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竺可桢主持浙大的一个侧面
2018-03-18 15:16:44  来源：浙江大学校史网　作者：陈红民 段智峰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1938年初，浙江省政府停发浙大每月一万元的补助费，竺可桢请求由教育部直接拨发，并致函好友朱家骅，请其出面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斡旋，以促成此事。1939年底，竺可桢为浙大顺利迁移贵州致函朱家骅，请其出面向陈立夫疏通此事，并最终促成教育部六万元拨款。1944年底，竺可桢为浙大自组自卫团所需枪械及划拨应变经费等事，致函已转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请其帮助。通过解读几封竺可桢的往来函件，可以对研究竺可桢、浙江大学校史以至高等教育史提供若干新的思考。

　　关键词：竺可桢;朱家骅;浙江大学

　　八年全面抗战，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创造了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在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浙大作为一所“流亡大学”，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这个奇迹的创造，不能不归功于竺可桢的呕心沥血与超人的办学智慧。以往的学者在探讨竺可桢这一时期办学成功的原因时，大都关注于竺氏如何自力更生，充分利用浙大仅有的资源，去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这的确是其抗战期间主持浙大的重要特点。然而，浙大毕竟是一所国立大学，要维持其最低限度的正常运转，就必须从政府方面获得政策、财力与物力等方面的支持。正所谓既要

　　节流，更要开源。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如何与政府打交道，进而成功获取政府的援助与支持以维持浙大的正常发展，乃是竺可桢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局面。学界对此尚无较为深入的研究成果[①]。笔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阅读“朱家骅档案”时[②]，发现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竺可桢与朱家骅的几封往来函件，其中内容在竺可桢日记中能得到印证，正可弥补以前研究所缺。在此，将此稀缺史料配合竺氏日记相关内容加以解读，以冀对竺氏与抗战时期浙大校史研究有所裨益。疏漏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首迁浙江建德，后又迁往江西泰和。这样大规模的连续迁移，除去需要缜密的组织规划外，也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竺可桢抵达泰和后，在日记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自杭州移建德再移泰和，所费达三万。其中建德之修理与木器三千元，泰和则已近六千元，仪器运输费二万元，大部费于船运及车运中。”[1]但是，浙江省政府却忽然于第九八七次省府委员会议决议，停发浙大每月补助费一万元。此时的浙大“甫抵泰和，布置建设，所需尤众”，而且由于战局不稳，“日后是否尚须他迁，又不可必。”[③]在此情况下，停发每月一万元的补助费，竺可桢与浙大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按照当时的体制，竺可桢要为浙大恢复这份补助费，只能寄望于教育部。1938年1月31日，竺可桢利用与教育部长陈立夫见面的机会，当面表示“浙大浙省协费月一万可否亦由中央直拨”。但陈立夫却态度暧昧，只是“允与财部商之”[1]463。陈立夫所以会有这种态度，主要还是根源于其与竺可桢之间微妙的关系。1936年，浙大校长一职出缺。国民党高层中如陈布雷、翁文灏等皆在

　　蒋介石面前极力推荐竺可桢出任该职，竺可桢本人对此则不无犹豫。造成竺氏犹豫的理由不止一条，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顾虑就是CC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高层中浙籍人士如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等占据主导，所以浙江大学也就受到政府格外的关注，特别是CC系对于浙大影响颇深。竺可桢之前的几任校长如程天放、郭任远等均与CC 系颇具渊源。但竺可桢本人不仅与CC系毫无瓜葛，且连国民党党员也不是。在一个讲究派系政治的氛围中，竺可桢不能不因此而踌躇。就在此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又与竺可桢有连襟关系的邵元冲却劝竺可桢“暂往一试”[2]1368。其理由是：“党部方面现值二陈不甚受蒋信用之际，当不致明与为难，但暗中挑拨等事则在所不免。”[2]30 诸多对CC 系不甚满意的浙籍人士也鼓励竺可桢就任。竺意识到“此时余若不为浙大，谋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又必陷于党部之手”[3]。他是在这种对抗气息颇浓的情况下出任浙大校长一职，其与陈立夫的关系也就变得相当微妙。后来，陈立夫担任了教育部长一职，浙江大学隶属教育部，竺可桢无法避开与其打交道，难免有求于陈。针对请款一事，陈立夫态度不明，竺可桢又急于得到资助，便转而致函朱家骅，请其出面向陈立夫斡旋此事：

　　骝先我兄道鉴：

　　香港一别，倏已旬余。弟于六日晨启程北旋，于七日晚抵达泰和。一路尚称安适，堪以告慰。浙省近于第九八七次省府委员会议议决停发敝校每月补助费一万元。查敝校经费，向较其他国立大学为少。此次一再迁移，所费已巨。目前甫抵泰和，布置建设，所需尤众，日后是否尚须他迁，又不可必。而所有文理、工、农三学院十六学系。除文理学院之外国语文学系属文学，教育学系属社会科学外，其他均为应用科学与自然科学，设备维持，费用特多，且无伸缩余地。若骤减每月万元之数，对于校务进行，实感莫大困难。敝校虽已向浙省府及黄主席力争，但恐难有挽回之望，务希鼎力斡旋，向财、教两部，力为说项，自本年一月份起，所有浙省补助费一万元，直归中央拨发。一俟日内正式呈文到部，予以批准。事关敝校与东南文化前途，故特相烦。春序犹囗，诸维为国珍卫。此颂

　　道安

　　竺可桢谨启廿七年三月廿二日[4]

　　竺可桢在信中详述浙大补助费被停发之经过与缺少经费对维持浙大造成的巨大困难，可谓情理兼具。竺氏深知抗战军兴，各方面均需经费甚急，浙江省政府停发补助实有其不得已之处，虽然他也向省政府与主席黄绍竑申请经费，但知道希望渺茫，故转而走“上层路线”，直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要钱。为保证成功率，在向教育部申请的同时，竺可桢又走“私人路线”，给朱家骅写信。朱此时任职于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竺可桢所以请朱家骅出面斡旋，是基于朱家骅独特的身份。一方面，竺氏与朱家骅私交甚厚。另一方面，朱家骅与陈立夫不仅是浙江吴兴同乡，而且朱在CC 系特务组织建立过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乃CC 系内重要人物，二人关系非同寻常。竺可桢的正当要求，配上合理利用人际关系，深谙当时的办事规则，有理有节。果然，朱家骅在3 月31 日即复信竺可桢，表示愿意从中帮忙，促成此事：

　　藕舫我兄惠鉴：

　　台函敬悉。贵校补助费浙省府决议停发，影响自属非浅。尊拟呈请教部，改由中央直接拨付甚好，弟当就近与立夫兄言之。耑此奉复。顺颂

　　教安

　　弟朱家O 拜启[④]

　　二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浙大也从江西泰和迁移至广西宜山。与抗战初期相比，相持阶段的战场局势相对稳定，中日两国军队在几个主要战场上呈现拉锯态势。然而，战场拉锯态势仍旧给学校的正常运作带来极大的困扰。至1939年底，学校已不堪负荷，如竺可桢所言：“上月北海告警，南宁继陷，武鸣宾阳，据报章腾载，皆曾一度失守，警报之多，尤为历来所未有。往往自晨至暮，镇日不解。全校师生奔窜岩壑，饮食俱废，课业遂无形停顿，夜间补课以师生俱疲，亦不能支。若再留驻宜山，则教育之效用全失矣。”[5]基于此，浙江大学决定再迁往贵州。然而，学校迁移又谈何容易。学校诸多图书仪器，须政府拨发车辆运送，如果雇佣商车运输，则费用不菲。12 月24日，竺可桢致函已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请其在浙大迁黔的问题上给予帮助：

　　骝先我兄道席：

　　抗战以还，敝校自浙迁赣，再徙宜山，两载道途，备承提掖，终将全部图书仪器安全内迁。入桂之初，原奉部令北迁黔省，而桂黔陆运需费浩繁，力有不逮，遂呈准暂驻宜山，再定进止。忽忽一年，草菜渐辟。乃逮上月北海告警，南宁继陷，武鸣宾阳，据报章腾载皆曾一度失守。警报之多，尤为历来所未有，往往自晨至暮，镇日不解。全校师生奔窜岩壑，饮食俱废，课业遂无形停顿，夜间补课以师生俱疲，亦不能支。若再留驻宜山，则教育之效用全失矣。故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校务会议议决，仍遵原令迁黔，即推李熙谋、张其昀两先生入黔勘察校址，筹备各事。大抵一年级将先移黔南都匀或青岩上课，校本部则迁遵义。然自桂入黔，山岭重叠，水道不通，当兹戎马仓皇之际，陆运之艰钜，复十倍于曩昔。汽油之昂贵，车辆之缺乏，均非空言所可支应。总计，敝校图书仪器二百吨，商车运价自宜山之遵义已在二十四万元以上，师生员役千数百人，川旅所需犹未计及。敝校连年困窘为我兄所深知，而情势之急迫又刻不容缓，瞻念前途，忧心如捣，用敢仰恳我兄本历来爱护浙大之忱念，在患难曲加援手，务于中央军政各方鼎力设法协济迁运图书仪器费二十万元或拨发车辆，俾早就道。窃以为敝校之图书仪器自杭州西运已历尽艰辛，而自海道梗塞，欧战继起，凡此区区，实同国宝，诚有非库藏所可备置者。此而陷贼，精华尽失，抢救不速，悔不可追。清华、北大之前车，宛然在目。此弟之所不敢缄默，当亦中央诸公之所昕夕轸念者也。迫切陈词，统候明教。专肃。即颂

　　公祺

　　弟竺可桢十二月廿四日[⑤]

　　此信末日期未署年份，但从其内容与后面朱家骅的回复可知，当写于1939 年底。而1939 年12 月25 日竺可桢日记中，有其寄朱家骅信的记载，亦可印证。1940 年1 月2 日，朱家骅收到来函，他的反应十分迅速，9 日即致函陈立夫，为浙大迁黔所需运输费用一事斡旋。笔者在朱家骅档案中，找到了此信的底稿，抄录如下：

　　立夫吾兄大鉴：顷接浙大竺校长12 月24 日函，云抗战以还，云云照抄至“统候明教”等语(此为底稿，意即将竺可桢来信原文照抄至何处———引者注)，情辞挚至，深感鄙怀。继思浙大图书仪器，有关乡邦文献有非今日所可购备者，所关甚大，理应援手，特函奉达，敬祈鼎力成全，无任公感。专此。敬颂

　　台祺

　　弟朱家O 启(亲签)[6]

　　朱家骅同时复竺可桢一信，说明了向陈立夫求助的情况。1 月16 日，陈立夫自贵阳返回重庆，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及竺可桢等人为其送行。根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陈立夫见到竺可桢后称：“为迁移事部中于救济费项下可拨六万元。”但竺可桢却明白向陈立夫表示：“此数只作救济学生、教员迁移之用，于搬运仪器则毫无补益。”竺可桢的态度使得陈立夫颇为不悦，陈氏语带机锋地说，“北大自北平至昆明只用十一万元。”话已至此，竺可桢二十万元的请款目标已难达成。但竺氏学者性格，对官场规则并不谙熟，仍极力向陈立夫解释“北大无仪器可运，而浙大则有二千箱之设备也”[7]277- 178。陈立夫对此事的基本态度相当强硬，在6 万拨款的基础上并不打算再与让步。陈立夫接朱家骅函后，碍于朱家骅的情面，回信虽表示愿意协助浙大筹措经费，并提出办法，但是拨款6万的底线却并未突破：

　　骝先吾兄大鉴：

　　一月九日惠书敬悉。浙大迁移费已于上年度救济费余款内垫拨六万元。俟该校正式呈文到部后，再行呈院请款。知关廑注，特先布复。弟陈立夫敬复一月二十九日[8]

　　朱家骅得此消息后，立即复函竺可桢：

　　藕舫吾兄台鉴：

　　关于贵校迁黔经费事，前经一再转函陈立夫兄恳托。顷接复云：“浙大迁移费已于上年度救济费余款内垫拨六万元，俟该校正式呈文到部后，再行呈院请款，知关廑注，特先布复”等语。用特转达，即希察洽。

　　敬颂

　　公祺

　　弟朱家O 拜启 卅一[⑥]

　　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中，民穷财困，国民政府教育当局能够从“救济余款”中专拨6 万元资助浙大搬迁，亦属难能可贵。但学校仪器运输问题仍未解决，竺可桢无奈之下转走“地方路线”，向贵州省主席吴鼎昌求援，希望其能在学校仪器运输问题上给予浙大帮助。最终，吴鼎昌派出车辆将浙大二千箱仪器安全运抵目的地。

　　三

　　抗战临近结束的1944 年底，朱家骅接替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这对于竺可桢来讲是个好消息，他可以摆脱“曲线请款”的窘境，直接与中央政府的教育当局打交道，终结“竺可桢———朱家骅———陈立夫”模式。竺可桢闻讯即致函朱家骅：

　　骝先院长先生道席：

　　报载中央已任钧长兼摄教育部长，闻讯之余，无任雀跃，不识何日莅部接事?高教司人选有定向否?对于办理大学之方针有否更张之处?尚希于便中示知，藉作南针。黔省宜山、河池沦陷以后，顿形紧张。平越交大业已停课，学生分头经遵义赴渝，贵阳各校亦纷纷派人来遵义接洽为谋迁地之计。浙大虽尚能镇静，照常上课。但因难民来自前方者日多，传播前方士兵溃退，秩序混乱消息。故难明知大兵已源源南下，黔省地势崎岖，寇无实力亦无需要深入黔中，但人心惶惶，谣诼纷兴，浙大亦不能不为万一之计。校车已破旧不堪应用，故倭如抵独山、都匀，则拟装箱(图书、仪器)陆续向仁怀、正安二县运送，贮藏于僻静地区，员生可徒步退避。仁怀、正安均有水路入川。同时，拟组织自卫团，已向军政部请械枪五百支，弹药称是由四十一兵工厂就近拨给。深恐时局紧张，少数奸伪便衣队及土匪地痞扰乱治安，可以对付。惟恐临时经费拮据，汇兑不通。故深望能于相当时间汇寄一千万元作为应变费。已有正式呈文到部。闻部拨中山大学应变费迄未能汇到。以上处置是否有当，务乞将尊见示知为感。专此。顺颂

　　道安

　　弟竺可桢启[⑦]

　　在这封信中，竺可桢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朱家骅初掌教育部，其有着怎样的施政理念，特别是对于浙大将有重大影响的高教司人选及高教政策，又有怎样的擘画。其二，为保护学校师生在战乱的环境中免受不必要的危险，浙大决定组织自卫团，并请求军政部划拨枪支。但此事非小，竺可桢需要向教育部请示与报备。其三，由于1944 年底国民党军在豫湘

　　桂战役中的溃败，浙大在贵州的处境也日益危急，为以防万一，竺可桢向教育部请求划拨应变费。但是，划拨枪械一事牵涉部门众多，非教育部能够独立掌控。而此次所请应变费数额庞大，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教育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给予回应亦是未知之数。且朱家骅虽已被委任为教育部长，但与陈立夫交接与否，竺氏此时亦并不能确定。为保证成功率，竺氏于12月5日打电话至蒋介石的侍从室，希望请陈布雷施以援手。结果“布雷方睡，与叔谅(陈训慈，陈布雷之弟———引者注)接话”，竺可桢“嘱其催部速发三千五百万元之应变费，并接洽要枪械”[9]237。次日，他得到更不利的消息：教育部“只预备给五百万与浙大，先汇三分之一，而贵大(贵州大学———引者注)得六百万元”。在枪械问题上，则“谓新步枪兵士需用，不能有余给浙大”[9]238。但就在此时，竺可桢走“私人路线”的效果开始陆续显现。6日晚间，陈训慈打电话给竺可桢转达朱家骅的意思，“应变经费，自明日到部接事后再定。”[9]238 同日，朱家骅在复函中对竺氏来信中所提的三个问题均给予积极的回应：

　　藕舫吾兄大鉴：

　　顷获手书，深荷藻贺，感惭交集。值此时会，何敢辞劳，惟有尽心力而为之。立夫兄约于七日交代，弟准于是日到部。一切以安定为第一，至如何改进，当首从了解现状入手，详加研究后，当再邀请主要各大学校长来渝商讨办理。关于贵校必要时之处置问题，时在念中。前日已与胡刚复先生商谈，想渠于日内返遵时，可为转达一切也。承嘱拨汇应变费一节，日前已与立夫兄谈过，昨闻业已汇出一部分矣。知注特复，并申谢忱。

　　敬颂

　　教祺

　　弟朱家O启(亲签)[⑧]

　　12月11日，竺可桢得到消息，“委座(蒋介石———引者注)已准拨浙大一千万元，待教部命令处置，已有电发出。”[9]241 教育部方面，在朱家骅的努力下，教育部拨款亦由五百万增加至八百万。这一千八百年万的应变费，虽未能达到竺可桢三千万的预期，但已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

　　四

　　抗战八年，艰苦卓绝。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浙江大学辗转数省，在广西、贵州的边缘山区里坚持办学，而且不断取得发展的跃升。纵向来看，抗战前的浙大只是一所知名度不高的地方性高校，至抗战胜利后则跻身于国内顶尖高校之列。横向对比来看，北大、清华与南开在抗战爆发前均是当时国内的顶尖高校，在抗战期间艰难环境的压迫下，亦不得不联合起来组成“西南联大”，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而浙大在抗战的困苦环境中却独立地支撑下来，完成了“文军西征”的佳话。毫无疑问，竺可桢是这一高等教育奇迹的缔造者。以上几封竺可桢的往来函件，虽只是不相连的片断，如果联系当时的背景，也能对研究竺可桢、浙江大学校史以至高等教育史提供若干新的思考：

　　一、浙大在抗战时期之艰难办学历程。竺可桢的信显示，抗战时期浙大办学环境可谓艰难。既有日军来犯警报，又有土匪袭击之虞，学校要组织武装自卫团。师生教学、生活皆不安定，学校不是搬迁，就是在准备搬迁的过程中。而最重要的，是经费短缺匮乏。竺可桢的三封信分别写于1938初、1939年底、1944年底，基本贯穿了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每封信不变的主题就是要钱，要学校搬迁与维持所欠缺的经费。从竺可桢写信用的“国立浙江大学信笺”的质量，亦可看出学校经费的困绌：1938年前用的信笺显然战前所印制，上好的毛边纸，而1944年的则相形见绌，较为粗糙。

　　二、竺可桢为浙大发展所展现的苦心孤诣与智慧。浙大是“国立”大学，争取政府支持，从政府争得经费与资源属天经地义，是学校发展的关键。竺可桢与教育部保持着密切联系，遇有困难直接报告，提出要求。但他深知在政府经财困难、僧多粥少之际，只凭行政上下属关系很难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他又利用与在中央党、政部门工作的浙江籍高官的私人情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竺可桢双管其下的策略非常成功，效率甚高，效果良好。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竺可桢在出掌浙大校务前后的巨大变化，也值得注意。在出掌浙大前，他曾以自己不会伺候部长来拒绝与当局合作，表现出学者的风范。但担任校长后，他为学校的发展对当局的态度有较大的转变，甚至会主动向当局“示好”。竺可桢的巨大牺牲，换来了

　　学校发展的资源与环境。

　　三、浙大发展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以朱家骅为例，他对竺可桢代表浙大提出的要求几乎有求必应，即使不是他“份内之责”，也能积极设法，迅速回复。这里面有他与竺的私人情谊的成分，但也包含着他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他在向陈立夫转达浙大要求时，特意加了“继思浙大图书仪器，有关乡邦文献有非今日所可购备者，所关甚大，理应援手”一段，以打动陈立夫。本文所涉及对浙大经费提供帮助的人中，包括蒋介石、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等，均为浙江籍。似乎也提示出浙大的快速发展与政府中浙籍人士的援手有些关连。竺可桢的这几封信，为了解他如何在抗战的艰苦环境下与政府当局打交道，进而获取政府的援助与支持以维持浙大的正常发展等方面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也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参考文献：

　　[1]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6 卷[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邵元冲.邵元冲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 990.

　　[3]张哓唯.竺可桢日记里的大学秘史[J].读书2009(1 1).

　　[4]竺可桢致朱家骅函[Z].1 938- 3- 22.

　　[5]竺可桢致朱家骅函[Z].1 939- 1 2- 24.

　　[6]朱家骅致陈立夫函底稿[Z].原件无日期。

　　[7]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 卷[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陈立夫复朱家骅函[Z].1 940- 1 - 29.

　　[9]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9 卷[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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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张淑锵、金灿灿在《竺可桢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近年来随着大学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竺可桢逐渐成为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注意。”该文对竺可桢研究的状况归纳为：“竺可桢研究的焦点：教育思想研究”、“竺可桢研究的重点：科学思想研究”、“竺可桢研究的亮点：人格情操研究”(见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浙江大学“竺可桢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选集》，2010 年3 月)，可见现有成果对竺可桢如何处理与政府当局的关系缺乏研究。

　　[②] 朱家骅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组织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其档案内容十分丰富，为史学界所重视。

　　[③]见《竺可桢致朱家骅函》，1938 年3 月22 日，原件收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之“朱家骅档案”。下同。只注函件与日期。

　　[④] 《朱家骅复竺可桢函》，1938- 3- 31。根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竺可桢于4 月5 日接到朱家骅的复信，详见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499 页。

　　[⑤] 《竺可桢致朱家骅函》，1939- 12- 24.竺可桢日记中记12 月25 日寄出此函，详见竺可桢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27 页。

　　[⑥] 《朱家骅复竺可桢函底稿》，原件无年月。根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竺可桢收到朱家骅的回信时间为2 月5 日，详见竺可桢全集，第7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91 页。

　　[⑦] 《竺可桢致朱家骅函》，原件未署日期，但朱家骅处有一摘要，写收于1944 年12 月4 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到，他于11 月30 日完成此函并寄出，详见竺可桢全集，第9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33 页。

　　[⑧] 《朱家骅复竺可桢函底稿》，1944- 12- 6。竺可桢于12 月10 日接到此复信，详见竺可桢全集第9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241 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3-18 15: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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