都是靠着一双脚一路走过来的。特别是那些女战友,她们克服生理上带来的不便,很多都是背着背包,跟着大部队一起追赶国民党的部队,可以说是一路小跑到达重庆的。我还算幸运,因为当时和战友一起负责药品和医疗器械押运任务,所以是随船到的重庆,但一路也是提心吊胆,敌机随时在长江沿线抵近侦察。抵达重庆后,我们发现沙坪坝杨公桥那里有很多国民党留下来的仓库,其中还有部分药材仓库。我们就立即赶到那里,清点接管药材仓库,以供给前线部队解决燃眉之急。
为修川藏公路出力
大西南解放后,由于我们在西南军区卫生部工作,所以经常陪同首长检查全区所属部队。记得一次首长视察云南,我们一直到了与缅甸交界的河口边防哨所,主要检查部队物资供给情况。川藏公路修筑期间,当时西南军区政委兼后勤部部长余秋里将军,还亲自带领我们从成都出发,途径雅安、甘孜、昌都,一直到邦达草原筑路沿线,检查后勤物资保障情况,慰问当地筑路军民。那时在川藏线上修路的战友非常辛苦,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吃得也很差,我们作为卫生员,就为他们检查身体,顺便为他们送一些高原必备药品。
参与剿匪和西藏平叛
针对当时大西南土匪猖獗的严峻形势,我们积极响应邓小平号召,“土匪不肃清,大军不收兵。”1950年至1953年,我们西南军区所属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在川、康、黔、滇地区,采取划地区包干办法,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我们当时主要负责进剿川西、川北、西康和西藏地区之匪。
西藏和平解放后,1956年底开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集团内外勾结公开叛乱。我们配合藏区部队迅速投入平叛作战,至1961年底,整个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被彻底平息。当时,我们到川西北若尔盖,进驻一个藏民团半年时间,主要做学校、寺庙的民族团结和“剿匪”工作,事后部队还给了我一个“五好”战士嘉奖。
回忆40年从军生涯,我感慨万千,尤其是我当年加入儿童团打小日本和参与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修川藏公路、西南剿匪和西藏平叛当中的战斗场景,仍像放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久久难以忘怀。因为我快100岁了,脑子也不好使了。至于后来我调到第三军医大学工作,直到离休的这一段经历,因为离开了战场,大脑没留下好多记忆,确实想不起来了。
如今,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国家一天比一天好了,也越来越强大,唯一的就是希望我们年轻一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发图强,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美好更强大。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6-07-08 10: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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