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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薇专访:历史在回顾中前瞻(下)
2017-07-14 17:35:23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孙洪艳  点击:  复制链接

 


    王缵绪:1885年出生。抗战时期,担任陆军第四十四军军长、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六、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省军管区总司令,重庆(陪都)卫戍总司令,重庆市私立巴蜀学校董事长。

  王薇:王缵绪之孙女,用30年的时间整理祖父的档案及资料,从史实中重新认知祖父。

  文明它是动态的,兴起又衰落,也会消失,合并又分裂,掩埋在沙丘之中,也可永久地存在。文明的结构与核心倾向于同种文化,冲突在文化的断层处,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才了解我们是谁,正如王薇的祖父,在反对骈冗的机关,混乱的账目,繁重的税收中励精图治,整饬川政 。也许是文化的冲突让身为书生的他在“去旧布新”的改革中举步维艰。库恩说:“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竞争对手,但他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王薇的祖父也在不解释中被误解着,数量优势下被七师长“倒王”。在穿过所不熟悉领域的道路中,没有地图、没有引路人,甘为先行者。事未竞,身先卒,辞请之后赴疆场,弑倭寇,戎马一生,成史后人评。

王薇专访:历史在回顾中前瞻

  问:巴尔扎克说:一切事物的趋于完善,都是来自适当的改革,您的祖父就任四川省主席时,曾经力图革新,整治川务,改革的内容包括哪些?

  王薇:四川省政府主席是一个承担后防重责的职位,祖父是1938年4月26日行政院任命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第二年10月辞去职务,在任一年半。

  当时省政府的职责为民政、财政、教育、建设 、保安等五个方面,抗战时期主要是向前线提供人力、物力、财力并输送兵员,也要从事地方建设,安置沦陷区大批迁入机构和难民。

  当时四川人口4570万,18个行政督察区、祖父摸清全省行政管理机构及人员也很费周折;想“去旧布新”难上加难。

  推行的新政要点,首先是精简机关,节省公费,第二是整顿财政,查测账目,惩办贪污;第三减征税负,田赋为一年二征;第四地方附加严格规定。民政,重在澄清吏治;财政,统一全省币制,减少苛捐杂税二百余种,改田赋一年两征,公开财政清理债务,保持四川元气; 教育方面整顿学风,改进中等教育与社会教育,力行战时民众教育,于“万方轰炸中而弦歌之声不绝于耳”;建设以发展农业为中心,鼓励开发生产工商矿业;保安安定社会,为组织抗战做准备。

  问:抗战时期四川省的吏治也事关后防巩固,您所查阅的资料里祖父是如何整顿的?

  王薇:四川省内当时派系复杂,公务员生活腐窳,只知把持职位,任意废弛公务。

  社会舆论也多有担心,就惩治贪污一项而言,谁都知道贪污是官吏的通病,也曾三令五申严厉禁止过,但其结果是,禁者自禁,贪者仍贪。

  祖父决定分三个阶段改进吏治整顿政务。设公务员甄选委员会、地方行政与甄选人员非经训练不得任用、学员受训毕业后依据需要分发各行政机关试用实习。重点整顿保甲人员,对现任联保主任进行考核,保甲长人选加以调整。

  问:您所提到的被记载的祖父王缵绪“严肃纲纪的通令”,指的是什么,涵盖哪些内容?

  王薇:为了严肃纲纪,祖父以“国难当中,所有公务员应洁身自好,力除浮华为民表率”为题,通令各专员及各县市长,昭示三点为:

  一:凡膺新职以及因公来省者,对于长官或同僚,概不准应酬馈赠。盖受爵公门,拜恩私室,昔人所讥。矧本府用人惟贤与能,固不取其趋承。至与同僚因公接洽,自应语不及于私,又何需乎应酬,更不应有所馈遗,致失爱人爱己之道。

  二、不准藉婚丧庆寿大张宴席,收受礼物。爰礼奢宁俭,圣训昭垂,况生日之礼,古人所无肇于齐梁,不足为法,今日何日,自应节省物力,勿为习俗所囿。

  三、凡卸任人员,如当地士绅民众发起挽留或送万民伞及立政德碑等类,均应设法劝止,决不可迁就。良以不忝厥职,系吾人应尽之本分。部民虽情殷借寇上峰,则令出惟行,何必徒劳诸墨,果使遗爱在民,讴歌载道,其有当于法定奖励者,中央颁有明文,自可受之无愧,第在人民只可于召伯甘棠,勿剪勿伐而已。

 

  问:您查阅了很多媒体登载您祖父的报道,对于祖父的革新,当时媒体与舆论的态度是怎样的?

  王薇:当时四川省政府会同高等法院起草了《惩治贪官污吏暂行条例》,想以法律形式惩治贪腐。有媒体认为:“王代主席近对川省积弊异常注意,决采大刀阔斧之手段加以铲除。贪官污吏,尤为深恶痛绝,必要时将杀一儆百,现正严密侦查,一经获得证据,即将依法严办。”

  在整饬省政推行吏治期间,曾发生两起群体事件,对于省政府和王主席都是极大考验。

  1938年11月发生“新都事件”,数千乡民围城,与保安队发生冲突,酿成群体事件。王缵绪主席当即决定“原县长陈开泗撤职查办,撤销新都实验县”,印发六万份《告全川人民书》,用飞机散播各地,俾众属知。

  事后有媒体专就此发表社论《新都事件的观感》,认为“四川省政府对于处置此次事变,始终采取理喻式的和平方法,一反我国政界过去‘威信攸关’、‘以力服人’的作风。同时,民众亦能悬崖勒马,共体时艰,于申诉衷肠之后,信赖上级政府,适可而止。这是表示现阶段中国政府与人民,双方均有长足的进步,乃开明政治的象征。我们希望全国人民与各级地方政府,大家本此见解与精神,撇开‘面子’观念,感情作用,则任何事件,都可在规范以内,得到适当的解决。所谓‘民变’的名词,根本即不存在于中国的字典中了!”

  紧接着 12月7日又发生了“中江事件”,民众聚集城郊请愿。17日中江事件平息当日,王缵绪发表谈话,“要杜绝事变,必在政治之修明。政治工作要发展到农村去。今后乡村政治工作,决定不再让保甲担任。必须将都市政治工作人员派至乡间工作”。重庆《新民报》为此发表时评《加强这个“好感想”!》,“试看王治易氏身为主席,系直接负责长官,而能从‘中江事件’中得到这样一个好‘感想’。事件本身虽然是十分的不幸,而就此后全川乃至全国政治而论,‘前车覆,后车鉴’,岂不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而极可欣幸的史实”

  问:对于您祖父改革,清理旧债,维系省政运行档案是如何记录的?

  王薇:记录的内容很多,财政为万事之母,有钱当百废俱举,无钱则一事莫办。1936年下半年,四川沿江各县洪水为灾;1937年春秋两季,复有严重旱灾,被灾区域达一百余县。次年七月,抗战军兴,复以全力准备出兵参战,川省财政,在收不敷支状态中尽力挣扎。省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财政绝对公开,实行会计制度独立;裁减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

  全省过去旧债达一万万余元之多,新债复有四千余万元,为清算过去收支,整饬今后税政,进而财政绝对公开起见,特别组织成立四川省财政整理委员会,聘定邵明叔、尹昌锡等9人为委员,还增聘社会上卓有地位之公正人士多人为委员,并加大其职权。

  当年有媒体撰文说:“王缵绪将军了解川人疾苦,民二十七任省主席,下了最大决心,减轻人民负担,一年四征改为两征,减少1400多万粮款,另外还偿还了一万万多的债款。民二十八交卸时,尚存余了1000余万的现款。这组数字,就是他在四川的政绩。”

 



原载《良友》1938年5月第137期

  问:对于祖父清理旧账这段历史,您认为是七师长倒王”的根源表现在哪方面?

  王薇:清理旧债,实则是祖父引火烧身。直接引发“七师长倒王”事件的,正是清理刘航琛旧债案。省政府清查刘航琛旧债态度坚决,但仍坚持客观历史的看待和处理旧债,祖父特别强调说:“个人认为刘航琛任内支付各款,凡甫公(刘湘)亲笔条令,数目吻合者,全川民众,均应感于甫公为民为国之苦心,将其承认;若既无亲笔条令,又无其他可靠证据,即应彻底清查,究名真相,以便依法追赔。”此案终因军政高层干预和武力威胁,未能彻底清查。一年后,四川省财政整理委员会尹昌龄等七委员联名向蒋委员长提出辞职。

  1938年5月刘航琛辞去四川省政府财政厅长职务,未按规定交代其经管账目。此事引起社会各方人士极大关注。川东民众朱典常、周则询等发起组织“川东民众监算团”,要对刘航琛账务实行彻底清算;重庆媒体刊载陈毅夫文章:“近几年来,四川的财政紊乱到了极点,尤以前财政厅长刘航琛氏任内公债黑暗更多。刘航琛氏任内出公债一项,连本带利共达三万万元之巨,收支账目,始终无一正确报告,一笔糊涂账。表面上是政府负责,实际上要川民出钱,而且本利相裹,若干年后,这笔糊涂账将永远算不清,政府负无穷之责,人民有无穷的负担。”

  四川省政府为此专门成立“财务整理委员会”,指派专人对刘航琛任内账目进行清理。

  11月21日,王缵绪致电行营、政院、监院,“为昭示大公起见,拟恳钧院、行营各派一员,督同清理,庶足以期复实而资折服,一面并恳勒令该员回省清交。职以财政丝毫为重,不敢顾恤情谊,特电揭陈”。12月9日行营回电,决定“将全案移渝办理,对刘前厅长任内账目,亦决改由行政院直接核销,以免因意气用事发生不良影响云”。王缵绪接此令后,于12月20日再次电呈行营及行政、监察两院,坚持对刘航琛交待案予以彻底清查。

  1939年8月6日,川军师长谢德勘、杨晒轩、彭焕章、周成虎、刘树成、刘元塘、刘元琮“联电攻击王缵绪种种措施不当,促其辞职之事发生”。据刘航琛称:“1938年9月,王缵绪的部队开出了四川,在大洪山区作战,他在成都自己的部队只剩下一连人。与琛接近的有五师人,周成虎原是琛财政处军事科科长,刘树成是琛的学生,过去随我当政治指导员。彭焕章也是琛的学生,陈兰亭是朋友,李根固是朋友,这些是我的卫队”。还说:“中央成立‘刘航琛清理委员会’,设在成都,由行政院、监察院、财政部各派一个委员组成。为敷衍王缵绪,到抗战胜利后撤销”。

  问:您为什么认为祖父所经历的“七师长倒王”事件意在反蒋。

  王薇:“七师长倒王事件”发生在1939年8月。据《四川与对日抗战》记载,“此时抗战已入第三年度,川政推行已渐上轨道,忽于八月六日,有川军七师长谢德堪、杨晒轩、彭焕章、周成虎、刘树成、刘元塘、刘元琮联电攻击王缵绪种种措施不当,促其辞职之事发生。”“是时川军留驻后方者计共九个师,除属41军之曾宪栋、吕康两师长拒绝签名反王外,其他七师长,刘元塘、刘元琮系属第24军刘文辉部;谢德堪、杨晒轩系属第45军邓锡侯部;彭焕章、周成虎、刘树成系属潘文华指挥。七师长既各有所属,其所签发之倒王通电,自为其长官所指使。”那么,是啥子事情导致刘、邓、潘要王下台呢?

  一说。“王当了省主席后,渐渐靠拢蒋介石,把刘文辉等抗拒蒋的势力渗入四川的内幕和盘向蒋告密,博得蒋的欢心,俨然成为蒋在四川的代理人。刘文辉哪能容忍,便和邓锡侯、潘文华商议,发动彭光汉、刘树成、周成虎、谢德堪、陈兰亭、扬晒轩、刘元塘七师长联名发电,历数王缵绪十六大罪状,要求撤去王的省政府主席职务,同时集结军队于成都四郊,形成包围之势。”(载《刘文辉史话》(彭迪先、舒国藩主编,1990年5月四川大学出版社P158)

  又一说。“1938年春,蒋介石为安抚川康地方实力派,让川军将领王缵绪执掌省政大权,王上台后,迅即投入蒋的怀抱,处处与川康地方实力派作对。邓锡侯、潘文华、刘文辉遂策动原刘湘系彭焕章、陈兰亭、刘树成、周成虎、,邓锡侯部谢德堪、杨晒轩,刘文辉部刘元塘等共七个师长联电倒王,并从四面调动军队进逼省垣,摆出将以武力驱王的架势。(见《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大事记》华夏出版社1987年)”

  还有一些不同版本,但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此事由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策动;第二,不满王缵绪投靠蒋介石。倒王,意在反蒋。

  全民抗战大背景下,你是姓国,还是姓川,这样尖锐深刻的矛盾面前,需要作出选择。身为抗战初期的四川省政府主席,面对如何处理地方与中央,以及与地方势力派之间的关系,王缵绪将军明确表态:今后一切省政措施,绝对秉承中枢意旨办理,以争取实现川政统一化。

  贺国光曾极力推荐王缵绪担任四川省主席,他认为王祖父是“自持清高,不结党羽,文人带兵,随都可以取而代之。”有记者文章评价说,“王缵绪将军生性耿直,富于正义,因此嫉恶如仇,直陈无隐,规劝无遗,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正是今天中国社会可宝贵的人!”

  “七师长倒王”事件发生后,王缵绪将军决定自请辞去省主席职务。他不顾个人荣辱得失,顾全大局表现出民族大义。王主席牺牲了个人脸面,却赢得了尊重。

  军事委员会决定由蒋委员长亲自兼任四川省主席;全川134名县长联名致电中央及地方当局,愿追随王主席驰赴前线,效命疆场; 11月26日,成都少城公园公共体育场举行“四川省会各界欢送王缵绪将军率部出川抗敌大会”,当时所记载:会场爆竹声喧、万人空巷、掌声雷动,场面悲壮。

 



王薇在整理祖父资料
图:王薇

责任编辑:孙洪艳 最后更新:2017-07-14 19: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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